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终曲

本文整理自2019年12月15日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坂本龙一：异步》映前谈。

【有言在先】：这个是我自己整理的，北京3场映前映后访谈跟下来，就这场我觉得质量是最高的，以及导演在这场，把两个影片全部介绍了，所以也可以放在这部影片的影评中。

主要的点有哪些呢？

1.拍摄设备聊得非常详细，可能之前在海外都没有相关的报道（反正我没查到）；2.关于教授演技的吐槽，以及提到和宝爷没能合作的遗憾，大概仅此一次（桃桃淘电影那场我没看，不知道提没提过）；3.左衡作为电影资料馆的副研究员，非常尽责地做了正确观影引导，他说的预防针，就是提醒我们不要以为《终曲》是在讲一个电影配乐大师，它实际展现的是独立音乐人的音乐轨迹，电影配乐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在纠正国内观众对坂本龙一定位的误解。

好啦，我就想总结归纳这么多。

以下正文开始。

主持人：左衡（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被访者：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电影导演，《坂本龙一：终曲》《坂本龙一：异步》）

【左衡】：今天下午的这次放映比较特别，因为《坂本龙一：异步》（Ryuichi Sakamoto: Async）并没有列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院线的计划里。

如果在座诸位有今晚还要去看《坂本龙一：终曲》（Ryuichi Sakamoto: Coda）的，那么这部影片会是非常好的一个铺垫。

在我旁边就坐的是本片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Stephen Nomura Schible）先生，首先欢迎他的到来。

昨天有影迷留言，说对您并不是很熟悉，那么，请您向中国观众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斯奇博】：你好（中文）。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到这里欣赏这部影片，以及计划观看今晚即将放映的《终曲》。

尽管收到通知时间很短，但我很高兴能来这里和中国的观众交流。

自我介绍之前，我先道个歉，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坂本龙一（Ryuichi Sakamoto）先生的粉丝，但是他今天遗憾不能到场。

我们得知有本场《异步》放映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坂本先生没能前来。

今天，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坂本先生也向大家带来了他的问候。

保持谦卑心地说，我只是一名电影导演，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美国人，在东京长大，如果讲笑话，用日文会比用英文有意思得多。

我也会说日语，所以能看懂很多汉字，感受得到汉语的博大精深。

很高兴能来到中国。

【左衡】：斯奇博先生刚刚并没有太讲到自己的经历。

您介绍完自己，我也想为斯奇博先生介绍一下在座的，我们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观众。

台下有不少资料馆的老朋友，之前在这儿看过很多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精品影片，所以相信他们对坂本龙一先生本人以及他的作品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很想知道就这部影片而言，您和坂本先生之间的事情。

比如您和他如何结缘，什么时候有的给他拍摄纪录片的想法。

【斯奇博】：我是通过拍摄这两部纪录片才更好认识坂本先生的。

《终曲》从 2012 年开始，耗时五年拍摄完成。

我们在共同生活的纽约同时参加了一个活动，在活动上，我遇见了他。

我在东京长大，也弹钢琴。

所以很早就关注到了他参与的黄色魔术乐队（Yellow Magic Orchestra），也一直是他的粉丝。

因为工作原因，有一段时间很忙，就没那么关注坂本先生，直到 2012 年又重新关注到他的作品。

活动中，看到坂本先生的瞬间，我就有一种直觉：应该有一个人来拍摄这位艺术家。

我和一位曾与坂本先生合作拍摄过广告朋友沟通后，就向他的经纪人发了一封邮件：我是史蒂芬，是一名纪录片导演，想拍摄坂本龙一先生，他会感兴趣吗？

发出后我并没有去想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

事实上，坂本先生已经看过我之前拍摄音乐人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英国著名音乐人，代表作Tears in Heaven，Wonderful Tonight等）的纪录片。

所以两周后他回复说：没问题。

我的生活就此改变。

▲ 纪录片 | Eric Clapton: Sessions for Robert J五年后，就诞生了大家即将在院线看到的《终曲》，它记录了坂本先生创作出新专辑、新音乐的时刻。

待会儿将放映的《异步》中，有很多音乐是坂本先生第一次公开演奏，它们都集结在他 2017 年的同名专辑中。

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拍两部影片，一部反映创作新作的过程，一部反映经历、观点，以及制作专辑《异步》的花絮。

后者将在 12 月 16 日登陆全国艺联院线。

【左衡】：斯奇博先生还拍摄过埃里克·克莱普顿的纪录片，这对观众了解您创作十分有帮助。

刚刚谈到，您写了一封信就请到坂本先生，中国的乐迷、影迷之前也都听过、看过很多报道说他是一个有个性、古灵精怪的人，所以，拍摄纪录片的交往过程中感觉如何？

【斯奇博】：和很多有天赋的艺术家一样，坂本先生很有个性，这点总结得很对。

但也像那些伟大艺术家一样，他同时也很开放。

交往、合作起来都非常容易。

其实这都在情理之中。

因为他不仅喜欢音乐，也喜欢电影、出演过电影。

基于对电影的在行，他尽量给予我自由的拍摄空间，还鼓励我继续拍摄下去。

拍摄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这一套走下来，很有成就感。

【左衡】：拍摄人物纪录片时往往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事先有拍摄计划，一种是记录即时发生的事情。

那么当被拍摄者是坂本先生时——他的日常行为就带有行为艺术色彩并能让我们十分着迷——这两种情况在拍摄中是否都有涉及呢？

【斯奇博】：两种情况都发生过。

我一直想拍摄坂本先生创造一个新的伟大作品的过程。

今天来北京和大家分享这两部影片中即将放映的这部，算是坂本先生在和大家一起分享创作出的伟大作品，所以我拍摄的时候，的确是有目标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回答了您刚刚问到的一个问题。

至于和坂本先生合作是不是容易……事实上，我作为导演，制作好方案让坂本先生去执行时，往往他做的是相反的（笑）。

一开始，我想与这个人合作可能比较困难吧，但后来意识到，这其中是有深刻哲理的。

坂本先生有非常强的信念，认为要抓住一个自然的时刻。

拿他的音乐创作来说，他觉得第一次展现出来的是最好的，如果演奏之前想得太多，音乐就会听着很假，所以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作为一个导演，这也对我有所启发。

【左衡】：拍摄这两部音乐主题的电影中，您有没有和他谈过他参与电影的经验？

特别是像参与《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这种。

【斯奇博】：讲过一点点。

我想过和他讲电影，但坂本先生和我说他其实不是演员。

趁他现在不在北京，我可以偷偷的告诉大家，站在导演的角度，我其实同意他的说法（笑）。

坂本先生曾和我说，他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战场上的快乐圣诞》（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中的自己时候，感觉很对不住大岛渚（Nagisa Oshima）导演。

