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

敬畏这个名字太正式，更喜欢台版翻译：情陷高达。

路易加瑞尔，梦戏巴黎里面的男二，难怪高达拿掉眼镜的时候，看着非常的眼熟。

对比他的正常有头发的照片，看来这次是先预演了年老脱发谢顶的模样，这么想想有点辣眼睛。

但是，演员的本职来说，真的完成的很棒。

高达古怪又幽默，话多又爱吃醋，觉得真的又可爱又嫌弃。

～～～～～～分了两次写的分割线～～～～～～《情陷高达》的电影，整个配色都是我喜欢的风格，真的想把每一格剧照都收下来，慢慢观看。

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高达的演员，摘下眼镜之后，有点面熟。

但是，因为高达的古怪又幽默，对他喜欢又嫌弃的情感，让我眼前只有高达而想不到有别的什么角色。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去豆瓣上搜索，啊，原来是梦戏巴黎里面的那个法国性感的弟弟。

两个电影的剧照判若两人，放在一起才发觉，哦，原来是同一个人。

高达到像是演员谢顶胡渣中年版的样子，可见发型多么重要。

看了电影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对法国影响这么大，尤其是让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到处都是举着红色带着黄色星星的旗帜，还有共产党镰刀➕锤子的徽记。

我记得电影里描述当时的学运思想是，老板如果被被工人否定了，那他就没有意义，老师也是同样。

而高达所在的那两个人组成的派别里面，则是认为，拍摄电影需要由演员和导演一起讨论来决定拍摄，并非由导演一个人说了算，他是服从政治的。

然而这样又会带来电影拍摄毫无效率，又不得不服从电影的。

而那时候，高达已经拍摄了轻蔑和断了气，还有狂人皮埃洛，中国姑娘也是刚刚拍摄完毕，那时候是1967年，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达到跟高达想要的那种跟上革命步伐的效果。

电影里面，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高达的眼镜，自从他结束中国姑娘的拍摄，参与到革命，就不断参与到学运公开发表言论，但是学生却不理解和看不起他，屡次被全场嘘声，于是他的眼镜就不断地因为各种原因被踩碎。

这里，导演用了喜剧的方式来处理，第一次是高达最开始参与游行逃跑滑倒被踩碎，第二次是走在路上，被逃跑的游行者撞倒再次牺牲了眼镜，后来是通过广播播放，高达在记者会上反对电影节的继续举办，在人群的推挤中又被踩碎。

最后，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和挫折，电影说，高达因为高额的眼镜更换费用，而不再参与革命了，这里既是幽默也是讽刺，高达后来总是把理由浓缩成一句话：我感兴趣的是学运，而不是参与学运的学生。

我对本片的理解是，导演想从戈达尔身边最亲近的人的角度，用略黑色喜剧的手法来表现一个天才在革命浪潮中寻求突破自我的挣扎以及对艺术的探索的传记故事。

而种种看似滑稽的自相矛盾无所适从则是在这种探索中必然要经历的，毕竟他是在开拓而不是走别人走过的路。

最后的孤立和性格的转变是在探索中迷失的悲剧性副产物。

然而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其实不只在于他实现过什么完成过什么，更在于他敢于突破、敢于探索、敢于在众人的嘲讽中仍然坚持坚信自己的观点、敢于否定自己杀死自己，即使最后可能没有成功。

电影里最后"杀死"戈达尔的并不是导演或者这部电影，而是戈达尔自己，这其实是最令人敬畏的地方。

从这些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部严肃但非典型的致敬片，而不是一部哗众取宠只知吐槽挖苦的讽刺喜剧。

革命从来不是抽象的东西，但艺术却是高度概括性的存在。

艺术家真的能逃过政治化的命运吗？

或者说政治化后的艺术是不是只能成为一种propaganda？

看完Le Redoutable，我不禁想起这个话题。

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但在这部影片里，则成了一切的始与终。

“不选择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化的态度，”电影中的戈达尔如是说，一语击中要害。

要么选择政治，要么选择电影，要么用创作取代革命，要么用革命取代创作，这在如今是多么可笑的观点，在六十年代的巴黎，甚至世界，却是那么强有力的表达。

无论合理与否，那是一种态势，一种急于改变一切的热忱。

每个人都被卷入，没有局外人，要么左脚穿鞋，要么右脚穿鞋，可最终我们渴望的或许不过是赤脚。

我喜欢这个关于革命的比喻，幽默，顽皮又不过分傲慢。

戈达尔个人艺术生命的转折点是以一种大多数艺术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他想要使艺术成为真正革命性的东西，不为任何阶层说话，不代表任何一派，因此他才那么欣赏发动运动的学生身上的那股子年轻的热情。

