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

作者 吴晓波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

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

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

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

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

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

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

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

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

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

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

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

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

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

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

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

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

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

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

都过去了。

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

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

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杂谈：《钢的琴》——我的另一个东北农历七月初七，周五，在这个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日子里，孑然一身的我百无聊赖地寻找能打发时间的东西，一屋、一人、一桌、一椅、一电脑，一水杯、一手机······要不，看部电影吧，我对自己说道。

各位别误会，当然是自己在家看喽，我可不会去电影院，为什么呢？

一位友人的话可以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瞧你那抠门样！

”好了，言归正传，很久之前我就下载好了一部电影，叫《钢的琴》，但一直没看，原因无它，这部反映国企下岗职工生活的电影对我而言太过沉重，毕竟我身上也有着类似的经历，昏暗的厂房，破旧的设备，低迷的经济，电影中的这些场景勾起了我的回忆。

我生长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同电影中的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鞍山市类似，我的家乡以林业采伐和木材加工为单一支柱产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市工人几乎全部下岗，时至今日当地经济依旧低迷不振。

影片中的主人公和他的兄弟们有着精湛的手艺，仅仅依靠一本陈旧的俄语版《钢琴制造》就逆向测绘仿制出一部货真价实的钢琴，但是，这群熟练的产业工人却只能挣扎的温饱线上。

这群工人能吃苦、有本事，但只要留在家乡，他们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就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

可能有人要问，他们为什么不出去闯一闯呢？

很简单，和片中主人公一样，父母和子女总需要有人管吧，想管，你就走不掉。

那狠心走掉呢？

老人生病没人管撒手人寰，孩子么，打架斗殴辍学进监狱，这种情况我见的多了。

片中背景音乐以苏联歌曲为主，没有一句二人转，演员对白也没有现在电视上常见的那些东北口头语诸如“唉呀妈呀”之类的，或许有人说，这是因为说演员不全是东北人啊。

不对，我的成长环境似乎和片中如出一辙，伊春市的历史比共和国还短，移民来自五湖四海，主体移民是1952年组建的林业三师的退伍官兵，这支军队之前驻地是湖北荆江，该部原属中原野战军，队伍里没有东北人，大家可想而知，伊春人的祖辈口音有多复杂。

至于我家，祖父来自辽宁铁岭，1958年来到伊春，外祖父，山东汶上人，一嘴的山东话，同样是1958年来到伊春。

两人都是知识分子，被补充到伊春以支援当地经济建设，当时的伊春是不毛之地，他们最开始住的是窝棚，后来的房子也是自己动手建的。

家中老人爱听京剧，都是票友，作为90后，我第一听到二人转是在2003年，还是因为接触了电脑才知道有这种娱乐，不过一直都享受不了。

现在常见的东北饮食，猪肉酸菜炖粉条、锅包肉、铁锅炖、蘸酱菜、鸡蛋焖子、土豆酱、饭包······这些东西儿时的我一概没吃过。

诸如“哎呀妈呀”这些方言，上了学之后才在某些同学嘴里听过。

至于苏联烙印，倒是异常的多，时至今日，我的父辈们仍旧喜欢去俄罗斯工作。

去了外地读书，才知道东北人的口碑异常差，在西北某地，当地人对东北人的印象就是花钱大手大脚，生活铺张浪费，结果我的抠门将当地人的三观尽毁。

电影中，鞍山的街头到处是破旧的厂房和倒闭的商铺，90年代的伊春某区同样如此，看这电影，我身临其境。

我在91年出生，母亲的单位在93年倒闭，父亲的单位似乎是在98年解体，不过家庭的经济状况似乎在96年之前都挺好，起码在96年，父母购买了一户楼房，大概花了17500元左右，从90年结婚，购买全套日本家电，再到买楼房，父母的日子过得似乎不错，不过96年之后，日子便过得不堪回首。

我依稀记得，应该是97年冬季，在昏黄的白炽灯泡下，父母因为花在我身上的200元的医药费在吵架，因为钱不凑手；似乎是在98年的夏季，又因为我上学的书本费在吵架，当时小学课本还收费，同样是钱不凑手；似乎是在98年的秋季，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母亲在街上卖月饼，月饼是父亲开的糕点厂做的，我只记得那天雪很大，踩上去没过脚面，而且还下个不停，之前熬了整夜烤月饼的父亲一边在风雪中挣扎着给母亲搭帐篷一边喝斥我赶紧进屋，因为他担心体弱多病的我感冒，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一幕。

