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天空

4.5 虽然没有《温蒂妮》和《耶拉》那么好，但很惊喜地看到导演在寻求某种转变，不再那么细致、典雅和精准，开始有了一些随性的空间。

最妙的一点当然就是并没有很明显地拍出“红色天空”，除了一个四人远望的镜头。

观众对红色天空就只是轻轻一瞥，剩下的全都是文学性的想象。

男主因为对新作品质量的担忧与焦虑，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很多身边很多明显的变化。

以为女主是和救生员在晚上做爱吵得他睡不着觉，没想到真正和救生员号好上的是他的男同伴；以为女主每天在旅游景点卖冰淇淋，文化水平低，没想到她竟然在准备读学位，研究方向还是海涅的诗歌；以为书商表现出来的忽视与忧虑主要是因为讨厌自己的作品，没想到更多的是缘于得了肿瘤。

男主的这种创作焦虑，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导演自己的呢？

以为风不会把山火吹到度假屋附近，殊不知但灰烬飘雪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

山火不仅会在肉体上吞噬一切，比如烧焦的野猪与一同赴死的同性恋人（他们类似庞贝陷落时共赴黄泉的爱人）；还会在精神上对人造成沉重打击，促使不羁的女主在结尾选择离开，让男主获得了巨大的成长。

山火也孕育着新生，让男主将这一切写成了新的小说，书商做肿瘤治疗的时候在外等待并合女主重逢。

喜欢导演对焦虑的“素描”（夜里失眠、白天嗜睡、无法真正放松、一直说要工作却毫无进展、在同伴出现的时候假装自己在工作、对他人一些无心的话都试作对自己的攻击、同伴每天都在放松却被灵感之神眷顾并拍出非常有灵性的摄影作品），看似轻描淡写却四两千斤；喜欢导演一如既往对文学的热爱与关注（很多故事通过角色转述出来，并没有真正地通过镜头来展现；剧本本身也是一个当代寓言故事）。

但除了这些以外，佩措尔德的新风格明显还不够成熟，很多地方说不通，也就缺少了说服力。

例如，男主对女主和爱明显到不了“炽热山火”的程度。

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谈《红色天空》作者：Devika Girish译者：酶原文链接：www.filmcomment.com/blog/interview-christian-petzold-on-afire/就像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导演的众多电影一样，《红色天空》是一个美丽女人与望穿秋水的男人陷入命运旋涡的故事。

《过境》(Transit ,2018)和《温蒂尼》(Undine,2022)诉诸历史来诱捕他们的恋人，《红色天空》则牢牢植根于当下，这是佩措尔德“元素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温蒂尼》，讲述了一个水精灵和工业潜水员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部电影将年轻的主角们——两名艺术工作者和两名服务员——放置于环境衰溃的边缘，一个被野火损毁的森林里。

盛夏，小说家Leon(托马斯·舒伯特 饰) 和摄影师Felix(兰斯顿·伊贝尔 饰)到达森林小屋准备开展各自的工作，结果发现这间小屋早已被一个神秘的女人Nadja(葆拉·贝尔 饰)率先占领。

Leon像很多作家一样自以为是，正着手准备他的第二部小说，并对Felix悠哉的心态和冰淇淋售卖员Nadja明媚的性情感到恼火，她的生活很充实，每天骑单车工作，笔记本上写着潦草的哲学沉思，与救生员David(恩诺·特雷布斯 饰)过着聒噪的性生活，这些似乎都困扰着Leon。

托马斯·舒伯特和佩措尔德热衷于让这个角色成为悲情的傻瓜(也许对于作家来说是很容易识破的)，通过紧锁的瞥视、凝视以及故意挑事的俏皮话来刻画他的不安。

《红色天空》剧照《红色天空》是一部经典的佩式风格的现代主义情节剧。

昏沉的浪漫和毁灭性的灾难简化为资本主义世界无情又空洞的惺惺作态，但这也是这位导演迄今为止最为奇趣古怪的电影，一部将命运的奇诡置换为后现代闹剧的电影。

爱与死，以一种锐利的不协调的方式若隐若现，这部讽刺情节剧关于艺术创作的平淡无味，劳工阶级的感性，以及面对吞噬一切的灾难时的徒劳无功。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期间，在《红色天空》荣获评审团大奖之前，我与佩措尔德见了面并关于电影展开了对话。

佩措尔德凭借《红色天空》获得评审团大奖Devika Girish（以下简称DG）：我很好奇这个英文片名Afire，因为它与德语片名Roter Himmel不同，德语名译作“红色天空”。

佩措尔德：我之前从未听说过“afire”这个词，但是我喜欢它发音，我是说，“燃烧”是一个动作，而不是一张彩色照片里的图像，原初题目是《幸福的人们（The Happy Ones）》，但是已经有一个导演用了这个名字，所以我不得不修改，我的答案对你来说有点长，没问题吧？

DG：没问题。

佩措尔德：我今天很孤单，所以很乐意聊一聊。

DG：那太好了。

佩措尔德：三年前柏林电影节结束后不久，葆拉·贝尔和我必须去巴黎为《温蒂尼》做一个展评，那时新冠疫情刚开始，我们坐在餐厅，就像在战争期间一样，音乐被关掉，人们都盯着角落里的电视屏幕，马克龙宣布:“明天将全面封控。

”葆拉和我必须立即返回德国，我们感觉从巴黎的逃离，就像电影一样，两个人租车穿越绿色边境。

我们在巴黎的分销商是来自菱形影业公司(Les Films du Losange) 的玛格丽特·梅内格兹(Margaret Menegoz)，她是埃里克·侯麦和雅克·里维特许多电影的制片方，她给了我和葆拉所有侯麦电影的光盘（25 张 DVD）作为礼物。

我和葆拉回到柏林后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红色天空》剧照DG：就是那时候你做了一些狂热的梦。

佩措尔德：嗯，确实是一些好梦。

DG：我记得我们2020年讨论的时候，你就说过这个。

佩措尔德：那时我们购买了乔治·西姆农(Georges Simenon)一本书的版权，那是一个关于在法西斯压迫下年轻人丧失道德文化的反乌托邦故事，但那时我一点也不想拍反乌托邦电影，观赏着侯麦的影片，一些事情跃入脑海。

在美国和法国都有“夏日电影”这种题材，比如说《不眠神话》(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Sleepover，2010)。

在夏天，有两个月的时间，父母都不在身边，青年人找寻身份认同。

在法国有《情感教育》(Education Sentimentale,1962)，当你长大成人时，你可能会记得这些伤痕，一些伤害过你的事情，向你描摹过世界的东西。

《不眠神话》剧照DG：这是你经历的事情，还是说在电影中看到的？

佩措尔德：这是在电影中看到的。

但是在德国没有这样的类型，德国的父母总是等待。

在夏季，我们折返退步，然而在法国和美国的家庭中他们稳步前进，所以这些也是我的想法和发烧时梦中的一部分，我做过很多春梦，我都记不得了，但是一直有对夏季、对户外、对触摸(touching)的渴求，当时德国有一些言论表明年轻人受到新冠肺炎压制是个好事，因为他们过着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就想吸大麻，去俱乐部，不想工作。

