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夫的流感

时间倒回到3年前的法国第71届戛纳电影节，当时有三位导演缺席了电影节媒体问答环节，凭《盛夏》拿到金棕榈提名的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是其中之一。

电影节期间，他因“非法贪污政府拨给的艺术津贴”的罪名被俄罗斯当局扣押，并被限制出境。

据说，这起官司只不过是官方释出的烟雾弹，真正导致其无法来到法国的原因是因为导演的政治立场。

因为长期替LGBT群体发声，加上此前执导的《背叛》因涉及宗教问题得罪权贵，才让谢列布连尼科夫引火烧身惹上官司。

>>>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为了声援这位才华横溢的导演，俄罗斯文化界当年发起过一项联名释放基里尔的请愿活动，当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凯特·布兰切特也加入予以声援。

经历长达3年的调查、18个月的软禁及半年的审判过后，导演最终被俄罗斯地方法院判定犯有挪用公款罪，不过并没有坐牢，而是以3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作结。

事后，欧洲电影学院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当局对基里尔的做法是一种公然的政治打压，目的是“向其他艺术家发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政府资助，以便作为艺术家继续生存下去，以此来避免这些艺术家的政治批评。

”作为一种不妥协的产物，导演基里尔带着他的新作《彼得罗夫的流感》于今年重返戛纳，并再次入围主竞赛单元。

相较中文译名，原版片名似乎更能传达导演的意图，叫《彼得罗夫一家的流感》。

假如你熟读俄国文学，会发现彼得罗夫这个名字在俄罗斯其实是个非常常见的姓氏。

由此可见，导演想说的显然不止一个家庭，而是想借这个姓氏的普及度，借此隐喻一个国家的病态。

这是导演自“贪污”风波过后首度利用电影发声，恰到好处的隐喻，依旧不难发现他对国家现状保持的悲观态度。

新片《彼得罗夫的流感》中，有关政治的表达有了明显提升，且几乎一开始就排山倒海而来。

患上流感的彼得罗夫登上一辆公交，车上，人们谈论着俄罗斯惨淡的社会现实——医疗福利荡然无存、寡头政治作威作福、移民问题带来的后遗症迟迟无法得到解决，俄罗斯百姓的日子举步维艰。

彼得罗夫听着百姓的抱怨，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一群身着奇装异服、手拿枪支武器的家伙忽然冲上公交，将彼得罗夫邀请下车，让他当场处决绑架过来的各界托拉斯（垄断、行业寡头别称）。

镜头二度打回公交车内，只见彼得罗夫依旧站在下车前的位置，原来，刚刚的”处决“场景不过是他边听百姓抱怨，边在脑海中脑补出来的画面。

这场呼应百姓疾苦的私邢，其实压根就没发生过。

如果说这样的蒙太奇还是显而易见的话，那接下来故事加入大量虚实穿插来干扰故事线的排列，则会让不熟悉此番套路的观众看得云里雾里，甚至感到莫名其妙。

这些场景中，有时空的悄然切换，也有科幻元素的不期而至，一切看起来都是超现实和前后矛盾的，犹如一场跳脱常识的梦，打破并挑战观众对现有叙事手法的认知。

>>>不同着装混淆了现实和时间的概念常规好莱坞叙事，要求即便深奥如诺兰这样的导演，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创作规律，去讲一个能让普通观众理解的故事。

这些故事大多基于一定的叙事模型，层层引导观众进入导演构建的世界。

不管它们的世界观如何宏大，设定如何复杂，只要大致的逻辑线不乱，多看几遍下来总能从中理出个所以然。

《彼得罗夫的流感》则不然，它大部分时间都是非理性的，场景和场景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依附关系，叙事逻辑也不遵照传统的故事写作手法，而更多以意识流形态展开，用一个个碎片堆砌，将彼得罗夫脑海中的幻想和回忆混合到一块。

如此激进的手法，也难怪一些人看过该片会抱怨“好睡”。

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特立独行绝非偶然，随便看看世影史，喜欢如此表达的家伙不少，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堪称此中好手。

《八部半》这部反映导演创作困境的电影，就在当时开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让观众看到了新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八部半（1963）《彼得罗夫的流感》同样如此。

只不过相比多年前的名作，它“错乱”得更张牙舞爪些，旁人很难从晦涩的影像中看明白之间的必然联系。

如果一定要加以总结，可能只有等到影片结尾，大家才恍然意识到之前看过的一切，不过来自一个业余漫画作者的想象，这些想象并非完全架空，因为里面除了包含彼得罗夫个体的家庭投射，亦有他对整个俄罗斯社会变迁的深厚情怀。