有钱，我也真的舍不得花。

说道教育和文化，我的中小学老师大部分来自江南锦绣之地，小学的班主任是绍兴人，初中的物理老师似乎是大理人。

电视里的赵本山，嗯，不喜欢，不是我另类，而是真的听不太懂他的冷笑话。

至于懒惰，起码我的父亲和他的同事都不懒惰，而且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能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内蒙古呼伦贝尔零下五十度的天气中爬冰卧雪工作的人，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懒惰吧。

胆小吗，也不是，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伊春人一直为了一个目标参加军事训练——挡住苏联人的坦克，万幸的是，战争没有爆发。

我和我的父辈祖辈并非出身农村，但在生活上也没有享受太多，讨厌二人转，也不太喜欢东北食物，我们来自很多人都不熟悉的另一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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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钢的琴》于2011年7月15日在国内首映，导演张猛，故事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主要故事情节是：主人公陈桂林系钢铁厂的下岗工人，下岗后组织了一支乐队谋生。

其妻小菊找到了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准备与陈桂林离婚，并提出要女儿小元的抚养权。

陈桂林一心想培养小元弹钢琴，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了夫妻俩争夺抚养权的关键。

为此，陈桂林先是四处借钱不得，后又计划偷学校的钢琴失手，最后他集结起昔日的工友，按照以前厂图书馆的一本俄国文献开始制造一台独特的“钢的钢琴”。

虽然最终“钢的钢琴”制造成功，但陈桂林还是把小元的抚养权交给了妻子小菊。

电影的题材涉及到中国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及相关人员。

这个群体非常特殊继而非常敏感，其“得势”与“失势”，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

昔日产业工人中的大部分在经历变革后，被削弱了原先对组织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的占有，换言之，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下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逐步形成了党/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格局。

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以实现现代化，社会结构在宏观上简化为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构造，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

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步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改变了原先各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原本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分化。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是实行“抓大放小”，二是实施“减员增效”。

“抓大放小”，即把原来小型的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改制成为非公有制企业，原来企业中的职工，或成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或下岗待业，进入失业阶层。

“减员增效”则直接导致了大规模产业工人的下岗。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要讲好产业工人的故事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钢的琴》之所以值得分析，就是因为导演张猛讲述故事的方式让人眼前一亮。

《钢的琴》中，导演让观众看到了产业工人遭遇的困境，但每段故事的设置和讲述，都使用了一种哀而不伤的、甚至是乐观昂扬的方式。

电影中历经下岗再就业的产业工人的形象不是处于被同情的、需要救济与帮困的低位，更多的镜头叙事用于展现产业工人昔日的风采：从事着未被异化的劳动、有知识懂文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电影的开头处有一场戏，是陈桂林的乐队为丧事演奏，一开始选择的音乐是《三套车》，后来葬礼的主办人说《三套车》太沉重，要求乐队换一个喜庆一点的曲子，乐队中的一个成员解释道，《三套车》的沉重正好符合丧事的氛围，但主办人依旧坚持要换音乐，于是乐队就开始演奏《步步高》。

这场戏或许隐喻着产业工人阶级从历史舞台的中心隐退，逐渐被历史遗忘、埋葬的过程。

在金钱主导的逻辑中，产业工人丧失了话语权，丧失了自主性。

导演叙事的乐观体现在，影片营造的情绪并没有停留在哀伤之中，当观众沉浸于《三套车》悲哀的情绪中时，把哀歌换成了喜乐，整个影片的氛围一下子明亮起来，暗示着陈桂林这样一批产业工人面对生活依旧乐观。

陈桂林为了获得女儿的抚养权，四处借钱买琴碰了壁，于是组织自己昔日的同事和朋友，准备一起去学校偷钢琴。

偷钢琴之前的动员方式是大家在一起吃饭，陈桂林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咱们今儿喝完以后，争取都干一番大事业。

”“动员大会”之后，一桌人开着卡车准备偷琴，一路上还都唱着欢快的歌曲。

这些片段中依稀可见往昔产业工人们无所畏惧、慷慨激扬的精神面貌。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偷琴未遂，一桌人都被公安局拘留了。

这时候，导演的处理方式非常诗意，公安审讯的一段并没有展现，替换成了在黑暗中，一道光束照耀着陈桂林和一架钢琴，陈桂林独自演奏着钢琴曲《致爱丽丝》，光束下雪花纷纷扬扬。

一曲奏罢，镜头切回到公安局，校方决定不追究责任。

如果导演的设置是让陈桂林坐牢，女儿因此跟随母亲，恐怕会赚取许多同情与眼泪，可见，同情与眼泪并非导演的意图。

剧情继续发展，陈桂林决定自己做一把琴。

在陈桂林决定做琴到真正开始做之间的一段叙述中，电影的展现了昔日产业工人的文化涵养，也为做钢琴的可行性做了铺垫：在陈桂林以前工作的工厂里，有工人图书馆，他在里面找到一本俄文图书《钢琴制造》；以前厂里的技术工人，人称“汪工”，是一个留苏回国的工程师；与陈桂林关系甚好的女工人淑娴，会弹钢琴，懂俄文，喜欢唱俄语歌曲。