我不喜欢这样的言论，我两个孩子，他们现在都成年了，他们那个时候很沮丧也很厌恶这样的言论，然后我读了契柯夫的短篇小说。

DG：哪一本?佩措尔德：《带阁楼的房子》(The House with the Mezzanine,1896)，它是一个关于艺术家的故事。

书中有两个艺术家，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是他们中的一个有钱有大房子，他们整日在那所大房子里闲散度日，不作画，不写作，沉溺于思考。

附近有一所俩姐妹和母亲同住的住所，有一个女孩是共产主义者，想要改造社会。

这两个小说中的男人，都是失败者，错失了爱的机会。

我开始带着这些记忆写作，侯麦，里维特，疫情，书写那些叫嚣着“你的假期已结束，你要去工作了”，但反手又摧毁星球的成年人们。

三四天之后，我写完这个故事，起名为《幸福的人们》。

因为每个人都告诉他们，你们是幸福的一代，你们无所不有。

当然，后来我不得不改名。

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部来自六七十年代的新德国电影中鲁道夫·托米的《红日》(The Red Sun,1970)，它的结局有点像《阳光下的决斗》(Duel in the Sun,1946)，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湖边，他们因为深爱对方而互相开枪射杀。

美国片名更好一点，更加情节剧一些。

《红日》剧照DG：是你选的美国片名吗？

佩措尔德：不是，但是他们问过我。

有一部我特别喜欢的电影，霍华德·霍克斯的《峰火弥天》(The big Sky,1952)，它有一个场景也像《阳光下的决斗》一样，他们怒揍对方，然后就通过暴力开始了一段友情，我很喜欢这一幕，但我觉得《红色天空》听起来太像西部片，所以我更中意Afire。

DG：你拍这部影片时也有在参考一些恐怖电影吗？

里面有80年代的恐怖元素，两个角色驱车前往森林，车子坏掉了，然后他们看着天空寻找一些火灾引发的不可见的怪形。

佩措尔德：我很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比如说《隔山有眼》(Hills Have Eyes,2006)，美国关于年轻人的电影经常是恐怖电影，比如《十三号星期五》(Friday the 13，1980)，就像《情感教育》中的年轻人，待在他人的车中，他们中有一些是工人阶级，一些有有钱的父母，他们必须一起学习一些东西，在美国恐怖电影中，因为他们没钱，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来学习。

《隔山有眼》剧照DG：在法国他们通过爱学习。

佩措尔德：爱与暴力……夏日时光。

另一件事是当他们到那里时，森林里有个房子。

我给我的摄影指导汉斯·弗洛姆(Hans Fromm)说我们得让摄影机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它必须看起来像德国童话故事《汉塞尔与格雷特》(Hansel and Gretel)的房子，然后摄影机的下一个位置要在室内。

当在电影中展示房间时，你只能两者择其一，你可以把摄影机放在室外，角色到了之后拿出钥匙开门，进入房间；也可以在房间里等着他们，这两种拍法有天壤之别，第一个方式表明，这在夏天，这是他们来这儿的第一天，第二种拍摄方式展现的是有些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学到这些的，那时我和朋友哈伦法罗基(Harun·Farocki)在布鲁克林待了两个月，旧金山有一家图画小说店，里面有许多年轻的图画小说家，大卫·拉帕姆(David·lapham)写了《流弹》(Stray Bullets)这样的系列小说，我印象很深，他的图画小说的第一页都是房间里的图景，开始每件事情都很协调安然，突然一个声响“咔哒”，有人用钥匙开门，完好的和谐氛围被惊扰了。

这里的人是惴惴不安的，而房子是完好的。

当人们在屋外时，一切都很好，但他们突然破门而入，就带来了他们的麻烦情感纠葛。

《红色天空》剧照DG：您总是非常关注工作，这尤其体现了现代工作的本质。

在《红色天空》中有许多对话都是围绕工作的构成而展开的，做饭、游泳、写作，你也通过角色Leon来讽刺脑力工作的名不副实，为什么这种主题来说对你这么重要？

这似乎和你认为夏季的悠闲属性这个观点有关联。

佩措尔德：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就得追溯到电影史的第一部电影，电影中的工人离开卢米埃尔工厂，但是你看不见他们工作的场景，只能看见他们离开工厂，所以电影与工作无关。

上周我看了保罗·施拉德《蓝领阶级》(Blue Collar,1978)，他展现的确实是工人在工作，这在电影中并不常见，因为没有工作电影，我们对工人的性生活、色情以及生活状态都是漠然的。

五六十年代，老师问青年们，你们长大想做什么？

他们回答“我想成为一名护士”或者“我想成一名美发师”。

现如今，人人都想当作家、演员、创业家，所有生产与涉及手工制作的东西都过时了。

但是40岁时他们想再次从事悠闲的工作，在自家花园里种植一些有机食物。

《蓝领阶级》剧照DG：手工作业。

佩措尔德：没错，《红色天空》中Leon饰演一名作家，他像作家一样抽烟，坐在像舞台一样的工位上，但是这一切都是虚渺。

而且Felix也不想要做摄影师这样的工作，他想重建房屋，想修屋顶，女孩Nadja总在工作，她总说抱歉，我要工作了，她必须赚钱。

在过去的电影中，女孩是半裸地待在泳池边，成为男性主体的欲望对象，我想改变这个，影片中女孩是唯一一个总骑着她的自行车买食物、准备三餐、夜晚有性生活的人，她是主体不是客体，所以他人就被她扰乱了。

他们通过窗户看她高潮迭起，在以往电影中，他们可能会说，我想要她，我想立刻得到。

但在这里，他们尽管被深深吸引却心怀忌惮。

DG：你把Leon描绘成一个吊儿郎当的作家，你写这个角色时是否有想到你作为导演的身份，或者你对艺术作品的感受，以及它与体力劳动或专业劳动相比如何？

佩措尔德：有一部电影，总让我羞于面对，是我自己的，我从来没有用这部电影上过大师课。

这是我的第二部长片《自由古巴》(Cube Libre,1996)，不算很差，但是拍电影的时候是我人生跌入谷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拍了长片首作《飞行员》(Pilots,1995)，大获成功。

并且大概八个月后，我又为第二部电影筹集了很多钱，我被评论赞赏，又有一些新朋友，坐在像今天这样的酒店里会谈，我信马由缰，我写剧本很快，通常两到三个月，那个时候的我就是一个假内行，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假行家。

比如说我的电影中有很多桥段都来自于我最喜欢的电影，有个情节来自于《绕道》(Detour,1945)，我想向世界展示，我是懂电影的知识分子。

《自由古巴》剧照在《红色天空》的拍摄期间，我们排练正在讨论Leon的第二本书《三明治俱乐部》的时候，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自由古巴》和《三明治俱乐部》之间是有一些联系的。

你不需要为此展开精神分析，它就像一份菜单，一份《自由古巴》和一份《三明治俱乐部》，谢谢。

它是Leon第二本书的书名，也是我的第二个电影。

这是我在夏天拍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我学到了一些关于我自身的东西，关于自恋的构造，关于集体工作的价值。

《红色天空》的作者必须去学习，比如说我，是的，是有自传倾向的，但是我不想这样，排练期间，我就说“天呐，怎么是关于我的”；下一部电影是关于一个女人的，不是关于我的。