比如那枚用来治疗彼得罗夫儿子发烧的、产自30多年前的阿司匹林，它诞生于解体前的苏联，却治好了小孩的病。

从现实角度看这当然是荒谬之谈，但如此神奇的疗效，却寄托了彼得罗夫对那个年代的美好回忆。

>>>旧时光自带暖色滤镜还记得之前我讲过的片名和背后的隐喻吗？

流感受体并不仅仅局限于彼得罗夫一家，其实还包括整个俄罗斯。

由此及彼，神奇药片背后未尝不是俄罗斯对苏联岁月的集体回忆。

可不要以为我在瞎掰，俄罗斯民调已经无数次说明当地百姓对“光荣过去”的无比怀念。

今年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经济重组合并的新闻，更是开启了大众对红色帝国东山再起的无限想象。

陷入怀旧情绪的俄罗斯人宛如患上流感的病人，对历史上的错误视而不见，只是一厢情愿地对过去投以主观化的、狭隘的历史记忆，一旦将这类记忆放置到具体的历史中，被遗漏的部分总令其显得自说自话且经不起推敲。

同样的童年聚会，彼得罗夫记忆中的阳光灿烂，到了另一个角色马丽娜身上却是无尽的黑暗。

那个年代之于她而言没有任何值得追忆的部分，一切都是如此沉闷、无聊、穷困和潦倒，甚至连堕胎都得承受风险（苏联禁止堕胎）。

人得不到应有的尊严和自由，整个社会的保守氛围犹如牢笼般，囚禁着渴望冲破枷锁的人。

也正是在这个段落中，全片难得一改前面的“疯癫”叙事，头一次回到了正儿八经的线性叙事中。

整个段落严肃而压抑，与前面的意识流碎片形成鲜明对比。

导演并没有与彼得罗夫取得共情，相反，他借由这个角色表达了对俄罗斯当下某种泛滥情绪的嘲讽和蔑视。

片尾那段有关死人复活的黑色无厘头，则更像是这种态度的延伸。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曾宣告死亡，如今却从棺材里逃出来的人。

他渴望回归社会，并找回遗失的身份。

但现实是残酷的，倘若他想复活，倘若他仍要融入那个已经将其抛弃的社会，那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票上车。

曾经的苏联并不是这样的。

那是一个医疗、教育、水电气全部免费，公交系统只象征性收取少额费用的年代。

时过境迁，现在的俄罗斯早已不复当年，按2021年的最新汇率换算，俄罗斯全国一年的GDP产能还赶不上我国的一个省。

国家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身无分文的“死人”。

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回归。

撰文 | Zed策划 | 轻年力量

除了太棒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雪姑娘：童话故事的温柔美丽的雪姑娘滥交墮胎最后当了个暴躁的汽车售票员。

（我认为她戴雪姑娘的假发不是精神病是她内心与现实里外崩坏的意象表现，孩子有可能成为她最后的救赎，但她当时状态上无助痛苦所以把孩子墮了）雪姑娘整个故事是黑白色的，要么就是意味着主人公精神的死亡要么就是纯粹的回忆过去的表现手法。

阿寥沙的回忆：他人生中的两次严重的流感分别是他人生的两个转折。

第一次是在回忆中，这段故事过后就应该到了他家庭破裂童年幸福时光的结束时候了，从回忆里看，首先阿寥沙应该是有恋母情结，看他父母的相处状态也是他和妻子当下的相处状态，原生家庭带来的习惯。

雪姑娘算是他童年幸福时光里美好的具象体，而且雪姑娘单独跟他说话让他觉得自己很特别，是被雪姑娘选中的人，这个意象在后来不顺的人生中成了个执念，在他儿子抱住他后他完成了对自已过去的的和解与救赎。

第二次就是主线，那些幻觉既荒诞又真实，可笑又悲伤，关于这些幻觉我不能全部理解，但是故事很有趣，视听很别致，表演夸张可笑。

和做梦一样荒诞无序的感觉。

最后有个男主跳出故事角色审视房间的超现实镜头，不知道该算他幻觉的结束还是其中表现之一。

絮叨的自杀作家压根不想死，他只是觉得没人欣赏嫉世愤俗一时想走个极端耐何彼得罗夫枪按的太利索了点没给他多说一句反悔的机会，结果屑彼得罗夫因为记恨被写成男同把他稿子给烧了…笑死女主变恶魔是对生活的反抗还是追求（？