导演塑造了一批有文化的产业工人形象，“教育为工人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曾经这些都不是一句空话。

陈桂林又一次动员起了身边的朋友，开始做一台钢琴，由于找不到好的木材做钢琴，加上他们以前都是钢铁厂的工人，对钢比较熟悉，因此，陈桂林决定做一台“钢的钢琴”。

汪工负责设计师，陈桂林和朋友们各司其职，重新干起了自己熟悉的手艺活儿，电焊、油漆、机床、吊车。

就在工作顺利展开的过程中，发生了2件事情。

其一，是工厂的2跟烟囱面临定向爆破的命运，许多工厂老工人联名上书希望保留烟囱。

汪工为了保留烟囱，动足了脑筋，想出了数十种烟囱的改造法，改造成长颈鹿或火箭模样的雕塑、改造成蹦极台、在烟囱上面种绿化，等等。

最终，烟囱依然没有保留。

爆破那天，工厂昔日的职工都去“见烟囱最后一面”，陈桂林再那里分发香烟，场面的感觉十分悲壮。

烟囱的不复存在，意寓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这批产业工人都是亲历者。

第二件事是导演借着陈桂林妻子小菊的口，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算你把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会跟你。

”是的，陈桂林似乎也明白，钢琴不过是一个物质欲望的表征，在女儿的眼中，谁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就跟谁，钢琴可以造，那么其他的东西呢？

陈桂林决定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同时回到车间里对大伙儿说：“钢琴不做了”。

导演可以选择把故事说到这里为止，女儿小元从此跟着妈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而陈桂林和他的朋友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

但故事还在继续，最动人的故事在电影的结尾。

最终陈桂林决定将做钢琴的工作进行到底。

钢琴造出来了，在热烈的西班牙歌舞《斗牛》的演出中，做完的“钢的钢琴”被缓缓推出。

歌舞营造出来的狂欢氛围，意寓着作为劳动者的产业工人同时也是劳动和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在知道了自己时代的终结和小元的离去后，大伙儿再次团结起来的向心力完全是非功利性质的，在做钢琴的过程中，大家富有激情地挥洒着汗水，所有的人都感到了集体劳动的快乐。

二《钢的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纪录。

在如今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中，类似《钢的琴》这样表现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中国（人）的电影非常缺乏，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大都被官方的和商业的话语所垄断与遮蔽。

不可否认的是，要描绘出当代中国（人）的面貌是一项异常艰难、太过繁重的工作。

新时期以降，中国社会面临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的巨大转型。

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逐步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因之出现了一系列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浪潮；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生长的市民经验、本土经验与全球化经验混杂，使得对经验的描述和评价变得无比复杂。

尽管要创造有效的影像表述困难重重，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电影和导演们回避和拒绝表述的一种借口。

一方面，占有更多市场资源的导演们放弃了严肃的思考，创造出许多天马行空的“传奇”和“神话”，并且振振有词地辩护说：生活已经太辛苦，观众需要的是带来快乐的电影。

另一方面，现如今的中国的影产业，由于偏颇的制度设计和有失公平的市场环境，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艺片和独立电影，因为资金或者题材的原因，无法顺利地进入体系中：首先，在制度设计方面，且莫说影片审查制度带来的禁锢以及难产的电影分级制度，单是放映制度方面就存在些许不合理。

放映制度中规定了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高清摄像机拍摄的电影才能进入院线系统，换言之，许多用DV机、16毫米胶片拍摄的电影无法公开放映。

这对于投资不够无法使用昂贵拍摄器材的剧组，以及坚持粗糙画质风格的导演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其次，当下电影放映的操作模式当中存在某种“法西斯性”。

这种“法西斯性”是资本与行政权力“合谋”的结果。

院线的放映场次是有限的，放映时间分为黄金档与普通档，院线会给“名导演”的“商业大片”安排更多的场次，并安排在黄金档播出，对于类似《钢的琴》的电影，院线的预设就是此类电影没有观众，然后就安排在上午、下午等观众相对冷清的档期，场次也不多，整个放映周期短。

许多“小片”收不回制作成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商业大片”、“小成本制作”来命名电影成为了主流，在当下中国电影的语境中，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越来越成为讨论电影时必然出现的高频词汇。

媒体津津乐道地说着大片精致的画面和场景、逼真的电脑特技、强大的明星阵容、豪华的首映式、不间断炒作的花絮绯闻，自然还有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

