寄生虫

最近，韩国电影《寄生虫》是各大媒体自媒体平台上口碑撕裂最严重的电影。

喜欢的奉为圭臬与神作，批判的指责电影符号化、奇观化。

社交平台上的种种撕裂，如今已是常事。

我们似乎也习惯了在同温层的狂欢。

但《寄生虫》的话语纠纷背后，与它所设定的阶层批判视角有紧密联系——这是当下舆论最大的痛点与引爆点 。

从阶层批判出发，《寄生虫》将某些特质推向极致：隐秘的视角，游戏化的情境，对“他者”的恐惧，而这些特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韩国电影的共性。

如何看待《寄生虫》的话语纠纷？

这是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

如果说，它的最大受众是中间阶层的观众，那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观众的解读重构了这部电影？

《寄生虫》的“豆瓣电影”页面，观影人数迅速上升，整体评分很高，但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话语纠纷。

撰文 | 余雅琴《寄生虫》的话语纠纷：真伪现实主义的斗争韩国电影《寄生虫》自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以来就备受期待，在韩国本土上映以来，连续十六日夺得单日票房冠军，观影人次更是达到千万以上，在中国香港地区上映后，不少影迷选择跨海观影，西宁FIRST青年影展传来在中国首映的消息后（后因技术问题取消放映），该片的预约更是瞬间订满。

前几日，《寄生虫》的资源终于通过网络面向大众，围绕这部作品的类型化和所展现的阶级问题，网络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和去年大热的《小偷家族》都属于“有失水准”的金棕榈电影（毕竟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一般被认为是最具权威的艺术电影评价标准），甚至有人将《寄生虫》称为“史上最差金棕榈”；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该片让人“惊叹到发抖”。

一些人认为该片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展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而另外的观点则认为这部电影的细节经不起推敲，更像是一部表现主义电影，这部电影的成功代表着现实主义的衰落。

围绕该片主题的讨论则更让人感到吊诡，这部电影对阶级差异和矛盾的展现固然可以说是简单粗暴的直白，但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寄托了对底层的无限同情，对阶级固化的批判；而有的人则认为这部电影表达了作者对底层的反思，贫穷并不滋生善良，金家的遭遇在于他们的“失德”……如此这般，可谓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感。

总之，作为年度电影热议榜的翘楚，这些讨论让如何看待《寄生虫》成为检验一个影评人的指标，一场“品位的较量”在各种媒体平台展开。

《寄生虫》成为检验影评人的指标，一场“品位的较量”在各媒体平台展开。

为何大家对这部电影有如此大的热情，这或许与导演奉俊昊一贯的高人气有关。

奉俊昊是韩国电影类型片大师，他的犯罪片《杀人回忆》《母亲》，科幻片《汉江怪物》《雪国列车》《玉子》等作品几乎部部都成为该类型的代表作，并一定程度上具有开拓性。

奉俊昊的片子向来艺术性与商业性并重，重视电影的可看性和娱乐性，这些元素都让他拥有一般艺术片导演不具有的更广大的受众。

《寄生虫》的故事并不复杂，比起同样探讨阶级的韩国电影《燃烧》显得更加简单直接。

故事讲述了身处底层社会的金家因为破产不得不寄居在半地下室生活，勉强度日。

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家的儿子获得了给有钱人家女儿做英文家教的机会，继而把自己的妹妹介绍进来做美术家教，赚取不菲的工资。

由于有钱人的“天真单纯”，这对兄妹又通过不道德的手段将原有的司机和女管家替换成自己的父母亲，一家人成功“寄生”在上流家庭。

危机也在此时发生，一场大雨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前任女管家突然回来，揭示出豪宅之下藏着一个地下室的秘密，而她的丈夫为了躲债已经在其中居住多年。

由此，两个底层家庭的命运被联系在一起，他们互相理解的同时也互相倾轧，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不得不以命相搏。

而主人的到来，则让这部电影的后半段充满了紧张感。

高潮在电影的最后，两个底层的家庭的斗争从地下发展到地上：前任女管家死去，她的丈夫冲出地下室杀死了金家女儿，金家父亲却因为有钱的“主人”流露出对自己气味的厌恶，意识到两个底层家庭的关联（拥有同样长期身处地下室的气味），突然若有所悟，将男主人杀死……中产阶级的窥视，与游戏化的电影情境《寄生虫》的故事颇有些动员“阶级斗争”的意味，电影直白的意象更是让这部作品的隐喻毫无“隐藏”的成分。

《寄生虫》所反映的故事背景，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据新闻报道，今年韩国经济依然呈现环比下降，达到2008年底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

与此同时，韩国失业率创19年来新高，失业人口达到有记录以来的高峰。

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寄生虫》在韩国如此受欢迎也就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但是，奉俊昊真的是一位关注社会议题的导演吗？

他的作品一方面植入这些元素，一方面将这些现实元素变为电影符号，使之失去原有的现实意义，而成为类型电影的工具。

不得不说，这说明了奉俊昊的确是一位优秀的类型片导演，但也说明他的电影未必真正关注的是现实问题。

本质上，《寄生虫》其实是一部拍给中产阶级的展现上流社会和底层“奇观”的电影。

寄生虫对阶级问题的展示是极具夸张效果的，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真实的对应，他们更像是游走的符号，代表着各自所必须代表的一类人和一类事。

我们看不到电影人物的真实性格，就很难对人物产生真正意义的共情。

而在这样一部电影之中，共情似乎是没有必要的。

电影所要展示的正是一种高度概念化的社会模型，让我们在对奇观的观看中，释放掉自己对真实世界的不满。

《寄生虫》的“窥视”视角所以，这部电影不必也不能被当成一部现实主义电影来看待，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部“高概念”电影：一个社会结构模型，就如电影里的豪宅一样，光鲜亮丽的是上流生活，而看不见的地下室则隐藏着罪恶。

电影借助女管家的口吻说出上一代屋主认为地下室本来的作用是躲避战争时期的轰炸，是可耻的记忆，因此选择隐藏；与其说是对日治（上一代屋主是日本人）时代的反思不如看成上流社会对底层的选择性无视。

底层尽管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但地下室作为上流社会的支撑，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一旦平衡被打破，庞大的社会建筑也会摇摇欲坠。

《寄生虫》的结局是令人失望的，电影的最后，金家儿子通过豪宅内的电灯传递出的摩斯密码得知父亲藏身于地下室，而他试图营救父亲的方式只能通过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挣钱将房子买下。

这其实消解了此前电影对社会结构的批判，似乎暗示，底层依然只有通过上流社会的法则才能改变自身命运，而这一套机制的上升渠道显然已经堵死。

就像电影里那个始终堵在豪宅地下室出口处的酒柜或者是金家那个只能看见别人撒尿和呕吐的半扇窗户，留给人微弱的希望，更多的则是走得出去却不得的绝望。

毫无疑问，掏钱走进电影院观看和在网络上热议《寄生虫》的主要群体是社会中产和知识阶层，一定意义上，这部电影缓解了中产阶级的焦虑，在一个高压社会中，用这样一部类型电影纾解了人们对外部社会的恐惧。

是谁在恐惧底层的逆袭呢？

如果社会真的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显然中产阶段是阶层洗牌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寄生虫》为我们描绘上流社会不合常理的“天真”及底层的道德失序。

不论是上流社会的优渥生活还是底层的幽暗无边，电影都进行了细致到不加节制的展示。

电影无意于对阶级问题的深刻揭露，它所做的只是进行戏剧化的对比和营造更激烈的冲突而已。

在这样的戏剧结构中，调动起来的只能是中产阶级对底层的恐惧和对上流社会的鄙夷的情绪。

本质上这部电影做的只是展示某种中产精英话语营造出的“富人傻，穷人坏”的刻板印象罢了。

电影的最后，儿子试图营救父亲的方式，是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挣钱将房子买下。

尖刻地说，《寄生虫》谈不上对阶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它只是迎合了中产对社会结构的想象，或者这根本就是一部拍给中产精英用来“意淫”的作品。

电影的逻辑似乎是说，只要这座社会的大厦不倾倒，中产所处的位置始终是最安全的。

他们既没有能力购买拥有隐秘地下室的豪宅，也不会“堕落”到住地下室的地步。

他们往往置身于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中，脚步悬在半空，不用接触土地，在网络和影像的世界里想象真实世界。

《寄生虫》像是给中产阶级敲响的警钟，让他们在社会矛盾颇有些被激发的当下保持一种对社会现实适当的敬畏。

但是，奉俊昊显然不想吓着观众，《寄生虫》在小小的警示之后给予观众的是一支恰到好处的安慰剂。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影始终使用窥视的视角在拍摄：不论是被剪断的监控镜头连接线还是豪宅地下室的入口处，抑或金家躲藏的茶几……观众都比电影中人更先知道悬念所在和剧情即将引爆的地方。

这当然体现了奉俊昊的导演能力，他早早就将观众放在了电影之中，而不是电影之外。

因此，这部电影几乎可以说就是为了观众的快感而服务的，并非揭示现实和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

我们因此跟随着电影主人公的命运，害怕他们的身份被识破，跟随他们进入到那个令人紧张的情境之中，随着故事发生，我们的视角从地下室转移到豪宅，时刻关注主人公的命运，却不能与之产生共情。

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寄生虫》的快感机制和参与感很强的情景游戏没有区别。

“游戏化”在《雪国列车》中也有体现。

游戏化的电影拍摄在奉俊昊此前的电影《雪国列车》中也有所体现，电影将社会结构放置在一辆飞速驶向前方的列车之上，主人公所做的就是“升级打怪”。

电影所谓对社会结构的隐喻不过是一种漫画般的夸张与想象，所有的目的都是激发观众对现实的联系，从而更好地享受“游戏”的过程。

《寄生虫》设定的“窥视视角”让我们像是进入了一个大型体验游戏，跟随着摄影机探寻豪宅的每个秘密角落，一边寻宝，一边注意自己不要被对方发现……现实的元素在奉俊昊这里不过是这个大型游戏的材料，真实的社会背景则提高了观众玩游戏的体验快感。

我的一位朋友甚至说，在这部电影面前，甚至不知道该不该使用批判性的方法论，毕竟这是一部极具娱乐性质的类型片而已，一部非常解压的商业片。

但是，我们对《寄生虫》的批判和各种解读一定程度上是和国际电影节评价体系的共谋。

如果不是戛纳将这部电影带进所谓艺术电影的系统之中，我们便不会期待这部电影的现实主义价值。

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奉俊昊发明了一种新的电影类型——“激素”电影。

《寄生虫》的确是一部让人看后血脉偾张的作品，观影快感极佳，电影调动各种元素始终吸引着观众的目光，用合适的节奏，一张一弛地引领观众进入电影的逻辑，当最终暴力发生，观众紧张的神经得到了放松，快感的机制因此得以实现。

韩国电影的现实关怀，以及对“他者”的恐惧《寄生虫》的“寄生”概念还有外人进入家中作恶的故事模式，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家庭中的“他者”的恐惧。

而这个“他者”的存在，提醒着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鸿沟和潜藏在人们内心的未知的想象和恐惧。

韩国电影有表现真实事件的传统，也有比较明显的现实感。

一般来说，韩国电影被认为是在1990年代崛起，到了新千年后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的。

这与韩国的政治解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许多韩国艺术电影也在着重发掘民族历史的伤痕，反思和质问历史。

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韩国电影情感的浓烈和表达上的夸张，不论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更喜欢使用强烈的意象。

韩国艺术电影颇有悲情的气质，其中两大政治事件是很多电影都有所表现的，一个是朝韩问题的民族伤痕，一个是以“光州事件“为代表的长达几十年的军政府带来的对人的戕害。

这些题材像是朴赞郁的《共同警备区》、金基德的《海岸线》《网》等作品都试图揭开朝韩分裂给人带来的悲剧；而李沧东的《薄荷糖》则揭示了“光州事件”是如何让一代人的青春被践踏；奉俊昊的《杀人回忆》则通过一则破不了的连环杀人案隐隐批判了独裁时代的政治环境……（可以说，这些导演中几乎只有洪尚秀成了一个韩国艺术片导演的异数，他几十年如一日关注男女情事，揭露和自我剖析般地挖掘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是这一阶层的自我修正。

）

《薄荷糖》电影剧照。

在这批韩国电影中，“他者”始终是一个强烈的意象。

或者作为韩国历史的对象，比如朝鲜或日本；或者作为男性主体的对象，以女性符号出现；或者就是作为中产阶级的对象出现，那就是以上流社会的浮华和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出现。

而这些“他者”的形象则成为观众欲望和想象的投射，也成为我们恐惧的象征。

以李沧东的《燃烧》为例，这部电影因为在去年戛纳电影节的媒体场刊获得高分而成为一部热议作品，这部电影的结构看似复杂，本质上在探讨阶级问题，在这个故事里面，有钱人为富不仁，贫穷的底层如同蝼蚁，消失了也没有人在意。

在这部电影里，主人公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都是以个人为单位在世上独孤地生存。

男女主人公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这里面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爱情，而是一种需要。

这种关系同样是很容易瓦解的，当第三个人，有钱阶级的男二号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后，男女主人公之间临时的关系瞬时瓦解。

《燃烧》尽管没有直接指向政治，但是却把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地设置在朝韩边境，用时不时从朝鲜传来的政治宣传广播提醒观众不要忘记历史，这是韩国艺术电影在表现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摆脱不掉的历史包袱。

《燃烧》剧照。

《寄生虫》作为一部“高概念”的寓言故事，一样没能摆脱这种包袱。

在这部对空间艺术玩弄到极致的电影中，几乎只出现过两大空间，一个是富人的地上豪宅，一个是穷人的地下住所。

事实上，电影在极少的几个场景中展现了很强的戏剧张力。

即使这样，导演依然没有忘记植入韩国历史的悲剧感，电影里当主人公得意忘形地在富人雇主不在的一家人欢聚的时候，所做的娱乐项目是戏仿朝鲜播音员的声音，而这座鬼魅一般的豪宅也被赋予了日据时代遗留的背景。