DG：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场景是在晚饭时，我们了解到Nadja是一个文学学者，她参考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中篇小说中的《智利地震》(The Earthquake in Chile,1807)，然后朗诵了海因里希·海涅写的一首诗歌《阿斯拉人》(The Asra)，使我想起葆拉在《温蒂尼》的两次演讲，在这里她也用无比柔美的嗓音吟诵了两次。

佩措尔德：我学过文学，读过电影中维尔纳·赫德曼(Werner Hamacher)写的的这篇文章，发生在里斯本1970年的一个历史崩溃节点，因上帝在那时弃我们而去了。

如果是上帝制造了这样的地震的话，相信他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康德、黑格尔，他们都讨论了这场地震。

冯·克莱斯特的中篇小说的结构和节奏都是摇摇欲坠的，不只在内容，形式上也是。

就像你在电影节上总是讨论电影的内容，这是一部关于乌克兰，关于土耳其地震，关于伊朗的电影，总是“关于”的电影，你可以从克莱斯特的小说和哈马赫的文章中了解到，不仅仅是讲述“关于…”的事情很重要，作者本人在他所讲述的东西里被深深触动同样也很重要。

当Nadja吟诵《阿拉斯人》时，她不仅仅讨论在相爱中死去的人，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讨论音律，讨论德国。

在德国，我们没有音乐，再看比如说《天堂之门》(Heaven's gate,1980)这样的电影，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欧洲人都把他们的音乐带到了美国：有吉普赛人、波兰人、德国人；非洲人还带来了蓝调音乐，纳粹摧毁了我们民族的音乐，我们失去了自己的韵律诗歌。

我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采访，她在纽约生活了30年，他们问她做梦是用哪种语言，她说是德语，来源于她小时候读过的所有的诗。

《红色天空》剧照DG：我对你所说的这两篇文章都比较感兴趣，一个是《阿斯拉人》，另一个是《智利的地震》，因为它们都是讽刺亦或瓦解浪漫主义的例子。

在你的电影中，爱通常是一种激进的力量，它让过于理性、过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重新焕发魅力。

《红色天空》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它更加愤世嫉俗，在这部影片中，面对灾难和死亡，爱束手无策。

佩措尔德：这部电影中，爱的力量、爱的浪漫、爱的暗夜，这些构造我都没有沉溺，我更加感兴趣的是，集体里、团队里，我们必须要学一些东西。

爱不会一成不变地存在，他们必须为爱付出。

在诗中有爱，景中有爱，夜晚的肉体欢愉中有爱，两个人亲吻时有爱。

你也可以看到爱在渐次累计，是一种爱的耕耘，而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

在大多数灾难电影中，角色通常需要一种意外状态，比如高楼大厦的坍塌，这样他们才能找到自己，在那种危急情形下，你可以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但在这部电影中角色完全都是无辜的，就像现在的年轻一代一样，他们什么都没有做，父母祖父母携手资本主义世界，一起摧毁了所有。

因此当灾难发生时，他们是不会从中学到任何东西的，他没有时间去领悟任何事情。

《红色天空》剧照DG：在电影中Felix对他的摄影作品有一个想法，从人们身后去拍他们看海的肖像，然后再从前面拍摄。

灵感来自苏菲·卡尔(Sophie Calle)的《看海》(Voir la mer)吗？

我读过她在《卫报》上的访谈，他和Leon在电影中说的话很相近，就是她不想从前面拍人们的肖像，因为这样他们就会看着相机，而不是大海。

佩措尔德：是的，没错，我想我们读的是同一个采访。

我们十年前制作《芭芭拉》(Barbara,2012)时，我记得尼娜·霍斯(Nina Hoss)有一张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拍摄女儿的照片，你可以从后面看到某人的身影，开始想他所想，你开始读取信息。

《芭芭拉》剧照DG：你说你现在正在制作一个元素三部曲，《温蒂尼》是水元素，严格来讲这部电影就是关于火的，但是你又绕回到大海，为什么大海对你来说如此重要呢？

佩措尔德：阿涅斯·瓦尔达去世前的三四周，她来上了这些大师班。

她说“海滩是拍电影的主阵地，因为海水、泥土、微风、孤寂，这都是摄影机需要的。

”电影反对孤独，但你必须知道电影的孤独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样的，但是下一部电影是关于…DG：关于海洋吗？