此种市场引导有它非常可怕的一面，它将电影承担的文化功能导向休闲和娱乐。

在这样的文化功能逻辑下，力求真实的纪录、严肃的思考和探讨、厚重的历史感，将在何处安放？

此种将文艺导向娱乐与休闲的立场，是无知，抑或居心叵测？

三社会学家沈原在他的书中写道：“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

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其实同样的困境在文艺中也存在。

文艺究竟应该表现什么？

要说什么样的故事？

《钢的琴》可能是一个尝试，一种努力。

至少，它严肃地干预社会，它拒绝用“他者化”的眼光看待历史，它愿意为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他给我们展现了一段至今没有论断却被回避讨论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实践”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在日后的改革中究竟谁付出了代价、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文艺的一个功能，是提供一种社会和生活的想象。

当许多人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图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停止追问，你要去的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的未来？

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道路上，我们走到了今天。

“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

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

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

” 我们太需要一种新的想象未来的方式了，而在这种想象的建构过程中，文艺不能怯懦地退场。

在真正接触到影片的主题之前，我一直以为《钢的琴》是一部关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励志电影，一个普通工人为了满足女儿的音乐梦想，用工厂废料做了一架钢琴，这个一个多么《生活空间》的情感奇观故事啊，类似的题材还有农民造飞机、村民拍电视剧等等。

但是电影演到最后，这架钢琴能否造出来，圆圆是否能够留在父亲身边，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他们暗淡生活中的一抹梦幻曙光，这架钢琴如一台时光机，引领他们重温往日的温暖和荣耀，这是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已经忘却很久的感觉了。

《钢的琴》是在辽宁鞍山拍的，我的整个青春期也是在一个类似的东北重工业城市度过的，因此我曾亲眼看着这些产业工人几乎是一夜之间褪去了身上的荣光而变成歧路亡羊，他们最大程度地承受了改革的阵痛，却不得不接受被时代抛弃的命运。

《钢的琴》就是为他们拍的电影，与影片导演张猛的第一部作品《大耳朵有福》一样，这里弥漫着一种颓废的反励志主题，但这反而让我觉得熨帖。

因为对于这些由社会主人翁沦为弱势群体的人来说，下岗再就业的成功事迹离他们很遥远，“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声听上去有点刺耳，只有触手可及的困窘磨砺着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钢的琴》没有《耳朵大有福》那么绝望，于是更像是一场有抑有扬的春梦，这样的精神抚慰更能体现出一种实际的人文关怀，其功能就相当于伴着苦哈哈的哥几个喝一顿大酒，遥望一下当年的意气风发和志得意满，然后回家睡个舒坦的囫囵觉，第二天起来各自继续面对糟烂的生活……只有这些真正在困境中挣扎求存的人才知道这片刻的超脱对自己有多么重要，知道了这些才能真正读懂当他们高唱《怀念战友》时脸上的忘我和陶醉，才会知道那两个面临拆毁的烟囱对于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电影就是在为我们再造和捕捉这些转瞬即逝的真实。

《钢的琴》让我想起了一些优秀的东欧电影，如捷克的《柯利亚》、前南斯拉夫的《爸爸出差时》、《我与铁托》等，都是用一个温情的故事来折射社会巨变之下心理动荡，而且片中大量运用前苏联和俄罗斯各个时期的流行歌曲作为配乐和有源音乐，更是突出了这种语境。

可贵的是影片在涉及到有关怀旧的惆怅和现实的无奈这些情绪处理时，避免了廉价的煽情，而是用黑色幽默的手段来化解掉影片本应有的沉重和感伤，这一方面有利于观众始终以较为兴奋的状态接收信息，另方面也不至于让黑暗和消极内容影响到影片过审，面对目前的观众趣味和审查体制，《钢的琴》体现出一种通俗而不媚俗的智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两位主演，王千源和秦海璐，都表现出人物所应有的极精准的生活状态。

【河北青年报】

先是一部《解救吾先生》，又一次注意到了那个其貌不扬的王千源；再一次是偶尔看到他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访谈节目里面，对这演员多了几分了解，是一位用心、认真在做事的人。

《钢的琴》是一部由张猛执导，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喜剧电影。

《钢的琴》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身边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的故事，通过小人物幽默与艰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和友情。

王千源因为这部剧获得了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20世纪90年代初 ，东北一个工业城市。

原钢厂工人陈桂林（王千源饰）下岗后，为了维持生计，组建了一支婚丧乐队，终日奔波在婚丧嫁娶、店铺开业的营生之中。

与此之时，妻子小菊（张申英饰）却不堪生活重负，移情别恋，跟了一个有钱的商人。

之后，小菊光鲜回归，要求与丈夫陈桂林离婚，并且要求独生女陈小元的抚养权。

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了争夺抚养权的关键所在。

陈桂林希望将女儿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钢琴家。

为了得到对于女儿的抚养权，他忍受种种压力，多方筹措为女儿买钢琴的钱，在四处受挫无果的情况下，于是便决计铤而走险，和女友淑娴（秦海璐饰）以及当年钢厂的好哥们夜入学校偷钢琴，然而却又被人发现被抓。

