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

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

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一直想起罗翔在节目里说的。

“勇气”——对于从小接受革命理论和反侵略历史教育的我们来说，这个词也太普通平庸了。

当它在文本中出现，我们的目光甚至不会在这上面有半点停留，也难得生出一丝动容。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们接受了社会的捶打，被文明规训后，方知勇气有多稀缺。

想想剧中和历史上坚持真相的Piquart和Zola。

想想前段时间被热议的张煜医生。

扪心自问……惭愧不已。

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

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雖遲但到”的愚蠢幻覺，而緊跟的一幕亦即最後一幕便立刻證明了此類幻覺的荒謬——不公依然比比皆是。

於此相似，作為為數不多的令人振奮的高潮之一的“眾人朗讀J'ACCUSE”的片段才剛剛結束，畫面立即切換成“暴徒砸店焚報”的場景。

總而言之，邪惡是常態，與邪惡的鬥爭是常態，鬥爭的失敗是常態，而希望之光罕有。

唯其罕有，方顯珍貴。

你能做到嗎？

不能。

你聽明白了嗎？

不明白。

J'ACCUSE !补充：捍卫电影《我控诉》绝不意味无视道德，而恰恰意味着重视道德。

电影《我控诉》正是因为在艺术上与道德上都毫无瑕疵，所以理应获奖。

我从未像道德婊那样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也从未像文艺婊那样无视电影的道德性。

电影《战狼》缺乏艺术，电影《索多玛120天》缺乏道德，故都应受到批判，但德艺兼备的电影却没有理由受到批判。

罗曼·波兰斯基是否是有罪，应受何种惩罚，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凯撒奖没有僭越。

凯撒奖万岁，法兰西万岁。

如果你成功把罗曼·波兰斯基剁成肉酱，我会拍手称快；如果你觉得《我控诉》是一部烂片，我会为你的低劣审美与低劣道德而痛心。

二度补充：但愿人人都能明白，艺术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正如艺术研究无非是科学的一种；前者是传达特定感受的技术，后者是对此种技术的后设分析。

艺术作为技术，比信息技术既不更难也不更易，比工程技术既不更伟大也不更渺小。

既然技术可以独立于技术的发明者及使用者的个人品德而受到认同，艺术作为技术的一种便不会例外。

唯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那就是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然而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与否仍与艺术家的品德无必然关系。

若因格哈德·根岑的纳粹党员身份而抛弃他对证明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是自讨苦吃。

同理，假设格律先驱沈约被证明曾强奸幼女，那么诸位是否会决定不再阅读建立在邪恶之上的杜甫律诗？

三度补充：今年最好的兩部法國電影，無疑是《浴火少女的肖像》與《我控訴》。

看似為敵的兩者，在審美上諷刺地屬於同一陣營：舊式歐洲文明。

卻不知它們是此一陣營的全面復興，還是回光返照。

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最高榮譽上都輸給了《悲慘世界》，一部戰後電影，當代電影，甚至美國電影。

Picquart在鋼琴上彈聖桑《天鵝》，Marianne在古鋼琴上奏維瓦爾第《四季》，多麼奇妙的呼應。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

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

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

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

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

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

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

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

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

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

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

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

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

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

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

１２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一是反犹主义。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

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

”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

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

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

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

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

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

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

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

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

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

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

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

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

二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

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

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了。

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

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则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

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

德雷福斯的悲剧只不过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三是嫁祸陷害。

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

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

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

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

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

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

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

”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

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

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

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

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

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

亨利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

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

法国军事法庭在12月22日还是判决德雷福斯终身监禁。

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除去军职，然后他被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四是笔迹鉴定错误。

毫无疑问，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

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

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根据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

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

甚至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士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

”五是伪证。

那就是观察员皮卡尔如实地向部长作出汇报，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

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并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中。

一波三折：德雷福斯案的平反德雷福斯案的昭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

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

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包括如下这些：调离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

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

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

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

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

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

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

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

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

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长那里喊冤。

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

”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

结果，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作家左拉以极大的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

左拉予以严词拒绝。

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

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真是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似乎并不多见。