“值得赞美的是学生运动，是运动，不是学生，”这句话由戈达尔说出来，恰如其分。

最终他自己杀死了那个从前的戈达尔，却忠于了自己，虽然这个站在“敬畏者”号上的自己显得尖酸、刻薄、冷漠而且愚蠢。

但是深彻地了解自己的愚蠢难道不是一种智慧吗？

然而，戈达尔绞尽脑汁想要摆脱的阶级身份却是他无法抗拒的，在那个凡事都需要划分阵营的年代，你不可能做一个旁观者，你的生活不是拍电影，没有人会为你念旁白，被误解似乎是正当的，也应该习以为常，电影中每次戈达尔眼镜摔碎都是他在革命中尴尬身份的暗示。

他所热爱的学生们鄙视他，觉得他是敌人，而戈达尔自己既无法认同以前自己所属的那个肤浅愚昧傲慢无知的中产阶层，却也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为何物，他成了被孤立的人，成了那个真正“赤脚”的人。

他的革命注定不同寻常，因为他即背离了原先的群体，也无法适应新的集体。

他终究还是一个浮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罢了。

他把自己置于两者的夹缝之间，既不能往前，也不能后退。

这样的身份尴尬性似乎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最容易形成的状态，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托马斯·曼《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多多少少都有与这部影片中塑造的戈达尔相似的地方。

而我们也都知道，戈达尔对自己艺术的改造注定是会失败的。

这种改造是杜绝私欲的，要求人成为一个圣人，去关切那些苦难中的人民，人民不获救，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享乐，更不容许逃避和自我麻痹。

回想中国当时的现实，所谓权力斗争不过存在于权力内部，而那些无数被鼓动的人，则更多的是相信了、迷醉在了这个“成为一个真正高尚的、不愚昧肤浅、不自私自利的人”理想里。

戈达尔在寻求摆脱一种对主流政治的媚俗的同时，却被另一种激进的构想吸引了。

当时谁也不知道革命会不会成功，有的人敢于以行动呼应他们内心真实信仰的更好的可能，有些人却也因此备受伤害，但更多的人对此嗤之以鼻。

结果是这场革命忽视了人性的幽微之处，忽视了绝对民主带来的暴力和对知识的践踏，但它行进过程中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那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的反叛者的勇气却值得敬畏。

这也便是影片最后一幕戈达尔拍摄《东风》所表达的观点。

无论是艺术还是社会，在“敬畏者”号上，便意味着永远执着于改变和挑战现有的格局，为了更好。

这是出于好的意图和正当的目的，无论事实证明它是对是错，是有效还是无效，都不能掩埋运动本身所揭示的东西。

而当我们回到艺术本身，或许摆脱政治性是可能的，因为惠特曼、T.S.艾略特、庞德，甚至艾伦·金斯堡都这样做了，用纯自由的文本，不让语境代替语境。

但是他们本身却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中，即使政治不认同他们，他们也无法回避，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读Le Redoutable中的戈达尔。

片中还有几个亮点值得提及。

戈达尔、安妮一行人乘车从康城返回巴黎途中的争吵配上欢乐的背景音乐，讽刺效果一流，戈达尔在革命中身份的尴尬性再次凸显。

而戈达尔回到巴黎后，突然的反色调的处理和背景中不断卡顿在最后几个音的肖邦夜曲，则像是一场冰冷的自我透视，使狂热瞬间冻结沉淀，效果类似于自我审视。

继电影《艺术家》中以默片形式致敬无声电影时代，并成功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后，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希于斯又一次玩起了“非典型”传记片，这一次，他选择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之一——让-吕克·戈达尔的故事。

《敬畏》改编自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一年之后》，讲述五月风暴期间，戈达尔与安妮之间随着革命逐渐消亡的爱情。

电影在外在的叙述格局上，就呈现出不同寻常的风格。

以九幕剧的形式，一幕一幕的递进，既是戈达尔一步步走入“革命”极端的心理变化，也是他与安娜的爱情走向终端的过程。

而九幕剧的形式，本身就值得玩味，电影中的段落分层，事实上，让人联想到的，更像是中国一幕一幕的样板戏。

联系现实，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毛主义者，戈达尔还曾赞美过样板戏是最伟大的电影，而对照电影中，戈达尔对革命电影的无比推崇，如此看来，这种推测似乎也不无道理。

要解读《敬畏》，关键突破口在于《中国姑娘》。

这部由戈达尔执导的“红色”电影，在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线索作用。

一方面，它代表着戈达尔个人的政治倾向，即崇尚革命的毛主义者。

另一方面，这也是戈达尔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拍摄这部戏与安妮喜结连理（而《敬畏》这部电影中的叙事也由拍摄《中国姑娘》一片开始），也恰恰是这部戏之后，他开始对革命思潮越来越狂热，最后直接导致了他与安妮爱情的终止。