佩措尔德：是的。

和海洋有关！

(大笑)- FIN -

电影的男主Leon是一位内向敏感脆弱多疑的平庸稚嫩作家。

他和好友Felix一起，想要到海边别墅度过几日安静的生活，来完成他们各自的作品。

但是车子抛锚在森林里，房子也已被一位穿着火红裙子的火辣活泼的Nidja提前占领，远处还烧着山火。

但是Felix是一个乐观向上外向活泼的人，就像小火苗。

他替Nidja收拾屋子，结交救生衣Devid，游泳拍照上床。

照样开开心心。

但是Leon不是。

就像那远处燃烧着的大火，身边的一切事和人都让他焦躁 —— 喜欢的人和别人上床，还有即将到来的编辑审稿。

不同于导演的前两部电影《过境》和《温蒂妮》（将二战/神话至于现代）更多的关注于故事的设计，这一部电影导演更专注于人物塑造本身。

炙热的阳光，讨厌的蚊虫，散乱的稿子，聒噪的邻人，Leon的焦躁同样感染着我们。

他内向，所以只敢躲在门后偷偷看女主。

他多疑，看到了女主上床对象的样子就偷偷记下。

他刻薄，只会吧唧嘴挖苦别人。

他脆弱，接受不了一句对自己作品的批评。

他过多的自我关注而忽略了其他人。

但就是他这些特质，代表了人群中的大多数，普普通通的我们。

我们喜欢却不敢说，想要成功缺又接受不了失败，看到别人的喜悦会嫉妒，看到自己的失败会自责。

而我们总会被与我们相反的人吸引，就像炙热、活泼、直接的女主Nidja。

葆拉不是那种出挑的大众美女，而是略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别致的美。

而她的这种形象，总是特别贴合她和导演合作的三部电影的女主形象。

或者说，她在把我女主性格特质的同时，也将自留的特质与性格自然的代入其中。

而这一部电影《红色天空》，在这种神秘别致的美之外，她拥有的火热性格就与男主恰恰相反。

她像火一样吸引着男主，像火一样温暖他，也像火一样刺痛着他。

她是一种危险的美丽。

就像火一样。

男主身边的所有人都像火一样，将他团团围住。

所有人伸出温暖的手都被他推开，而不断的意外之火又将他一步步逼向绝境。

他从焦虑，到焦躁，到自我怀疑，再到差一点崩溃的边缘。

像极了被项目逼疯的我们。

最终的高潮在山火靠近，灰烬飘落中达到顶点。

几乎是寓言神话式的发展。

代表爱欲，纯真，炙热的同性恋人在山火中坠落。

作为男主浴火重生的注脚。

最后一段的书稿朗读，与最终的画面重合，将时间带到了更近的当下。

和另一部与火有关的电影《燃烧》类似，这样的转换让我们产生了对过去发生事件真实性的怀疑。

但这这种多义性也是文学的魅力之一。

所有事情都有多种解读的角度和可能性。

就像是一场大火，虽然烧掉了现在，但滋养了新生的未来。

就像结局，Leon的成长和与Nidja的再次相遇，就犹如新生的希望，令人欣慰、欣喜。

———Tribaca film festival为纽约观众带来了《红色天空》在纽约的首映。

此次观影的还有意外收获，女主葆拉也来到了现场！

在电影结束时做了简短的Q&A。

被问及和导演的合作感受的时候，她说她挺喜欢的。

因为导演很考虑大家的感受。

从不要求大家八点之前到片场。

拍摄的时候，很多场景拍一次就过，最多三次。

这和其它导演的5-10次成强烈对比。

所以对演员来比较舒适。

被问及是否可以自由发挥或者更改词本的时候，她说导演也是挺好说话的，而且重要的是他相信他挑选的演员。

他们会先进行彩排，然后再开始拍摄。

这时候如果演员提出修改词本的时候，他也会欣然接受。

电影中编剧到来，她和男主在室内的对话，就有很多她自由发挥的地方。

夏天是疼痛的生长期，青少年在无所事事的规律作息的巨大罅隙间，漫无目的地游荡，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夏雨，暴晒于正午的烈日下，散漫地晃荡在老北京狭窄的屋脊上，思考着如何寻找敲开每一户人家房门的钥匙。

指向欲望的窥探者形象是两位主角身处无尽夏日时的另一共性。

从他第一次对Nadja的背影产生好奇的凝视时，欲望作祟下潜进主卧偷偷翻看她笔记里哲学遐想的涂鸦，而所有试探性的窥视在听到外界响动时戛然而止，这都证实了他无法成为一位好作家，或者在那个夏天他无法成为一个好作家。

对幻想占有的欲望客体丝毫并不妥协于自己的嫉妒，对迫切渴望得到认可于成就的作品评价的焦虑，在异地郊外的夏夜如同一声声淫荡过瘾的娇喘，伴随着间或传来的疲惫呻吟，将他清醒地驱逐到蚊虫纷飞的藤架下彻夜无法安睡。

他对Nadja的好感过于明显，以至于镜头外的我不时共感到一股精液——男性欲望的象征物——试图流动却不断受到窒塞的为难与尴尬。

然而他的矛盾却也如此透明可见，来自上位者精密周到的打量与审视，想必每次的结果——Nadja不过是卑微讨好的服务员，都像避孕套一样强制地抑止了他性欲的释放。

配角cp又是一对“火山挚恋”，相同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向。

精心的铺垫、张扬的挑拨、乃至灵魂的契合，最终似乎都只为了上演一场壮烈的燃烧而为男主资质平平的觉醒献祭：同着火的野猪一齐在一条死路中被山火活活烧死。

女主不用多说，美美美，赞赞赞。

因而，每一次她看向男主的倾向都使我惶恐，生怕导演出于同性别而对男主产生的恻隐之心将二人配平，然而结局还是过于温情了，能够从二人对视的微笑中体现导演的性别属性，如果是位女导演执镜的话，想必更倾向于让画面停在他躲藏在草丛中对Nadja再一次投射的隐秘而热烈的窥探。

莱昂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混合了各种特质，而这些特质又常常显得格格不入。

从表面上看，他有点势利，认为自己的作家身份让他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然而，在这一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真相：他暗地里渴望加入别人的欢乐行列，但一丝嫉妒却让他望而却步。

在外表的自信中，莱昂隐藏着自大的一面，他深信自己在智力上的优势。

然而，任何针对他的批评都会击碎他脆弱的自尊心，导致他发脾气。

他就像一个没有经历过重大生活变故的孩子，在自信和内心动荡之间摇摆不定。

虽然他渴望得到娜佳的爱，但他似乎无意中破坏了任何接近她的机会。

他一次又一次地搞砸了与她建立更深层次联系的每一个机会。

难怪朋友们的惨死成为他成长的关键转折点。

起初，我无法想象他应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但仔细想想，我发现他和其他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并没有什么不同--寻求他人的认可，但又不知道如何获得认可

《红色天空》用一种浪漫的形式，杂糅了对社会环保议题的关切，讲述了一位自命不凡的新人作家Leon计划在某个夏日远赴海边小屋创作自己的第二部小说的故事。

森林之火在燃烧，海在翻涌，爱情在萌发，年轻人在谈论文学，在创作，也在生活。

还有比这更完美的夏日电影吗？

这应该是柏林电影节常客Christian Petzold 所拍摄的最“平易近人”的一部电影，所谓“文艺片”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实则充满了戏剧冲突，只要你能够忍受前1个小时的铺垫，在后面的几十分钟里，你将获得无与伦比的观影体验。

这也是导演第一次尝试“喜剧”，他坦言，在电影节听到观众观看途中的笑声，觉得很新奇。

Petzold说，拍摄这部电影的起初，正是自己忽然意识到其它国家好像都有自己的“夏日电影”，但德国没有。

虽然故事简单到一句话可以讲完，但这依旧是我今年看到最好的电影，更是迄今为止我观看过最完美的夏日电影。

从音乐到对白，看这部电影，仿佛在夏日午后打个盹，做了一个浪漫的梦。

工作，与表演工作 。

艺术家，与表演艺术家。

我们看到满口是“工作”的男主角总是将书稿摊在一边，但似乎从未再次落笔，面对沉浸在夏日悠闲中的友人，他的自负与傲慢呼之欲出。

“这是一部讲述Leon的电影，讲的正是他这样一位世界的旁观者的形象，19世纪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的。

”他无法忍受“无所事事”，用“工作”的表象掩盖夏天的炎热空气里的无聊与烦闷，而不是去游泳、去看海，去经历和体察身边发生的一切。

男主角的语言与表情，时常让我回忆起念书期间的暑假，总计划带着相机回家拍摄纪录片，这么多年却一段影片也没留下的自己。

导演对这种“假装艺术家”的傲慢所进行的精准刻画，如他自己所说，更像是对当年拿到丰厚报酬准备拍摄第二部电影时的自己的一种自嘲。

说到底，我们都曾是自命不凡的losers。

完美女主角Paula Beer饰演的女主角也太完美了，我实在是非常佩服作为一位演员的她，在电影镜头中所展现的自由、精灵般的灵气，以及可能很多演员一直在追求却永远也无法企及的，生活的自然。

在她的表演中，你永远都无法感受到镜头的存在对她的影响，相反，电影的一切都成为她的陪衬。

Petzold说，在拍摄现场，摄影师也不会“指导”她的走位，而是相机跟随着她的移动而变换位置，她也不会刻意去遵循“出画入画”的常规来限制自己的表演。

在这一点上，导演给予了演员最大的自由与信任，也成就了这个角色。

《红色天空》是Paula Beer继《过境》和《温蒂妮》之后和导演合作的第三部电影，在三部电影里，她的出现都充满神秘与灵动，她在电影中的闪现总让人清晰地意识到，电影仅仅是对生活一刹那的捕捉，而她的表演却了无痕迹。