复活的尸体边说唱边逃跑，身后追来的灵车司机叫喊着让他回棺待着，汽车上的检票员管你是人是鬼都得给钱…总觉得这是个荒诞喜剧片，又嗑嗨又真是有意思。

今晚看了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新作《彼得罗夫的流感》。

这部电影得到了今年戛纳金棕榈的提名。

女主角是《再见列宁》的主演。

导演拍飞了。

完全是一部高烧之后的呓语之作。

当然，距离疯狂还有一些距离。

这是一部非常俄罗斯的作品，糅杂了暴力、嘲弄、幻想和哀伤。

长镜头之间的剪辑出人意料的好看。

只是，两个半小时的片长，也许可以再剪短一些。

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变幻，让故事在成年主人公和幼年主人公之间来回切换。

俄罗斯社会的病态俯首皆是。

意识流的碎片一个接一个，完全没有逻辑。

死人在警察眼里复活、逃脱。

但灵车里尚且有鲜花。

在现实里，这个复活的人跌跌撞撞，除了泥坑和冰冻的公交车，什么都没有。

首先说一下的中文译名， Петровы вгриппе应该是“彼得罗夫一家的流感”不过从“茨冈人”译成“吉普赛人”可以看出，字幕组应该是根据英文来译的，翻译不易，感谢字幕组。

谈谈剧情，电影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当代俄罗斯社会，生病的彼得罗夫刚一登场就身处集俄罗斯民粹之大成的公交车之中。

彼得罗夫作为俄罗斯使用人口最多的姓氏之一，在这里也有暗指全体俄罗斯人的意思。

在车上，絮絮叨叨的种族歧视言论开始贯穿在整个电影的背景之中，对叶利钦和寡头的抨击，关于犹太人和塔吉克人的谣言，关于苏共黄金的谣言，对移民的抵触，这些锋利的敌视从一开始就给电影铺上了尖锐的色彩，不知是不是导演有意为之，在电影过半时小彼得罗夫1977年的录像中，我们跟随小孩子的镜头坐上了苏联时代的公交车，温暖的色调中我们可以看到车上就坐着中亚人，一切都和后苏联时代的冷色和暴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其中或许潜藏着导演心中对旧时光的怀念？

然而这种暖色的怀念还是电影尾部马莲娜的叙事中沦为了灰色。

画面一转，叙事主角变成了图书管理员彼得洛娃，这是一个被压抑的女性形象，在种种刺激之下被抑制的天性释放，文学研讨会的繁琐和虚伪成为了她释放内心的对性与暴力的压制，摘下眼镜成为“神奇女侠”的桥段更像是一种颅内高潮。

然而要知道，整部电影都像是一场末路狂欢，去分辨什么是真实的或者什么是虚拟的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比如那个突然出现又以自杀而而终的作家谢尔盖，他和彼得罗夫的交谈就像是一个人脑袋里的自我交流，最终彼得罗夫亲手帮助谢尔盖自杀并且点燃一切的场景更像是和自我人生的某个阶段做诀别。

本来还想写写那位伊戈尔，也就是“哈迪斯”的，但实在是没有看懂关于灵车和他的部分，难道那位在剧院絮絮叨叨的俄罗斯妇女是珀耳塞福涅？

哈哈。

看电影的时候小彼得罗夫手持摄影的那部分看了好多遍，俄罗斯人对旧时代是什么样的感情？

如果从民调来看，确实怀念过去的人变得更多了，彼得罗夫的流感就像是在描绘那些在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新世纪的挣扎，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脑海里仍然存留着一些关于理想主义的憧憬，就像是电影里我最喜欢的那段70年代公交车的场景一样，车上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上面写着：Мы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н “我们是青年近卫军”