不仅如此，陆军部长还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同时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

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

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

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

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

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

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

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

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

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

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

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

”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

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

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

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

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

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

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

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

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

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minzhu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

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

这年７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

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

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冤案中的权力因素国家、zf、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无足为怪。

当国家权力或者zf权力有意炮制冤错案件或者刻意掩盖已经铸成的冤错案件的时候，也消除或者削减了自身在社会早已形成虚幻的神圣色彩。

德雷福斯案件之铸成，本来出于错误的判断，除了有人作伪证而落井下石以外，整个案件成为冤错案件，包括那些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在内，并非有人有意为之。

诚实承认铸成大错，其罪愆尚可宽恕。

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隐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可怕事实，这就已经不再是可宽恕的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放下天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构成zf、权力上层的人，说穿了也是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人。

既然如此，就应当像约束凡夫俗子一样去约束他们，那些握有大权的权贵很容易被神化，说穿了，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

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我们应当获得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zf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词掩盖了组成国家、zf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

也许，即使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意识去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将这些带有抽象和神圣色彩的概念抹去其虚幻的光环。

事实上，将某些抽象而貌似神圣的概念还原为人，就会发现其神圣性实在经不起解剖和推敲。

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作上司、zf、国家。

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zf、国家是谁，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当构成zf的人是一群zf流氓、无赖的时候，当zf权力被恣意滥用的时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烟笼罩。

现在社会似乎兴起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和道德洁癖的倾向，私德一旦不入正统道德的法眼，必糟口诛笔伐，这也体现在国内外对波兰斯基新片《我控诉》的批评上。

法国大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年轻时妻子在好莱坞惨遭杀害，七十年代在美国被指控强奸幼女，之后一直遁居欧洲。

今年新片《我控诉》获凯撒奖殊荣，在法国引起巨大轰动，但也有人认为电影是波兰斯基为自己叫屈洗白。

但如果放下波兰斯基的成年旧案只说电影，《我控诉》是一部极优秀的历史反思电影。

不管是不是出于导演私念，电影让今天的法国人，甚至整个欧洲人，回望曾经的反犹传统，体会被偏见和体制压迫的弱势者的境遇。

电影讲述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反犹错案的平反，按好莱坞套路很可能会拍成鸡血的个人英雄主义颂歌。

但波兰斯基没有煽情，他只是克制和沉郁地试图还原卷入冤案的个人，以及他们与之搏斗的那个充满虚伪、偏见和仇恨的体制和社会。

就是这种不事渲染的手法，让观众从老套的个人英雄主义里抽身出来，关注官官相护的体制、煽风点火的媒体，还有那些在爱国的旗帜下充满偏见和愤怒的乌合之众。

这不正是波兰斯基带来的现实讽喻吗？

几年以前，他们卷入了狂风暴雨似的横扫全国的德莱弗斯案件；他们为了这个案子，就像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七年来热情奔放，如醉如狂，几乎神魂颠倒了。

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甚至不惜和最亲密的朋友决裂，差不多连身体都搞垮了。

有几个月，他们吃不下，睡不着，抓住翻来覆去讨论过的题目，争个没完没了，就像发了神经病似的；虽然他们胆小，怕闹笑话，还是一样参加游行，在大会上发言；回到家里，他们精神恍惚，心惊肉跳；到了夜晚，两个人都一起哭了。

他们全心全意投入战斗，消耗了这么大的劲头，这么多的热情，等到取得了胜利之后，他们已经打不起劲头来欢欣鼓舞；他们觉得筋疲力尽，空空如也，几乎连生活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家原来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取得的胜利比起当初的梦想来简直显得微不足道。

他们心地如此单纯，似乎只容得下一条真理，政治上的交易，主角们的妥协，使他们觉得痛苦失望。

他们本来以为他们的战友都是为了正义而慷慨激昂地进行战斗的——哪里知道敌人一打倒，他们立刻争夺名位，践踏正义，现在轮到他们了！

……只有少数人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穷苦、孤立，为党派所抛弃，也抛弃了党派。

他们默默无闻，与世隔绝，闷闷不乐，萎靡不振，灰心失望，厌恶人类，厌倦生活。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