两部都是韩国重量级的导演拍摄，并且都被戛纳系统选中的电影自然会被放在一起比较。

同样是底层对上层社会的不满引发出的暴力事件，两部电影却有着不同的指向：《燃烧》显然具有一种知识分子对底层深切的同情，电影的主人公热爱文学，积极向上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唯一心爱的女孩被有钱公子玩弄致失踪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寄生虫》显然模糊了底层暴力的合法性，不再书写一个“底层抗暴”的故事，甚至，这部电影对社会问题保持着一种暧昧的态度，对社会问题只是展现，没有真正的反思。

在这个层面上，奉俊昊的社会关怀显然不如他的前辈李沧东。

《下女》电影剧照。

说到对底层人民的表现，韩国电影侧重于将人放在极端环境中去考察，也不得不提及一部险些被影史忽略的作品——1960年拍摄的金绮泳的《下女》，该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一个女佣如何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破裂的故事。

这部电影一边揭示了资产阶级道德观和生活方式的虚伪，一边塑造了一个颇为强大但是令人生畏的底层女性形象，女主角几乎是肉欲和邪恶的化身，她和男主人发生关系后搅得一家人不得安宁，甚至谋害了主人家的孩子，即使是这样，她最终还是被男主人公无情背叛。

这部片子在当时的韩国其实备受争议，现在看来，这部电影将男主人的家营造成一种密闭的效果，增强了电影的戏剧张力，女主人公的行动虽然失败，并且有些令人不齿，但是毕竟是一种对权力的反抗。

只是这种反抗和《燃烧》类似，多少有一种“杀敌一千，自损五百“的意思，因为反抗方式的某些不合法性 ，让人感到过于激烈和暴力，反而让底层丧失了一些话语空间。

《幸福的拉扎罗》剧照。

《小偷家族》剧照。

连续两年韩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赢得关注，一方面说明国际电影节正在向多元文化倾斜，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正在成为评判艺术的重要标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东亚的电影所展现的社会问题具有一种普世性。

事实上，阶级问题成为了当代艺术电影一个重要的母题，不论是《方形》《小偷家族》还是《罗马》《幸福的拉扎罗》，这类探讨跨越了地域和肤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如何用电影回应现实，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倾向。

有的将社会现实转变为影像的快感机制，有的则用影像介入社会问题。

当然，电影毕竟只能做到对现实的高度模仿，不能完全展现人在时代中的处境和遭遇，在大多数情况下，电影的力量始终是微弱的，一部优秀的电影能做的就是尽力打开一个尽可能丰富的话语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寄生虫》显然是一个闭合的解读文本，电影的意象明确而清晰，故事的走向也没有超出我们的期待。

但是何以在中国的网络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讨论，拥有如此多不同维度的解读呢？

或许，我们的现实本身就参与到了电影的解读空间中，让原本简单的意象和现实变得丰富而复杂。

当这部韩国电影在中国获得了如此多的讨论时，它因此具有了新的维度，这或许是奉俊昊始料不及的，《寄生虫》因此获得了重构的可能性，意义远远超过了电影本身。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作者：余雅琴；编辑：张婷。

校对：薛京宁。

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早上随便写写，你们随便看看——完全没有打磨文字，就是大白话吹吹水】想想还是要参加一下影评大赛...否则怎么蹭热度、骗粉呢？

【以下含剧透】奉《母亲》之后一直有点让人失望，开始觉得是好莱坞、Netflix限制了他，现在看看或许是迷影型导演太过执着了技巧与机巧，但放弃了社会批判的复杂性。

阶级明喻和批判并不值得大唱赞歌，因为这是某一类电影的固定目标。

这类电影是否好看，主要取决于1）批判是否到位，以及2）如何呈现这种批判？

那么，1）《寄》是否批判的到位呢？

真没有。

并不是展现阶级差距，影片就完成了任务——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寄生关系，并不具有更深层的“社会含义”，而简简单单，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寄生”罢了：拿点吃的，拿点喝的——但这种寄生太像“生理需要”了（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底层人民的“寄生”就是满足生理需要啊？

），但“生理需要”并不能反向说明“阶级”这种社会性产物。

如果奉将这种“阶级差异”设计成递进式的——比如底层人民寄生上流，上流则寄生于腐朽的国家官僚体系、补贴和环境，或是设计成循环式的——底层人民寄生上流，但上流同时也寄生于对底层人民抽丝剥茧般地反向吸血，或是设计成glocal式的——底层寄生上流，上流寄生美国人的“霸权式仁慈”......所有这种复式的社会经济式寄生，都会丰富“寄生”本身的含义。

而现在的“寄生”，太literally的“寄生”了；对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固化性根本不进行处理，只是单纯展现贫困本身——哪怕表现一下“聪慧的穷人家儿子拼尽全力取得的好成绩，也会被资质平庸的富家女的家世所轻松抹平”这种最初级的阶级困境呢？

某种意义上，还不如《雪国列车》，《雪国》的阶层隐喻当然更露骨和直给，但至少还给了一个灭霸同款版的生态金字塔系统的解说，《寄生虫》连这个都懒得去丰富了。

那么2）如何呈现这种批判？

批判有很多种，比较粗笨的比如肯·洛奇式的“《渴望》式”批判：将所有的不幸，以极端的情况，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用8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编法就是，让主人公极度不好过，以期让观众产生共情和眼泪，然后延伸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批判：这个手法跟2009年前后的微博公知几乎没啥差异。

具体就不多说了。

相对聪明点的，就比如泰国的《天才枪手》吧，谍战包装下的考试作弊片，最后其实落点是个阶级问题，你不能说她有多精致吧，但至少商业和社会批判结合得不生硬，直给也是直给的，但是故事讲到最后，也算文从字顺。

《寄》在“如何批判”问题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整个故事太奇情了，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你说它荒诞讽刺吧，又没有那么荒诞讽刺，以至于无法用归谬的逻辑来看待整个批判；你说它入木三分吧，其实最后宋康昊的寄生又丝毫没能升华主题；你说它是社会缩影吧，这么离奇的故事根本无法“缩影”社会啊。

片中的两组寄生，更像是平行关系——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只是A组替代了B组，宋家的“寄生”一不是女佣家“寄生”的递进、升级关系（更高级层面的“寄生”），二不是互补关系（互惠互利的“寄生”），到最后，宋康昊本人的寄生甚至更加的低级化了——就是大半夜去冰箱里找吃的，连女佣家的“帮工-寄生”都不如。

就本质而言，《寄》到后半段就是以诡谲、离奇的情节勾引观众继续往下看的情节剧——故事的内核已经不再是批判、反思、讽刺乃至嬉笑怒骂了，影片所有的内核完全被一个离奇到近乎不可能的、字面意义上的“地下寄生”所驱动。

那就要问第三个问题了，3）为什么《寄》还是好看？

为什么戛纳选择了《寄》？

先回答后面那个：戛纳脑子坏掉不是一天两天了——九苍举例了《流浪的迪潘》，前年选了《方形》，大前年选了《我是布莱克》......这些都是小团体、明星制选片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当然《我是布莱克》或许没那么差（至少比今年的肯·洛奇的《对不起，错过你》要好），但戛纳在走眼方面，确实仅比威尼斯节稍胜一筹。

朋友有一个看法，戛纳每年金棕榈虽然经常走眼，但很少出现极端地失误，主要就是选片人团队太强，选进提名的影片佳片率高，最后七人组选出啥来，都能有点说头——《寄》完全符合这种特性，它在导演技法上如此纯熟，外加又没有在评委认为的“艺术性”上远超《寄》的竞争对手，加上小团体“选举”的不确定性，最后......那么再回答前一个问题，为什么《寄》很好看？

这个就很明白了。

奉《杀人回忆》《母亲》的底子是文艺片化的类型片，到《汉江怪物》转变为纯类型片（但没有放弃对国家体制的不信任），到《雪国》《玉子》中则是与好莱坞媾和的畸变体的类型片。

而《寄》在某种程度上，将《雪国》和《玉子》的好莱坞工业的技术纯熟，与他自己的电影技法纯熟，以及在类型片上的游刃有余结合得最好——以至于影片非常“好看”，但在《杀人》和《母亲》中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悲悯感、无力感和直击现实、但却丝毫不生硬、不口号式的批判却不见了。

这就是《寄生虫》好看、却不耐看的症结。

今天，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用正确姿势的解读这部电影。

什么叫正确的姿势？

其实是说，电影内外，很多信息大部分观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就会产生误读和误解。

仅在视听技巧和电影质量上，给《寄生虫》打9.5分以上，应该没人会反对吧。

不管对这部电影观感如何，此片技术成熟可以说是公认的。

问题，出在信息解读，那么下面开始解读其内核。

（5000字，和谐掉一些）零.房子才是主体，三家人都是这个房子的寄生虫。

三家人的流动，都没有影响到房子。

一.这部电影最初不叫《寄生虫》，而叫《誊印》。

为什么叫誊印？

誊是抄写的意思，誊印是指一种复制的图印。

理解了为什么导演的想叫誊印，就理解了导演的创作思路和角度。

导演说，这部电影并没有好人坏人，都是象征性人物。

那么，讨论类型片里的符号化，高概念化的象征性人物，有没有多义性，有没有现实逻辑，当然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

在这部电影里，是指穷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为镜像。

同样是夫妻，一子一女。

却一个上流，一个下流。

下流人做上流梦，上流人做下流事。

一样的人因为位置不一样所以表现不一样。

誊印是一种象征与暗示，是符号。

因此，看这部电影时，人物都不是人物，而是符号。

是寓言。

所以，要解读这部电影，一定要反复告诉自己，这不是人物，而是象征。

把那些人物立体合理的东西，拿掉。

用寓言体，去解读。

比如很多观众说，哇这个电影好归好，但是人物好像很扁平？

富人那么傻？

是导演不会拍？

错，是导演故意要这么拍。

导演故意要把富人拍的层次少一些，才可以符号化，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折射出更多的人。

电影时间有限，所以不写实，才更能写实。

富人都是电影里那样吗？

当然不是了。

导演不会把人物设置的更立体、合理，更贴近现实一点吗？

导演当然会了，这可是奉俊昊，经验丰富老道。

但为什么电影里，富人要表现的貌似很单纯？

因为这样，才可以更加凸显矛盾。

要刻画矛盾，阿凡提智斗巴依老爷，斗智斗勇，那是小时候的动画片。

但是更高级更复杂的方法，就是富人们不仅没错，反而还很天真。

比如，国产电影《爆裂无声》，老板出场的时候是在给学校捐款，而且很亲民。

比如，《毒枭》里，巴勃罗贩毒，杀人，罪大恶极，却假模假样的热衷慈善，被当地人奉为神明。

比如，何不食肉糜。

国家闹饥荒，问皇帝怎么办？

皇帝如何回答，才最大可能性的显出差距？

是回答说，随便捐点杂粮给人民吃吗？

是恶狠狠的说，饿死这些贱民吗？

这些都不够。

皇帝回答一句，既然没有米吃，为什么不吃肉呢？

单纯吗？

善良吗？

蠢吗？

像那家人一样吗？

讽刺吗？

就是这样真的很夸张的一句话，才最大的凸显了阶级。

晋惠帝如此单纯，如此愚蠢，如此不接地气的一句何不食肉糜，反而成为了千古名句，讽刺至极。

因此，《寄生虫》把富人一家——作为代表符号——设置的如此单纯，才更大的凸显了矛盾，凸显了差距，凸显了讽刺。

（所以，如果你把他们当“电影人物”去解读，就会觉得，好扁平。

但是你把他们当符号去理解，就会觉得，我操好讽刺好黑暗）二.仔细解读一下电影里的符号1.gc主义的幽灵底层人生活在黑暗里，上层人根本看不见，也不想看见。

可尽管如此，富人家的小儿子还是看见了，地下室的恶鬼。

他受到了惊吓，开始画这个鬼。

那其实是一个幽灵，是一个gc主义的幽灵在地下室里游荡着。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

gc主义者要推翻现存制度，当权者自然又怕又恨；而gc主义者同盟作为gc党人的秘密地下组织，对于反动派来说，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

最终，在草地上，小儿子再次看见这个幽灵，拿着刀。

他直接吓瘫了。

小儿子象征的资本主义，害怕社会主义的铁拳。

1.5 摩斯密码底层只能通过暗号互相联系。

没有言论自由。

爸爸杀完人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也是只有进入地下。

2.不像警察的警察，不像医生的医生，停不住的笑。

儿子从医院醒来，面前是不像警察的警察，不像医生的医生。

暗示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韩国或者印度这样病入膏肓的，法律，执法者，医疗保障，都是给富人，上流阶级服务的。

f腐朽的资本主义，都是假医生，假警察。

而这样的假警察，还要儿子选律师。

儿子只能笑，不停的笑。

儿子幻想买房子释放父亲，象征阶层的拥抱，象征希望和答案。

其实，只是幻想，没有答案。

因此，最后一个半地下室往下延伸的镜头，与开头对照呼应。

3.美国制造的帐篷，250万韩元不会发出声音的垃圾桶偏爱儿子，被忽视的女儿早恋，等等，暗示美国和韩国的关系，以及裙带，社会结构社会问题。

4.廉价脏内裤和调情时喊着毒品划破了富人的伪善。

其实不过是上流人做着下流事，表面体面而已。

5.暴徒一直喊着，尊敬朴社长。

最后爸爸住进地下室，也说了一句，朴社长对不起。

这便是无组织的象征性反抗，是无法动摇社会阶层的表现。

6.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电影里，富人区是上坡路，贫民窟是下坡的楼梯。

豪宅里，二楼，一楼，地下室，也是三个阶层。

暴雨的水往下流，淹没了贫民窟，却不影响豪宅的风景。

像楼梯，房间结构，一个桌子下可以藏三个人，逃跑时像蟑螂，马桶污水，三只狗吃不同的狗粮，等等很多细节，这些都太明显没必要单独一个个列出来，不赘。

7.母亲是运动员，拿过奖牌，父亲创业，开车技能满点。

儿子只考名牌大学，考了4次，加上当兵两年，成绩出众但是普通大学不上，只有上名牌大学（清华北大）才能改编阶级。

女儿聪明过人，记忆力阅读力艺术细胞都丰富。

一家人能力出众，却找不到工作，只能造假，通过裙带，才可以找到工作。

不合理？

社会固化，便是如此不合理。

8.底层互害中下层互害，乃是统治者几千年的手段。

不要觉得这是假的，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提出的思想，就是国强民弱，民弱兵强，压迫人民，让人民互害，互相举报，商鞅变法等等，都是存在过的。