当所有的办法都失败后，桂林偶然翻到一本关于钢琴的俄国文献，于是叫上伙伴们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开始了手工制造钢琴的征途，最后在退役小偷，全职混混，江湖大哥，猪肉王子一群落魄兄弟的帮助下，他们造出一部“钢”的琴，一群男人为尊严而战。

爱情，友情与激情，幽默在不可能的任务中荒诞燃烧。

贫穷的爸爸要为了女儿做一架钢琴——多美好的念头。

电影制造奇观与美梦，使其跃然于银幕之上，着实动人。

但空有念头并不能代表什么，就像电影里一样，制造一架钢琴，得搭伙找人，材料，术业专攻，分配，连带做饭……一个也少不了。

念头固然好，但过程百般辛苦，孤独，无法言说，打落牙自己咽……最终才成就一桩美事。

我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好念头。

在一个没有是非与良心的国度，它的视角与勇气可敬可佩（说这部电影在当下中国是可贵一点也不过分）。

但，电影的过程远没有念头那么可人。

虽然材料一应俱全，剧本和演员都算是一流，但掌勺的将菜捣得四分五裂，虽然尝着还有那味儿，但菜早已不是那菜。

看看《钢的琴》中后段剪辑的那种仓促，情绪未完已经赶趟儿似转场的忙碌，以及那些没完没了的音乐，根本不给你任何沉浸思考的时间。

这部电影早已经偏离自己的念头。

如果它是奔着温情去的，这时已经是滥情（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滥情韩国导演郭在容的话）；如果它还想触及一下所谓的时代痛楚，现在也不过就是隔靴搔痒。

黑色幽默与镁光灯打下的那一束束光，连带那些忙不迭跑出来的音乐，在商业片里看着肯定节奏明快美轮美奂，而在这电影里，也不过浮躁二字而已。

我当然知道张猛是个好导演，不矫情的说，在中国导演里，能文以载道地看到他难得的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和同情。

但他对于电影语言的短板也很明显，《钢的琴》更是在节奏上失衡得厉害。

电影当然可以谈主题先行，可以谈中心思想。

但念头可贵并不可能就让电影本身跟着高贵起来。

结尾那架钢琴做完之后，工厂里的大吊臂吊着它在画面中缓缓运动。

突然间整部电影的节奏都慢了——这才是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节奏之一，希望营造一种沉稳内敛，希望在生活表象下直指人心的力量——而现在不过是感受到了表象而已。

《钢的琴》算是一部真正的电影，而现在院线上映的电影中很多连“电影”的称谓都够不上。

文艺作品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处境堪忧，所以我依然愿意买票支持，并推荐大家去戏院，因为它的难得。

但一切不代表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对一个导演而言，肯定固然是好事，而过誉则如揠苗助长一样没有什么好处。

毕竟这才是张猛的第二部电影，当虚浮的荣誉涌来的时候，票房的惨况会被暂时忘记，而再好的念头也会变得不理智起来。

这片子评分很高，也因为推荐，特意看过，我不太喜欢。

故事是超现实的，一个父亲为了给女儿一台钢琴，找到一群下岗的老朋友，在车间用纯钢打造了一台。

后来女儿还是跟着前妻走了。

现实中，这基本不可能，不论是否造的出来，只是造琴这事，费时费力而且不实用，应该不会有人干。

这应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幻想，是对梦想的坚持，对过往生活的交待。

整个片子色调暗沉，节奏缓慢，空间狭小，人物面目模糊，我不喜欢。

被点中了傻X文艺青年的软肋最初听说《钢的琴》，是在豆瓣上看到同学的状态更新，那时正值大学生电影节，作为学生评委之一的他第一时间看到了这部片子，并给予了满分的评价。

后来去网上搜新闻，看到崔永元的《新电影传奇》也报道了这部影片，因为节目中会用到一些影片的内容片段，零零碎碎地看到了一些镜头，再加上节目中动情的解说，一度让我认为这是一部以东北老工业区为背景，讲述工人阶层父女之间美好情感的家庭小品，在风格上有库斯图里卡+考里斯马基的味道。

作为一部小成本独立影片，又令我对导演以及主创团队的创作精神深为之佩服，因为据说影片拍到最后，制片主任的口袋里只剩下38块大洋。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许许多多杰出的独立电影人，他们的作品往往因为携带着浓重而独树一帜的个人气质而被排斥在主流市场之外，他们宣称自己的一生就是为了艺术而活，他们梦想着通过电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从而获得某种存在感，并与社会实现某种“隔空”交流。