电影一开始，便是《中国姑娘》的拍摄现场，十九岁的安妮背着保守派作家爷爷，偷偷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一个信仰毛主义者的学生。

她年轻，所以显得无畏，她敢于与32岁的戈达尔相恋并结婚，敢于与爱人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的队伍，并大声呐喊政治宣言，为了表现这种年轻的无畏，电影中甚至常常让她以裸体形式出现，或是穿着泳衣晒太阳，大胆奔放的同时，与戈达尔的肉欲，亦是一个青春发泄的出口。

在电影语言方面，《敬畏》则刻意模仿戈达尔，九幕剧的字幕卡、跳接、摄影式连环大特写、负片、人物内心潜台词......各种技巧在戈达尔的电影中都有迹可循，整部戏也由此增添了一份迷影色彩。

有一处有趣的场景在于，被学生小将们批驳后转头就走的戈达尔，看见外墙上书写着“戈达尔：超大号瑞士亲毛蠢蛋”字样。

之后，电影一下子变成了负片，也正象征着戈达尔失落的内心。

正如我一开始所述，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希于斯并无意于拍摄一部常规的传记片，除了这些电影语言上的小花招，米歇尔还在戏中对各种人事物进行调侃，比如让扮演戈达尔的路易·加雷尔借着剧情大喊“我又不是戈达尔，我只是个扮演戈达尔的演员！

”，又比如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对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和戈达尔本人进行极力的嘲讽和揶揄。

除了电影手法上的剑走偏锋，电影的叙事同样是反高潮的。

不似正常的电影一般将叙事高峰放在结尾，在我看来，《敬畏》的叙事高峰恰恰在电影中第七幕：救救你自己（和你的婚姻）的结尾。

在800公里旅程的车上，因为戈达尔搞革命而去不成戛纳的新晋导演，与戈达尔政治观点不同的友人夫妇，在后座的和事佬......车上六个人，争执的交点在于戈达尔，唯独安妮一人安静地沉默不语，每个人的心理在此刻一览无余。

事实上，戈达尔身上一直具有极强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吐槽中国大使馆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因为热衷毛主义而不断进行自我安慰。

正如他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却又不得不向美国借钱拍电影一样。

电影中的戈达尔，被放大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狂热，同时也缩小了作为一个“人”的勇敢，在面对众人的演讲面前，他胆怯得不敢回答学生的辩论，拉着妻子离开。

在游行运动中，他呐喊的口号又被人群的声音盖过，只能顺着大众一起呐喊。

在电影研讨会上，他又被群众群起攻击愤怒离开。

甚至在电影的结尾，拍摄电影时提出要使用推轨镜头的他，又一次被群众以“少数服从多数”给说服。

而在安妮面前，他则是个完全的独裁者，安妮必须顺从地陪同他到世界各地进行电影宣传或是出席研讨会，也必须因为他不同意拍摄裸戏过多的戏而差点辞去片约，更是因为他对自己身边的男人耿耿于怀而饱受指责与怀疑。

不难看出，戈达尔身上的大男子主义与近乎偏执狂的政治狂热，才是逐步疏离他与安妮之间的感情的真正因素。

但在整体的叙事之中，对于安妮的心理描写并没有做到很好的外在化，于是我们无法切实感受到在一幕幕故事进行中戈达尔与安妮爱情的变质，是为一大不足。

沉迷到革命之中不可自拔的结果是，戈达尔开始以一己之力对抗众人，他像个偏执的孩子，死死地盯自己的观点不放，反对贝托鲁奇等同行友人，甚至开始全盘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筋疲力尽》、《轻蔑》等），由此而来的是价值观的冲突，是友情的崩坏，更是爱情的变质。

据说，现实中的戈达尔，比起电影中更为偏执，更为“混蛋”，在纪录片《脸庞，村庄》中，阿涅斯就因登门拜访戈达尔被拒之门外而破口大骂他“臭老鼠”，也有记载，戈达尔在和新浪潮双杰的另一位导演特吕弗闹翻后，还问后者借钱拍戏，且仍旧出言不逊。

《敬畏》选择让饱受打击的戈达尔以自白的方式收尾，结构上又与开头的自白相呼应。

电影中的戈达尔失去爱情，再一次钻入电影的世界，若有所思，“有些东西不复返了，或许这就是革命吧。

”而戏外的戈达尔，则似乎更加偏执，终究，理想输给了现实，不免令人唏嘘。

改一改电影里的这句话，拿来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有些东西不复返了，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原载《虹膜》）作为一个戈达尔影迷，当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与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情事，被法国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搬上银幕时，我不仅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我对这部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敬畏》之所以毫无期待，有两个原因。

首先，所有对戈达尔的生平有所了解的影迷，都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丽娜，才是他的一生挚爱和灵感来源。