而他所能弥补这位他非常尊敬的导演的唯一方式，就是去为这部影片做非常好的配乐。

坂本先生既不在北京，我们也不在他常出没的纽约、东京，那我可以坦诚地说，他作为演员的演技我不太敢恭维，他（影片中）的化妆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他的音乐实在是太赞了！

所以我更多是谈音乐，因为他也是更专注于音乐的创作。

【左衡】：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想给艺联的观众事先打一个预防针。

因为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对他（参演电影）的影像好奇度会更高。

但实际上坂本先生更愿意在您的影片中呈现音乐家的一面，所以我觉得欣赏这两部影片的听觉效果要比影片的电影技艺更重要。

很高兴斯奇博先生能够这么坦诚……但他可能不知道坂本先生在中国其实是有微博的？

他的言论可能会被坂本先生听到（笑）。

【斯奇博】：是的是的，他昨天（14日）刚开的微博。

我应该提前想到这一点的（笑）。

我昨晚才到的北京，所以现在还有一点儿没倒过来时差，否则也不会这么坦诚地评论他的演技。

但是更严肃一点儿地说，坂本先生对音乐非常专注。

他本身也想更多地参与到电影中来，对他而言，音乐就是很好的途径。

大家可以通过影片《终曲》更好地看到他为电影配乐的心路历程。

其实，他曾和大岛渚导演说过，如果你允许我为《战场上的快乐圣诞》配乐，那我可以出演其中的角色。

《终曲》中没有提到的是，坂本龙一先生还很想和大卫·鲍伊（David Bowie）先生一起合作制作音乐。

▲ 片场照 |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粉丝提问时间】【Q1】：作为电影创作者，您拍摄纪录片时将自己的创作灵感加入影片的含量是多少。

我的理解是，既然是纪录片，应该更专注于拍摄对象，我们既是旁观者，也在用客观的角度记录他。

但作为艺术家，您肯定也想把自己的思考和一些艺术表达呈现其中。

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呢？

【斯奇博】：问题特别好，我个人觉得完全的客观很难达到。

如果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方向，那就已经排除了其他方向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已经在做选择了。

所以，这过程是很主观的，导演无时无刻都在做诸如此类的选择。

我个人认为在电影中不可能有完全客观、旁观者的视角，如果有人说他是完全以旁观者角度来拍摄的纪录片，我会保持怀疑。

因为我自己也拍过，事实绝非如此。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就是在复制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

拍摄即感知。

如果用烹饪来做比喻，我的主观性就像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料，比如亚洲烹调里面的酱油。

【Q2】：坂本龙一先生对他的艺术理念非常有个人想法，音乐方面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其他人，而是着重表现自己的理念。

那么影片《异步》中，您为了影像呈现，会不会对他的现场（舞台、乐器、装置摆放）等比较细微的方面提出建议？

他是遵从您的建议，还是全部按照自己的想法？

【斯奇博】：其实没有给过建议。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当时用了八部摄影机拍摄。

演出的过程当中，坂本先生会不停变换演奏乐器，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更好布置八部摄影机来拍他。

而且演出开始之前，也只有20分钟用来布置好我们的设备，都得即兴发挥。

拍摄本片时，我尽量去适应坂本先生，尊重他自己的创作过程和选择。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过去后直接拍，完全没有强调他要做什么，或者打算怎么拍。

拍这部影片时就像在演杂技，所以能拍出成片那样的效果也很不容易。

我觉得本片能反映出坂本先生的个人哲学，所以我并不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而是想通过影片反映出他是怎样一个人，他自己的思考过程是怎样的。

▲ 剧照 | 坂本龙一：异步【左衡】：好奇问一句，您的那八部摄影机具体是什么设备呢？

【斯奇博】：我们是用了四部 NHK 提供 4K 的摄影机，用了索尼 F5（可能是PMW-F5）。

坂本先生希望整个现场的氛围比较昏暗，所以我也告诉摄制组尽量不要去影响现场，选择比较高效且尺寸小一些的镜头。

但是，没人听我的（笑）。

我的摄影人员和我说，我们找到了非常好的、法国品牌爱展能（Angénieux）的镜头。

镜头非常漂亮，也非常高效，但是体型跟大炮一样。

镜头聚焦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当时只剩 15 分钟左右的时间，把这些非常笨重的设备布置好。

拍出来的效果真的很美。

虽然这部影片主要关于音乐，但是我也要再次感谢我的摄影团队。

总之，我们有如上所说的 F5、法国镜头等共计六部，另外还有两部更小一些的镜头。

【Q3】：《终曲》的宣传语是“曲未终，人未散”，那以后您还会和坂本先生继续合作吗？

还会有后续的关于他的纪录片出现吗？

了解到您之前是电影《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的制片人之一，是更喜欢做制片人还是导演？

以及能否分享一下未来的规划？

【斯奇博】：我非常喜欢和坂本先生一起工作，但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继续合作的计划。

对于我自己的职业规划，能作为一个制片人我非常的骄傲。

如何规划一部电影，对结果是有很大影响的。

我有时候会考虑一些电影背后政治的影响。

以及拍一部电影时，很多时候并不能在市场和艺术性之间做平衡。

很感谢坂本先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作为导演自在地拍摄他。

我不是很喜欢谈商业上的事情，或者和很多人打交道，但是非常喜欢通过大银幕与大家做分享，所以我希望能够变得越来越有创造性。

我现在手头有个计划，是和日本的另一位艺术家合作，这位艺术家为很多游戏谱过曲，打算为孩子们出一套童书，是关于幻想未来的。

所以我接下来做的事情将会是很不同的一类工作。

文字整理：Heavenattack【坂本龙一资讯CN】首发于微博：https://m.weibo.cn/status/IlN5fxSYq?jumpfrom=weibocom视频来源：https://m.bilibili.com/video/av79442600

在开头看到不厌其烦的福田场景的时候就预感到电影要走偏，看完后只能说......还真是不幸言中啊......这电影的核心思想用两个字足以概括——“白左”，还是很低级的那种。

导演似乎完全没有在任何议题上进行独立且有深度的思考的能力，哪怕是他关心的“核电”问题。

我并不反对坂本龙一反核电的态度，特别是考虑到福田的事故以及日本地震海啸频发，核电站的危险系数直线升级的事实。

但是导演可不可以哪怕带一句核电作为清洁且高效的能源的不可取代的地位，没有，什么都没有。

连我这个支持核电的都能想到的日本的特殊地理位置的理由都不屑给哦，甚至核电的替代方案都没有一点提及，你哪怕说个至今仍不成熟的风电太阳能我也算你做了功课了。

这种片面武断的呈现方式简直连雅思作文都不如，直接打击影片中所想要塑造的人物形象，和坂本龙一本人到底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关系反而不大了。

造就了这么一个业余的“环保斗士”的形象，在坂本真正擅长的作曲方面导演表现得又可以说是毫无亮点，完全就是作品的拼接，没有创作思路的解析，没有修改与磨合的过程，没有配乐是如何烘托电影气氛的技巧性的科普。