是的毫无疑问，我也曾经是一个这样的人。

只是为了生活所迫，我不得不融入商品社会，为了五斗米而暂时放弃原有的梦想。

而这个“暂时”也只是我自以为的，因为没有过多久，我就发现，原来世界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它也有很大的毁灭性。

每天朝九晚六，坐在格子间里，安心做一个信息搬运工，用周一到周五挣来的钱在周末挥霍掉。

生活是很实际的，其实电影也是很实际的，只是它看上去如此梦幻以及优雅。

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一切都是驱动我去看《钢的琴》的理由。

我只是想看看一个曾经的我，梦想拍电影的我，拍了一部怎样的电影。

哪怕他不是学电影的。

他果然不是学电影的他果然不是学电影的。

但是大叔告诉我，他也懂得什么叫长镜头，什么叫景深镜头，什么叫“物质现象的还原”，什么叫似动现象，“因为我们那时老谈这些东西”。

可是为什么在《钢的琴》里都没有了呢？

记得入门阶段，看的是《周传基将电影》，周周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电影是运动的。

他举了陈凯歌《黄土地》里的例子，就在秧歌队从后山坡爬到前景处，在掀起的漫天黄土中集体敲鼓的时候，出现了很明显的声画不对位。

陈凯歌忽略了声音与画面一样，也存在“由远及近”的原理，画面中的鼓声响度始终没有变化。

果然，把声音调整成渐强，配合由远及近的画面，整段内容在气势上更加立体而生动了。

“如果陈凯歌意识到电影的运动性，他就不会凡此错误。

”周周大声地说着。

而《钢的琴》里，在最后女儿把手放在在爸爸亲手打造的钢琴琴键上，突然音乐就响起了。

女儿的手指此时还没有移动。

弹奏过程中，也出现了多次声画不对位。

我突然感觉好像被“假冒”的琴声给推出剧情了。

周周还提到一个概念：电影是细节的产物。

他举了关锦鹏《阮玲玉》的例子。

就是张曼玉模仿阮玲玉《神女》中不卑不亢地走向嫖客的那场戏，周周让我们注意张曼玉的旗袍开封的高度，几乎在膝盖以上，内侧的大腿隐约可见。

而《神女》中阮玲玉的旗袍的开封并没有高过膝盖。

“张曼玉可是穿了一条比当时妓女都要暴露的裙子”，这一句引起了哄堂大笑。

《钢的琴》里，真正展现钢琴制作过程的其实只有很小的几个镜头，我其实很好奇那架钢的琴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导演后来也在访谈里说到，“东北人有个习惯就是喜欢自己做东西。