两人的合作，催生了戈达尔最具影响力的几部杰作：《随心所欲》、《法外之徒》、《狂人皮埃罗》、《阿尔法城》；而两人之间疾风骤雨般的情感关系，也如同八点档肥皂剧一般既狗血，又精彩。

所以如果一定要把戈达尔人生中的某段情感关系搬上银幕，那么最合适的选择，显然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而不是他与维亚泽姆斯基之间较为平淡的关系。

我对《敬畏》难以产生期待的第二个原因，源自它的导演人选。

戈达尔这个同时引发着敬畏和蔑视情绪的文化人物，显然值得被人们讨论，但我不相信哈扎纳维希乌斯能为这种讨论提出什么有见地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他一直是个平庸的导演。

哈扎纳维希乌斯最擅长的电影次类型，大概是戏仿类电影。

他的成名作《OSS-117之开罗谍影》，是对007系列电影的恶搞，而让他问鼎奥斯卡的作品《艺术家》，则是对无声电影的戏仿与“致敬”。

然而他对经典文本的戏仿，只是停留在过家家层面上的低龄游戏；他通过对影像的把玩与复刻消费了原文本，却对原文本的内在逻辑毫无反思。

他的戏仿电影既不具有梅尔·布鲁克斯对文本进行解构的破坏力（《灼热的马鞍》、《新科学怪人》），也不具有戈达尔与斯科塞斯对文本进行重构时的独到见地（《筋疲力尽》、《纽约，纽约》），甚至不具备伍迪·艾伦忠于原文本精神内核的真诚态度（致敬《婚姻生活》的《丈夫、太太与情人》；致敬《野草莓》的《结构爱情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他抛弃戏仿路线，拍摄气质严肃的“原创”电影《搜寻》时，他所面对的处境，竟然是无人问津。

而《敬畏》的温吞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才能的平庸，和原创力的匮乏。

当《敬畏》的剧情进行到第五分钟时，我已经能理解哈扎纳维希乌斯为什么要把1967到1970年之间的戈达尔，作为自己影片的男主人公了。

因为当时自视为政治激进分子的戈达尔，正在狂热地信仰毛泽东主义等左派思想，而哈扎纳维希乌斯想要通过《敬畏》，尽情地嘲笑他。

哈扎纳维希乌斯可以嘲笑戈达尔吗？

当然可以。

处于激进时期的戈达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荒唐。

这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导演，想让自己的电影接近“工农阶级”，但他想要接近的观众根本读不懂他精英化的电影语言，他们最喜欢的恰恰是他厌倦与蔑视的美式电影。

于是他通过电影来闹革命的理想，就此成为了空中楼阁。

但《敬畏》的问题在于，它对戈达尔电影所处的语境，以及把他推向激进主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完全缺乏关注。

戴高乐执政时代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法国政府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时的殖民主义态度，都是让左派知识分子对现存体制充满失望，最终走向激进的原因。

不过在《敬畏》中，所有这些时代背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

哈扎纳维希乌斯眼中的戈达尔，仅仅是一个因为深陷中年危机，变得荷尔蒙分泌失调的中二病患者。

这个角色为了寻回往昔的青春活力，娶了个比自己小了接近二十岁的年轻妻子，成天混在大学生的政治辩论会中，却因为完全抓不住辩论重点，被年轻人嫌弃。

至于原本也是位左派青年的维亚泽姆斯基，则在《敬畏》的镜头中变成了对戈达尔惟命是从，毫无个人意志的花瓶角色。

然而在现实中，恰恰是这位少女的激进与勇敢，让戈达尔把自己对革命与青春的憧憬，倾注在她的身上。

这是两人之间情感关系的真正基础，但它同样没有被《敬畏》所表现，因为哈扎纳维希乌斯太陶醉于自己对戈达尔的恶作剧式嘲弄了，以至于他完全没有看到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微妙之处。

而影片的选角，也称得上是败笔。

两位主演路易·加莱尔和斯塔西·马汀，与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都谈不上形似。

在精神还原方面，他们就差得更远了：加莱尔表现出了戈达尔的坏脾气和粗鲁无礼，却没能表现出戈达尔的旺盛精力和他略带顽皮的机灵劲儿。

而马汀在整部电影中只是安心地待在男主角身边，尽到了一个花瓶的职责。

在我看来，戈达尔在六十年代末的挣扎，显然不是缘自中年危机与内分泌失调，而是一个电影语言革新者所必然会面临的困境。

当你在个人创作生涯的前几年里，一直在把电影媒介的可能性推向极限，如今却发现现实世界与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要远远胜过你所谓的艺术创新时，你该作何选择？