我太喜欢这部电影了，喜欢到看完《红色天空》，立马把导演拍过的电影全部翻出来看一遍，然后开始恶补以前甚少观看的德国电影。

***近两年看片量少了很多也很难有一部片子可以真正打动我《红色天空》无论是气质还是品质都是我今年最喜欢的电影甚至是我心目中完美电影的样子希望你也喜欢希望下一次更新不用等一年

20世纪90年代，德国电影面对德国分裂的历史境况有多种语境的呈现，如柏林墙倒塌后面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在社会转型中民众面对与时代共处的宏大命题应该如何选择等。

为了与巨变的社会意识形态达成和解，一种沉默的内省和克制的表达在德国电影人的创作中逐渐显著，厚重的背景衬托也注定了柏林学派会拥有了一种与时代潮流和主流电影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与美学架构。

他们让电影呈现了一种建立在独特美学层面的政治抒发，直到今天，柏林学派也能称得上是后柏林墙时代中最具有学术魅力的影像派别 。

源 起时间回到90年代初，伴随两德统一这一全新的自由创作环境的诞生，加上德国政府对该产业的扶持，德国电影在产量上开始呈现持续复兴的趋势，当时扶持的首要目的也是希望德国本土电影能让更多人走进电影院并希望在商业片的路数上与美国看齐。

此时德国各地也涌现出了各类商业电视台，独立电影潮随之兴起，复兴之路中不可忽视的如汤姆·提克威的《罗拉快跑》和沃尔夫冈·贝克的《再见列宁》首当其冲，为德国电影在本土的票房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紧随其后更有维姆·文德斯，迈克尔·哈内克等极具风格化的加入，他们开启的先锋美学不仅仅让德语电影在世界有了独树一帜的位置，也一度让此类个性化的作者风格成为了新德国电影荧幕形象的重要标签，后也多将其称之为“德国新浪潮”。

罗拉快跑新自由主义的开放式创作环境下，除了上述多元的商业片与特立独行的先锋派，一个全新的电影派别也带着后现代主义的严肃走出了荧幕。

在德国商业片的崛起之时，以托马斯·阿斯兰、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以及安格拉·夏娜莱克为代表的柏林学派电影人的创作理念在当时看来呈现出一种不被认可的叛逆。

他们普遍出生于60年代，社会变革的影响渗透了他们的成长经历，也将一代青年人的美学架构融入了他们创作中，几乎同是毕业于德国专业电影学院的他们多聚集在柏林从事电影工作，作品也大多仅在德国艺术院线上映。

他们的电影大多从社会意识导向中剥离，冷静回望东西对立的年代，关注统一后的社会现实，同时尝试加入了与同年代德国新浪潮电影大相径庭的美学策略。

符 号作为柏林学派标签下的电影，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能代表两德统一后新一代德国电影的复兴。

1982年1998年，由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执政导向，德国电影主流价值充斥着明星效应与商业横行的大制作，让法国新浪潮正火遍欧洲的作者电影在此受到了冷落，且不少另类的眼光也投在了那些想要另辟蹊径的艺术家身上。

在无计可施的历史局面中，大家只能放弃宏大观念，回归私人生活，从集体环境回到家庭与个人，由乌托邦的幻想转向对个体现状的细微观察，让个体作为历史主体，以忧愁的美学角度代替宏大世叙事，由此开启一些更加真实的影像表达。

在此期间，有人受到法国新浪潮中特吕弗与希区柯克对话（《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以及刊物《电影手册》的启发，创刊了属于德国的电影手册——《左轮手枪》（取名灵感源自于一家慕尼黑老影院的名字，同时致敬披头士同名专辑）。

柏林新浪潮（创刊追朔到1998年，当时正在慕尼黑电影学院上学的克里斯托夫·霍赫霍伊斯勒和两名同学对电影学院毫无激情的学生和大家极度缺乏专业精神的境况非常不满，因此效仿《电影手册》创建了这本将会改变德国电影环境的《左轮手枪》。

克里斯托夫·霍赫霍伊斯勒（霍奇豪斯勒）与《电影手册》不同的是，相对于法国当时繁华的独立电影产业与铺天盖地的影评论点而言，《左轮手枪》更着重于电影人之间对于拍摄技法的交流，以编辑们的兴趣角度出发对电影人进行采访与探讨，并致力于将其作为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方向。

杂志每年仅发布两期，后也成为了德国重要的迷影杂志，作为一块德国电影人严肃讨论电影的净土，在这段由柏林学派掀起的“新·德国新浪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杂志中的采访也为后期德国电影研究留下了重要的文献。

《左轮手枪》的创刊，是对德国电影市场过度商业化的反击，他们希望在一众模仿美国电影叙事的商业片之外创造出一套全新的体系，以霍赫霍伊斯勒的话来说：这是一场有益于电影精神健康的正当防卫。

牛奶森林2003年，本杰明·海森堡作为编剧，由霍赫霍伊斯勒执导的第一部长片电影《牛奶森林》问世。

这也是《左轮手枪》杂志编辑家族的第一部电影，从此，柏林学派让独树一帜克制叛逆的美学风格正真走向了实践。

定 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左轮手枪》构建起的柏林学派电影在德国很难溅起水花，直到2005年佩措尔德与哈伦·法罗基共同创作的《柏林游魂》开始，柏林学派的电影才真正开始被世界看见。

在他们的荧幕里，从个体焦虑到生产方式的压榨再到几近停滞的社会发展，人们由此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德国。

但即便这样，大多数德国人依旧认为此类电影如同邪恶的现实主义，是为了剥夺观看商业片的享受而存在，甚至认为柏林学派的存在就是为了对商业片进行道德指责。

柏林游魂但由《左轮手枪》诞生的柏林学派，虽然有着独到的美学理论与丰富的电影知识，但实质还是彼此较为疏远的松散团体，编辑或导演成员从未在任何地方发布过任何宣言与主张，深度的交流也仅仅存在于电影拍摄技法、创作态度和电影相关的知识领域。

2018年，霍赫霍伊斯勒才对柏林学派的共同点加以了概括：从个体角度出发叙事，减少情节剪辑，反映阶层生活，间接涉及政治，同时演员表演需要克制，禁止人物内心与言行之间形成表演张力。

大多数柏林学派影片并不拒绝对过去进行回望，通常以一种润物无声的姿态介入并激活了看似被边缘化的历史记忆。

精妙的表达需要观众自行思考前因后果，以简单的呈现方式放弃对观众的情感操控，从而引发理性思考，这也正是柏林学派呈现于荧幕的观点。

直到现在，柏林学派这一名词才逐渐成为了当代德国艺术电影中具有影响力的标签，它作为一个开放且持续生长的美学理念，把边缘带入了大众视野，同样也在呈现一场关乎历史的和解。

重返伤痛 ——佩措尔德的时空回溯1992年，德国舞台喜剧演员乌韦·施泰姆勒将Ost（东）和Nostalgie（怀旧）两个德语词汇组合成了一个全新的名词——Ostalgie，译为民主德国情结，指代主体为东德的人民对民主德国生活的怀念之情。

但这种“民主德国情结”所指代的集体情绪并不是拒绝融入两德统一后的新社会，更不是一种单纯想回到过去或逆转历史潮流的叛逆，民主德国情结的涌现是因为一部分民主德国居民希望保留下独属于他们的记忆和已经消逝的理想，以及构筑起他们的身份认同。