”那么，至少有一张图纸的正面镜头吧。

这个还真没有。

据说《钢的琴》的拍摄只花了21天时间。

那么前期准备有多久呢？

可不可以真的像片中说的那样在图书馆里找到一些资料，交代一下呢？

能花多少钱呢？

而《钢的琴》最不像电影的地方，就是它的镜头以及场面调度。

周周在将声音时举了《公民凯恩》的例子。

那段从上快速下移的镜头，伴随着画外的环境音，似乎将整个歌剧厅的空间都打通了。

声音是为画面服务的，或者说是为了帮主画面营销整个时空感觉服务的。

而《钢的琴》中随处可见的横移镜头，“突如其来”的背景音乐，并没有达到库斯图里卡影片中的那种的效果。

库的音乐多数来自人物真实的演奏音，喧闹而杂糅，镜头调度也很丰富，与影片整体的荒诞风格相映成趣。

而《钢的琴》中，人物动作被打断了，是为了营造超现实的想象空间，然而表现力却大打折扣，因为景别几乎没有变化！

没有纵深，只有横移。

人物动作也如同舞台表演一样，借用“楼梯”（随处可见的楼梯），把人物码在上面，如同提线木偶。

生活的质感都被桎梏住了。

它只是一部“话剧电影”貌似是冯小刚引领的这种风潮。

幽默的对白确实会增加影片的亲切感。

《钢的琴》的某些对白具备赵本山小品的幽默搞笑功力，尤其是影片的前半段，可以说是亮点连连。

可是当你发现，一旦主角不再说俏皮话了，影片的节奏感就不见了。

下半段几位老工友相继出事，男猪脚情场莫名失意，再加上父亲病逝，伤感的气氛顿时笼罩了影片。

此外，我真不记得哪个事件又促使大家“重头再来”，只记得秦海璐把头一靠，钢琴就给造出来了。

过分注重台词会使得人物失去自主性，故事失去方向感。

冯小刚是美工出身，一样不太会用镜头。

近几年，《疯狂的石头》引领的新式喜剧狂潮，也是主打台词与花哨剧情。

这样做真得使电影变得更好看吗？

而此法之集大成者要数姜文的《让子弹飞》，通篇的对话，却让人不感烦闷，除了包袱做得响亮，重要的还是场面调度，画面看上去不单调枯燥。

其实，侯麦以及伍迪.艾伦也十分偏爱用台词。

当然，做得最好的还是伯格曼，他总能把人物想说的，未说的，还没来得及说的，以及尚处于冥想阶段的内心独白一一准确无误地挖掘出来，化成可见的思考，组织成诗。

我并非在强调一部小成本国产片与电影史上大师之间的“云泥之别”，我只是想说明，《钢的琴》在传统意义的电影创作手法上，几乎是不及格的。

它的影像粗糙而缺乏创意，它的内容与意义也并未全然通过视听的手法表现出来。

它仅仅像一场运用了高科技多媒体手段的话剧。

就连影片自己也承认了。

男猪脚与女猪脚并列站立，头顶追光。

我们工人能不能有点力量？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片子我看的不多，记得我在经历了短暂的失业时光后，看到了《薄暮之光》。

那真是一部讲述工人阶级人民生活的好电影。

那里的人们，虽然与我远隔数千里外，但我就是觉得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困境，还有自强不息的旺盛生命力。

而在《钢的琴》里，除了背景的那座废弃的老工厂，哪个人物看上去像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呢？

如果依照此片去理解我们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兄弟，是不是有失偏颇呢？

他们曾经是生产一线的好手。

他们都是被迫下岗。

他们的生活从此失去保障天翻地覆。

因为一架钢琴，他们又重新聚首，犹如归隐的武士重出江湖。

这是个《七剑下天山》的故事，是一个《七武士》的故事。

可是回到影片中，老工友们真的隐藏着多少牛X的本事呢？

影片并没有细致交代。

关于零件制造也只涉及了琴键的部分。

他们的手艺在哪里？

他们的尊严在哪里？

导演对于他们的感情只剩下同情，能不能来点有力量的东西？

哪怕只是做一场梦？

而男猪脚在全片中都没有跟女儿说多少话。

事实上，他与女儿并没有多少互动。

女儿在全片只是一个情感道具。

男猪脚的情感归宿从一开始就没有悬念，然而中途被莫名其妙地戴了绿帽子，这与整个故事又有多少关系呢？

一个一心为了留住女儿而不惜倾家荡产自造钢琴的中年男人，就是这样失魂落魄地生活的？

我妈也曾经是一名工人。

她的专业是无线电，后来这个技术整个被时代所淘汰。

后来她来到一个事业单位转做信息查询，之后又做了科技年鉴的主编。

虽然她的专业被时代淘汰了，但是她并没有被淘汰。

她也没有觉得生活有多艰难，有钱没钱一样快乐。

作为一个80后，85前，对于整个9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我是有着特别感受的。

哪怕我没有去过辽钢，没有亲眼见过老东北工业区的全貌，但我依然可以想象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身上不仅仅有的是时代留下的创伤，更多的是乐观和直面生活的精神力量。

其实我很想了解男猪脚那位开发廊的姐姐的故事。

可惜电影并不打算展现她们的生活。

散场的时候突然看到田沁鑫。

一个人坐在座位上擦眼泪。

同为中戏的同学，或许田导更能接受这种“话剧电影”的构思创意。

而电影就是电影，时间将是检验片子好坏的唯一标准。

走出电影院，顿感身心舒畅，虽是第二次观看，却仍旧热情高涨。

热情不是发自躯壳，而是来源于内心。

也许很少有观众能在国内院线拥有这般感觉了。

或许和我童年的工厂生活有关，电影《钢的琴》也唤醒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回忆。

影片不仅记录了一个钢铁厂外貌的衰退，也唤回了“劳动人民最光荣”那样一种遗失的美好，陈桂林带领工友重新回到工厂，体验到了劳动的光荣与快乐，并带有一种对“大炼钢铁”那个时代的眷恋和惋惜。

劳动的幸福感在影片最开始的一句话里就有体现，陈桂林跟父亲说前妻已经跟一个卖假药的好了，从此“过上了那种梦寐以求不劳而获的生活”，在他看来，那种生活不幸福，因为它体会不到劳动带来的快乐。

构图象征《钢的琴》进行了许多美学上的创新思考，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充满了强烈的象征性。