电影里还有一句，社长说住鬼屋会赚大钱。

也是如此。

多读历史，可怕的东西早有记载。

9.甩不开的石头石头一直都是象征。

但是直到甩不开的石头粘着我这句，就象征着社会结构问题永远不会变。

但人不是生来就有阶级的，是社会赋予的。

最后石头放回水里只是普通石头而已。

誊印时，两家人也是如此，只是一样的人，却分为上流，下流。

10.非理性哲学无计划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非理性哲学。

最近一次，是那篇《乔碧萝奶奶让我学会了什么》爸爸在体育馆所说，没有计划的人不会输，其实就是非理性哲学。

就是这个社会，以及人类的行为模式的无序的真相。

三.富人真的单纯吗？

富人只是表面上单纯，带着一点黑色讽刺罢了。

实际上一点也不单纯。

很多影评人所谓的鸠占鹊巢，根本就是没看懂，瞎用成语。

鸠占鹊巢是把富人指做，没能力，又傻傻的鹊。

但电影真的是这样吗？

穷人费尽心机入住他们一家，真的就棋高一着吗？

并不是。

拼尽全力只不过是给人家当佣人而已。

绞尽脑汁，做尽坏事，蝇营狗苟，坑蒙拐骗，才换来一个工作。

主人一回来，就要像蟑螂一样躲起来，这算哪门子的鸠占鹊巢？

就好比，拼尽全力，才可以给京东当快递，拿到马云的福报。

才换来给地主补裤裆的机会。

就好比996，穷人一家也是符号，没有什么立体合理之说。

穷人一家，象征的就是那种走投无路的阶层，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剥削。

也就是被剥削阶级。

仔细观察，穷人一家个个都是履历造假，但是能力出众的。

尤其爸爸，开车稳的一批，还专门去考察了豪车。

然而这样的人，却拿不到属于自己的，公平分配的资源。

因为大部分资源都在富人手里。

反观富人，人家只是觉得，哦，这个衣服脏了，哦，你（骗）我说那个衣服时尚，那行啊，那我换一个吧。

根本无所谓的。

富人相信的是裙带关系，是上流社会之间的熟人介绍，和能力。

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信任链条。

女主人的信任链条是熟人介绍，男主人是会员制的公司。

在《起跑线》这篇影评里，我讨论过这种信任链条，包括美国的介绍信习俗。

它其实就是上流社会互相保护，防止穷人越界，抢夺利益的保护机制。

他们很在乎信任链条。

但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被骗，或者是谁来给自己服务，因为不管是谁，都不过是给自己打工罢了。

如果你觉得富人单纯，只不过是被假象给骗了。

富人给家教费，还抽走两张。

半夜突然煮了牛肉面，还要问是几成熟。

那个男主人，在车里拿到名片的时候说，你为了给我开车而拒绝了大公司面试，这份恩情我会牢记在心的。

他真的牢记在心了吗？

一转脸还不是说讨厌司机越界。

只是表面单纯，表面善良，表面礼貌而已。

就好像我之前写的叔本华那句，礼貌是不要钱的假币，傻子才会吝啬礼貌。

富人不无辜，体现在越界的态度。

电影里，富人爸爸屡次提到越界。

开除年轻司机时，最恨的不是司机乱搞，而是没有在自己的座位搞，偏偏要把精液喷到我的座位上。

对自己的老婆说，如果你穿着那条廉价脏内裤，我肯定很兴奋。

而老婆马上说，那你要给我买毒品。

就意味着，这家人根本不单纯，不排斥下流事。

他们排斥的，是越界而已。

你不能越界，就意味着，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气，礼貌，讲讲你给我工作的恩情。

但是，你不能问我爱不爱我老婆，我不想和你闲话家常，更不想告诉你我有没有情妇。

我们不是朋友，你是被剥削阶级。

电影里，这样的关于越界，气味的剧情很多，最后也是因为气味越界，所以才高潮爆发。

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社会结构性暴力:即使富人们善良、温情，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底层人的暴力，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的体现。

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日夜不停的剥削。

（最后在草地上生日聚会，还说你就当节假日加班，我给你加班费）

宋康昊一家的懒惰、贪婪、狡黠是恶，但界定这种恶的是社会权力结构，是走投无路，是为了生活。

就好比“小偷家族”，是偷生。

社长一家代表着的，是另一种恶，看不见的恶，不寒而栗的恶。

这种阶级剥削的矛盾，才是电影主体矛盾。

所以，再一次，解读时要以阶级符号解读，而不是以人物解读。

很多人总觉得人物不够现实，那是因为这部电影就不是现实题材。

而是超现实的混类型片。

记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这部电影也一样，它是故意刻画了虚假的，扁平的人物。

简略掉其他深层次的讨论，不关心真实性，放弃掉多义性。

朦胧感。

直接用画面呈现阶级反差，非常生猛直接。

就是阶级对立的矛盾。

四.阶级对立的生猛表达。

在这部电影里，穷人抢披萨店的工作，披萨店缺人但是还要考虑一下。

一个警卫职缺，都有500个大学毕业生争抢。

但是，富人家的垃圾桶都值250万韩元，踩下去没有声音的。

原来，垃圾桶踩下去是可以没有声音的。

原来，我还没垃圾桶值钱。

这，才是阶级。

不喜欢寄生虫的朋友，一部分是看不懂的的观众，还在单纯的分析电影里人物漏洞，没有用符号象征思考。

另一部分是那些喜欢文艺的人，觉得这部电影太猛太直不含蓄，没有多义性。

电影确实很直白，但这种生猛的直白，才是电影的优点。

我无意贬低文艺，也不讨论直白和朦胧哪个更好，但寄生虫是一部社会电影，它拍的高级又精准，它注定属于广大群众，属于中下层人民。

所以，这种时候去讨论够不够文艺朦胧，是不合时宜的。

再说一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当你看到知乎上养尊处优的答主带入了富人的角色，然后说哇富人好惨，我家就是富人，看来我要多防着穷人的时候——我不是开玩笑，真有这个答案——你再想想，这时候跟大众讨论多义性是不是很不合时宜。

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悲喜剧摆在你面前。

当然，你可以不喜欢这个生猛直白的方式，但是前提是你看懂了。

很多人真的没看懂，包括一些导演朋友，这就很误解。

五.电影没有答案，也没有方法论。

没有人能改正上帝和人类的不公：任何行动都只是原初混沌的一种特例，看似有序而已。

非理性的，无序的社会，永远有不公平，有误解，有错误的解读。

当然，还有暴力。

我看到一个朋友怪罪导演没有答案，甚至追溯到导演的爷爷投靠了北朝鲜，而导演一直在南韩，所以立场不坚定。

我真的笑死了。

阶级可以说是永恒的，社会的虚假也是永恒的。

被奴役和不公平，虚假和误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会一直存在。

所以房子才是主体，三家人都是这个房子的寄生虫。

三家人代表的阶级流动，洗牌，都没有影响到房子。

反而，永远会有新来的“外国人”参与游戏。

这个矛盾无解。

而所谓的文明人，是指人不以自己的烂疮示人，是指人知道怎么尊敬那个千万个世纪铸造出来的高雅虚假，因为谁也无权让人屈服于他自己的时刻。

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可能，但所有人都逼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渊。

胜利于失败赓续不断，遵循着一条不为人知的法则，名为命运，而只有当毫无道理、极不公平的诅咒落到头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命运。

电影，只是把命运，把社会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现给观众而已。

它展示的太好了，甚至我今天就在微博看到这样的荒诞喜剧上演，讽刺至极，所以连喷了好几条。

看奉俊昊的导演采访，他说，我觉得导演的工作就是尽力去反映他/她所处的时代。

他精准的以大众角度切入故事，一层一层揭发潜藏在喜剧包装下的残酷现实。

但你千万别觉得这只是寓言，因为我相信同样的故事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以上便是我的解读电影其实不难懂，但这篇可能是比较详细的分析。

我是王俊俊，这是我经历的，思考的结果，分享给你，希望有用。

我是一个硬核影评的博主，已经连续1600天分享优质书记，电影，资源。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1000部优质电影美剧观看地址和推荐。

回复电影，获取1000部电影观看地址回复书单，获取独家好书推荐回复电子书，获取最全书籍资源回复心理、成长，获取我在知乎高赞优质回答也许你经常可以在知乎或者豆瓣看到我的高赞影评，深入解读

在知乎也是经常万赞解读，只解读干货，不整乱七八糟的事。

如果你也喜欢读书看电影，可以扫码和我交个朋友。

现实有其运作逻辑，电影并非一切皆可。

虚构与想象的差别，在于是否遵循现实的逻辑。

《寄生虫》企图构建可信的虚构，如此它才选择贴近生活，一种现实主义。

但它不断走向想象，逾越过现实的运作逻辑。

会有这么蠢的富人吗？

还是说因为穷人过于聪明？

一个人可以在地下四五天不吃喝，依然精神炯炯吗？

知道老公在地下室捱命，难道还会选择合适时机再回去吗？

而且这一家人全体“登堂入室”，获取主人好感，显然不可能只用了四五天的时间。

这就违背了常理，让人难以信服。

当然，可以不这样的，把《寄生虫》当一部纯粹的类型片来打造。

这时候决定影像逻辑的就不再是虚构，可以是想象。

只为观看的快感，或加一点寓教于乐。

而不是将阶级批判的靶子藏在故事背后，等待观众来射。

一开始就错了，要么前半部分能再写实些，对生活的刻画应该真实可信，而不是虚假的布景和人物。

要么后半部分能再荒诞些，两者之间产生剧烈的碰撞。

就像日本电影总能在平淡的生活缝隙中发现诡异和神秘（河濑直美、黑泽清……）但我知道，韩国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虚假的国度。

我们从未见过哪一部韩国电影是真正写实的，或爆发过真实的能量。

于是，他们只能拍摄类型片，而类型片是逃避真实的最佳手段。

不是因为韩国人爱拍类型片，从而拍不出真实；而是他们拍不出真实，从而选择了类型片。

但类型片的问题在于无法满足批判现实的需求，我们已经说过，类型片与现实是脱节的。

于是，一种新颖的怪诞东西诞生了：那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类型片，独具特色。

获得世界的声誉，它的邻国人民为有了一部《我不是药神》而沾沾自喜，并奉为佳作。

这是伪装，一种明显背离现实但又强行拉回现实的举动。

它也不是在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影像世界，它在假扮、涂抹、改造现实世界，就像化妆和整容那样。

就像《🚕》所反映的：现实被利用了，真实被践踏了，观众获得是一种被编造、被安排的假性真实。

这也是奉俊昊的电影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它更像一种小说的真实，而不该是电影的真实。

如果《寄生虫》被改成一部小说，我们会毫不意外地发现它比电影更好。

因为小说与电影遵循的虚构逻辑有别，后者必须在物质要素中得到还原，而前者重在叙述的真实。

富人的蠢，如果没有影像前后的铺垫（他们的出生和经历），直接告诉观众他们蠢，那是不可信的。

而小说中要让一个富人变得蠢，只需叙述他蠢就行了，看你“叙述”功底如何了。

影像时刻作用于我们的眼睛，视觉感知的真实性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很难欺骗。

相反，在李沧东的《燃烧》中，真正创造了一种影像的真实。

让人惊讶的是，《燃烧》的真实是从小说的真实转换过来。

因为李沧东描摹的是人的内心，创造一种体验和超出感知的感应。

《寄生虫》没有涉及到人内心的部分，都是外在动作和物质环境的描绘。

但可惜，人与环境（空间）只有象征关系，没有情感联结。

人变成了动物，靠意志活动，牵引他们的是导演，不可见的大他者。

我们如何能信其为真？

既然是娱乐大众的高手，何必又苦大仇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既然要拍成一部类型片，何必又把自己跟现实捆绑的那么紧密？

既然想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回归现实，为何一开始就走写实这条路线？

不可化解的矛盾，令人困惑的怪物。

在视听语言和文本符号的构建上，我可以给《寄生虫》打满分，但是在剧作编排上，又有许多让我颇有微词的地方。

整体而言，奉俊昊的新作给人一种割裂的印象，但又不是完全的一刀两半，而是相互牵扯。

比如剧作上虽然毛病颇多，不少情节点要么仓促带过，要么流于俗套，缺乏戏剧逻辑的铺陈，但是反过来看，剧作结构和节奏却又那么地无懈可击。

影片的镜头运动和剪辑都是顶级的，但却不存在任何暗示意象，所有的内涵基本都是大敞遥开地直白表现。

本片再次证明奉俊昊是毋庸置疑的当代类型片大师。

但同时，我们又能通过《寄生虫》这个例子，全面地体察到类型电影所面临的世界性困境。

当娱乐的经验被搜刮殆尽，当文本的范式被不断仿效，固有创作方针已不能满足类型表达之后，耕耘此领域的导演作者们要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形式与内容？

现如今，类型片的娱乐诉求基本被“高概念”垄断，超级英雄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这让中等成本的电影市场灰飞烟灭，当下的普遍现象，是影院里除了独立、低成本类型片和数亿的超级制作以外，很难见到中等规模的合格类型片。