不知道这个导演到底有没有专业的音乐背景，但是看完电影我是非常之怀疑的。

通篇完全是以一个粉丝视角将作曲“神化”的过程，好像乐曲就是不可解释的。

最后再重申一下， 艺术家可以热衷政治，纪录片麻烦关注人物真正擅长的部分，我不想花钱看一个音乐家怎么评价核电站，跟我不想花钱听社会学家弹钢琴的心情是一样的。

再ps：对影片的批评与对坂本龙一本人的看法无关。

事实上坂本在专业上的成就让我可以接受他在任何非专业上的“幼稚”，甚至完全不损其光辉，毕竟没人能够全知全能。

一个更巧妙的角度明明可以在一个对环境议题更审慎和中立的立场下，让我们体会到坂本的热情与可爱之处。

而导演对人物不假思索的全盘接纳甚至赞美简直是给这些“幼稚”打上高光，让我连“假装”没看到都成为不可能。

这五颗⭐️打给了板本龙一，他对音乐的理解以及对声音的寻找和追寻也正是我的想法及我想要去做的。

我决定去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接触他音乐的时间只有一两个月而已。

但我却只花了一分钟甚至都没有思考一下就下了决定。

我不喜欢面对电脑去看这一类型的电影，因为那个环境会破坏我对我喜欢的作曲家的音乐的解析，你必须要在一个及其安静环境才能让自己遭动的心沉静下来去慢慢剖析耳边的音乐，因为音乐不比其他。

你的心中如果不够干净，杂乱无章，那么你无论如何也接近不了音乐。

看这部电影说是为了板本龙一，不如说是为了他的音乐，说是为了他的音乐，不如说是为了他对声音的着迷（我也一样）。

他的每一句话对我的触动都非常的大就像他说他在找寻一个永不枯竭的声音，他会用一切方法来找寻一个让他着迷的声音，然后记录下来。

就像他说他现在越来越关心环境这一问题，这一因素。

他说大自然的声音来的要比我们人类加工过的要好过太多，纯净的太多。

我们把钢琴的木头和弦搞得非常的紧实，但其实自然的声音要比这美的多。

就像那台被海啸淹没过的钢琴一样，所有的部件都回归自然，木头在海水的浸泡涨开了，其实它已是回归了自然。

“你听这声音多美啊，又明亮又悲哀。

”不顾一切的去找寻声音，找寻一个永不枯竭的声音，其实这一切都已经汇藏在自己的心灵之中，到最后这永不枯竭的声音就成了永不枯竭的心灵。

”海水带着自然的琴键流淌在没有声音的沙滩奏响转瞬即逝的赞歌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去，人们总以为生命是一口不会干涸的井。

但所有的事情都是很有限的。

多少个迷人的童年下午，回想起来，还是让你感到如此深沉的温柔。

也许只有四五次，也许还没有你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

”去年看豆瓣电影推荐的时候知道了坂本龙一这个名字，因为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所以一直没看他的纪录片电影。

今年又买了一本他的书也一直未看。

正好今天看完了《浪游记》，按带来北海的书籍，明天该看《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了，再一次看到坂本龙一这个名字，于是翻出去年下载的电影《终曲》看。

才知道这家伙是这么厉害的作曲家，那么多电影的配乐都是他写的。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还那么努力的想要工作和生活下去，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工作的热忱太让我感动了。

看到他去年去世了。

这个凌晨忽然有点难过，这个我才认识头发就已经花白的大叔的在纪录片里面依然是那么有活力。

结尾时候那句看起来不太乐观啊泪奔了。

多希望这个老头子还能多看几次满月升起啊。

2019年某个月美好的计划上来就啪啪打脸。

新概念背到10放弃，读书笔记0，影评0。

（啊，赐死我吧）坚持是很反人性的事儿，这个观念还得慢慢去融化它。

做不到苦逼的坚持，得学会自然的坚持。

就像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这才是emmmmm“艺术家”。

艺术家都是可爱的，像坂本龙一。

他把桶子套在头上听雨声，把收音器放入冰川的水中说“fishing sound”，敲打奇奇怪怪的东西去寻找碰撞心灵的声音。

简单纯粹，干净优雅，从容的燃烧，安静的传递自己接受到的来自世界讯号。

我是在下班时候刷微博才知道这部电影的上映。

排片只剩午夜场了。

把孩子哄睡后和爱人摸黑去了电影院。

有种小小逃离的窃喜。

有了孩子后看电影都成了奢侈。

午夜，看一部如此冷门的电影，还是纪录片，我简直觉得自己赢得了某种胜利。

以前我总觉得大部分片子在网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觉得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浪费钱的傻逼。

事实证明，傻逼的是我。

当我满怀着期待坐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影厅，大屏幕里响起坂本龙一在地震公益演出的《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前奏，我的心瞬间被琴声敲得七零八落。