构图多以全景及远景来凸显角色，仿佛置身于舞台。

无论是高耸入天的烟囱、一分为二的破屋，这些被放大的建筑都反映了旧时代的行将远近，与这群渺小卑微的小人物形成巨大反差。

而旧时代的远去不仅广义地体现在钢铁厂/工作中，也狭义地反映在角色身上，婚姻、父亲的家庭关系都成了过去时。

它没有批评，没有肯定，却用了这么几个人物把那一代人的爱情、生活、劳动完全展现开来。

陈桂林与妻子小菊在离婚协议签订后，置身于一幢破败的房子前，那幢房子的屋顶一分为二，直指家庭的瓦解。

还有离婚协议书出现的画面，则是用超级玛丽Game Over的音效来衬托。

两杆大烟囱虽见证了钢铁厂的辉煌与没落，众多工人也在为它不被摧毁而出谋划策，但它们最后还是遭到了社会变革的遗弃。

但它们永远是工人们的一段回忆，一个老朋友。

陈桂林的家庭最后也是如此，淑娴之前曾说过，即便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一定就能跟着他。

陈桂林在离异之后又重新拾起了建琴伟业，但是女儿有没有跟着他我们不曾了解，但我们知道的是他圆了女儿的钢琴梦，更重要的是工人兄弟们也感受到了劳动之幸福。

也许劳动的结果会是徒劳无功，但劳动的过程是快乐和激情澎湃的。

就像影片最后，钢的琴最后锻造阶段，以淑娴的歌舞穿插，把劳动者与舞者的激情、动作、美感熔于一炉，将劳动的热情无限放大。

舞台电影引用一句好友 英年早睡 的话“摄影只用低机位平移吗？

场景来来回回只有破钢厂啊？

道具总是让人跳出剧情有木有？

”这种具有争议性的美学态度，的确会让很多观众产生道具跳出剧情，扰乱情感，破欢电影传统之感。

但它却是一种剧场化处理的手段，许多观众看惯了传统电影的表现形式，反对电影的剧场化处理，认为话剧就是话剧，电影就是电影。

而重新开发舞台剧的电影表现形式也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影片的广袤背景和大型建筑物都是在表现角色存活在舞台上，而大量低机位平移镜头则能充分展示舞台近景细节。

这种平移运镜处理更能配合影片稳重、抒情的气质。

影片的舞台化风格还有很多，比如演员的固定走位，比如前1/2出现了许多类似于话剧中多幕剧的渐隐分幕法，如果你喜欢话剧，你肯定会更爱它。

而片中曾出现的陈桂林在黑暗中弹奏钢琴及他与淑娴在黑暗中的两束光都是话剧中角色交代的处理形式。

基调情节中不断出现的破旧厂房、车间与道具、服装，均制造出一种情绪主调，配上调性相似的苏联老歌与东北性情对白，提炼出一种抒情风格，一种夹杂着记忆情绪的荒凉美感。

除了这些感官氛围外，演员是观众辩识的图腾，角色的处理是值得褒奖的，卑微无望的工人在劳动中体验快乐，不动声色地经营这些角色，毫不客气地解释他们的特点和弱点。

在种种口角、甜蜜、勾心斗角、和好、团结后，能够肯定人性、乐观上扬。

比如欠麻将钱和开锁的两个角色，矛盾一直激化，但欠钱的以受辱的父亲形象示人时，两者成为尊严象征互为一体；再比如季哥，他刚一出场时的姿态、衣着、范儿、狗和左右两位美女工友的站位，也与落幕时的姿态、衣着、范儿、狗和左右两名警察的站位遥相呼应。

感触这部影片让我感慨的是，我们会因为角色的劳动而情绪高涨，为何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苦苦想要摆脱劳动？

“劳动人民最光荣”也像烟囱一样，是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它已经被体制社会摧毁。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但是新时代里再无勤劳的快感……美国人能造出钢铁侠，中国人却能造出钢的琴，影片无论如何仍是我一年中迄今为止看过的最好的华语片。

影片有浓厚的苏俄怀旧风格，而且每一个转场都有音乐过度，镜头也很文艺。

在国产电影里也算的上市良心之作。

据说这是王千源称帝之作，确实电影本身很有味道，不是硬菜，值得细品，难得的片。

这是隶属小人物的故事，但却深谙大时代的变迁。

本片以钢琴为媒介，将现实主义的压抑与浪漫主义的文艺，巧融一体，荒诞的黑色幽默中呼之欲出的是梦想的坚韧，而与之中电影所寄予的情怀不仅饱涵以友情的羁绊，更令人动容于那父爱的伟岸。

看完着实被感动到一把，虽然我一点也不熟悉那段历史的变故以及它带来的影响，但导演硬是能以一种朴实而有趣的方式吸引我一直认真看下去。

在我看来，我看的下去的，能够触动我的就是我喜欢的好片。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王千源的电影，真的很棒的一个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