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要么一步登天，直接参与到迪士尼和华纳的超级巨制中，要么继续在底层等待机会，拍一些讨巧而廉价的低成本，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娱乐帝国的青睐。

这也间接导致了流行文化愈演愈烈的马太效应。

说来有趣，这些现象倒也符合《寄生虫》揭示的问题。

不可否认，《寄生虫》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它的观赏性应该是今年所有类型片里最强的，但它是否是一部好电影？

我无法立刻做出结论。

阻碍我判断的，不是因为影片的寓言体叙事与现实性逻辑相悖，而是因为其多义性的缺失。

《寄生虫》是一部指向明确的电影，就像大多数类型电影一样。

但是奉俊昊之前的《杀人回忆》、《母亲》、《汉江怪物》甚至《绑架门口狗》，都有鲜明而多义的表意特征。

多义性的缺失，一定会导致作品没有足够的余韵。

自省与警示已全部借电影大声呼出，那么留待观众解读讨论的，就全都是影片之外的事情了。

于是，作品本身成为了题目，观众在审题（观影）后，热烈地开始进行命题作文。

我倒不是把小津的“电影以余味定输赢”奉为圭臬，小津这句话只是一个比喻，就像好多人把对艺术的主观感受比作美食一样，表达某种众口难调的意思。

尤其将电影比作食物，已经是烂大街的修辞，无论从语言美感还是新颖度而言都令人生厌，但也确实比较精准贴切。

无论如何，电影的余绪终究是存在的。

如小津那样的艺术电影，赋予观众的是情感上的回味，如奉俊昊这样的类型作品，则用戏剧性与观众产生共振。

但是后者更难达到隽永，即便是开放式结局，也只是一种悬念的快感，无法通过观众脑海使表意体系进一步完善。

同样的，我也并非对这种“抛砖引玉”式的电影有多反感，只是这种完全透彻的电影，有时会好到让我无话可说。

若只进行形式上的剖析，不免会破坏它流畅紧密的结构主旨，显得苍白并顾此失彼。

若对主题抒发见解，那么明确的指向性和直白比喻，所有人也只是在说同样的话语。

对于《寄生虫》来说，我对它的微词还不足以让我否定它的优秀，从而站到多数人的对立面，批判它为何不配金棕榈的殊荣。

但是，即便站在肯定的立场上，它的杰出之处也几乎被人说尽了。

因为片中的符号和喻体，在奉俊昊不断的强调中已显得非常明白，不需要更多的中介性解读。

诸多象征性的视听技巧，就像影片所贯彻的主题一样明了无误。

例如开头与结尾的下移镜头，就是为了用动作凸显底层的压抑。

基泽和忠淑的名字，双关了“寄生”一词。

道具好运石，从敏赫送来时、到雨夜浮在水面时、到用作凶器时、到结尾沉没水底时，其所指虽在不断转变，但符号性一直相当清晰。

暴雨夜是影片前后两部分的分水岭，是叙事节奏的顶峰。

整部电影的曲线就是一座高耸的山峰，最大的高潮就在中段，前后坡度时而陡峭时而平缓。

雨夜，朴社长一家归来，那一段的场面、动作、光线与镜头的调度和剪辑，是全片最精彩的地方，也确实把人拍出了蟑螂的效果。

影片后半段只是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而已，悲剧性一直是贯穿始终的，所以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反转。

混乱血腥的生日派对，是底层对上流长期寄生后的必然结果。

影片两处猛烈敲击观众心脏的情节点，一个地下密室的揭晓，一个派对上的仇杀，只是加速叙事的工具，不承担任何反转剧情的功能。

结尾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开放结局，顶多算半开放式，因为剧作所关注的人物，其个体命运均得到暂时性的尘埃落定，不存在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

（宋康昊的地下生活会如何，儿子能否赚到钱救出老爸，朴社长的遗孀和儿女如何了，这些不构成电影本身要表达的部分）影片的叙事结构是完整封闭的。

针对许多人诟病的现实逻辑问题，我的看法是，影像从诞生伊始到现在，一个最本质的核心功能，就是通过谎言抵达更大的真理。

影像从来无法如实反映现实，也不能以反映现实为己任。

现实主义只是一种风格，与现实无法划等号。

但是，影像不间断地在复现真实，创造真实，真实性与现实性有着本质的差异。

二者时而有所关联，时而完全无关。

《寄生虫》中，从基泽一家全面进入朴社长的家庭之后，电影的寓言体得以彰显。

寓言更不会关注所谓的现实逻辑，寓言一旦形成，格局便被固定，内容与情境被架空，角色，情节全部化作喻体，以便探究某些深刻的现象和哲理。

悲剧性、讽刺性、警示性，借此呼之欲出。

这也是为何，影片后半段几乎围绕豪宅构建叙事空间。

朴社长的家在雨夜之后，彻底成为阶级社会具象的微缩模型。

防空洞与地下室的铁门，成为上下层的壁垒。

楼梯的意象也在此被完善，成为影像中推动叙事的实在体，而不仅仅是掠过的象征物。

于是，印第安人、摩斯密码、水、巨大的落地窗等喻体，经寓言性的空间而统一。

然而，这些也无需进行再挖掘，影片已经把全部信息都明示出来了。

包括文本的主题，全程围绕的就是阶级对立，由此散发出一些弱者之恶、上流伪善以及怨恨文化，也无法分散立意的紧密性。

在所有喻体中，气味是这部电影最具独创性的设置。

本片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味，成为底层人口对上流社会本质上的“原罪”。

朴社长在雨夜的一番畅言，道出了气味作为身份、财富、地位的实质。

起初，小儿子多松闻到了他们身上相同的气味，朴社长也嫌弃基泽那股类似煮抹布的味道，就像坐地铁的人有地铁人群的气味，住地下室的人有地下室的气味。

虽然下层人与上层人接触时，可以通过克制自己的言行和表情不越界，但是气味终归会轻易越界。

某种程度上，上流的气味成了《寄生虫》的麦格芬，它不存在于影像中，却是基泽一家努力追求的目标。

因此，基婷的那句“地下室的穷酸味，不搬出去就永远摆脱不掉。

”乃是全片点睛之笔。

楼梯是除了气味以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几个广角镜头表现人物上下楼的过程，就是在视觉化揭示阶级固化造成的社会困境。

影片的高潮处，基泽和儿女在防空洞偷听对话，却脚一滑暴露了一切。

联系到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从他们趁社长一家外出，在客厅大吃大喝，到突然雷雨交加，再到前任管家的突然拜访，地下室秘密的揭晓，主客对抗的反转，直到社长家突然归来。

戏剧冲突不仅是一连串意外导致的，似乎更是在表明，底层阶级通过不正当渠道冲破阶级后，所必然造成的不稳定性与危险性。

奉俊昊的高明之处，在于将阶级展示成一种客观形态，进而探讨阶级对人的异化，对群体的分裂，对人类社会的吞噬。

因此，社长一家人是无棱角的，没有刻画任何弧光。

如果拿到其他电影里，写出这样的人物无疑是非常失败的。

但是在《寄生虫》中，那位头脑单纯到令人咋舌的社长太太，那位不由分说就爱上英语老师的社长千金，那位有心理问题的小儿子，以及社长本人，便成为了上流阶层的倒影。

这是类型片鲜有的手法，甘愿抛弃情感动机，消解人物的个体差异性，凸显其群体代表性。

此外，奉俊昊并未给“阶级”留有任何余地，朴社长一家并不是脸谱化的地主/资本家形象。

他们没有做过任何恶，虽然鄙视下人，内心伪善，但并没有任何显见的理由，迫使基泽一家对其展开攻击。

这是奉俊昊有意为之的设计，不给观众任何情感、道德观和价值观上的借口，反将上流阶层平面化，处理成没什么污点的普通人，而下级阶层则诡计多端，本能地觊觎对方的生活空间。

奉俊昊没有设置鲜明的善恶对立，即使有，也是错位而模糊的。

如此一来，“阶级”作为客观存在的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本身便是罪愆。

即使“上等人”并非面目凶恶，并未显著打压迫害谁，即使“下等人”也不是老实本分、吃苦耐劳的劳动人民。

但只要有阶级的存在，就必然伴随着压迫、剥削、歧视与暴力。

奉俊昊要表达的，是阶级社会的全景式矛盾。

因此，忠淑的“他们是因为有钱才善良。

我要是有这么多钱，我也能很善良。

”听起来就很振聋发聩。

今年还有一部讨论阶级对立的电影，是乔丹·皮尔的惊悚新作《我们》。

与《寄生虫》放到一起审视，高下立判。

《我们》的出发点也非常尖锐，掺杂了身份政治的议题，格局也比奉俊昊要大得多。

但是《我们》在结尾，通过反转制造了个体的情绪化动机，瞬间将影片主题消解于无形，同时令表意体系迅速崩溃。

这部影片是画蛇添足的典范，否则要没有那个自作聪明的结局，完全可以与《寄生虫》掰掰手腕。

《我们》同样有着寓言性质，同样不遵循现实逻辑，所以这不是它遭到批评的根本原因。

然而，影像为了创造一种虚假的真实（目的是达到更大的真理），无须屈服于现实逻辑，但必须要遵循剧作逻辑或艺术逻辑。

我曾经提到过类型电影中“连贯性事实”的必要性。

故事不一定非要在现实中成立——毕竟电影不是一场社会实验——但故事一定要符合“连贯性事实”，即剔除任何让观众产生混淆感的可能，从而制造完整的因果链、动作链条的流畅、以及戏剧冲突在情境中的合理性。

《我们》的糟糕，在于它的叙事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连贯性事实”的重要性。

若通过结尾的表现来看，影片三分之二的篇幅完全是靠直觉来叙事的，能做到没提早崩溃，算是一个奇迹。

《寄生虫》也有违背“连贯性事实”的地方，从表面观感而言，更像是奉俊昊注意到了这点，却对此漠不关心，不愿花精力额外展现事件背后的动作。

但是，从成品效果来看，这确实也伤害了“连贯性事实”。

因果链和动作链的断裂，集中体现在前一个小时，也就是基泽一家寄生到社长家的过程。

开除司机和前任管家的一整套流程，都以蒙太奇手法呈现，快刀乱麻，异常顺利，在节奏上显得有些操之过急。

剧作逻辑的完整，只能通过情节的绵延去完善。

然而，奉俊昊显然知道观众会意识到接下来发生什么，选择“快进”了这个过程，但势必也产生了文本上的歧义。

朴社长和夫人本可以直接询问当事人关于内裤和肺结核的问题，哪怕态度很恶劣，哪怕社长一家终究没有相信司机和管家的辩白，至少也构成了逻辑建构的一环。

也许奉俊昊想暗示的，是社长一家从未正视过这些服务者（可能大女儿除外），从未对仆人有过真正的考察与关心，才显得如此单纯而愚蠢，轻易掉入基泽家的骗局。

但我们不能仅凭脑补去完善电影本该交代的过渡情节。

对基泽家寄生过程的仓促展现，是《寄生虫》在剧本上几乎唯一的缺陷。

由于影片的戏剧冲突和主题相当精巧尖刻，才让观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瑕疵。

颇为有趣的是，基泽一家人，曾经在奉俊昊的影片中出现过，那就是《汉江怪物》。

与那部影片一样，《寄生虫》里的底层家庭，其成员同样多是曾经成功过，或者身怀技能，本可能成功的一群失意者或过气者。

忠淑是曾经的田径好手，基婷有着出色的平面设计和美术天赋。

基宇是深谙应试技巧的“职业考生”，脑子反应快，还有着不错的外表。

只有父亲基泽稍显平庸，但一上来就能胜任朴社长的司机职位，至少车技是非常过硬的。

奉俊昊乐于聚焦小人物，又总是赋予小人物一些超于常人的地方，要么是意志力，要么是隐忍性，要么是掌握着某项令人眼前一亮的技能。

在对抗自身命运或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这些超常的地方或多或少会发挥一些效果，但又不一定能起到关键作用。

奉俊昊在基泽一家“鸠占鹊巢”的过程中，为了一笔带过这千篇一律的段落，牺牲了驱动剧情的动机与因果链的完整，但没有忘记在影片开头，铺垫这些角色布置高超骗局的自身条件，只不过这些在铺垫上单薄了些。

《寄生虫》的灵感脱胎自《雪国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因此，窝藏着秘密的避难室，色调和光线的阴暗，与豪宅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这完全是两个质感的影像，仿佛是两个不相连的世界被强行并在了一起。

就像《雪国列车》中不同车厢所形成的强烈对比那样，从视觉上给人显著的撕裂感。

这是奉俊昊的擅长之处。

《寄生虫》营造了一种阶级寓言的奇观，通过导演一步步的诱导，让两个群体最终以窒息的暴力收场。

类型片均是通过不断的设定逐渐逼近主题，若用自然主义的眼光对待，必定难以接受。

我不排斥精心编排的叙事影像，自洽而流畅即可。

而本片则是近几年少见的，在视听上无任何瑕疵的类型作品，只不过对文本的雕琢仍略显慵懒。

作为社会学导演的奉俊昊，再次通过《寄生虫》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本身。

布迪厄对阶级习性、阶级品味与阶级支配的研究，充斥在影片的每个细节中。

生日派对的来宾，即使并未给他们足够的镜头去展示，但是在一瞥之间，也能看出与社长一家在行为状态上的高度相似性。

“集体或阶级习性的客观一致源于生存条件的一致性。

”奉俊昊的多数作品，形象化再现了布迪厄对阶级的外在直观性论述。

回过头来讲，朴社长家，或者说所有的上流社会，又必然会给底层阶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寄生机会，因为他们需要底层劳动力来服务。