这就是来电影院的意义啊。

让你全神贯注的，沉浸在电影的世界。

我像是坂本龙一的小跟班，跟着他巡演，听他聊着世界，跟着他去冰川，跟着他去森林里寻找残骸的回音，听跟着他敲击海啸归来的旧钢琴。

世界太吵了，世界太快了。

现在真的好难这样慢下来安静的去听世界的声音。

这部电影对于我的意义远远超过音乐或者记录本身。

坂本龙一让我相信了很多东西。

一些在我周围不太常见的东西。

而我，差一点就认为这些已经消失了。

我应该是三年前彻底放弃高跟鞋的。

早些年被各种广告或者电影蛊惑，看到细跟的高跟鞋还会收藏两双。

什么女王气场，什么职场神器，结果发现基本就是买回来吃灰的。

有两次搬家的时候全扔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买过一双。

我的大脚也彻底解放了，不再为了挤进尖酸刻薄的小高跟鞋里“做别人”了。

接下来放弃的是裙子。

折腾了所有的风格，对，甚至包括碎花娃娃裙，最后发现自己适合的只有牛。

仔。

裤。

我可能会穿到60岁。

破洞的小脚的直筒的超短的喇叭的，老太太都可以试试。

想想也有点酷。

以前我觉得放弃是痛苦的。

但是尝到放弃的甜头后发现并不是。

放弃是更清楚自己适合自己更需要什么。

说起来很容易，得做，才知道。

这个世界很乱，信息在爆炸，选择在排队，所谓寻找自己的声音也仅仅是一个幌子。

不要为了寻找去寻找，要把自己放在最低的地方默默行动。

去感受世界，接受世界的讯号，把它们变成一些可传递的东西。

像坂本龙一一样。

安安静静的就好。

坂本龙一坐在冰山的边缘，牵着一根绳，将录音设备沉入冰原。

这是北极的某天，冰原之下传来汩汩水流声。

“我正在垂钓声音啊”， 他小声说，说完笑了。

他收集着冰川死去时的呻吟。

/另一个早晨他吞下近十种形态各异的药片，用细细的牙刷反反复复的刷牙。

“生病之后我的抵抗力变得十分脆弱，随时需要保证口腔的卫生。

事实上，我后面的牙齿可能已经死掉了”，“我得小心防止复发。

能延长生命却没那么做是可耻的”。

然后他走进工作间，坐上充气保健球，继续指挥声音的舞蹈。

/在上周刚结束的Tribeca电影节上，《坂本龙一：终曲》的导演带着它回到曼哈顿下城。

导演说，原本的计划是拍摄一个演奏会电影，没想到开拍的第二年，坂本确诊癌症，全面停工。

计划失去方向。

最终，连续拍摄了五年的素材剪成一个类传记的纪录片，配合着坂本先生新专辑的创作，变成这部《终曲》。

Tribeca电影节也很特别，它是911后专门成立的电影节，以Tribeca为中心。

17年前的那场浩劫的事发地离这里不远，距离坂本先生的工作室也不远。

那年听到声响的他立刻拿起相机冲上街头，拍下顷刻间颓然的文明，拍下错愕的行人，但他着重挑出了一张，是从初生的废墟前掠过的鸟——“它们会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 虚弱的人造物和若无其事的自然形成微妙的对立。

几天后他路过联合广场时听见有人弹唱Yesterday，突然意识到音乐已经从生活中缺席了整整一周，而自己竟已觉不出异常。

/命题从那时就已落定：如何使作为人造物的音乐也获得永恒的可能？

——既描述每个当下的丰富，又咏叹命定的残缺；——既缝补支离破碎的立场，又对诸此种种一言不发；——既使用休止符，又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

/东日本大震灾后，他听闻有一架钢琴扛过了海啸，赶忙上路“朝圣”。

钢琴被水泡得太久，琴弦失去张力，琴键松弛在各自的位置如犬牙。

他却见得欣喜，如获至宝。

“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把自然的形态全部按我们的意愿扭曲。

这些木头需要年年月月的机器压力才能固定成一架琴的样子。

而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说，琴松了，音跑了，需要调琴了。

可那其实是，自然正挣扎着回到过去的形态。

那跑掉的音，是大自然修复力的鸣响。

” 镜头聚焦在钢琴上流转的手与黑白色的琴键；拉远，继而入镜的是他的黑毛衣和白发，黑白与黑白交响，经过癌症的人与经过海啸的琴共鸣；再拉远，台下的一排排观众入镜。

你不会预料到那一对一的合唱其实有诸多围观者在场。

他把当下完整的自我交给众人，连带着那份孤独，以及孤独与孤独的共振。

/再往前是他年轻时的飞扬，例如在拍摄《末代皇帝》时他将钢琴搬上卡车，狂飙在大连、长春、北京的街头，嗅着那古老王朝的遗风，在颠簸的飞车上复刻末代余韵；例如一周写出45首配乐；例如让整个交响乐团等在一边，在20分钟内彻底改写前奏；例如以生涩的演技和David Bowie飙戏，喊卡后再一起回到房间畅聊音乐；例如作为刚开始玩儿电音时试图用自己的手指赶上机器的指令。

直到生命的单向性一再展现在他面前。

他才向着那些濒死与永生所发出的声音出走。

他将万物组成乐队，把水桶倒扣在头上站进雨里听雨滴的叩打，去非洲捕捉原始部落舞动的节奏，用小提琴的琴弓拉奏钹，向海螺里送入风，踩在落叶上。

他还穿上防辐射衣到福岛隔离区看被射线定居的空城，站在反核游行的前列，把那首《劳伦斯先生圣诞快乐》带给灾民，“大家冷了吧，来听音乐吧”。

/那个成语叫“冰山一角”，基于“冰山是无比庞大”的假设。

事实上冰川一角也许就是全部的冰川，融解掉就不复存在。

最好再有一个类似的词，给生命。

我们站在一个段落望不到边，就总忘了有终点存在的生命。

新专辑一首叫full moon的音乐里，坂本把一段他喜欢的话让人用中文日文英文韩文法文等语言念出来，做成音样，那段话说：“因为不知道我们何时会死去，我们总以为生命是某种取之不竭的财富，可有些事只发发生那么几回，其实是少数几回。

“你还记得几个你童年的下午，那些无比重要的、如果没有它们你就也不再是你的下午？

也许就只有四五回，也许甚至还不到。

”你还能看几次满月？

也许就剩20次。

尽管你还以为那将是无尽无穷。

“我还能看到几次满月？

我还有多久能在万里狂奔的终点把你找到？

我还有多少次，能得到你崭新的礼物，再告诉你我的心情？

全球变暖，冰川消融，全球变吵，乐者苦笑。

想想当时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

和大卫·鲍伊主演[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又傲娇地和大岛渚导演说“你让我配乐我才来演”。

于是，除了出演，还就这样谱出了在世界范围广为传唱的经典神曲《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后来的[末代皇帝]配乐又不小心拿奥斯卡，从此和贝托鲁奇、阿莫多瓦等大导演合作了不少经典配乐。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早前在北影节放映时，有一票难求之势，因为影迷、乐迷们都是冲着他的名字而来：坂本龙一，一个传奇的名字，而我们亲切地叫他“教授”。

©《坂本龙一：终曲》台版海报“教授”的称呼，其实来自早期他在乐队YMO时高桥幸宏的一句打趣，“东京艺大研究生哎，妥妥以后的教授。

”影迷们熟悉教授后来出演电影和配乐的那些经历，对其中的趣事如数家珍，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教授的音乐事业其实是从玩电子乐开始的。

1978年，26岁的教授和同样年轻气盛的细野晴臣、高桥幸宏一起组成了Yellow Magic Orchestra(简称YMO，黄色魔术交响乐团)。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开创新的世界电子乐史。

©刚结成不久的YMO三人组，从左到右高桥幸宏、细野晴臣和坂本龙一《坂本龙一：终曲》中有一段珍贵的早期影像，3人在舞台上表演《东风》，教授接受采访展现电子合成器制作音乐的优势。

是时候把古典优雅的教授形象先放边边了，我们教授年轻时，也是个前卫酷boy。

YMO的结成，要起源于1977年的三个闲人。

闲人一教授，研究生刚刚毕业，可他讨厌上班。

教授在自传里说，其实当时上研究生也是为了逃避上班。

反正，这时他的生活就是整日游走在东京大大小小的录音室里，给人家打打零工，赚一点生活费。

教授从小到大学，一直学的是古典音乐，他喜欢的是德彪西那一类，还很少接触到流行乐和民族乐。

©还是学生时的坂本龙一直到毕业后东跑西颠打零工的过程，结识了一圈剧团艺术家和现代音乐人，这其中，就有山下达郎。

山下达郎是70年代最重要的音乐人之一，也是深受披头士、沙滩男孩等六十年代英美摇滚乐影响成长起来的那一代。

正是在山下达郎的推荐介绍下，教授和另两个闲人相遇了。

闲人二细野晴臣，玩的不知第几个乐队Tin Pan Alley正在解散边缘，细野正边思考人生边寻觅下一个团队成员。

细野的音乐生涯其实比教授开始的早很多，69年他在大学时就加入了一个名为Apryl Fool的迷幻摇滚乐团担任贝斯手。

但他更重要的经历，显然是之后和铃木茂、大泷咏一等人组成的Happy End乐队(はっぴいえんど，1969-1972)。

©Happy End乐队，左二是细野Happy End算得上是日本自家摇滚乐的起始点，他们是第一支用日语唱摇滚的乐队，那张经典的《風街ろまん》在日版《滚石》评选的影响日本百盘中无可争议的排名首位。