再见列宁1999年《太阳大道》和2003年《再见列宁》作为“民主德国喜剧片”这一类别在德国大获成功，随后便呈现出多种轻松且接纳度高的方式来塑造柏林墙倒塌及其带来的影响，可电影类型的流行却使“民主德国情节”这一意识本身开始膨胀，而这一标签也逐渐转向为商品经济的产物，讽刺的是，影片中的内容甚至正在成为年轻一代德国人有关于柏林墙时代的“记忆”或想象。

作为柏林学派代表人的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在2012年将一部名叫《芭芭拉》的电影同样建立在了东西德合并前双方紧张的时代背景下，但风格却与《再见列宁》、《窃听风暴》等冷战宏大题材全然不同。

他从未有过布尔乔亚式的自怜，而是处在相对中立的位置，带着对新社会生活乌托邦幻灭的审视，对当下困惑、迷茫与不满的反思，表达了一种通过反思进而重新评估德国社会的强烈愿望。

芭芭拉《芭芭拉》的内核本质上是投射那些意识形态中被放逐的人。

一位由于提交前往联邦德国签证而被调遣至偏僻乡村的来自民主德国的名医芭芭拉，她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在受到当地的警察监视，她会长途跋涉到海边树林与联邦德国的男友见面，同时也与乡村医院的同事和病人逐渐熟络。

电影中芭芭拉作为那个特殊时期下摇曳不定的个体，在影片结尾时在强烈的渴望与纠结中做出的选择无疑牵动着每个观众的心，而这部《芭芭拉》也以一种复杂的视角呈现出了那段分裂时期中的市民心理。

监视、抉择等元素在电影中更为实体的呈现，而芭芭拉这个人物，也同样作为一种宿命论呈现在了这段历史中。

《芭芭拉》所承载的核心看似与两德统一后的主流社会价值取向格格不入，电影既没有被当作历史清算的工具，也没有沦为寓教于乐的商品。

当主流电影纷纷侧目民主德国人民如何逃往联邦德国的故事时，佩措尔德构建了一个允许人回望过去并重新打开历史记忆的空间，这种情感是极其私密且真实的，也是一种对当下困惑和对理想的质疑。

若在《芭芭拉》中，我们能切实感知到那条无形的边界，同样出自佩措尔德的《心的居所》（2000），则通过对一对极左父母的言行与举家逃往游离失所生活图景的刻画，呈现出了一个时代夹缝中的特有群体，将那些无法融入的意识形态比作了幽灵般的边界，铺满在了这个本无边界可言的自由国度中，在这里，新的社会形态还未成熟，固有的情感纽带却又岌岌可危。

心的居所类似的题材在佩措尔德作品中占据多数，绝妙的切入角度和超现实架空结构的呈现让影像始终在画面中保持着克制与反思。

如《不死鸟》（2014）便是把故事构建在了二战焚烧集中营后德国投降时期，而《过境》（2018）则是架空出了一场在分裂的意识形态中逃离的困境，当战争的残酷和分裂的构想合为一体，让《过境》这个故事在严肃外壳下多了些奇幻。

而当佩措尔德将柏林学派的美学立场投向当代德国青年困境时，一部如他所说，代表德国夏天的电影《红色天空》在2023年诞生。

不死鸟

过境而当佩措尔德将柏林学派的美学立场投向当代德国青年困境时，一部如他所说，代表德国夏天的电影《红色天空》在2023年诞生。

《红色天空》2020年，佩措尔德因covid-19卧床4周，巴黎联合制片人在此时给到了佩措尔德一整套侯麦蓝光碟，重新看完《夏天的故事》后的佩措尔德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德国没有属于自己的夏季电影？

让青年们记得或回想起那些暑假里的美好或遗憾，理应是一件浪漫的事。

故事的设定有广阔的海滩，有陌生的房子，度假中有突如其来的邂逅，也有模糊情感的困境。

作家里昂与好友菲力克斯前往海边小屋度假，除了带着他根本不优秀的作品外，里昂还一路带着股作家高姿态的傲慢。

同住一栋别墅的娜迪亚总会在夜晚和炮友发出声响，这也导致素未蒙面的里昂因休息不好写不出文章而对她厌恶不已，但未想到的是，里昂竟在第一次见到娜迪亚时爱上了她，可在里昂心里，娜迪亚只是一个在海边买冰淇淋的女孩，一个他不可能瞧得起的女孩。

好友菲力克斯在海滩邂逅了同性恋人，两人的阳光开朗使得他们瞬间在别墅小团体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也让里昂高傲的内心别扭更胜。

在娜迪亚的劝说下，里昂不情愿的把作品稿件给她阅读，并对娜迪亚阅读后产生的质疑表示愤怒，殊不知在餐桌上娜迪亚坦露了自己是文学博士的事实。

一种彻底被边缘化的情绪和对他人的敌意席卷而来，对他人的傲慢与尖酸也终让自己被孤立在了那片海滩。

直到山火扑向了树林，直到娜迪亚代替不会开车的里昂护送病重的编辑前往医院，直到菲力克斯和恋人十指紧扣葬身火海……里昂终于放弃了原本的初稿，以度假经历为灵感写出了完整的小说。

工作生活双双差劲，眼高手低的里昂最终为他的傲慢与偏见付出了代价，也在孤立挫折中仿佛明白了什么，也或许什么也没明白。

“可怕的是，人们说的都是对的，总有一天他会把这些全都忘记：小屋，大海，还有她。

只是在极少数时候，在他感到被孤独折磨时，这段模糊的记忆会向他袭来，那感觉似乎是有人还记得他。

”电影以里昂作品的文字结尾，伴随坂本龙一《andata》的响起，夏日记忆也正曲终消散。

这一切或许是梦的拼凑，又或许是里昂的亲历，但那些关于成长的懊悔，那些青春懵懂的必修课，都在这部完美的佩措尔德美学作品中随着山火的蔓延，升向红色天空，盛夏余烬如雪花悄然落下，痛彻心扉后，一切又好像没有发生。

环绕《in my mind》梦幻般曲调的开始和结束，电影带来的冲击足够留在心里好久好久，《红色天空》也是2023年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影片偏冷的色调很难让观众立刻代入盛夏的炙热，只有迷茫孤单的青年，单调无趣的场所，还有日益逼近的山火，一种荒芜感已经与多数夏季电影有了强烈反差，就像漫天灰烬化作雪花飘落的霎那，成长的痛苦像梦境一样又一次唤起了记忆。

而叛逆之外佩措尔德对于演员的选择，不管是《红色天空》《过境》以及《温蒂妮》里神秘灵动的葆拉·贝尔，或是《芭芭拉》《不死鸟》《沃尔夫斯堡》以及《耶拉》里厚重且阶级感极强的妮娜·霍斯，我们必须承认佩措尔德对于演员选择眼光的毒到之处，两位灵感缪斯在佩措尔德式的美学影像中无人能替，功不可没。

结 尾后柏林墙时代至今，德语电影的创作环境依然有多个派别，难以统一的观点让观众在历史的深渊中总能发现多种声音。

而几十年来，柏林学派的电影人始终以思辨为作品核心，让历史洪流中逐渐沉默的人被看见，让被压抑的角落和那些永远在被巨浪拍打的小人物成为影像中的时代主体，也用简单的视听语言在影片中构筑起了独特的内在表达方式。