即使上层群体真的善良、无私、克制了自己的优越感，也无法阻止生产力/经济剥削与符号暴力的产生，这是阶级的客观属性使然。

而底层人口普遍的主体独立意识的缺失，也如实反映在基泽一家身上。

他们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导致了一种新信仰的产生，诸如朴社长这种财富与权力的人格化神祇，既是他们仰慕的对象，也是他们希望取代的目标。

《寄生虫》的结尾颇为魔幻，基泽代替了前管家老公的位置，匿居于地下避难室中，做着与前一位住户相同的工作：用摩斯密码发讯号。

无论豪宅的主人是谁，只要是出身上流社会，便会对客厅异样的感应灯就像对家里的蟑螂一样，流露出毫不关心的冷漠姿态。

《寄生虫》中的半地下房1“我位于合井站7号出口步行4分钟左右地下房，对角线方向是Mecenatpolis，住在那边的你们是怎样的心情呢？

”去年韩国某电视台Rapper选秀节目中，00年生李炳宰带着冷漠的表情向世界发问。

所谓“半地下”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像北京的月租地下室那样极度边缘化的存在。

半地下住房为首尔几十万居民提供了体面又略显尴尬的生存空间。

和去年戛纳李沧东的《燃烧》相似，《寄生虫》一样重视空间的刻画。

不过，海美的oneroom看起来要比基泰家的半地下更体面些。

半地下这种特有的住宅形态直指韩国的贫困，准确来说是首都圈（首尔、仁川、京畿道）的贫困。

有数据表明，98%的半地下住宅都位于首都圈内（注1）。

60年代起随着韩国工业化发展，大批人口移居至首都圈，住房供不应求，于是半地下住房应运而生。

因此，半地下这一概念和首都圈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寄生虫》里呈现出的三个家庭的空间，半地下名副其实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

它虽然不够理想，但又和普通房产一样在不动产业界正常流通，租客也需要缴纳高额保证金才能入住。

以麻浦区弘大附近为例，半地下单独Oneroom的保证金从300-2000万韩币不等（合1.7万～11万人民币），而租金则在35-55万（2000-2900人民币）左右，这大约是地上oneroom月租费用的70%。

因此，半地下只能说是“某种程度”的贫困、而非极端贫困。

如果交不起几百万保证金，有更廉价的空间可供选择，比如考试院。

首尔大附近考试院众多，甚至还有考试生密集居住的“考试村”。

此处条件普通的考试院，每月租金约为18-37万（1000-2100人民币）。

考试院房间一般极度狭小，好处是无需保证金，不少考试院都会提供免费的水、拉面甚至泡菜和米饭。

《请回答1988》中宝拉为准备司法考试搬去考试院居住，德善去看望她，打开房门她便直接爆出泪来，问姐姐“你就住在这种地方吗？

”。

在2019年的韩国，司法考试已然成为历史。

2年前，韩国法务部正式废除司法考试，而调查显示85.4%的韩国民众都反对这一决定。

（注2）和宝拉一样，对大多数准备考试的韩国年轻人来说，合格都是通向另一阶层的成功跳板。

这些考试可能是名门大学入学考试、司法考试、律师考试、外交官考试、行政考试等等。

在《寄生虫》中也有相关暗示，寄居于朴社长地下室的雯光丈夫在创业失败之前，很可能也经历了司法考试的失败。

奉俊昊导演一向关注细节，在地下室场景中有给到一个书柜的镜头，书架子几乎全部是关于司法考试的书籍。

这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这个人物为何如此精神恍惚。

他或许也曾经挑灯夜读，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中期待跃龙门的一跳，但却遭遇了考试和创业的接连失败。

和中国大城市相比，首尔租房的问题并不在于租金昂贵，而在于保证金。

若想找到一处还看得过眼的房子，保证金至少要出到500万（3w人民币，1room基准）或1000万（6w人民币，2room基准）。

因此，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会选择通过贷款获得保证金，为在首尔上学的子女租房。

尽管要偿还利息，这依然是划算的选择。

因为大多数房东都会乐意调整保证金和房租，保证金出多一些，房租就可以降得更便宜。

由于大学学费昂贵，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甚至休学打工都十分常见。

韩国还有一种极具特色的租房方式，称为全租（전세-傳貰）。

当保证金出到极高的水平，一般来说在1亿上下（58万人民币）时，租客甚至不用交月租。

可以获得合同时间内的房屋免费使用权，期满时房东全额退还押金。

全租房曾是无力购房的新婚夫妇的最佳选择，在90年代末，过半的新婚夫妇都在全租房中开启了新婚生活。

而2014年之后，全租结婚的比例减少，结婚市场的两极化现象更加明显：近三分之一的人都选择购房结婚，而月租房结婚的比例也达到16%的历史最高值。

（注3）

弘大附近的半地下商铺2首尔的租房广告中，中介会尽量避免直接使用“半地下”这一令人不悦的词汇，而是先将房子夸得天花乱坠，最后在文末委婉地提示一句，“您需要稍微下几层台阶”。

这句话对于在首尔找过房的人来说，恐怕再熟悉不过了。

在自尊心一击即碎的当代韩国社会，人们难以避免地活在他人目光和审视中。

这种微妙的语态仿佛正是为了地下居民的某种尊严而存在。

让“台阶”成为“半地下”的暗喻。

有趣的是，《寄生虫》中也多次出现台阶意象。

如果说《雪国列车》中阶级是按照车厢节节水平排列，《寄生虫》中的贫富阶层则依凭台阶连接起来，是垂直分布的。

暴雨之夜，基泰家三口从朴社长家逃出，一路奔回自家洞内，大量下行的台阶场景在此登场。

奉俊昊自白拍摄台阶能带给他某种快感。

他继承了前辈导演金绮泳的衣钵，在制作《寄生虫》时，他参考了《下女》（1960），也研究了朱尔斯·达辛的《男人的争斗》及约瑟夫·罗西的《仆人》中的台阶。

金绮泳的《下女》为韩国电影系谱内关于阶级不等的空间形态呈现创立了某种传统，林常树翻拍的《下女》（2010）亦是跟随了这种传统，若将《寄生虫》与它们相比较，则能发现阶级/空间的时代性变化。

如果不是通过幕后花絮，观众们很难发现朴社长和基泰家两处空间均系布景，前者位于全罗北道全州市，后者位于京畿道高阳市。

那场雨夜的马拉松之路却绘出了一张现实中的首尔地形图。

从城北洞坡道下来，穿过地下隧道，在厚岩洞天桥下停留，然后转至昌信洞和北阿岘洞到达目的地。

从富有层空间拾级而下，回到半地下洞内的洪水灾难中，下行的垂直高度移动实在引人注目。

《寄生虫》中，家教将生活轨迹无从相交的两阶层联系了起来。

而这样的情节来源于奉俊昊的亲身经历。

大学时期，他也曾经朋友介绍，为有钱人家的男中学生做数学家教老师。

据他回忆，那户人家住在带着庭院的复层别墅中，二层甚至还有桑拿室，这让年轻的大学生奉俊昊倍感惊讶。

不过可能是因为经常和孩子玩、不务正业，教了一两个月他便被炒了鱿鱼。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段个人史被奉俊昊移植进了《寄生虫》。

朋友介绍的家教、首次访问时自动打开的大门、大理石地板的触觉、宽阔的空间和清冷的孤寂感，以及和女主人的初次面谈等等均在电影中得以还原。

多次出现“台阶”3某位韩国影评人谈起韩国电影现状时，经常提到电影系学生的转变。

在作家主义风头正劲的年代，若是问电影系学生“想成为怎样的导演”，他们会回答洪尚秀或者李沧东。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多数学生的答案一致变成了“奉俊昊”。

1996年对于韩国电影界来说奇迹般的一年，当代韩国大师导演从96年起开始悉数登场，带着掷地有声的处女作悄然抵达。

姜帝圭、洪尚秀和金基德在96年率先亮相，其后三年间李沧东、许秦豪、金知云出道。

2000年的朴赞郁终于靠《JSA》扬眉吐气，同年2月19日，奉俊昊带着他极为怪异处女作《绑架门前狗》姗姗来迟。

影评人兼导演郑圣一做出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90年代末这批导演的作品将韩国电影拉入了世界电影的时区中，那么奉俊昊则将韩国电影带入了好莱坞的时间里。

而这意味着国际性的角逐，毕竟向好莱坞看齐的绝非一两个韩国导演而已。

奉俊昊自称是类型片导演，但又绝不会受限于类型片框架，而是自带一套法则，在类型的杂糅与更新中越走越远。

可惜的是，近20年过去，我们并没有等来“第二个奉俊昊”。

其原因之一是活动在电影界的资本问题。

奉俊昊在几年前也曾发牢骚说，像《杀人回忆》这种片子在2003年能拍出来，但放如今恐怕是不可能的。

当代的投资者可不希望跟艺术玩火，更何况还有政治局势的影响。

因为《杀人回忆》等作品，他在李明博在任时便被列入了黑名单。

媒体将《寄生虫》称为奉俊昊睽违10年的韩语电影回归作。

此处若与韩国政治时间坐标做一下对比，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2008到2017年是以李明博和朴槿惠为代表的保守派政党执政的10年。

《母亲》（2009）之后，奉俊昊果断与海外电影人合作拍起了外语片，于是有了《雪国列车》（2013）和《玉子》（2017）。

这段期间他没有拍摄新的“韩国”电影，此处韩国加引号，意指反映韩国现状、且台词为韩国语的电影。

2017年5月，以文在寅为代表的左派政党重新入驻青瓦台。

而就在次月，奉俊昊向媒体透露他启动了新片《寄生虫》，正在写剧本，并表示构思这部作品已经十年有余。

奉俊昊是一个非常“合时宜”的人，整体温和中立。

无论这个时间点是否只是巧合，在过去创作受抑制的10年间他选择进军海外，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总比拍摄抗日爱国大片要好。

《寄生虫》在韩国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

在类似豆瓣的电影评分网站Watcha上，11万韩国用户为《寄生虫》打出4.2的均分（满分5），这成为奉俊昊的电影在该网站获得的最高分，甚至超过了《杀人回忆》（4.1）。

在Naver电影条目下，16位电影记者和影评人给出9.06的均分，这是奉俊昊电影目前获得的最高分。

在韩国评论界一片叫好的大环境下，也有影评人勇敢地站出来给《寄生虫》泼冷水。

影评人朴宇成（音译）提到，“《寄生虫》里摄像机的视线带有一种暴力性的欲望。

”地窖中关于雯光丈夫的那些怪异镜头，将他变成了类似于变态或杀人魔一样的存在。

他认为《寄生虫》将韩国的下层主体过度原始化并在第一世界人士面前展示，这是种“原始性的热情”，令电影变成了一种“刺激性的展品”。

《寄生虫》作为韩国电影首次夺得金棕榈奖后，媒体们也开始铺天盖地地报道。

也有评论界人士对此持批判性态度：国民大众对《寄生虫》的极度热情和好评是否出自于盲目的爱国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

出演KBS新闻节目的一位影评人曾被主持人问到金棕榈奖的权威性，“当然很有权威了，就像电影界的诺贝尔奖一样。

”但他突然向主持人抛出了一个问题，“请问您知道去年金棕榈获奖作的标题吗？

”主持人表示不知道。

于是影评人略带讽刺地说，“没错，正是这样，这是一个只有当韩国电影获奖的时候才会变得有权威的奖。

”这个有点冷的段子其实嘲讽了主流媒体的关注点，他们不关心戛纳，也不关心电影，只关心“韩国”。

去年戛纳《燃烧》无缘大奖，李沧东提起来这事，说自己倒没什么遗憾，只不过舆论把入围电影节这个事情搞得像去参加奥林匹克、非得要为国争光似的，所以想起来感觉没拿奖好像对国家对大众很抱歉一样。

门户网站《寄生虫》条目的热评中，一位韩国网友这样写道：“光是能够不带字幕地看金棕榈奖获奖作就已经很棒了。

”该评论获得了11856个赞。

奉俊昊在电影首映前曾经表示，“这是一部非常韩国的电影，外国观众大概没办法100%理解。

”我们有理由相信韩国观众等这一刻确实等了很久，“不带字幕地看金棕榈奖获奖作”。

但如果这是大部分观众对《寄生虫》长达132分钟的观影时间做出的最具价值的回应，那我们难免要为奉俊昊感到可惜了。

参考内容：*1: 민주정책연구원 <경제 이슈 분석> 2015-11호; *2:경향신문 <법조계 ‘존치·폐지’ 둘로 갈렸는데…존치 찬성이 85.4%?>，原文：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_id=201512032222045*3: 조선일보 <“신혼은 전세” 옛말… 3쌍중 1쌍 집 사서 결혼>，原文：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9/03/22/2019032200248.html注：本文中暂时删除了对电影的个人评价。

租房生态等信息来自个人经验及调查结果。

（修改版首发于虹膜公众号）声明: 对于未经许可的转载将举报到底。

——————————————————【微信公眾號：CinemaTale 劇場前】——————————————————

《寄生虫》由拍摄过《杀人回忆》的奉俊昊执导，青龙影帝宋康昊主演，光是这导演、主演的配置就必看了，更别说前不久还拿下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假如《寄生虫》能获得明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我也丝毫不惊讶。

《寄生虫》作为一部商业片，又入木三分地探讨了许多社会话题；作为一部横扫戛纳的佳作，它又拍得通俗易懂，丝毫不沉闷晦涩。

将商业和艺术巧妙融合，大众化，但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实属不易。

金基泽一家四口是一群住在半地下室的穷人，家庭成员有父亲金基泽、母亲忠淑、儿子金基宇、女儿金基婷。

他们四个人都没有工作，只能做一些兼职，就连找兼职都要蹭别人的WiFi。

在同学的介绍下，基宇成为了朴社长、妍娇的女儿多慧的家教。

基宇是社会底层，多慧是社会上层。

这两个原本永远都不会产生交集的两个家庭，因此产生了碰撞。

随后，基宇略施小计，将全家人都接了过来，基泽做了司机，忠淑做了保姆，基婷做了朴社长的儿子多颂的家教。

只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获得这些工作的，朴社长夫妇并不知道他们是一家人。

潜在的问题，就永远会是个问题。

前面他们有多快乐，后面被拆穿后就会有多惨。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你明知道后面他们会被拆穿，你还是很好奇他们是怎么露馅的，露馅后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就当基泽全家人都“渗透”了朴社长家，幻想着将来娶多慧为媳妇，和朴社长结为亲家，正式进入社会上层的时候，殊不知贫富差距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大。