但Happy End很短命，没过三年就解散了，细野后来也是尝试玩了各种音乐风格，到YMO时，流行性和实验性并存的部分，很大程度就是细野的功劳。

闲人三高桥幸宏，高桥也是早早就开始了乐队生涯。

最早是在民谣团体GARO中当鼓手，后来，又加入了70年代中期风头一时无两的重量级乐队 Sadistic Mika Band(虐待狂米卡)。

再然后是和今井裕、后藤次利等人组成的Sadistic，到和教授相遇时，乐队也已在解散档口了。

©Sadistic Mika Band时候的高桥幸宏，右下有趣的是，高桥除了是鼓手和歌手，还是个服装设计师，一手包揽了后来YMO的形象和造型设计，也带着我们教授这个土直男开始变潮起来。

而且高桥和细野从小就是朋友，这下再带上了教授一起玩。

一次细野邀请两人去家里吃饭，这之后就打开了一册笔记本，上面画着富士山爆发的样子，写了几个大字：400万张。

“把Martin Denny的《Fire Crackecr’racker》用合成器以电子曲风重新编曲，就能在世界卖出400万张。

”抱着这样的雄心壮志，YMO结成了。

7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经济腾飞、科技发展，对于刚刚从战争阴影走出来的日本人来说，一切都是梦幻又极具未来感的。

和日本有些同病相怜的德国也是。

战后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涌现了一批用音乐来推翻重建的前卫摇滚乐队：Kraftwerk(发电站)、Can(罐头)、Faust(浮士德)等等。

他们使用电吉他，使用电子合成器，用预先录制好的磁带录音来创作音乐或是制造某种音效，音乐中融合了电子、实验、迷幻和先锋。

而Kraftwerk显然走的更远，他们已经彻底摒弃了原声乐器，只用70年才刚刚出现的便携合成器Minimoog来制作他们的“机器人音乐”。

©德国Kraftwerk乐队，对YMO影响很大而他们也获得了巨大成功，首专《Autobahn》即冲上了美国流行音乐专辑排行榜前位且高居不下。

电子音乐由此迅速开始进入到流行音乐领域。

德国的Kraftwerk，显然成了教授、细野三人YMO的模仿目标。

其实，早在大学时代，教授就多少感知到了当代音乐的发展局限，他曾断言说：西洋音乐已经到了尽头，未来属于电子乐和民族乐。

细野、高桥虽然不是像教授这样接受严格的音乐教育和训练而来，但他们在多年乐队生涯中摸爬滚打、自学成才，而且更练就了对流行音乐的敏锐嗅觉。

一种渴望用电子乐向世界展现黄种人音乐的想法，在三人脑中渐渐成型：不是脱胎于古典乐的白人音乐(即White Magic)，也不是以爵士乐为代表的黑人音乐(即Black Magic)——而就是“Yellow Magic”。

©YMO三人从一开始就目光放的很远虽然是受Kraftwerk启发，但并不走Kraftwerk那样强调未来机械感、冰冷感的“机器人”风格。

而是在电子乐中，加入日本民族风情，甚至中国地方小调，亚洲文化里的明媚、柔和、多元，组成了特有的YMO风格。

在形象设计上，教授在高校时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的经历又给了他们意外的灵感。

高桥把很多“红色中国”的元素，运用到了乐队的形象设计上。

比如他们最著名一张专辑的封面，是穿着红色西服的三人和模特围坐成一桌，以一种近未来的科技感和复古的诡异感的混合体，面向观众。

©二专《Solid State Survivor》封面他们唱《中国女La Femme Chinoise》(灵感来自戈达尔的[中国姑娘])，他们从中国小调《让我们荡起双桨》取材歌唱《东风》。

将68一代新青年的红色幻想杂糅和融入进电子合成器的音色狂欢中。

78年11月，当YMO发布第一张专辑时，并没能像Kraftwerk那样一战成名。

但意外机缘是，当时前来日本寻找合作的美国公司A&M Record留意到了这张专辑。

于是，第二年，他们即发行了美版专辑，并策划了美国巡演。

说YMO是在美国成名的并不算夸张，他们从给人暖场到自己演出，很快就积聚起了大量听众。

在舞台上也仍然是那一副打扮，三人穿着红色中山装，在舞台摆弄着先进而新奇的合成器，唱的却是东方音乐，真人寡言沉默，故意与观众保持了距离。

即使是互动，也是通过声码器和台下的观众互动。

©早期在舞台演出时的教授到第二张专辑《Solid State Survivor》发售，他们很快就登上了流行音乐榜，几首代表作《Rydeen》、《Behind The Mask》更是广为流传。

就像当初的豪言，三人真正把“黄色魔法”风潮带到了世界各地。

火到甚至就连迈克尔·杰克逊都翻唱了他们的名曲《Behind The Mask》。

而这股风潮又一路从美国回到了日本，他们一跃成为日本当时最著名的乐队，很快在武道馆座无虚席。

更重要的是，以二专《Solid State Survivor》为代表的Synth-Pop(合成器流行，日本叫Techno-pop)风格，使得这一时期的YMO成为了电子乐的先驱之一。

YMO只存在了5年，从78年结成到83年解散，但他们的影响却在后来的电子乐和摇滚乐中无处不在。

他们对合成器的使用、先进的采样手法、和各种风格的融合，大大拓宽和启发了后来的电子音乐人们。

80年代的底特律音乐人们，就是在听着Kraftwerk和YMO的音乐中，搞出了更具有未来主义的Techno音乐。

也是缘于78年YMO的结成，以及Kraftwerk四专《The Man Machine》的发布，78年因此也被电子乐迷们称为“Techno元年”。

而YMO对英国新浪漫(New-romantic)的影响就更不言自明，70年代末以Japan乐队为代表的新浪漫乐队，本来就和YMO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教授和Japan的主唱David SylvianJapan的主唱David Sylvian和教授坂本龙一也成为一生的好友，在[战场上的圣诞快乐]还合唱了那首著名的《禁色》。