如果空間、歷史、記憶都在限縮與控制的外在文本下變造，究竟該如何面對當下和日益稀薄的未來。

《夢流感》是一次私人的回溯，也是有野心的重新解構，導演索性放腦中繁複的結生長。

長成這個超級hardcore的意識流作品，就敘事技巧而言顯得過載。

時序上，把當下、過往、試著回溯的歷史與夢境幻覺交纏。

視覺上，有任性的手持，和毫不在乎的打破既有空間規準的才氣。

不僅是不害怕碎片，更毫不節制的數度重回細小的回憶原點，彷彿人們所立足的當下也不過過往回憶過度稀薄的副本。

而這一切的任性和炫技，通過微小的線索指引，無論是Petrov的記憶原點，又或是引發致幻的過期阿斯匹靈，似乎都指向回憶中，意象矛盾的雪姑娘。

在原本的俄羅斯民間故事裡，雪姑娘是耳熟能詳的人物，口傳裡充斥著多重複本和敘事空間。

一說是聖誕老人的助手，一說是在注定無果的戀情中消融的精靈，無論戀歌又或童話這是一個只屬於冬日也潛藏消融自毀的存在。

我們在公車上看見崩壞的雪姑娘車掌，看見這個人偶不斷的被不同語境裡的價值填充。

而在Petrov 懵懂的回憶裡，雪姑娘一方面在空洞的團建裡被政治吸納收編，卻又在簡單關心的話語中恢復成人，成為小Petrov 少數感受真誠的回憶。

這成為想像原點中，一條潛藏的救贖。

在過去的一個瞬間點亮父母失和之下失語的小Petrov。

在當下，Petrov 與兒子的相處中，又成為另一個當前婚姻不順遂的緩衝。

Petrov 的眼睛裡，雪姑娘在跨越時空的夢中看穿疾疫纏綿。

話語貫穿過往、當下，在虛幻裡長出渴望折射現實的一場瘋狂夢境。

這是任何事物皆有可能發生的電影時空，然而在創作之外，創作者實際上卻身處寸步難行的創作現實。

電影外創作者被政治軟禁於莫斯科，電影裡亟欲打破時空有限性的嘗試，如同現實世界的互文。

病的敘事穿透了這個國家時空形塑的身體，我們並不僅僅看見一個總體而空洞的隱喻，而是在其上的人們通過身體記憶展演了共有的壓抑和瘋狂。

有限的空間，與人心裡始終過載進行著多重的時間情境。

電影似乎存在著不斷疑問與爆發的狀態，無可抑止的暴力與瘋狂，虛虛實實近乎成魔。

在這裡過去並不比當下空洞或單薄，幻覺也許比起日常所能展現的更加真實，而病與解藥竟然是一體兩面之物。

而回到雪姑娘，她不僅止於被不斷填充與詮釋的空洞人偶。

在快速變換的瘋狂狀態，這場充斥殺人者、妖魔附生和藥癮致幻的盛宴中途，導演突然加入長達半小時，僅僅只關注這個在過去扮演雪姑娘女子的故事。

像是作為龐大想像的核心與原點，在這個瘋狂過載故事裡，導演竟然難得清麗的回歸凡人。

而這究竟是潛藏在過去的一帖良藥，又或是深埋多時的病因？

如若這是導演對記憶的一次挑戰，他所關注的顯然非神非幻，而是重新經驗，重新記起作為人的身份。

於是電影的回歸顯然不僅止於懷舊的回看，而是一種重拾共感多重歷史意義的能力。

若真正的解藥並非回溯過往，而是回歸作為人的情感與身份。

對這個無論過往記憶、歷史都被強勢文本限制的現實來說，或許可以超譯一些，這是在回復我們所忽略的歷史感，魂回人活過的核心。

唯有如此微觀的去理解一個人的複雜，才能讓這個電影時空和觀影的我們去重新發明自己複雜的可能。

若連想像不同現實的能力都被剝除，那又該從何處看見不同以往的明日。

電影以這樣比重的血肉，去承載那些奇觀式的展演、奇談、死亡與自我分裂。

這樣一看對於結尾的一幕或許能有一個新的讀法，究竟是宿醉後一次極其惡劣的玩笑，又或是奇蹟似的大病初癒。

對一夜之間的瘋狂暫時作別，這是重新睜開眼睛的清晨。

一個跌跌撞撞的步伐，踏著死亡陰影仍然向前跑去。

原文作者：Olivia Cooper-Hadjian译者：法国新浪潮戛纳的竞赛片里面总是有一批以炫耀的形式艺术为标志的电影，往往是最差的，有时是最好的；正在上演的2021版本也不例外。

在《法兰西特派》中，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突破了框架中可能包含的内容的限制，最终达至一个很难想象的细节水平，一部无法在小屏幕上欣赏的电影。

在同一天展映的影片《彼得罗夫的流感》中，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用移动摄影机将图像拉伸到深度而不是广度，这使得不同层次的现实在同一平面上共存。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行，从里到外，伴随着无法察觉的从普通到陌生的转变。

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特别是与前一部同样引人注目但更令人安心的作品《盛夏》相比，在于它拒绝给一个仍然悬而未决的故事贴上标签。

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主角，我们总会回来。

平凡的紧张局势很快发展到超自然的程度，然后彼得罗夫搭乘灵车，帮助一位朋友自杀，而当他不在场的时候，他儿子的母亲偶尔会变成一个嗜血的生物。

像朱莉娅·迪库诺（Julia Ducournau）的《钛》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参见第778期杂志），《彼得罗夫的流感》更不受阴谋论的影响。