而且贫富关系并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四通八达的，是一座金字塔，向上无限延伸，向下也无限延伸。

朴社长一家和基泽一家比起来的确很有钱，但在有钱人当中就不起眼了，比他们有钱的太多太多了。

反之亦然。

基泽一家蹭网，住地下室，为了一份工作不择手段。

当你觉得他们已经够惨的时候，电影突然反转：他们还不是最惨的，还有比他们更惨的。

基泽他们至少还有地下室可以住，保姆夫妇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寄生”在别人家里。

你富，就一定有比你更富的；你穷，也一定有比你更穷的。

贫富差距就像无数面墙，将人分为了三六九等。

这面墙，任凭风吹日晒雨淋雪打也岿然屹立，纹丝不动。

一边是生日聚会，一边是水淹陋室。

一边是豪华柔软的后花园，一边是冰冷坚硬的体育馆。

一边是欢声笑语，一边是万念俱灰。

一边是雨过天晴正好开派对，一边是流离失所风餐露宿。

在富人面前，穷人太弱不禁风了，一场暴雨就能将他们无情吞噬。

人们常说，智慧创造财富，也有人说劳动创造财富、勤奋创造财富，说什么的都有。

难道基泽一家没有智慧吗，没有劳动吗？

他们也有智慧，所以才能成功让全家人都去朴社长家工作，但是并没有因此发家致富。

他们也有劳动，但是他们一家人折一天的披萨盒，也没朴社长一个小时挣得多。

再加上还有披萨店这样的企业压榨、剥削穷人，他们不愿意请折披萨盒的人，只是请穷人来充当廉价劳动力，使得很多穷人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

阶级壁垒才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破的。

如果贫富差距只要凭借智慧和劳动就能打破，那它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朴社长家反倒很愚昧，基泽等人陷害尹司机、保姆的阴谋他们一点也没察觉，直到生日宴会那天都不知道基泽他们是一家人。

朴夫妇看起来傻乎乎的，可他们还是越来越有钱；基泽一家聪明过人，可还是翻不了身。

朴社长的儿子多颂明明没有任何艺术细胞，但是他的父母可以给他请最好的老师，还可以逢人就说自己的儿子是艺术家，因为有钱就是正义。

我们再看看基泽这家人，家教、司机、保姆这样的工作他们不能做吗？

他们能做，但是没人要他们，所以他们只能用骗的方式，骗到一个工作。

基婷很有才华，是她不想工作吗？

是因为她没有考进美术系，所以没有公司要她。

朴社长夫妇要她，她不是马上就去教课了吗？

基泽也是一样的道理，他成绩那么好，是他不想工作吗？

是因为他还不是大学生，没人要他，所以他才伪造一个录取通知书，然后去当家教。

贫富差距是一道鸿沟，是一座大山，不是你想跨过就能跨过的，也不是单单靠智慧和劳动就能改变的，往往需要两代人、三代人、多代人才能改变。

我想起了《西虹市首富》，王多鱼随便投一个夕阳产业的股票，结果一不小心增值赚了1个亿；那个看起来很傻实际上也很傻的大聪明买下的烂尾楼，竟然一不小心盖了学区房赚了10个亿。

王多鱼的二舅给了他十个亿，叫他在一个月内花完，然而钱却越用越多，越用越多。

而人们是怎么评价他的呢，说他大公无私，没有给自己留任何房产，而是把钱用在了刀刃上，为夕阳产业和人们的梦想服务，是资本市场的良心，甚至还被授予十大杰出市民的表彰。

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失败者，仅仅是因为有了钱就摇身一变人生赢家。

《寄生虫》里的朴社长夫妇何尝不是如此。

基泽说他们有钱却很善良，忠淑却说：不是有钱却很善良，而是有钱所以善良。

如果我很有钱的话，我也会很善良。

基泽一家没有钱，所以他们是蟑螂，是害虫；朴社长一家有钱，所以他们很善良。

他们衣食无忧，没有烦恼，也就不需要像基泽一家人那样为了一份工作而撒谎，他们当然很善良了。

如果你是社长，每天坐在办公室就能把钱挣了，谁还愿意去犯罪？

正如忠淑所说：钱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了。

以往的电影，总是把有钱人刻画成恶毒的、狡诈的，穷人则是淳朴的、善良的，显得太刻意。

《寄生虫》并没有刻意丑化富人，也没有刻意美化穷人。

朴社长从没有说他看不起穷人，也没有说穷人就是懒，就是蠢。

恰恰相反，是基泽一家用骗人的方式获得了工作。

导演没有掺杂过多的个人见解，没有说富人一定是丑恶的，或者穷人一定是淳朴的，没有引导观众，而是平静地讲一个故事，这正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有人说，朴社长夫妇有什么错？

他们什么都没做。

的确，他们什么都没做。

正是因为所有富人什么都没做，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所有穷人也什么都没做，因为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所有人都什么都没做，所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所以说啊，基泽一家是寄生虫，他们一家人都“寄生”在朴社长家里。

保姆夫妇也是寄生虫，他们“寄生”在朴社长家里很多年了。

社会底层是寄生虫，像朴社长这样的社会上层，还有那些把穷人当廉价劳动力的披萨店，他们同样是寄生虫，他们“寄生”在穷人身上，“寄生”在这个社会上。

甚至他们寄生的时间比基泽一家、保姆夫妇长得多，只要不是天灾人祸，他们往下数两三代都同样很富裕。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很多人觉得朴社长一家很单纯、很善良的问题。

他们真的很单纯吗？

一些年轻导演刻画人物性格的方式就是让角色说一些很直白的台词，从而凸显他是个好人，或者他是个坏人。

奉俊昊的手法显然就高级多了。

朴社长夫妇没有说过太偏激的话，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了他们是怎样的人。

你仔细看妍娇给基宇发工资的片段，妍娇将工资数好数后放进信封，这显然就是基宇的同学的工资，

然后妍娇在这个基础上又拿了一些出来，说明她给基宇的工资没有敏赫多。

结果她还跟基宇说，由于物价上涨，所以她把工资上调了。

伪善，而且是不动声色的伪善，你不仔细看就会误以为她真的很善良。

朴社长也是如此，在基泽第一天当司机的时候，他就准备了一杯咖啡，一直不喝，就是为了等转弯的时候看它会不会洒出来。

表面上很和善，其实很心机。

当朴社长对基泽吐槽妻子的时候，基泽说：不过你还是爱她的吧？

朴社长脸色马上就变了。

生日宴会上，基泽再次对朴社长说：你很爱你妻子。

朴社长又不高兴了。

在他看来，司机就是下属，就是下人，就是你给他发工资，他给你办事，他只需要做好分内的事，没有资格关心老板的生活，更没有资格以朋友的语气和他说话。

基泽都还没有问什么出格的问题，仅仅是说朴社长爱他妻子，朴社长就不高兴了，他真的善良吗？

他只是根本不把你当回事罢了。

当基婷倒在血泊中，基泽压着她的伤口，朴社长丝毫不关心基婷的情况，只是叫基泽把车钥匙扔过来，他要送儿子去医院。

基婷受了重伤，忠淑也受了小伤，一个是儿子的家教老师，一个是保姆，朴社长没有说要把她们一起送到医院，他只顾着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行为让基泽再次感受到他的冷漠。

他儿子的命是命，基婷和忠淑的命就不是命。

你为他做牛做马，然而当危险发生了，你在他眼里屁都不是，这彻底颠覆了基泽的三观，这也是为什么一向憨厚的基泽会动了杀心。

还有多颂，他看到保姆的丈夫吴世勤发出的讯号了，也解出来了，是“救命”的意思，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他觉得不关自己的事。

朴社长一家真的不是单纯，不是善良，而是冷漠，就像人类看待蚂蚁一样。

蚂蚁从你旁边走过去，你看都不看它一眼，蚂蚁还觉得你很善良。

的确朴社长一家看起来并不丑恶，因为他们根本不把穷人放在眼里。

只要你不越线，他就懒得管你。

当然，朴社长一家也不全是冷漠的，导演还专门给了一个特写，所有人都只顾着自己逃命，唯独多慧还背着基宇。

同样的道理，基泽一家真的很邪恶吗？

朴社长夫妇表面上看起来很单纯，其实是伪善、冷漠。

基泽一家表面上谎话连篇，实际上是真的很单纯。

当他们赶走尹司机后，基泽还担心尹司机的情况，有没有找到新工作，有没有遇到更好的老板。

当原来的保姆来敲门的时候，基泽等人真的是一点心机都没有，也没有不让她进来，也没有叫她过几天再来，而是直接把她放进来了。

第二天，尽管保姆夫妇威胁了他们，还有他们的把柄，他们也还是想着他们一晚上没吃东西了，要给他们带点吃的下去。

朴社长总是爱说越线的问题，他定了很多规矩，下属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像洪世贤一样渣得明明白白。

基泽他们就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他们只是觉得下那么大的雨，不好叫保姆空手而归；他们只是觉得保姆夫妇比他们还惨，需要吃东西。

第一次善良，导致被保姆夫妇握住了把柄；第二次善良，更是导致家破人亡。

朴社长夫妇很有心机，直到被基泽杀死之前一直过得无忧无虑；保姆夫妇欺骗主人，白吃白住了好几年；而基泽一家，因为善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吃亏的总是善良的人。

你以为找个好工作，有份好薪水，就摆脱了贫穷的身份，其实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能洗掉衣服的汗味，却洗不掉已经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气味。

当你辛辛苦苦爬了十层楼、二十层楼，可能才刚刚到达别人的地下室。

对有的人而言只是一套房子，对他而言可能是一辈子也无法实现的梦想。

他们是虫子，所以他们生活艰难；他们是虫子，所以什么都杀不死他们。

如果为《寄生虫》寻找参考样本的话，比较容易联想到的影片有金绮泳版《下女》、约瑟夫·罗西《仆人》、夏布洛尔《冷酷祭奠》。

在五月戛纳的颁奖典礼上，手握韩国史上首个金棕榈奖的奉俊昊发表的感谢词里还特别提到了夏布洛尔。

视希区柯克为恩师的夏布洛尔，毕生钟情于用悬念、惊悚片的风格展现中产阶级的道德困境以及阶级冲突。

以《血色婚礼》（Wedding in Blood）、《屠夫》（The Butcher）、《冷酷祭奠》这些电影为代表，夏布洛尔的惊悚感与好莱坞式惊悚片大相径庭，他不屑于直露的调度观众注意力，嬉戏观众，而是酷爱以抽离视角展现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感与道德、阶级身份关系紧密。

这与奉俊昊的个人风格其实相差很大，并且，《寄生虫》有着一个与以上这些影片本质上不同的美学系统与价值母题。

最根本的的一点，《寄生虫》是一部寓言体电影。

奉俊昊这一次实际上是延续了《雪国列车》的寓言体创作，但是野心要大很多，同时暴露出来的缺陷也更为明显，更为严重。

《雪国列车》抽象性、假定性的背景设定与寓言体风格相得益彰，不过寓言文本的完成度上有一个致命缺陷，造反英雄柯蒂斯最终被没有被洗脑，这使得整个政治寓言的完成少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

这可能与好莱坞系统主流的英雄片构成模式有关，非奉俊昊本人个人意志所能左右。

与之相比，《寄生虫》作为寓言体的叙事，其完成度毫无问题，这算是一个自洽的寓言。

影片中的资本家拥有一座奢华的别墅，住在地上。

帮佣也就是工人住在地下。

后来入侵的金家住的地方是半地下室。

极度不平等、差距甚大的两个阶级却相安无事，对男主人朴社长来说只要阶级界限分明即可。

为躲高利贷住在地下的女帮佣雯光的丈夫吴勤世，非但不觉得自己处境艰难，反而对朴社长感恩戴德，日日以撞墙输出摩斯密码的特殊方式表达个人对其的敬意。

地下空间在这里还可以有一种象征意涵。

这空间本来是别墅前主人为了预防朝鲜导弹袭击造的防空洞，现在变由吴勤世居住，而朴社长一家并不知道这个防空洞的存在。

朝鲜半岛的历史化过程在影片中可以被解读为被遗忘的记忆（安于阶级固化的现状，遗忘历史化的过程）。

熟悉半岛历史的意义解读癖者在此可以有不少发挥空间。

总之这是一个封闭的二元对立、固化的阶级结构。

金家的侵入打破了这个封闭的静态世界，被压迫者吴勤世并不认为压迫者朴社长一家有何问题，是金家扰乱了一切，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杀光金家人。

金家也并未意识到这种固化的阶级结构有何问题，他们毫不同情雯光、吴勤世夫妇，只是想取而代之。

最终危机大爆发的结果，父亲金基泽摧毁的不是阶级结构，只是富人。

金基泽为求生存还是成为了地下穷人，要摆脱这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儿子金基宇成为富人。

固化的阶级对立依然牢不可破。

这是奉俊昊对韩国当下社会的寓言式洞察，而这整个寓言系统与《大都会》稍微有一点类似，但整个美学系统、意义深度不可同日而语。

因为一切都过于直白了，所指涉的范围、反思的空间都比较狭小。

我们只是看到了某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也并不特殊，并不需要某种特别的智慧才可以洞悉（这更像是一种庸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叙事）。