如今，虽然对于柏林学派的讨论依然不多，但这一标签依旧存在，且仍在国际声名远扬。

不可否认，处于先锋新浪潮和商业院线大片之间，柏林学派在细微的夹缝中找到了他的出路，也拥有了更具实感的意义。

原文点击：https://mp.weixin.qq.com/s/wabzPUPIdUl6sOirlkJpAQ*以上内容来自个人非专业角度叙述，感谢阅读佩措尔德 主要作品分享： https://pan.baidu.com/s/1cMoOaWsnJdCBCs2mhhICTA 提取码: 5id （《红色天空》《温蒂妮》《过境》《不死鸟》《芭芭拉》《心的居所》《耶拉》《耶里肖》）

它比《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隐喻更强，清晰可见。

一个增肥到站在迷路的树林里，野猪都能扛着行李与之一战的男人，首先，他有强壮的身躯，意味着可以抵抗软弱和情绪的不稳定，让人看似可靠、信任、充满性吸引力，敦厚的身材对于男人不是减分项。

菲尼克斯深陷情网，有肢体接触的打打闹闹令他欲罢不能。

其次，这个男人还拥有与生俱来的白皮肤，他几乎站在歧视链的顶端。

他们的车抛锚了，超市的收银员确认附近的修理厂没开工，方圆百里就这一栋孤零零的房子，欧洲电影很爱营造木屋困境，悠闲又带着点悬疑。

远远的火灾，在或近或远处显现，而他们就在这片乐土里，德维和娜迪亚在一起，菲尼克斯爱上德维，他们一同死在森林里，拥抱着。

一切激烈的情感都与里昂无关，他有工作要完成，分配给他的藤架是避风港，事实上，他的第二本书《俱乐部三明治》早就完成了，没有东西要写，他拿着去游泳的菲尼克斯随手扔给他的网球玩，偷偷溜到主卧房间翻看娜迪亚的小本子，他不和超市收银员讲话，不和菲尼克斯去游泳，他什么也不做。

他是无知无觉无感的胖子，只关注自己，具象化为手边可能会出版、成名的书。

他还势力，无意中撞见娜迪亚卖冰淇淋，以为她是路边小贩，不愿意把手稿给她过目，类比如菲尼克斯的保洁母亲，而里昂正免费住在菲尼克斯父母亲的海边房子里度假。

在他眼里，唯有写作、收集作品集才是正经工作，诸如做饭、清洁、修理房屋、售卖冰淇淋不值一提，享受又格外傲慢的男人，傲慢如狮子。

人与人之间感情自然流动，德维和菲尼克斯一起抬着梯子放进仓库，梯子拉扯着彼此的心，裸着上身，是汗水，是协作，是诱惑；出版商赫尔穆特欣赏着菲尼克斯的作品集，真诚建议他除了看海的人正面和背影，加上第三个层次，大海，必要时他会提供文字修饰的帮助；赫尔穆特关心娜迪亚的专业，她的文学研究，海涅与《罗曼采罗》。

这一切，里昂一无所知，他咒骂菲尼克斯难看的作品集，那个卖冰淇淋的女人，他一把推开娜迪亚，以为在四号病区，娜迪亚对赫尔穆特说的只有他的垃圾作品，赫尔穆特把他推给女实习生接手。

他亲眼见证菲尼克斯和德维紧紧握着手，被烧灭殆尽的躯体，他没有眼泪，脑海里转动庞贝古城的画。

没有跳进爱与恨的泥潭，深深搅上一搅，总是隔岸观火的男人，写不出什么好东西。

赫尔穆特念出来的那一段，他望着怀抱婴儿的女人，想的还是那些轻盈的东西，吃汉堡，去外面飞奔，酒吧嬉闹，孩子呢，婴儿粪便，低矮排屋，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里昂是个幸运的男人，他什么都不懂，通过娜迪亚、菲尼克斯、德维鲜活生命的触动，他完成了可以出版的稿子，转瞬即忘的女人，忘不了的故事。

他一如既往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她人，赫尔穆特联系了菲尼克斯的母亲，他以为他们在讨论改了名字和地点的书是否侵权，不，赫尔穆特想在书里用菲尼克斯拍的那组作品集。

里昂的书根本配不上菲尼克斯的照片，他的傲慢遮蔽了一切，他不懂任何人，他也不会理解，娜迪亚仍和赫尔穆特有联系，来看望他，她们根本没提到他，尝试坐在轮椅，飞转轱辘的快乐，那是心理或身体有部分残缺，需要被人填满的快乐。

他身体很棒，很完全，一个健全健康的人，脆弱感与他完全隔绝，他也与世界的丰富完全诀别。

攻讦、利用、剥削是他的手段和形式，不懂爱的人，多可悲。

Leon is the most depressing character I have seen in a movie. This is a mediocre man with zero redeeming characters. He's ugly, untalented, crude, classist and insenstive to the suffering around him.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y anyone would keep him around either as a friend or a romantic interest. That's the biggest whole in the plot. This is a celebratory masturbation of a fake intellectual.

庞贝古城的红色之火在四人之间燃烧，如若相爱，必然死亡。

小资产阶级作家以目的为导向而存在，与周围生活的“正发生”相隔离，听不见发动机失火，也看不清自身所处的环境，却偏偏爱上那水精灵，欲望凝视产生客体的机制失效，呈现出的是仅是日常生活和背影。

故事梗概--反“夏日电影”在采访中，佩措尔德提到了侯麦的“夏日电影”，从《夏天的故事》到《沙滩上的宝莲》，这些发生在充满激情与艳遇的夏天故事，少男少女们三三两两脱离了家长的管控，在沙滩上自由吹风，同时没有预期地探索着爱情、友情和自己，在经历心动、诱惑、欺骗和背叛后，再度归于平静，如一场梦般，度假结束，回到日常生活中。

那样的夏天，是少年少女们的“成人仪式”。

但放到《红色天空》中，视角完全倒置，摄影机所占据的视角，除了客观镜头外，完全是里昂的视角，而他来到海边并不是为度假，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工作。

里昂，仿佛是那“夏日电影”中长大后的少年，不再渴望向外探寻，这个夏天于他，是一次在不回头地迈向陈腐、中产、“大人”前的最后一次延宕与回返。

相比之下，他的朋友菲利克斯，占据的更像是侯麦“夏日电影”中通常会选取的主角视角。

在这个夏天，他收获了朋友（娜迪亚），遇到了爱情（德维），同时完成了作品集的制作（虽然这些仅通过里昂的视角得到局限展示），即将进入梦想的学院——入学便是典型的“成人礼”，但正在这部非传统法式夏日电影中，他和男友最终如庞贝古城中被埋葬的爱人般相拥死亡。