标题中提到的流感发烧为事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线索：这部电影将展示一个大脑肿胀的心理图像，一个扭曲的真实版本。

作品中的作品——一部以彼得罗夫为主角的小说，一部他自己创作的漫画，一首诗歌朗诵，一场年终秀——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电影将是一个纯粹的虚构空间，在那里，支撑我们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的稳定错觉是不存在的。

谢列布连尼科夫把他的角色放在移动的平面上，超越了这两种可能的解释的局限性。

他还允许自己打破自己叙述的连贯性，在叙述中插入两个在形式和性质上与之分离的区块：银盐的图像让你在主观摄影中看到一些童年的记忆，以及，黑白相间的画面，在同一时间交叉的成人生活片段。

电影的空间是多态的，它的时间是非线性的，充满了折叠和跳跃——它一遍又一遍地回到某些主旨上，好像它们需要一段时间的消化。

在那里发现的关于童年和家庭教养模式的不同观点的特点是身体的强烈存在，无论是赤裸的还是着装的，躁动的还是惰性的，死的还是活的——发烧将是一种极限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在镜头后面经过一个无法形容的空间，这是一种对存在的滑动性的依恋。

（完）

基里尔是当今俄罗斯导演中在国际享誉盛名的一位导演，他的电影充满了犀利的社会批判视角以及丰富的长镜头场面调度。

在《流感》影片中，导演大胆地采用非逻辑的讲述方法，它大部分时间都是非理性的，场景和场景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依附关系，叙事逻辑也不遵照传统的故事写作手法，而更多以意识流形态展开，用一个个碎片堆砌，将彼得罗夫脑海中的幻想和回忆混合到一块。

影片中运用的“过期的阿司匹林”、“漫画”以及“假牙”等象征性形象将观众带入到幻觉中。

导演不将影片的着重点放在叙事这一要素上，而是通过一个个介于现实和幻想中的场景来引导观众对于社会进行反思。

在爱因斯坦的部分幻觉论中，电影所引起的幻觉只是部分的，电影的“画面性”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各不相同的一系列场景并不给人以任意相接的感觉，任何时间只要基本要点得到表现，就会引起幻觉。

《流感》通过幻觉的场面隐喻当下俄罗斯社会遇到的各种状况。

与爱因斯坦对于蒙太奇论持着批判的态度不同，作为蒙太奇论诞生国家的电影人，基里尔对于蒙太奇具有深刻的理解及使用方式。

在基里尔的影片中，长镜头是构成影像的主要方式，通过演员调度、镜头运动、焦点变化完成镜头内部蒙太奇，给观众不同于镜头组接所产生的蒙太奇。

它更趋向于平稳、连贯、柔和的节奏，再加上导演在同一空间下组织了不同时间的事件，让整部影片充满了视觉奇观。

这一做法与爱因汉姆的电影形象特性论有部分接近，导演大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连续，运用影像在荧幕上深度感的减弱来进行场面调度。

不过影片拘泥于形式的表达以及符号的刻画，让观众除了沉浸在影片技巧之外并无更深层次的感受，也让影片的艺术魅力有所下降，

小说作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俄罗斯最常见的姓氏，所以影片中个体的彼得罗夫，成了整个俄罗斯的缩影。

个体的疾病，也就浓缩了整个国家的弊端。

影片画面阴郁，冻土和阴云让人倍感压抑。

①彼得罗夫上车后，因为咳嗽厉害，一位大妈说：“你好像得了癌症。

”这位大妈代表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怀旧群体，他们认为社会转型后的俄罗斯已经接近死亡。

另一位大爷：“戈尔巴乔夫出卖了我们，叶利钦挥霍了国家财富。

”1999年12月31日晚上，叶利钦突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人们普遍认为，继任者是被当时的金融寡头扶持上位。

当时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域被寡头控制，这也是为什么开枪时女权贵要求上法庭，民兵完全不理会。