而这种社会现象是不是只存在于韩国？

是否具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

因为影片寓言系统生成过程的模棱两可性我们无法作出判断。

我们也搞不懂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

影像中的寓言体叙事与语言文本的寓言体叙事有一定的差异。

帕索里尼是影史最钟情于也最擅长寓言体叙事的电影作者。

在《大鸟与小鸟》、《猪圈》、《萨罗》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构建了足够犀利的寓言指涉，另一方面影片的美学风格（布景、色彩、演员表演）都与整个影片的神话-寓言风格非常吻合。

融合了抽象性、假定性、象征性的反写实性是寓言体电影的基底，过于写实的影像风格往往会使得所指的对象过于狭隘。

《寄生虫》矛盾的地方是徘徊在写实与非写实的风格之间。

影片的叙事结构过于工整，是最保守的三幕剧。

第一幕（交待）是金家伪造身份侵入朴家的过程（约50分钟）。

第二幕（危机）由被解雇的女帮佣雯光归来启动，结束于金家逃离朴家（约50分钟）。

第三幕（高潮）是派对上的暴力杀戮（约20分钟）。

影片的剧情推进粗看有一个很难理解的现象，为何富人一家如此傻白甜蠢如此好骗？

这确实是有意为之（影片借忠淑之口直接说出女主人很单纯善良），是奉俊昊对富人的理解片面有误么？

从后续的剧情来看，这还是与寓言体的构造有关。

这里大概有三重理解角度。

一是长期的贫富二元结构固化后，富人阶级的感觉钝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朴社长家的两个小孩并不愚蠢。

女儿起初就产生了怀疑，儿子懂摩斯密码，翻译了吴勤世的密码求助。

二是对贫富二元结构固化的合理化批判。

妻子忠淑的理解很有代表性，她觉得女主人是“因为有钱所以善良”。

潜台词就是拥有巨额财富的道德合法性、自身成为富人的强烈欲望以及为自身道德堕落的辩护。

三是某种反讽，朴家其实不配拥有这些财富，朴家的这些财富所得不具有合法性，这是阶级对立固化的根源。

换句话说，是寓言构造里强烈的阶级对立冲突概念，决定了富人的形象。

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影片的第一幕长达五十分钟，整个过程就是金家四人相继伪装身份进入朴社长家的过程。

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带有交待信息的情节（创作者有一种惧怕普通观众质疑情节真实性的心理）、悬念性的情节（比如基婷在车里脱去内裤），为的是保证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但是女主角的愚蠢又会令人觉得虚假性。

寓言主题意义层面的指涉性与悬念叙事的快感在这里了产生了强烈的违逆感。

在二刷影片的时候，那种乏味感会表现得特别明显。

第二幕展开的时候，这个违逆的问题依然存在。

这包括了金家与雯光-吴勤世夫妇搏斗的过程、金家躲在桌子底下如何逃匿的过程。

奉俊昊是一个特别迷恋使用悬念、惊奇、反转这些调度知觉注意力的技巧，但是他的这种技巧往往是仅停留在满足观众最基本的一次性消费（这是奉俊昊希望观众不要剧透的根本原因）的感官快感的层次上。

譬如金家在逃出桌底的过程中，用了朴社长儿子多颂突然半夜醒来叫喊作为障碍、戏剧冲突，这个障碍解除后基泽才顺利逃出。

这场戏的作用就纯粹是游戏层面上的玩耍观众。

希区柯克也喜欢拍摄类似的场景，《艳贼》里面女主角玛尔妮在办公室投钱那场戏大名鼎鼎。

首先这场戏的开场，玛尔妮在厕所躲避的时候，希区柯克充满想象力地把厕所布置成类似宗教场所忏悔室的空间。

其后的那场偷窃戏，空间方面的想象力毋庸细说，重点是整个行动的过程，在冲击观众紧张情绪的同时，观众是反复地对女主的行为产生认同与反认同的心理纠葛。

奉俊昊类似的悬念场景，往往是不仅没有影像调度的丰富内涵，也缺乏对角色的塑造作用，只剩下单一情节推动之下的一惊一乍效应。

其实整个第二幕的推进结构，就是最奉俊昊最标志性的反转结构。

雯光归来是一个反转，找到地下室的丈夫是一个反转，朴家突然归来是一个反转，最后再留一个悬念：回家后的金家人怎么处理地下室的这对夫妇。

影片的第三幕就是寓言拼图的最后一个方块。

分析及此，我们可以倒推影片的创作过程。

这特别像是一部高概念化的配方电影。

先是有了一个寓言的概念，即便抛开寓言自身的深浅程度不论，奉俊昊是先要保证寓言意义层面的输出。

阶级对立的概念必须强化。

地下室防空洞、朝鲜半岛危机、蟑螂意象、雨水洗劫地下室、印第安人造型、台湾蛋糕店、石头，这些能指提供了足够的可解读空间。

奉俊昊还需要保证影片最基本层面的“可看性”。

于是使用了一个特别类型化的故事模型：侵入-缠斗-反击。

叙事的过程又反复使用了完全建筑在情节之上的悬念、惊奇、反转技巧。

这些技巧对于寓言主题、角色塑造并没有多大助益，纯粹是为了控制观众。

这种创作方法导致了角色的扁平化。

别墅里的上下对立的富人、穷人，为了满足寓言构造，就显得非常概念化。

金家的存在是启动整个类型化叙事的关键所在，一家四口还被分配了不同的“作案”使命，这四个角色最后就变得非常的功能化，像是游戏里的电子人物。

宋康昊这一次出演的基泽可能是他生平可替代性最强的角色。

类型片与艺术片并非是绝对的天敌。

安东尼奥尼一直使用侦探片模式，但是侦探片特有的调查模式与安东尼奥尼探求的现代生活不确定、空无的母题特别吻合。

所以类型片本身并不代表“低端”，关键看如何表达。

《寄生虫》是一次企图商业与艺术兼顾但却全盘失败的表达，极致的概念先行以及创作者极度渴望压迫性控制观众的心理是导致叙事和母题分裂、角色扁平的根源所在。

（已刊于虹膜公号）

看死君：中国影迷想看新晋金棕榈电影究竟有多难？

回望七月底，FIRST青年电影展因为“技术原因”取消放映原定为闭幕影片的《寄生虫》；而到了八月初，国内各大字幕组收到版权方的维权通知，严禁传播盗版资源以及提供《寄生虫》的翻译字幕。

于是，当8月6日海外流媒体终于正式释出《寄生虫》全片的同时，中国影迷们则集体经历了非常魔幻的一天。

而针对早已被讨论多年的盗版这个话题，还是那句老调重弹，“我们也愿意为正版付费，只是没有途径，无从下手。

”想必影迷们也都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寄生虫》在国内上映，我相信到时一定会有很多人去电影院二刷三刷！

作者| 黄摸鱼在经历《雪国列车》和《玉子》的“平淡无奇”后，奉俊昊终于迎来2019年，这个对他而言注定不平凡的年份。

凭借着《寄生虫》，时年49岁的奉俊昊夺得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同时这也是韩国电影的第一座金棕榈大奖。

而高达3.7的场刊评分与评委主席冈萨雷斯所说的“全员通过的金棕榈”，更赋予《寄生虫》耀眼的光环。

显然，奉俊昊在这部新作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华，创造出“建筑学”式的影像的同时，也在书写着“社会学论文”。

我特别喜欢电影中的一句台词：“他总是触碰到底线，但是从不突破。

”奉俊昊也对观众做了同样的事，除了叙事上的多重反转，在通俗剧的类型基调上也尝试了多次转变。

以家庭琐事作为开场，奠定通俗剧基调，而从“潜入”富人家庭开始到完全“寄生”上流的整个过程中，充斥着大量冷幽默处理与舞台式的调度，散发着黑色喜剧的魅力。

当关键事件爆发之后，影片整体风格产生较大变化，整体场景变暗，配乐剪辑节奏变快，更是伴随着不断加入的“突发事件”，由此影片又被赋予了强烈的悬疑、惊悚片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奉俊昊对这些类型的转换并非通过文本注脚，而是精妙把握影像本身。

壹 · “建筑学”影像的构建以影像为本位，显然是奉俊昊创作这部影片时的首要宗旨，开场的第一个升降镜头就用一个向上微仰的窗口精妙地表现出同“地面”的距离感。

而在豪宅内部，奉俊昊则巧妙利用两个大楼梯、厨房与客厅之间的距离，以及落地窗外的草地将室内空间有序地分割开来。

穷人与富人在不同的情况下被分别安插在不同的工整空间之中，单一来看人物与空间是和谐的，可一旦不同的区块之间发生接触就会在视觉上产生极强的突兀感。

奉俊昊正是利用不同空间的角度、大小差异，制造出带有关系寓意的不同人物的“上下分层”镜头，无论哪一方正得势头，他们之间似乎都很难处于同一平面之上。

而由客厅上行的楼梯则更为重要，其本身就具有“上升通道”意味。

在此基础之上，奉俊昊多次安排穷人家庭的成员依靠在楼梯附近，借由楼梯的遮挡将其隐藏在对位角色视线之外，颇有“寄生”意味。

仅由简单的角色变量控制，便营造出多组人物之间一种复杂的互相欺骗关系。

而这一场景在构图上也与客厅相连，里外的两堵墙将画面分割为形状类似、由高到低的三块工整空间，再由一根柱子充当画面中轴线使得画面左右对称。

而左右的“满”与“空”又形成鲜明的对比，配合客厅前景的物件，在将画面挤压到极致调动气氛的同时，彰显出空间上工整、错落有致的美感、俨然一副现代式的拼接画。

同时，室内空间的分割，也赋予了不可视部分极大的想象空间，楼梯尽头、入口等漆黑一团的部分作为不稳定性因素和谐地存在于整体的工整空间之中，宛如寄生虫。

而到后半段这些不可视空间被揭晓之时，其带来的强烈的视觉反差感，可以说是直接为后半段类型上的转变服务。

而两次Drama Time的影像也都相当出色，第一次是全片的重要转折点：古典乐大调旋律之下，特写、全景有序组接，营造强烈视觉反差，推镜与推镜、推镜与摇镜之间高效衔接，强化运镜动态感、紧张感的同时，极力强调主体人物动作，上与下交叉错乱，几组人物平行运动却仿佛同台舞动。

旋律落下之时，最为静寂的时刻却选用了最富有攻击性的动作来画上句号，在干净利落的一声闷响之后，舞曲在无声的毛骨悚然中悄然落幕。

而第二次的雨夜更是精彩，被淹的是人，奉俊昊却只让我们看到虫子四散而逃。

他没有用特写展现人物的面部神情，而是选用大远景作为开端，在只有雨声的夜晚，目睹着渺小的三人仓皇而逃，随着升降镜头，人物在雨声中不断下行。

顺着脚下遄疾的水流，他们回到家中，高潮才刚刚开始，由此展开的则是虫子之间的斗争：“你下行我亦下行，我吐下去的，从你那高高在上的位置喷出来，我砸下的，你承受着。

”

奉俊昊继续在狭小的室内空间里利用角度、位置差异与相同之处，将两个平行空间的两组人物流畅地剪接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并且形成强烈的对位感。

他们之间对抗着，却也同样受难，没有人意识到彼此的受难，不过是都顾着“自我拯救”，这种忽视正注定了结局，用那块“疯狂的石头”的特写做结再贴切不过了，苦难之后若没有反思，那么就只剩下报复。

贰 · “社会学”论文的书写在享受级的影像下，奉俊昊继续坚持自己的专长，书写社会学论文，不同于《燃烧》的无言愤怒，《寄生虫》显然是真正“冷峻的阶级石块”。

李沧东《燃烧》纵观《寄生虫》中的三组人物，一组是宋康昊为首的穷人家庭，另一组是李善均为首的富人家庭，剩下的则是作为富人附庸的老管家。

这三组人物之间形成的小社会生态，像是一个社会实验，奉俊昊继续控制着变量，通过三组人物对于“聪明”、“情绪”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从而来展现阶级之间的差异与问题。

首先是“聪明”，这几乎是全片一直重点强调的一个名词。

整个“寄生”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博弈与欺诈，这也意味着双方会有一个决策上的高低差异，显然电影表面上展现的也正是这样。

康叔一家人一环扣一环，用尽小聪明，最终使得全家人都成功寄生上流；的确，穷人这一家子很聪明，甚至连康叔的妻子都不禁感慨富人愚蠢到“善良”。

但回溯这整个过程，富人失去了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失去，他们依然过着高品质的生活，占据着上流的社会地位，控制着下流。

就连聪明绝顶的康叔一家，最后的成功不也依然只是屈居富人之下吗？

富人的确单纯、甚至有点迟钝，但再聪明的穷人最后依然只是达到他们之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富人显然比他们更为聪明。

富人的聪明层次要高得多，他们的聪明在于他们构建并控制了社会结构、规则，穷人再聪明的伎俩，也终究得在富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下运作。

富人的迟钝、单纯是他们的聪明赋予他们的特权，富人所制定的这个规则，注定了他们不需要太多“智慧”去应付生活中的事情，因为制度早已一劳永逸。

他们更不用担心所谓“穷苦人民把身翻”，你没法“翻身”。

因为在这个森严的制度下，你接受不到所谓“翻身”的教育，你甚至都想不到要去“翻身”。

而作为富人附庸的管家一家也是聪明的，只不过他们是聪明在如何效忠富人，不同于康叔一家带有强烈欺诈意味的牟利，管家一家则是真正感恩来自于富人的恩惠，想要留下永远为其服务。