在电子音乐史上，尤其是亚洲的电子音乐史上，YMO绝对算得上是革新的先锋和电子流行化的鼻祖。

想想当时细野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幸亏细野也算得上强硬“不管怎样，就一起做(音乐)吧。

”才有了教授这一段随意玩玩就不小心成名，而且还不小心成为世界电子乐元老之一的经历吧。

-作者/卷卷毛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原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执导了《坂本龙一：终曲》和《坂本龙一：异步》，影迷和乐迷都津津乐道。

这位谦虚温和的导演很喜欢中国，之前去过西藏，逛过广州。

第三次到访，是来北京宣传在艺联上映的《坂本龙一：终曲》。

才到这个陌生都市，他就被带去芳草地看现代艺术，又被领去吃了小火锅，对薄皮饺子印象最深。

来到采访间时，他手里还拎着工作人员买的一大杯一点点茉莉花茶，说几句，呷一口，相当上道。

M：您跟坂本龙一先生是怎么结识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一直都是他的粉丝。

（笑）我爸是美国人，我妈是日本人，七八十年代，我就在东京出生、成长。

那时候坂本龙一先生在日本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学钢琴的时候，就会经常听他的音乐。

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日子变得格外忙碌，我放下了他的音乐，也放下了别的一切事情。

过了很久，到了2012年，我碰巧在纽约的一个公众场合见到他，就很好奇他在忙些什么。

我朋友跟我讲了他最近的经历，讲他如何关注环境问题，讲他有了怎样的改变，我就想，这里头应该有个值得去说的故事。

于是我通过双方的共同朋友，找到他经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表达了想做一部相关电影的兴趣。

没想到，坂本先生回复了。

而且，他居然还看过我拍的音乐纪录片《埃里克·克莱普顿：罗伯特的时间》（2004），我猜他应该是喜欢的，不然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

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M：跟大师合作压力有多大？

您怎么化解？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确实是个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至少在日本，还有亚洲其他地区跟欧美。

当你走进纽约或欧洲的博物馆时，你就会看到很多18世纪或更早时期的国王画像、名人画像，而我当时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这差不多。

（笑）压力太大了，但也不是没有轻松便捷的路数，毕竟他被人称为“教授”，会出现在日本电视上，只要照着这个范式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没有什么难度，说不定五个月就能搞定。

但是，我觉得这样对这位艺术家太不尊重了。

我想要说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这样确实会让自己背负很大的压力，可通过这部电影，我能够找到很多可以表达的空间。

而且，我也扛起了很多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中国宣传的原因。

M：坂本先生认可的人不多，通过回忆片段来串起故事的方式也不是他喜爱的，您怎样说服他拍摄纪录片？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可能也是机缘巧合。

2012年的前一年，日本正巧发生了大地震，引发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露。

我是在1989年搬去纽约的，而他也是差不多时间，那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发生在家乡的严重灾难。

他迫切希望有人能来跟拍，记录这一切，而我恰好出现了。

M：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2012年夏天，我们很快就开始了。

那时候他在日本到处跑，有很多的演出，第一天拍摄就是在东京，他正在为一场大型音乐会彩排。

我的摄影师迟到了，于是我就临时顶替。

与此同时，他还要为“反对重启福岛核电站”发声。

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都会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那一片是没法住人的，但是日本东北有很多地方，污染更为严重，这就涉及到了人道主义问题，可是相关信息并不明晰。

对此，他有很强烈的意识，于是在巡演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演说。

整个夏天我都跟着他跑，我们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建立的。

不过我也知道，一部电影只讲这些活动，并不会很有意思，我还是希望能在电影里一并展现他的抗争以及音乐创作，为此，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M：您总共拍了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5年，就是断断续续，有长有短。

头一年我们拍了整整一个夏天，然后等到12月，才去拍那个慈善音乐会，当时他演奏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之后又陆续拍了些，到2014年，他生病了，我不想拍他被治疗的样子，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但他觉得我应该拍，因为这很重要。

他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影迷、电影人，他为电影配乐，跟贝托鲁奇等大师合作，所以他很懂电影，知道如果一部电影缺失这一块，就不会是好电影，所以才他会叫我继续拍摄。

那时候，我也在等待他创作新专辑，因为我始终觉得，他得把从外界学到的东西转换成内在的故事，创作出新的音乐，这电影才算圆满。

那我就一直等，直到新专辑《异步》面世。

M：他那时候知道电影的主题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就是电影创作者得花心思的地方了。

（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没有告诉他太多细节，一直到那年年底，我才透露，希望能拍到他发行新专辑。

M：他是放任您来拍吗？

每天能拍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看情况，但基本上是随便我拍的。

我都不知道究竟拍了多少小时的素材，反正储量已经是按T来算的。

坂本先生生病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家里拍。

那时他儿子Neo Sora正好大学毕业，就从布鲁克林回到家里帮我做音效。

后来我建议Neo Sora在我离开时拍些东西，于是他一听到父亲弹琴，就扛起摄影机冲到楼上拍摄，跟消防员似的，（笑）所以你会在电影里看到坂本先生无奈的“驱赶”动作。

我非常喜欢父子间的这些互动，也正因为儿子在家，我们才能获得那么多私密的好素材。

M：杀青那天，他有什么感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说实在的，拍了那么久，他肯定很开心。

（笑）在原计划里，举办音乐会那天就是拍摄的最后一天。

拍摄期间，我总觉得跟他聊天会浪费时间，（就争取多拍他，）不过这整整五年，也是一场对话。

现在感觉很好，压力卸下了，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昨天（指12月14日，斯奇博刚到中国）我在北京闲逛时看到月亮很美，就拍了照片给身在纽约的他，他很喜欢。

M：为什么会有拍摄两部相关纪录片的想法？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第一个原因是，我想要记录下他新专辑诞生的那个瞬间，而正是在那场音乐会上，他首次跟观众分享了新专辑。

第二个原因则是，NHK愿意给电影投一部分资金，但需要我们用8台摄影机，拍下音乐会的全过程，而那就会是另外一部完整的影片了。

我们准备了一周，拍了65分钟，又剪了一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迅速完成了任务。

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感兴趣，但拍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不仅电影有了，衍生品也有了。

（笑）M：那还会继续拍第三部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不知道，这得取决于坂本先生。

不过我觉得两部就很好了。

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我都是去买唱片，而且我超爱双碟套装。

（笑）那这电影，我也希望有双碟套装的感觉，就跟很多国家出碟时，都会把两部电影打包在一起那样。

M：还有很多没用上的素材，您怎么处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想要在电影里加入更多内容，涵盖职业生涯回顾、自传内容等等，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处理《乔治·哈里森：活在物质世界》（2011）和《滚雷巡演：鲍勃·迪伦传奇》（2019）那样，但是这并不适合这部电影，毕竟近年的新素材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