因为法院是她家的。

彼得罗夫想象的处决权贵的情节，直接表达了俄罗斯民众对寡头经济恨之入骨的情绪。

②公交车上的学者羞辱小姑娘被打下车后，被警察抓走。

人们怒骂学者是混蛋垃圾，苏联大妈却可怜学者。

苏联大妈只看到了年轻人伤害了专家，却看不到专家羞辱小女孩儿。

彼得罗夫捡起学者的假牙，是因为他画家、作家的身份，他要借鉴专家的话术，赢得读着的喜爱。

此情节与彼得洛娃打伪文学家一脉相承。

真正的艺术家在苏联时期被下放到殡仪馆，而一帮伪学者在沙龙上高谈阔论。

③彼得洛娃代表着民族母性，儿子小彼得代表着俄罗斯的未来。

小儿子病了，还有许多恶习，令母亲十分担忧。

彼得洛娃同时是觉醒者先锋，她以一己之力奋力铲除了社会遗留的恶疾。

但在影片最后陷入绝望，几代人的信仰崩塌所导致的价值观扭曲，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④神秘人维克多对伊戈尔大喊：“我们该信仰什么？

”彼得罗夫对伊戈尔既熟悉又陌生，他拒绝给伊戈尔留下电话号码，并说：我不想和你保持联络。

这里暗示伊戈尔是死神，彼得罗夫已经到了濒死状态。

新年派对等待儿子时，彼得罗夫再次遇到伊戈尔，伊戈尔感叹：“你们人类真复杂。

”说明他不是人类。

维克多也是彼得罗夫，是彼得罗夫的另外一个人格，维克多代表了前苏联时期的彼得罗夫，他愤怒却无能为力。

苏联的解体是他的死亡，所以死神伊戈尔对他说：“你还在为上一次生气吗？

”⑤雪姑娘美丽友善，很多人认为他是70年代理想的化身，而实则她的生活非常糟糕。

也可以说雪姑娘也是彼得罗夫的另外一个人格，彼得罗夫认为理想化的自己应该是雪姑娘的模样，因而想象出了后面雪姑娘的黑白画面。

雪姑娘总是看到男性裸体——彼得罗夫是同性恋，但苏联和俄罗斯对同性恋的妖魔化，使他不得不深藏不露。

雪姑娘和学生亲热时，叫他的名字伊戈尔，见男友萨沙的父母时，男友的父亲是伊戈尔，这都意味着彼得罗夫的社会性死亡。

儿子小彼得被女性乳房吸引，而童年彼得罗夫对女性裸体毫无感觉。

作家谢廖沙也是彼得罗夫的另一个人格，因为谢廖沙知道彼得罗夫是同性恋，而且彼得罗夫的回忆中，母亲叫他谢廖沙。

帮助谢廖沙自杀和烧毁全部书稿，意味着对文学梦的放弃。

最后彼得罗夫的死，和棺材内尸体的复活就是对俄罗斯的厚望——祛除病症，涅槃重生。

俄罗斯这几年的电影拍的不少，尤其几部科幻电影还是有特点的，但这部的题材很诡异，你说是什么？

导演用黑白和彩色的交替打开了人们的思维，但在最后爆发点却差了不少，而且这个拍摄方式及情色的表达方还欠思考。

俄罗斯这几年的电影拍的不少，尤其几部科幻电影还是有特点的，但这部的题材很诡异，你说是什么？

导演用黑白和彩色的交替打开了人们的思维，但在最后爆发点却差了不少，而且这个拍摄方式及情色的表达方还欠思考。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6635.html打开棺材，跳下灵车，踩着细碎的雪，奔跑在无人的街，当向前向前成为奔跑唯一的方向，出口又在何处？

乌鸦的叫声和手风琴的音乐叠加在一起，这是悲悯和欢快的混合，这是冷寂和无望的世界——当彼得罗夫终于在泥水四溅中坐上了苏联时代的公交车，里面只有一个女售票员，她曾经扮演过雪姑娘，而现在只是形似骷髅的存在。

这是最后呈现的“灵异事件”，彼得罗夫依然是一个被预设的人物：逃不出乌鸦鸣叫的荒芜，逃不出冰雪覆盖的沉寂，逃不出“雪姑娘”制造的死亡，那辆只载着他的公交车是另一辆灵车，从死亡到死亡，中间夹杂的复活只是一个插曲，死亡构成了一个跨越黑白和彩色的循环，形成了从回忆到现实的轮回，死亡是死亡，复活是新的死亡，因为，“你好像是得了绝症。

”这是彼得罗夫坐上夜晚的公交车，让座的妇人对他说的话。

彼得罗夫在车上不停地咳嗽，这个看起来像是绝症的流感是彼得罗夫现实意义上患病的写照，流感会传染，一个人的病会成为其他人的病，会成为成千上万人的病，流感具有的是传染性、普遍性和致死性的特点，而这个病所隐喻的正是患病的俄罗斯社会。