他们是把富人神化的一群人，通过不断的效忠满足自己的温饱，甚至最终达到中产阶级的位置。

他们极力运用自己的聪明，满足富人的高要求、严标准，用聪明换取“面包”。

而当作为附庸的管家遭遇作为“寄生虫”的康叔一家时，其用中产式的言语与态度奚落康叔一家，被打回下流原型之后，附庸则选择身先士卒，作为富人的先锋军拼命对抗“下流”。

可以说，这是一个操着“上流语句”却吃着“下流饭”的特殊人群，他们的聪明不过是富人聪明的辅助或延续，这群人永远都被束缚着，直至暴毙在他们“聪明”的中产梦里。

而国内数不清的《XX企业成功学》系列书籍的频频出版，如今想来，似乎也与《寄生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情绪”则是一个隐藏于全片的概念，它可以概括为人在遇到外部事件时的反应，穷人与富人在面对外部事件时情绪化的程度有着很大差异。

首先是富人，纵观全片，富人都呈现出一种去情绪化、冷淡化的面貌，无论是其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还是对穷人礼貌而丝毫不亲近的态度，甚至在面对突发事件与极端情况时，他们依然很大程度上保持体面与理智。

我们几乎看不到富人在电影中流露出过多的情绪，面对任何问题，淡然、体面、不慌不忙、不漏声色是他们的习惯，这是属于他们的阶级“气味”。

而穷人们，则可以说是毫不避讳彰显情绪，家人坐在一起便是开始感慨、抱怨，小儿子迅速地爱上辅导的富人家女孩，以及他们全家人对“气味”一词的敏感。

我们在这一家子身上看到张扬的喜怒哀乐，似乎除了寄生上流的欺诈，他们再也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面对外部事件，他们下意识地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态度与反应，这亦他们的独特“气味”。

事实上，穷人与富人对于情绪的鲜明差异从那幅画开始便已有铺垫，小儿子说出自己的直观感受“是猩猩吧”，贵妇人却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自画像。

对于一个混乱的事物，富人选择用“艺术心理学”解答，穷人则选择直抒胸臆，这已然是长期不同生活下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情绪的差异化表现为两个阶级不同“气味”的同时，情绪化也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穷人的意识。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事实上，下流会觉得“每个阶级就有每个阶级应该呆的位置”阶级固化的状态是完全合理的，他们反而觉得是和自己同样的下流积压了自己的生活空间。

从管家一家和康叔一家的对抗我们就能显而易见，这是他们一切行动的前提。

这注定了，其他们根本不会尝试去反抗制度本身。

但最后宋康昊为什么杀掉了李善均？

显然是由于老板做了两件事：1.给钱让康叔扮演印第安人。

2.把凶手身子翻过来，拿走钥匙。

3.捏着鼻子。

第一件事中，康叔已经开始有不满，印第安人与美国童子军的对位，无疑对康叔而言是一种“猎物”性的羞辱，而李善均却只想着用钱解决。

第二件事中，康叔被激怒，在发生危险时他看到的是富人只顾着自保，从道德层面康叔已经开始谴责他。

而第三件事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捏着鼻子。

这回到了片子一直说的“气味”，康叔一家虽然一直在试着消除气味，但他们自身对于这个气味并没有太多态度，只是为了不添麻烦罢了。

而在这个时刻，康叔对“气味”问题的忍耐到达极点，即使“气味”在康叔眼中只是小事而已，但即使在极端的时刻，富人们还是会特别在意你身上的所谓“气味”。

在生死关头面前，穷富依然有别，自此康叔的情绪完全爆发，他从道德层面上以及自身尊严的角度被完全激怒，受情绪摆布，他做出看似是要“反抗体制”的举动。

但是问题在于，他的爆发，依然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情绪化行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转变。

可能在那一刻，他认为“富人都是混蛋”，但当他回到了地下室却依然“忏悔”、“感谢恩惠”，一切又继续轮回。

所谓的改变与反抗，不过都是情绪化的昙花一现，并不是思考、教育的结果，所以秩序依然不会动摇，再血腥的事件，到最后也不过是新闻媒体的饭后闲谈。

当下层如同上层一样，对于自己的位置同样感到舒适时，他们便只琢磨横向同类的生存斗争，却从不抬头看看那座纵向的大山。

每次意外不过是情绪一瞬，最终还是要感谢恩惠，穷人们最需要的意识觉醒，却因为自己阶级的教育无法获得。

当“想要摆脱臭味”成为了臭味的根源，那么臭味便不再单单是气体，而是成了石头，永远跟在下流背后的冷峻的石头。

下流们永远只剩情绪，而上流们甚至不需要刻意“歧视”、“表现”些什么，体面与稳健，便已经是对下流最大的羞辱。

叁 · 遗憾的“死局在奉俊昊的这场社会实验下，社会结构已然成了“死局”。

用模拟出的社会生态，奉俊昊想要表达的是这种恐怖的现实：融入、存活于社会，依靠权贵，挤压同阶级生活空间，即当代的阶级固化。

但显然，奉俊昊模拟出来的社会生态依然存在较大局限。

模拟，本质便建立在刻板、设计痕迹过重的人物形象基础上，而多次叙事强反转也终究显得商业属性与奇观属性过重。

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虽然奉俊昊带着一种思考与反思的态度审视“社会现实”，但他的作品中却忽视了再现真实全面的社会体制，仅仅是用富人一家的缩影笼统的概括体制，这就显得寓言意味过重、而现实意味被削弱。

而对于思考的社会阶级问题，奉俊昊也只展现了悲惨现实，却也没有自我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实际反抗可能性的推演。

他的目光，依然停留于观察、总结表面，缺少从中的反馈。

而奉俊昊思索的阶级问题，距离韩国真正的阶级问题又还有多少路要走呢？

能否自然而然的用电影的艺术形式推演、尝试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流于奇观呢？

这是所有电影人都要继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金棕榈与又一部千万大作之后，韩国电影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严重剧透预警 影片中的寄生关系显而易见，第一重寄生关系发生在宋康昊所饰演的基泽一家和旧保姆身上，他们寄生于通讯社老总朴社长的家中。

基泽一家通过在朴社长家做课外教师的儿子基宇，成功打入富人家庭内部——父亲做了社长的司机；母亲做了社长家的保姆；女儿成了其家里小儿子的治疗师，并获孩子和女主人的喜爱。

旧保姆的故事则是通过与基泽一家的会面展开。

雨夜旧保姆敲开主人家的房门，声称有东西落在了旧主家中。

新保姆——基泽老婆通过她，发现在朴社长家中竟然还有一个地下的家，那里躺着一个男人——旧保姆的丈夫。

原来旧保姆一家也长时间地寄生在朴社长的豪宅之中。

第二重寄生关系不是非常明显，即以朴社长一家为代表的上流社会对阶级、地位、声望的寄生。

“当商品经济反过来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时候，社会对于一件物的评价便直接决定了对此人的评价，人们就会形成一种以物的交换价值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状态。

”买东西如此， 雇佣人时亦是如此： 没有上大学的儿子基宇凭借一张假造的名校毕业证，顺利成为朴社长女儿的家庭教师，有学历傍身，没有任何人对他产生怀疑；基宇通过编造的耀眼的身份背景，将妹妹打造成一位优秀的治疗师，使她成为社长儿子的心理咨询师，通过画画对其进行“艺术治疗”（예술치료,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而实际上，妹妹只擅长ps，对心理治疗一窍不通；兄妹和父亲在朴社长家“寄生”成功并取得信任之后，把同样无业的母亲包装成“一个优秀的保姆”举荐给朴社长。

就在朴社长踌躇不定之时，基泽说了一句：“她所在的劳务公司是会员制，并只服务富人。

”并递上一张精美的名片。

朴社长立刻觉得“这名片很高级，这是我应当有的保姆”，遂将母亲顺利雇佣。

寄生关系背后的问题基泽一家的成功寄生，反映出上流社会对地位和名誉的追逐。

聘用人的标准不再靠真正的才学和能力，而是靠他们身上的标签。

即通过“雇佣这样的人”来展现“我有这样的消费能力”, 从而体现“我身处这样社会阶层”，获得身份认同感。

基泽曾在全家成功寄生之后感叹道“有钱人真天真。

” 朴社长夫妇并不是天真，而是被欲望遮蔽了双眼。

因为在电影中，天真的孩子早于大人发现了端倪。

朴社长的大女儿看见第一次进入豪宅的妹妹和哥哥基泽坐在一起，敏锐地感觉到两人关系的不一般并询问基泽她是不是他的女朋友。

基泽慌乱否定之后大女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看来你还是挺留心她的嘛。

” 精神不太正常的小儿子第一次在客厅碰到司机基泽和保姆（影片中基泽的妻子）时就立马大声说“他们两个人味道一样！

”电影后面提到，这味道不是来自同一香型的洗衣液，而是长时间相处留在对方身上的体味，是他们那个狭小逼仄的地下室的味道。

但是，成人世界的家长却忽视了这些细节。

《寄生虫》中的寄生关系同时反映出阶级差异下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雅典的泰门8.7[英] 威廉·莎士比亚 / 2008 / 大众文艺出版社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讲： “金子！

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 马克思说“当我们活在一个任何东西都成为了商品的环境中，用价格代表的金钱货币来构建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感到非常地空虚、迷茫、失去方向。

” 在《寄生虫》里，我们看到金钱作用下被遮蔽双眼的朴社长一家。

身处上流社会的他们尊重财富和地位，却忽视了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下层人民。

贫富差距加大了两大阶级关系的对立，成为悲剧发生的导火索。

“气味”在电影中被反复提及。

除了天真的孩子敏锐地指出基泽和妻子味道相同之外，曾数次出现在影片中。

暴雨夜归来的朴社长夫妇躺在沙发上，朴社长说“这怎么有股味道？

”；暴雨过后失去住宅的宋康昊因为没有换洗衣服，身上的味道在干净的车中变得更加明显。

白天充当司机时，他敏锐地注意到朴社长夫妇在车中嗅到了不洁的气味。

不管是雨夜在桌下藏身还是白天充当司机，宋康昊一旦发觉社长夫妇对气味的注意，便会立刻将衣服拉倒鼻尖仔细闻一闻。

也许是出于上流社会的“教养”，社长夫妇从未正面提起过此事。

影片最后的高潮也是由“气味”引发。

事发当天，社长夫人终于忍不住车内的气味从而将车窗打开，宋康昊的神情除了尴尬还多了一丝凝重。

旧保姆的丈夫从地下密室跑出来复仇时，宋的老婆用烧烤叉将其击倒。

朴社长向宋要车钥匙逃命，车钥匙却不幸地压在了沾满鲜血的男人身下。

朴社长把尸体翻过来拿钥匙，看着一地的鲜血再次满脸厌恶地提到了气味——“这味道……”。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刚刚失去女儿的基泽，愤怒和仇恨使他不顾一切地将刺刀刺向了昔日的雇主。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气味象征着贫富阶级的矛盾。

令朴社长一家敏感的味道，是基泽一家的味道是来自他们那个狭小逼仄的地下室的味道，是下层阶级的味道。

除了对立阶级的矛盾，在金钱作用下，同样加剧了下层阶级的内部矛盾。

影片开篇便交代了基泽一家的生活状况——居住在拥挤的地下室；经济窘迫没钱拉网线，只能蹭邻居的WiFi；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便是给披萨店折外卖盒。

生活的重负压得人喘不过气，使人的表情也变得麻木。

当杀虫喷雾充满房间时，宋康昊依旧在面无表情地机械地折纸盒。

没有钱，生存都难以维系，健康又算得了什么呢？

全家寄生成功后，经济开始好转，观众才从宋的脸上看到些许放松的神态。

而基泽打工的披萨店看似是属于“高层次”的雇主，通过劣质的番茄酱（披萨唯一提供的酱料是稀得像水却颜色鲜红的番茄沙司）和糟糕的营业环境却能看出，披萨店同样出于行业里的 “lower class”。

虽然处在相似的境况，披萨店只因地位略微高于基泽一家，便处处为难。

除了刁难披萨盒折得不合格，在给基泽一家上披萨时，将餐盘随便扔在餐桌上，显示出对基泽家的轻视和鄙夷。

基泽老婆和旧保姆在地下室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起初旧保姆不知道基泽全家寄生在朴社长家里，以为被抓住了小辫子，苦苦哀求朴社长家的现任保姆——基泽的老婆放过他们。

姐姐，求求你了 我们也不容易，我们是贫民……基泽的老婆打断她：“谁是你姐姐，你喊谁姐姐啊！

寄生的秘密被发现后，对话的主导方发生了转变。

宋的老婆跪在旧保姆身边：“那个，妹妹呀……” 哟，谁是你妹啊发现秘密后的旧保姆为了自己的一线生机，用手机录下视频并打算传给朴社长夫妇。

此举彻底逼急了基泽一家，慌乱之中失手杀死了旧保姆。

底层人民为了生活，争夺有限的资源，因此互相逼迫，互相伤害；上流社会纸迷金醉，不问别人死活， 最后被自己的冷漠杀害。

有人想冲破这黑暗，比如基宇兄妹。

孩子们一直在问父亲基泽对未来有什么计划。

暴雨过后，父亲躺在庇护所说，人生啊，不需要什么计划。

每当你有计划的时候，总会突然发生什么打断它。

可最后，在给父亲的信里，儿子却说: “我现在有了计划。

” 一系列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儿子的计划，最后，镜头回到朴社长家的豪宅——按照基宇的计划，最后他会买下这幢豪宅。

等计划实现之后，您就可以从地下走出来了。

然后回到现实，依旧是昏暗的地下室。

即使基宇买下房子，实现阶级的跨越，可就能摆脱这悲剧吗？

每个寄生的人都是悲剧。

这既是命运的悲剧也性格的悲剧。

评价一部电影标准绝不仅仅是“真实性”和“叙述感”。

虽然这部电影仍然具有韩国电影最鲜明的特征——在电影中看到事实的影子。

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相较于之前的《杀人回忆》，奉俊昊这次为电影注入了更多的诗意。

刚来韩国的时候听老师说过一个新闻：一个独居女人的家里住进了一个男人。

女人在家的时候，男人就躲在床底下；女人出门的时候，男人就从床底下爬出来偷偷吃冰箱里的食物并帮女人打扫房间。

这样持续了数月之久，直到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