是接受自己手中媒介的局限，安心地做一个守成者，还是彻底打破电影的边界，将它与抗议运动、教学行动、政治思潮和时代精神，通通融为一体呢？

戈达尔选择了后者，他迎接了挑战。

虽然他在“革命时期”拍摄的电影过度理论化、艰涩无比，且带有说教气息，但它们对于电影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依然充满了想象力。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犬儒主义代言者——哈扎纳维希乌斯先生，则用一个老祖父般包容的目光，嘲笑着戈达尔的反资本主义/反好莱坞理想；至于他自己的电影是不是空无一物，他倒是完全不在意。

其实戈达尔根本不是圣人与完人，哈扎纳维希乌斯哪怕对他的档案素材多下点功夫，也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摸不准戈达尔的死穴。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生前接受采访时，便讲述过如下的一段往事：1968年6月，让-吕克在我面前和特吕弗吵了架。

让-吕克想去中止亚维农戏剧节的举办；特吕弗则与帕索里尼站在同一立场上，因为后者曾说：‘我没法支持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卫兵们作对的中产阶级学生。

’当时我们在特吕弗制片公司的办公室里。

让-吕克生气地说：‘我本来以为你是我的兄弟，可你却是个叛徒。

’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单单是这段一百多字的往事，就胜过浪费了观众一百分钟的一整部《敬畏》。

一开始没有预设地看这部电影，Louis Garrel饰戈达尔扮演得惟妙惟肖，如出一辙。

从爱人的角度阐释自我和自由的形式，用戈达尔的电影拍戈达尔，用演员的使命拍摄和传达敬畏。

这部像是《中国姑娘》的外传，延续章回剪辑、对色彩和肌体之美的不遗余力的刻画，但继续对政治艺术的讨论难度不小，并拉进现实维度的观照。

《中国姑娘》开启戈达尔政治电影的走向。

戈达尔认为，电影的唯爱主题是情感的独裁，无法产生真正的革命。

对年轻人的喜爱与宽容，让戈达尔对革命真义有更深的理解，也多一分苦衷，至少戈达尔不会利用他们，但也因此未建立起群众基础，甚至失却爱的基础。

轻蔑与敬畏之间，有时只有一线之隔。

有一种革命者的孤独，是用政治拒绝了全世界。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或因年幼，涉世未深，看向戈达尔的眼神里是不解和不舍参半，敬畏之上，爱慕未满，她需要的是能带她打开眼界，又支持她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做个总是去照顾对方心情，却很难共鸣和直面问题的乖巧花瓶，被丈夫推着行程和思想的傀儡妻子，妄谈革命。

虽被革命的形式所执迷，也逃不过被爱情中的人性所困惑，这也是后期戈达尔电影始终围绕的两个主题。

所幸，电影提供了比演讲更适合戈达尔发声的表达方式。

（又是因为短评下不下了只好写在长评区了，算不上影评，几句碎碎念而已） 1. 好像不踩两脚这个片子显不出自己看过戈达尔哈我自己带着并不高的预期，看完倒是有点喜欢上这片子了，它拍出了长久以来我对戈达尔的一个直观印象：革命在他那还就是请客吃饭，就是一边喝着咖啡抽着烟，一边跟漂亮姑娘吹出的牛逼。

同时它也拍出了我对戈达尔的一个终极疑问：假如疙瘩觉得别人都是傻逼，那有没有可能他自己也是个傻逼尼？

或者客气点说，他也有犯傻逼的地方和时候？

2. 这片子有简化、矮化、庸俗化的倾向吗？

就算有，那又怎样呢？

耍一耍疙瘩当年玩过的小伎俩，那又如何呢？

渎神了？

不管戈达尔自己乐不乐意、承不承认，他已经被摆在神坛上供起来很久了，用（至少那个时期）戈达尔会用的语气说，他戈达尔的命怎么就不能革了？

3. 看到（路易·加瑞尔扮演的）戈达尔一脸疑惑地抱怨中国那边居然讨厌《中国姑娘》，说我拍得一坨翔，天知道我笑得有多开心4. 我特别好奇，疙瘩本人宅在瑞士的家里，有没有看过这片子呢？

这片子以后要是能出戈达尔的评论音轨，那绝对无敌。

5. 我原以为斯塔西·马汀的肉体是全片唯一的精华，看完之后要改口说那只是最精华的部分而已了。

我的天哪她也太好看了，不禁遐想在大银幕上观看这么标致的肉体是什么效果——IMAX最好，对了，高达对IMAX会作何评论？

好奇 again。

电影分两种，让-吕克·戈达尔之前的，以及之后的。

作为法国新浪潮的鼻祖、旗手，戈达尔开创新的电影形式，甚至可以说，他创造了一种电影类型——就叫戈达尔片。

戈达尔的电影形似散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三类传统影片做了富有个性的结合，外加一些他特有的小花招，以强化叙事效果，形成风格。