在公交车上，人们谈论的是医疗福利荡然无存的现实，是寡头政治作威作福的现实，是移民问题带来后遗症吃吃无法得到解决的现实，“这个国家真正掌权的人是塔吉克人和犹太人。

”他们抨击寡头政治，抨击苏共的黄金阴谋，抨击移民政策，但是他们的愤怒是构建了另一种危险——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沙文主义弥漫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

一个老人对给他让座的9岁女孩说，如果在印度，7岁就能结婚了，然后他开始骂起女人都是婊子，一旁的光头抡起拳头就打，老人的假牙掉在地上——假牙不再是一种个体的工具，它变成了发出声音的公共物品，而拳头和假牙的冲突也正是身体暴力和言语暴力的写照。

彼得罗夫是一个旁观者，他听到了人们的愤怒，他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他也没有将愤怒转变成拳头，在角落里他更像是一个远离冲突的存在。

但是很明显，他的咳嗽、他被人命名为患了绝症，他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受害者。

从旁观者到受害者，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他似乎被推进了这个阴暗的世界里：公交车停下时，有人把彼得罗夫叫做“娘娘腔”，然后将他拉下了车，交给他一把枪，然后让拿枪的人站成一排，当教完了射击相关的知识后，又一批人被赶下车，然后彼得罗夫在内的人向他们扫射，倒下的是社会上的寡头政治和经济的代表，这是一个处决的现场，彼得罗夫无疑成为了刽子手，而当他完成这一任务，又上了公交车，车子还是正常形式，彼得罗夫还是靠着车咳嗽——那处决的一幕已经发生却像没有发生一样，而这也正对应了彼得罗夫既是旁观者也是实施者的身份。

这两种身份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也代表着生命的两种走向：他是旁观者，他见证了社会日益腐烂的现实，他是受害者或者是被拉进去射杀了那些罪人的实施者，他便无可逃避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中，彼得罗夫如何对待自己的流感、自己的疾病，甚至自己的绝症？

一个人的疾病，存在着传染的危险，而实际上，每个人似乎都染上了不同的疾病，他们或者以暴力的方式杀人，或者以自戕的方式自杀，杀人或者自杀同构了死亡：一个邻居被人发现死于谋杀，脖子上的血迹还未干，而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彼得罗夫在公交车停下后遇到了同事伊戈尔和维克多开着的灵车，伊戈尔说棺材里有一具尸体；他们一起去了维特亚那里讨论所谓的博士论文，大胡子维特亚大声呵斥：“我们还信仰什么？

”伊戈尔告诉彼得罗夫，他已经陷入了宗教的迷狂；彼得罗夫遇到了谢尔盖，正拿着厚厚的退稿信的谢尔盖大骂杂志编辑，而彼得罗夫问他：“为什么把我写成一个小丑？

”谢尔盖的回答是：“我写的是人类的不幸。

”脾气暴躁的邻居死于谋杀，骂社会缺失了信仰的维特亚陷入了宗教迷狂，创作小说的谢尔盖写出了人类的不幸，他们都是患病的人，而患病者所面对的就是死亡。

还有彼得罗夫的妻子，在图书馆里她是一个职员，戴着眼镜的她看起来温文尔雅，但是在图书馆举办的所谓文学研讨的沙龙上，那些文人因为长诗和短诗发生了讨论，甚至还有变态的男人，那一刻她化身为“女侠”，用暴力快速地解决了他，当擦干手上的血迹，当戴上文雅的眼镜，她又变成了图书馆职员，变成了柔弱的女人。

这是一种压抑后的爆发？

而回到家的她又是儿子的母亲，关心儿子的作业，制作儿子的晚饭，而当儿子不小心切到了手指，她看着流出的血，看到了厨房的那把刀，便幻想自己一下子横抹过儿子的脖子，鲜血汩汩而出，一种暴力的实现就像欲望的满足一样，让她享受而来快感。

而对于那些跟踪的男人，她一样毫不手软，衣服里藏着的刀成为她保护自己也是她杀人的工具，那个尾随着她的男人最后死在铁塔上，血溅在雪地里，像一个充满暴力的图腾。

暴力和死亡，是一种对他人的反抗，是压抑社会的爆发，似乎每个人都染上了暴力症，正如谢尔盖所说：“我死后才能成名——也许我会自杀，自杀会证明我是对的。

”他不想像父亲那样沉迷在酒精中，所以他创作小说，但是结局还是一样，所以死亡成为他唯一的出路。

他带着彼得罗夫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在抽烟喝酒之后躺在了床上，然后拿出了一把手枪，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嘴巴，他让彼得罗夫只做一件小事，那就是用手指扳动一下。