内容取舍起来，难度很大，我剪着剪着，背部就出了问题，很痛，坂本先生人很好，给我推荐了他的按摩医生，我去诊治那天，出来后正好碰到他。

我心里一咯噔，哎呀，不好。

我对剪辑实在太忧心了，一点儿都不希望在这时候见到他，但我还是跟他一起乘坐电梯。

他询问了一下剪辑进度，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背好痛！

”（笑）他说，“你别整太长，弄得短一些、亲和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并不会想要花上3个小时了解我。

”这让我长了一口大气，然后我的背部很快就好了。

我们就朝着现定计划去做。

他只会给我提一些建议，但从来不会要求我做成某种类型的电影，这让我对他倍加尊重，因为假如我是他的话，很可能一会儿就要加长这一幕，一会儿就要缩短另一幕。

电影弄完后，我们在日本，为铁粉推出了一本很厚的书，刊登了大量的采访内容，然后在套装里，也放入了一些花絮。

我们不知道在外面他有多少粉丝，市场会有多大，也许日后这些材料还是有用的，比如等到十周年纪念日什么的再推出。

在西方，很多人喜爱他的音乐，但知名度肯定没有在亚洲那么高，所以这电影需要兼顾粉丝以及路人，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很多人听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就过来看了。

像是在纽约的林肯中心，这样一部日语纪录片能够放映六个星期，挺罕见的。

M：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

有什么反应？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当我们得知要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时候，只剩下很少时间来准备。

配乐和声效是需要他来完善的，而我只能在混音阶段让他来看，那时真是极其紧张，但他只是鼓励我说，这部纪录片很不错。

之后电影在威尼斯放映，我就坐在他身边，跟1000名观众一同观看，幸好放映顺利，而他也感觉挺好的，后来还请我吃了顿很棒的意大利餐。

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M：所以那时候你们成为朋友了吧？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觉得就是这首映后。

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我一开始并不敢说成为了他的朋友，直到我尽自己最大努力把电影做好。

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M：电影拍完之后，你有没有对他改观？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个问题很好。

跟公众人物合作的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他们就是人一个。

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很出色，很有才，很聪慧，这个光有天分是不成气候的。

但同时，他们也是人，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会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

哪怕是他们，一天不也只能吃三顿饭嘛——当然，像我昨天来到北京，因为过于贪心，所以吃了四顿，这个不是太健康（笑）——通过跟他合作，我更明白，当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也要经历很多磨难和挣扎，所以我就想，这确实是没有特例的。

而虽然把他还原为人，我也还是要去观察。

不过说到预想的话，我感觉自己之前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误解。

话又说回来，身为导演，我对他会有一些预先的判断，这样有时候我会希望他能作出某些特定的反应，这样对电影来说也是好的。

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

他非常聪明，当我想要这样拍他的时候，他就会敏锐地察觉出来，然后故意唱反调。

（笑）后来我去观察他跟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发现他依然是这样的，比如他会跟一位音乐家一同彩排，跟对方说上台后，他会怎样怎样，结果却会做完全相反的事情。

很多音乐家都这样，觉得第一遍通常就是最好的，练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听起来都像是在彩排，感觉会很平淡。

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也是这样，折腾过多的话，就会变得扁平，变得无聊，不再像是为那一刻而生的。

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想做什么就去做好了，不要想太多，因为往往原本的结果就是最好的。

M：那为了让他说黑，你是不是要说白？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嗯，因为我觉得他的血型是B。

（笑）好了，这我乱扯的，我不知道中国怎样，但血型分析在日本实在太火了。

反正，我是学到了，假如想让他往这边走，我就会故意说反，那最终他就会做出我希望他做的事情。

（笑）M：塔可夫斯基用巴赫的风琴演奏圣歌，坂本先生说那是他在心里尚未成型但很想尝试的概念之一，他由此出发，但要绕开巴赫去写。

您觉得他超越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不好评价坂本先生的水平。

塔可夫斯基是一位令人惊叹的艺术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很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因为每次看他的电影，我都会被震撼到、触动到，都会有新的体会。

他们二人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塔可夫斯基那会儿，最好的音效似乎就是立体声，还是说那还只是单音轨录音？

我也不太清楚他有没走到立体声的时代。

但坂本龙一的《异步》是5.1声道的，非常惊人。

电影快要收尾的时候，他整出了一个5.1声道的混音，我跟剪辑师听过之后，在录音室忍不住惊叫起来。

（笑）我还不到评判他们水平的程度，但我很熟悉坂本先生的音乐，感觉上他的音乐思考有着三维空间似的，所以我在几个星期前，为《坂本龙一：终曲》的中国市场弄了一个DTS:X版本，这比5.1有了更多声道，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去看这个版本，不行的话再选择5.1。

毕竟，他的音乐太有震撼力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许他跟塔可夫斯基是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上的。

不过技术进步了，可能也就更震撼了。

M：他在北极圈，说自己在“钓声音”，这说法太有意思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源自于坂本先生非常钦佩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他很受中国的佛教禅宗影响。

禅学在日本也非常流行，还被带去了美国。

凯奇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音乐，他有一首名曲，大概四分钟，没有任何乐器伴奏，而你会听到听众发出声响，它的整个概念就是，你要打开双耳，去听生活中真正的音乐。

坂本先生非常吃这一套，还把它带到生活当中。

所以我想他是相信万事万物都是音乐的，那么，当他在北极圈“钓声音”，他实际上在聆听世界的心跳，而这也是电影的主题。

不过，我觉得世界的心跳不是很好，要是你去检查地球的脉搏，就会发现它生病了，我们制造出很多的问题，甚至远到北极圈的冰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当我们完成电影之后，它融得更多，更快。

我想，既然他是一位音乐家，他也会感受到脉象并不好，因此他很担忧。

但是，他还可以创作音乐，就像日语也会用汉字那样，即便是日语音乐的声音，也能让你找到平静。

可以说，他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一面担心，一面又要安抚别人，但我很喜欢这种矛盾性，而这也是这个故事想要呈现的。

M：肯尼亚之行后，他找到了根吗？

根怎样影响他的创作？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一向对音乐人类学很感兴趣。

很早之前，他就想当一名普通的音乐人类学家。

当他在东京的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时，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正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不知道他在肯尼亚找到了什么，但我想，他之前得到的回应是纽约的911恐怖袭击，因此他想要在旅途寻找答案。

他是一名音乐家，特别是在80年代的创作中，会从全世界各种音乐元素里寻找到独一无二的表达。

《末代皇帝》的配乐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创作出来，而且完成得那么出色，是因为他能够尽一个外来者的能力，去理解不同文化中的音乐。

那次去非洲，也许让他有所改变，但那只是让他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得到一种肯定，而这些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渠道的。

许多天赋很高的音乐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坂本龙一，然后他们都在面对世界时陷入了某种困境。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国家，只有一种音乐。

诚如他在电影里说的，种族划分不过是一出闹剧。

但你知道，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去说，可能公司员工就会有另外一种视角，但身为艺术家，他一直都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