1968年，震动欧洲的五月风暴开始时，语言学、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为声援学生运动曾说：“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那么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

”年轻的戈达尔作为新浪潮的开山鼻祖之一，相应了这次颠覆号召，他对电影语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使用大量跳接、省略、拼贴、嵌套、浅化场面调度，致敬默片、音画错位、不规则的灯光使用等让他的影片一下子把电影从叙事到结构、元素都急速带入到了全新的领域。

《精疲力竭》和《轻蔑》两部影片仿佛新的电影《圣经》让戈达尔红遍欧美，震动影坛。

天才、智者、大师等美誉纷沓而至。

日后，他与弗朗索瓦-特吕弗、克洛德-夏布罗尔共同创立了引领电影新浪潮的《电影手册》，强调“个人影像风格”或“视听语言方式”，提倡电影“作者论”，对欧美电影发展影响至今。

作为享誉世界的大师，你能想象现实生活中的戈达尔形象吗？

醉心于书籍文本，遨游哲学幻境，博古通今，温文尔雅？

扶着镜框，桀骜不驯的把弄着手中的摄像机，暴君般的指挥着演员？

NO！

最近有部极具韵味，又恶趣味十足的怪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戈达尔。

致敬满满，却又嘲讽不断，就连片名都不竭余力的调侃——《敬畏》（对照戈达尔的影片《轻蔑》）！

《敬畏》（Le Redoutable）？！

敬畏谁，敬畏什么，片名叫做《敬畏》，可全片却是对戈达尔在1968年那段生活和思想，包括婚姻生活的全盘否定与质疑。

正话反说，影片表现的就是一个从敬畏到轻蔑的过程。

用一个又一个愚蠢的戈达尔形象，分离戈达尔的本我和超我，让观众看到一个作者论下自我的戈达尔。

《敬畏》讲述了戈达尔沉迷左倾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深受阿尔都塞霸权理论影响，积极参与五月风暴的经历。

现实中，他和自己的电影缪斯，妻子安娜·卡里娜刚刚离婚。

随后，戈达尔拍出了带有自传隐喻的影片《轻蔑》，该片描述了年轻的导演和新婚妻子去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从热恋到厌恶，最后离婚的故事。

而这部《敬畏》无疑是对那段戈达尔过往的高度提炼和延伸。

在《敬畏》中，主线故事是戈达尔和19岁的新婚妻子安妮之间感情的起起落落，最后戈达尔以自杀未遂宣布了两人关系的彻底崩裂。

影片一开始，展现了两人感情的甜蜜，眼神中全是爱意，安妮更是把戈达尔看作偶像，敬他为神。

可当五月风暴越演越烈，戈达尔陷入批判一切的精神迷宫，不停参与极端的革命活动后，两人的关系生出间隙。

敬畏感逐渐消散，轻蔑之心不断膨胀。

《敬畏》中，通过呈现两人的爱情始末，把戈达尔塑造成了一位极度自我，傲慢无礼，同时又懦弱，爱猜忌的“小媳妇”形象。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所谓的革命中，戈达尔极为矛盾。

在他看来，新就是年轻人，那些学生思潮是他的最爱，面对学生的指责他唯唯诺诺，即使有人嘲讽他的电影是资本主义的垃圾，他也全盘接受。

而面对权威，老人时，他时分鄙夷，甚至骂一位反对革命的老人的妻子为“婊子”。

在和主流电影界同人谈话时，更是刻薄且无礼。

为了革命，他让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他，他以为妻子安妮是懂他的，可最终安妮也变成了他革命的“对象”。

《敬畏》最独特的地方在于，用戈达尔的方式“杀死”了戈达尔！

在故事上表现为大量的“戏仿”，《敬畏》借用了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和《轻蔑》中的大量电影元素，包括故事和人物设置，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的目的。

全片最明显的一大段戏仿来自戈达尔与妻子安妮在戛纳的海边小屋度假的一场戏。

当时正处革命高潮，戈达尔自然不愿离开巴黎，而且海边小屋是资产阶级名流的房产，那些看起来布尔乔亚十足的生活气息让他不耻。

而安妮却安逸其中，对戈达尔的革命行为越加看不惯，轻蔑感开始动摇她对戈达尔的爱。

这一段的高潮是一大帮人拥挤在回巴黎的小车上，戈达尔嘲讽了一车的人，希望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导演，懂艺术的朋友；不懂电影，作为普通观众的司机；为你凸显自我的革命的决心，他一一怒怼所有人，无论作为好友还是陌生人，这些言语都极为偏激，不近人情。