这看起来是自杀，是证明自己是对的自杀，但利用了彼得罗夫的手指，就是他杀，而彼得罗夫也是当仁不让，一声枪响，血溅满了墙壁，自杀和他杀在同一性的死亡中完成了仪式，然后彼得罗夫在离开之前点燃了那篇书稿，在熊熊大火制造的爆炸中，退稿的小说、谢尔盖的生命，以及那间房子都化为了灰烬。

死亡抵达，是不是解决患病者绝望的一种正确方法？

实际上，彼得罗夫制造了谢尔盖所希望的自杀，是一种他杀，却是对自己的“自杀”，因为自己在谢尔盖的小说中就是一个小丑，他毁灭文本就是毁灭那个作为小丑的自己，就是毁灭人类的不幸，而爆炸之后，已是天明，彼得罗醒来，他发现自己还在灵车上，昨晚和伊戈尔去维特亚那里，遇见谢尔盖似乎都没有发生，连同爆炸式的他杀和自杀也没有发生，那仿佛就是一个噩梦。

而噩梦结束醒来，也意味着彼得罗夫回到了现实，回到了作为小丑的现实，回到了自己患有流感的现实。

但实际上，这个梦却开启了彼得罗夫的一种自救：他坐上伊戈尔和维克多的灵车时，说自己已经离婚，但是在醒来之后他却回到了家里，那里有妻子和儿子；他在和伊戈尔喝酒的时候，恍惚之中被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带到了自己童年时的一次新年派对上，漂亮的“雪姑娘”拉着他的手，让他点燃圣诞树，彼得罗夫问了她一句：“你是雪姑娘吗？

”女人微笑着看着他，点了点头；甚至在维特亚那里，维特亚拿出了两粒1977年的阿司匹林，彼得罗夫竟服下了其中一粒……一场梦让彼得罗夫回到了现实之外的存在，雪姑娘、新年派对、以及阿司匹林，成为他对抗现实的解药，这是彼得罗夫在灵车上的第一次“复活”，这一次复活给他带来的是离开现实的希望，而他离开现实时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带着儿子——而儿子和自己在童年时代又具有了同一性：他们一样想要参加新年派对，一样见到了雪姑娘，一样点亮了圣诞树，即使在儿子发热高烧时，那粒1977年的阿司匹林也让他慢慢退烧了。

儿子和他一起回到了儿童时代，一起服下了解药，一起迎来新年。

复活就是回到那个1977年，1977年对于现实来说，就像是一个梦：1977年是十月革命六十周年；1977年苏联最高委员会批准了新宪法，新宪法宣称，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7年苏联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军事装备方面甚至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处于优势地位……就像1977年，彼得罗夫和母亲一起坐着公交车去参加新年派对时，公交车上的男人手里拿着的是当时的报纸，上面写着“我们是青年近卫军”——1977年是伟大的、幸福的、充满希望的年代，在1977年的自拍视频里“复活”，就是回到辉煌的历史中。

但是这是不是一样是一种历史沙文主义？

现在的儿子发热患上了流感，1977年的彼得罗夫也是发热，疾病没有改变，1977年的阿司匹林看起来是一剂解药，实际上可能是历史的病毒——当彼得罗夫重回1977年是想找回希望，那段历史中何尝不是疾病存在的因？

从彩色到黑白，呈现的是那个叫马琳娜的女人的悲伤往事：她遇见了喜欢唱歌的萨沙，她爱上了在自己眼里裸体的萨沙，这是欲望的直接呈现，这是爱情的纯粹表达，但是在那个狂乱的夜晚，她和伊戈尔之间的“射进来”的性导致的是怀孕，而怀孕面临的是不能堕胎的现实，所以这个在新年派对上扮演“雪姑娘”的女人躲在圣诞树后面偷偷哭泣。

这是一个也是患病的年代，这是一个也是看不到希望的年代，这是一个暴力和死亡的年代，只不过，如新年派对一样，1977年的苏联构筑的是祥和、稳定与繁荣的表象，可实际上暗潮汹涌、危机重重——它甚至就是30多年后导致社会患上流感的因。

“蓝色有轨电车带着我们去太空……”1977年的新年派对上的歌声是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但是当太空梦变成了幻想，当有轨电车变成了灵车，当阿司匹林变成病毒，谁也无法逃离历史的循环，一次次死亡，一次次复活，最终在轮回一般的人生中，“彼得罗夫的流感”是“彼得罗夫一家人的流感”，是彼得罗夫一生的流感，更是无数个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彼得罗夫们”的流感——“你好像是得了绝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