--爱欲之死这个标题来自于韩炳哲的一本小册子，在那本册子中韩企图阐明这样一个观点：纯粹之爱的条件是，它要求一个人有勇气消除自我，以便能发现他者的存在。

放到这部电影中，在后纳粹德国等语境下，《红色天空》所讲述的这个充满爱与欲望的夏天，便不仅是对“爱欲之死”的重申与悲鸣，同时包含着作者的预言和警告。

不安的“火精灵”作为“元素三部曲”的第二部，与前一部“水精灵”《温蒂妮》中显著的神话架构不同，《红色天空》中“火”被作为一种元素融于电影中。

当问及菲利克斯申请艺术院校的作品集的主题时，导演佩措尔德借里昂之口发表如下疑问：“水？

这算哪门子主题？

水是一种元素。

”目前基本成共识的，即里昂是“火元素”的代表。

虽然娜迪亚一直穿着红裙子，而菲利克斯的名字又和古希腊中的火神赫菲斯托斯名字相近，但远处的山火走势唯与里昂的情绪并行。

影片中最超现实/浪漫的场景莫过于娜迪亚从屋内走出。

此时天空中落下洁白的“小雪花”/“精灵”——联想起《阿凡达》中那象征着神圣的母亲的使者。

而这实际上是远处飘来的火山灰，是危险的信号。

此时火山灰的突然而至，正源于屋内里昂与娜迪亚的争吵：里昂意外从他人之口得知娜迪亚并非是卖冰淇淋的，而是一名文学博士，且与他的出版商交谈甚欢，被欺骗和背叛的感受铸就了火山的喷发，并导致了菲利克斯和德维的毁灭。

听——“火精灵”的不安，通过声音的设计，从一开始便展现了出来，并贯穿了影片。

影片开头，菲利克斯和里昂开车赴往林间小屋，路上车发动机失火，然而沉浸在音乐中的里昂并没有听见菲利克斯说的话——活脱脱再现当下的欧洲：危机近在眼前，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们却“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站在梯子上，或者隔着玻璃窗，与真实的生活处境坚定地保持着距离。

同时注意当菲利克斯离开去探路，留里昂独自在树林内看守东西时的场景：菲利克斯走向远处，里昂在一根树根上坐下。

天色稍暗，里昂听见森林里传来各种声音，开门的吱呀声、乌鸦声、飞机飞过的声音，然而看过去时，什么也没有。

里昂：菲利克斯！

菲利克斯突然从里昂侧面走来。

菲利克斯：你好。

里昂被吓一跳，他和菲利克斯在地上扭打起来。

可见，整部电影的视点和声音设计几乎都围绕着里昂的主观感受展开，因而观众拥有了和里昂同步的震惊体验。

当沉浸在单人视点的世界中时，他者的邀请和声音、话语便都成为对个体的侵入，直接引发不安。

因而对于深夜隔壁的声响，里昂忍无可忍宁愿被蚊虫叮咬也要睡在院子里（当然，这里里昂的愤怒还可能包含着小资阶级知识分子认知体系中对赤裸欲望展现的退却心态），而菲利克斯却可以安然看书。

前者自觉将自身与世界、他人保持着距离，而后者自然地接受着与他者/他物同时存在。

但实际上这些“介入”的声音是那么重要，无论是开头发动机的声响，又或是里昂多次独自时听到的飞机声——救援队和侦察队的画外“在场”，同样是山火危险的预告。

除了声响设计，语言同样是这部电影重要的表现对象。

不仅影片中主人公们将发音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里昂打电话向赫尔穆特嘲笑酒店服务人员对作家名字的称呼，又或是菲利克斯通过“德维”名字的读音确认其前东德的身份，里昂听到“娜迪亚”这个名字便怀疑其有俄罗斯血统。

更重要的是，语言成为每个主人公特质的展现渠道。

影片中几乎每个主人公都有一段完整的自我声音“展示”时间——如出版社赫尔穆特读里昂写的小说，这既是赫尔穆特的声音，同样是里昂内心的声音。

如德维则讲述的那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出柜宣言”。

如娜迪亚对诗歌《阿斯拉人》的朗诵。

菲利克斯没有独白时刻，但他对作品集的构想阐述同样成为自己“声音”的展示。

这些语言的“展示”时刻都成为人物形象塑造的另一条浮线，不同的口吻，不同的内容，表现出个体各异的性格。

看——菲利克斯的作品集从“听”到“视”的过渡，不妨提及菲利克斯的作品集。

其作品集的构思经历了一个从试图展现“大海”到展现“看海的人”的变迁。

菲利克斯最先的设计是先一张以海为背景的人物背影照，然后让人物继续看着大海，再从大海的方向反过来拍摄的人物正面肖像——类似于电影中对人物进行的骑轴镜头的正反打，展现出大海和人清晰的二元对位关系。

而他试图达到的目的——人物“看海”这一行为，其实是作为第三方的观众，通过两张照片自主构建/想象出来的关系。

后来，在赫尔穆特的建议下菲利克斯增加了第三张图片，即一张单独的大海图片。

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从展现“看海的人”向展现“大海”本体的回转。

正如影片结尾处，赫尔穆特为里昂即将出版的小说选择结尾图片时，选择的正是一张以大海为背景的人物背影和一张大海的单独照片，人物的半身像被隐去不见。

这似乎恰恰回应了里昂先前的质疑。

当菲利克斯第一次和里昂讲述自己的艺术构想时，里昂表现出激烈的反对，他认为“如果你拍看海的人的肖像，那他们其实是在看你。

”因而，里昂坚信菲利克斯无法确认所拍摄的人物肖像是在“看海”，实际上恰恰是他的拍摄打破了人物“看海”的行为，因此“看海的人”这一构想并不成立。

这种观点的交锋似乎可以联系起电影自身的著名隐喻——“后窗”中，希区柯克这样说道：“有一个不能移动的人在往外看。

这是电影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展现他所看到的内容，第三部分则展现他如何反应。

这实际上便是电影理念的最纯粹表达。

”（对应来看，菲利克斯最先的设计包含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而赫尔穆特建议他加上的正是缺失的第二部分。

里昂则激烈反对第三部分。

）《后窗》，实可以看作希区柯克对电影的辩护：真实，恰恰是通过屏幕看到的。

（里昂显然不共享这一观点。

）而另一个看上去持相反观点的电影《放大》，则描写了一位通过摄影机“看到”某物的摄影师，在现实中遭受着某种真实感危机。

（更像是里昂会选择的观点，）除了这种潜在的因对媒介态度对立而造成的对冲原因外，或许还因为正面的人物肖像无疑会带来强大的对视力量——观众与照片上的人物，这种类似于“打破第三堵墙”的设计显然与一直躲藏在暗处偷窥的里昂相悖。

第一次来到海边时，里昂并没有下水游泳，而是在岸上看书《SCHATTEN》（在德语中意为“阴影”，这似乎是里昂一直所处的位置）。

在日常生活里，他也习惯性将自己藏在窗帘/玻璃后面/黑暗里，不仅窥视了德维从娜迪亚房间走出，同时窥视着娜迪亚的一举一动。

与《法比安》《红色天空》中的里昂似乎和另一部德国电影《法比安》的主角在某些层面上共享着同样的困境。

同样是作家，饱受敏感心灵的疾苦；同样感到焦躁，但法比安是源于对现实处境的清晰体认，而里昂则是为未完成的手稿（小说）而“焦虑”，实际上他与现实处境一直保持着距离。

或许正是这种对现实处境的不同态度，造成了二人不同的结局。

法比安溺于水中，而里昂放火烧了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