一个落寞的特效给到生无可恋的安妮面部，爱情在归家的小车上被拉扯到四分五裂。

而现实中，在拍摄《小兵》杀青后，戈达尔开车载着妻子，影片中安妮的原型卡里娜从日内瓦返回法国，抵达巴黎后，戈达尔问：“在哪儿下车？

”卡里娜回答：“别让我下车。

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了。

”对比现实和电影，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又大笑不止。

影片的高潮也是一段明显的戏份，安妮摆脱了戈达尔的控制，接受邀请出演女主角，戈达尔之前就因为对方要安妮出演裸戏而拒绝，对方修改剧本后，加上安妮的强烈要求，最后只能妥协。

可探班后，面对活力十足的剧组，帅气的意大利男主演，戈达尔醋意大发，暗示安妮肯定出轨，贬低了安妮的演员天赋和付出。

两人的婚姻彻底走到了终点。

现实中，也是因为一部电影让两人的婚姻终结，令人吊诡的是，戈达尔多次在自己的影片中要求女演员全裸出演，包括好莱坞女神碧姬芭铎。

他甚至说过，“他们（观众）就爱看这个（裸体）”。

现实，戈达尔的那部《蔑视》，配合这部《敬畏》，简直就是一杯味道浓烈的调和酒，果汁成分和底酒高度融合，一口下去，过喉烧心。

《敬畏》用了太多的戏仿，模糊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以强烈的互文引发了多个场域的文本共振。

那些戈达尔爱用的“小花招”在《敬畏》中也层出不穷。

戈达尔和妻子在观看默片电影时，接着荧幕对话的口吻相互“配合”对话；戈达尔在遭受打击，情绪低落后，影片突然曝光过度，变成失去色彩的底片特效画面；具有欺骗性的副标题、分章节叙事结构；对话中，台词和潜台词，人物说的话和内心想法同时打在荧幕上；戈达尔用摄影机假装自杀时的“枪声”画外音；包括大量的以字幕代替镜头，这些特征性无疑是对戈达尔风格的高度戏仿。

在故事里，特别是角色上，戈达尔谙熟布莱希特的“间离”方法，他追求的是，让观众和剧情、角色和感情上拉开距离，使观众不完全被剧情吸引，诱使他们“理智地评价所见到的事物的思想含义。

”在《敬畏》你，戈达尔和安妮两位主要人物奉行了间离的表现方法，用演员将角色表现为陌生的。

带有纪录片类型的叙事方式，人物突然打破第四面墙，对着观众道出内心想法的叙事方法，都是一种明显的间离。

影片里，戈达尔多次提到，我不是“戈达尔”，甚至不是“让吕克”，“我只是在表演一个叫做戈达尔的人”，而妻子安妮也反复的说，“那个戈达尔已经死了”间离，就是要让观众对所描绘的事件，有一个分析和批判该事件的立场，调动观众的主观性，推倒舞台上的“第四堵墙”，破坏荧幕上的幻觉，突出戏剧的假定性。

《敬畏》里，有人反复提及生活和电影之间的关系，普通观众，甚至是大师们都希望电影高于现实，不要高度再现现实。

而戈达尔却希望电影就应该是现实，电影就应该原汁原味的表现革命，表现风暴中年轻人的反抗精神。

《敬畏》靠着故事上的戏仿，人物上的间离，对事件或物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观众对之产生惊讶感和好奇心。

把戈达尔和五月风暴，这些事件和人物作为历史的，暂时的，去表现，主观-客观、主体-客体之间的界限便不断被画出又抹除。

塑造一个戈达尔，又杀死他！

《敬畏》干地就是这个事儿。

主题是什么呢？

片尾，戈达尔实现了电影革命的梦想，建立了“小组”，不写剧本，每天拍摄前，和所有人讨论该如何拍摄。

面对不懂拍摄的人，戈达尔无奈的摸着自己越加靠后的发际线，哼哼唧唧的说，“少数服从多数吧”。

为了革命理想，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灵魂——电影。

因为革命，戈达尔变成了朋友、妻子、同行眼中的对立面，可他依然难以融入激进的学生群体，最后，他还必须放弃思想，放弃梦想，放弃电影。

可结果呢？

《敬畏》有着丰富的文本内涵，但这样展现戈达尔，左派思潮，一定会引发激烈的口诛笔伐，让评论超越了影片本身，夹裹着历史和意识形态等东西，最后和这部电影一样，变成一个巨大的迷幻泡沫，你要么跟着它膨胀，要么装作看不清，或者直接戳破，可最后发现里面空空荡荡。

你想像电影一样是不同的，你会搭错车，进食，购物，没有旁白，但是如果你爱我，一切就不一样了。

真写意，记者招待会都是在山林风谷中。

短发与毛毡帽我觉得他们只是不接纳我，但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报复自我的物化。

我想象捧着一束花，呆呆的看，但我并不知该放到哪里。

想着早起的哀怨，也不过如此罢了。

世人的尴尬境地放到哪里，纵是旁观者自己开心和丈夫一起苦闷？

独自抛下逃跑对吗？

今天不太顺利，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上文第一句，背后好像是几个法国人，椅子靠背很松，倾斜度很高，试图调整未果，身后女人不久后换了位置。