M：他现在还有那种创作出好作品的紧迫感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刚开始拍他的时候，曾经见证过他从一大早一直工作到大半夜，而且他会同时做很多事，会跟多位音乐家一同录制，就像是集舞台上7位完全不同的音乐家于一身，说得形象点，他就像是有着12只手，（笑）什么事都可以迅速完成，而且身强力壮。

对于一个故事来说，说这些并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但他就是这么厉害。

只是生病后，我也见到了他极度脆弱的状态。

即便是现在，他也会说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因此想要创作一些不会以此为耻的作品。

看到他作为凡人的这一面，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也能够见证到他的音乐是如此纯粹而有力。

只要他的意图也是这般纯粹，这般具有普世性，那么这部电影对于观众来说，也就是有意义的。

要知道，一个天才非常棒，非常高效、能干，那这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但当这样的人在接近死亡时，同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么就非常动人了。

M：他在自传里曾感叹自己应该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眷恋，您觉得他现在变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大病。

那当他变得这样脆弱的时候，我觉得他成为了一名更耀眼的音乐家。

他不是那种慈悲的人，但是他也更多地感受到了人间疾苦，而音乐多少有点像是站在痛苦的对面的，因此去理解痛苦，其实是好事来的。

日本經歷海嘯後，東北殘破不堪，福島人民流離失所，被迫離開家園，離開自己的故鄉生活，此時，卻有音樂家深入災區，以行動來關心人民，是的，他就是坂本龍一，一位用生命在創作的音樂家。

晚期，他被病魔纏身，卻絲毫不減對音樂熱愛，他更加體會到，人類的渺小，時間每分每秒流逝，音樂是可以流傳給人們最後一份禮物，持續透過創作來告訴世界，生命，是有很多不同方式的存在。

「 我無法當個視而不見的人 」─ 坂本龍一311海嘯後，又加上疫情的影響，整個世界都好像停擺了下來，人與人更加疏離，他卻在這個時候走入災區，辦了場音樂會，在昏暗的體育館裡，大家席地而坐，當他演奏【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同樣的旋律，用音樂告訴人們，我知道大家很艱苦，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努力活下去。

生命，之所以可貴，就是因為在受盡摧殘後，還能綻放力量，綻放不放棄的光芒。

沒想到，今天就聽聞噩耗，只想說聲：謝謝您陪我渡過那些低潮的日子，SAYOUNARA。

坂本龙一与观众们打了招呼，请大家“请尽量以最舒服的状态享受音乐”，然后开始与小型弦乐队合奏经典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此时的这首歌像是在歌颂树林和阳光，又像是坚实的精神避难所。

2011 年 3 月 11 日 14 时 46 分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 9.0 级的大型地震，这场地震引发了高达到 40 米水墙的海啸，并直接导致了福岛核电站出现了严重的核泄露。

这次三重灾难一共造成了 18,446 人死亡或失踪。

此外还有 3,500 人灾后因伤病或自杀而死亡。

311大地震对日本社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6 年后受灾地区的房屋虽然重建，但依旧有超过一半的人拒绝返回家园，上千人因为这次冲击患上精神疾病或自杀。

工作人员形容当时在学校楼顶看到的海啸“就像是一堵黑色的墙”2012 年，坂本龙一出现在了日本东北部宫城县的一所农业高等学校中，他此行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去见一架被海水浸泡过的破旧钢琴。

我很好奇，在海啸中被海水浸泡过的钢琴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坂本龙一用手比着钢琴上的吃水线，身后是曾被海水浸泡的白色幕布钢琴一旁是有海水浸泡痕迹的白色幕布，白色幕布上有明显的痕迹，表明海水曾经淹没过这里，而钢琴上漆皮胀裂的痕迹，则表明这架钢琴一度在海水中漂浮浸泡，除了断掉几根琴弦以外，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

坂本龙一用这架钢琴的音色采样，完成了之后专辑《async》的部分单曲制作。

例如单曲《garden》《坂本龙一：终曲》拍摄始于 2012 年的夏天，恰逢福岛核电站重启引发了巨大的民间抗议活动，导演Stephen Schible 最初想要拍摄的是坂本龙一参与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以及坂本龙一创作音乐作品的状态，但没想到自此开始发生了更多意料之外的故事。

坂本龙一在核电站重启后的首相府邸前发表简短的抗议演讲在陆前高田市立第一中学的前避难所中，人们围坐在地上，屋内唯一的照明除了出入口的灯光，就只有围住的一台钢琴的几个光柱。

人们在等待前来灾区慰问的坂本龙一，从90年代越来越关注日本社会的教授，总会在类似的场合出现。

坂本龙一与观众们打了招呼，请大家“请尽量以最舒服的状态享受音乐”，然后开始与小型弦乐队合奏经典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此时的这首歌像是在歌颂树林和阳光，又像是坚实的精神避难所。

不幸的是，在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拍摄开始的第三个月，摄制团队和坂本龙一同时得知了他罹患喉癌的消息，当时导演考虑到坂本龙一的恢复疗程，拍摄工作曾一度停摆。

但坂本反而鼓励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继续进行纪录片的工作，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癌症在拍摄期间被发现本身对于纪录片的拍摄来讲是一个不可错过重要的戏剧性转折——即使对于自己有些残忍。

看到自己儿子在偷拍自己的时候教授羞涩的说“好难为情啊”

坂本龙一的儿子作为一名独立的电影制作人也参与到了拍摄中，很多家中的镜头都来自坂本的儿子。

所以在坂本龙一家中的很多拍摄过程其实不仅仅是摄像师与拍摄对象的关系，还有父亲与儿子的家庭互动，亲情的温度和情绪的自然流露，使得这些片段有了超越纪录片本身的深切含义。

对于罹患癌症的坂本龙一来说，那架被海水浸泡过的钢琴，“像一具死尸”，这是在三重灾难数万人遇难的社会氛围下，一架幸存下来的钢琴给坂本龙一留下的第一印象。

但他此时并不忌讳谈生死，也曾乐观的说，这架钢琴发出的声响是来自大自然的调音结果。

这部影片不仅仅记录了坂本龙一有关社会活动、配乐工作和治疗过程的片段，还记录了他在创作和独处过程中深邃而沉静的思考，以及原始的自然音色采样方式，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细节，看过纪录片的观众们却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叹“这就是坂本龙一”。

PS.坂本龙一的一段过往说到社会运动，坂本龙一在学生时代其实就十分热衷，他曾在读大学时前往武满彻（日本著名作曲家，配乐代表作品有黑泽明的《乱》）的表演现场发放反武满彻的小册子，后来与武满彻深谈之后却成为忘年之交，并于 96 年武满彻过世后，在专辑《BTTB》中以一曲《Opus》纪念这位至交。

武满彻作品原文（附带配曲）发布于QQ音乐专栏：https://y.qq.com/portal/headline/detail.html?zid=114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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