我不是一直是一个把不舒服扼杀在摇篮的人吗？

奇怪。

怎样能看懂本片？

近年来，有多部名导的传记片，有拍希区柯克的有拍爱森斯坦森的但评分都不怎么高，都在四五分左右。

唯独这一部戈达尔的片子杀出重围逃出了各路影评人和挑剔观众的慧眼达到了7.0分。

不得不说实至名归。

戈达尔是法国新浪潮运动的领军人物，与他同时代的有特吕弗、让·雷诺这些大师；但和他们不同的是戈达尔当年成名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那时候他就拍出了《精疲力尽》、《狂人皮埃尔》、《蔑视》这样轰动影坛的作品。

可以说他是个天纵奇才，他的电影不仅能够俘获当时的戛纳电影节评委而且在大众里面也是口口相传，是因为他能够抓住电影的本质。

当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电影理论领域有广泛的应用，此理论的核心无非是欲望的本质是“性和权力”而戈达尔是第一个说电影就是政治的人。

他寄希望于电影的不是刺探人心而是真正的从现实层面影响世界进而改变人。

而本片没有一处是理论的说教，都讲戈达尔那些惊世骇俗甚至常人难以理解的理论和思想融于他实际的生活当中。

片中的戈达尔年龄在36岁到37岁之间，但导演却启用了一个看上去30都不到的演员来饰演而这种落差导致的违和感却在观影过程中慢慢消逝，直至最后让人认可了这一选择，实在是让人佩服。

本片的女主角是模特出道曾在《女性瘾者》中与希亚拉博夫合作有过让人过目难忘的出彩表现，她在片中饰演戈达尔的娇妻安妮，当时安妮只有19岁，她是戈达尔《中国姑娘》中的女主角。

戈达尔说他之前拍的片子都是狗屎。

拍完《中国姑娘》之后戈达尔的电影生涯和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前者遭遇了滑铁卢后者他和安妮结了婚，这个小他几乎一倍岁数的青年女郎成了他的妻子。

同时戈达尔也开始关注学生运动，也就是当时法国正在发生的“五月革命”。

有评论人指责他的新片没什么价值而中国方面也说他拍的是部垃圾。

戈达尔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这句话就好像毛泽东亲口对他说的一样。

因此他和安妮取消了去中国旅行的计划。

戈达尔开始频繁的参加学生运动和反对戛纳电影节在电影宫举办，期间他一共摔坏了四副眼镜。

他在学生大会上说：“现在的犹太人就是当年的纳粹”这种毫无逻辑的话引起学生的激愤。

有人骂他的电影是消费品他也不还口，他反而对安妮说自己喜欢这些孩子，他们朝气蓬勃说的一切好像都是对的，即使是错的也没关系。

“我喜欢年轻人，讨厌老人，莫扎特在35岁死是对的，我就快37岁了，我讨厌自己。

”他觉得电影是政治所以他在进行政治运动的时候也是在做和拍电影一样的事情。

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他本人变得越来越讨厌自己而在潜意识里他是想向安妮证明自己还可以像年轻人一样“运动”。

但是他唯一像年轻人的地方只是变得像个16岁孩子一样幼稚和任性。

导演却在用婚姻来结构大师。

很显然影片的主线仍然是戈达尔和安妮的婚姻生活，很多的矛盾和思想的碰撞也是从这个基础发出来的。

片中最有创意的一场戏是在一辆行驶的甲壳虫汽车里面六个人(包括安妮和戈达尔和其他四个朋友)的群戏。

而此段的配乐更是亮点，全片的一首配乐还有插曲都是高级别的，给电影增色不少。

而到了最后两人的婚姻走到尽头，高潮竟然是戈达尔因为安妮说不爱他了(意思要离开他)而选择吞噬安眠药自杀。

他当然没有死，但你此时却清晰的看到了这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的真正痴情，但这只是你的想法，安妮还是和他分开了，因为她觉得这种行为太暴力了。

是不是有点普通小女孩的幼稚？

而戈达尔又不是真的就如同一个小心眼的丈夫一样吃了好多醋，这种处理又再次将我们被人物不羁(不合逻辑)的思想带跑的节奏又拉回到现实之中。

就这样把一个戈达尔这样复杂思想的导演让普通的观众也了解了。

而最后戈达尔的那句话:我确实是让很多人都失望了，有些人感觉我背叛了他们，但你知道吗？

最后这一切都不重要，这就是敬畏号上的生活。

简直是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