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

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徒！

”、“法兰西万岁！

”，却也许刚刚听说一个单纯的犹太人因为不明所以的“叛国”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与家人，走向地狱。

一个心有正义感的军人，一个履行了军人应尽职责的军人，为了不让“正义”的名字受辱，甘愿对抗上级，舍身将其从地狱的深渊拉回人间，可他也被诬陷、遭人唾弃。

当安坐于高台的法官们读出非正义的判决时，那些将军们笑了，竟恬不知耻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体与人民则一次又一次为“正义”欢呼，这是多么的耻辱，多么的可笑。

我并不了解波兰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与青年受尽的磨难，我也无法评判四十年前那次疑点重重的强奸案，我只知道，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群优秀的电影制作人，独具匠心的拍摄了一部优秀的电影。

那些围栏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键盘侠？

那些高高在上、以“正义”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决心下狠手的美国法官？

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们？

波兰斯基也许罪孽深重，波兰斯基的“控诉”也许虚伪可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罪的人应该受惩罚，可那些看了几篇微博公众号就来刷分的网络保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一部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成就，在恶意贬低这部电影的同时，是在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确实应该控诉

这部电影，我的观感如何？

看完一遍下来，有人怀疑，这便是“我控诉”？

某评论也说到：这般死气沉沉的控诉，让人昏昏欲睡。

我觉得呢，《药神》、《辩护人》、《至暗时刻》之类的，以煽情为主要基调的电影，可能更适合你观看，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而我对《我控诉》的感官是，冷静也可以是一种控诉。

一桩举国关注的世纪大案（我指的是德雷福斯案件， 波兰斯基的事后面再说），明则是在指控德雷福斯的叛国，是欧洲社会对犹太族裔的歧视欺压，是法国官僚主义的黑暗。

但在暗处，其实是在呈现一件事：对于一个基本的社会人的不公与伤害。

首先一件事，德雷福斯在进入嫌疑名单那刻起，就没有被社会当做一个普通人去对待，因为他的身份。

此后无论是被冤狱、被平反、被歌颂，德雷福斯无时无刻不在充当一个政治符号的存在。

被官僚阶级利用，被反犹太主义者利用，被所有的政治正确者消费...最讽刺的是什么，皮夸特的反转！

从一开始面对德雷福斯在学院里面的质疑，皮夸特鲜明地摆出了种族主义者的姿态，到皮夸特力主为德雷福斯平反，让我们一度觉得他会在整个案件平反以后会有所改变，但最后一幕当德雷福斯找到他，希望提升军衔，皮夸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你当一个中校。

而全片就是这样一种极度反高潮的冷静中，将一个原本可以很鸡血的故事铺陈开来，当你以为几场庭审上诉失败后，情绪已经起来之后，该迎来最终之战了吧，就以一句话把结果带过。

当你以为，皮夸特会迎来人设上的反转吗？

也没有。

当你以后最后还有一场《死亡诗社》式的大戏，或者《至暗时刻》式的鸡血演讲，对不起也没有。

谁说控诉就得激情喷张，波兰斯基要得就是一场沉默冷静的控诉。

被控诉的波兰斯基，从天之骄子，到工具人，再到冷静者我个人更倾向于，艺术和道德应该平行看待，无论将艺术还是道德作为前提去看待如何一件事，肯定会有失偏颇，艺术不能大于一切，道德同样也是。

但同时，我绝对相信波兰斯基在《我控诉》里面对所谓的“性侵疑案”是有表达的。

（因为未最终定罪，但波兰斯基作为永远的疑犯，身陷永远的疑案应该跑不了，毕竟他也不再愿意接受审讯）在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里面，记录了1977年波兰斯基在被拘捕后，曾经表现得很紧张，他不断试图解释他所理解的性犯罪与一般性关系的差异，他觉得在法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他认为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在好莱坞功成名就的明星级导演，从8岁到80岁的女生，没有一个会拒绝他，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身处的美国，一个政治正确大于一切的国家。

你以为作为一个超级明星，必然比以为普通人更有表达的权利，更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相反的，你反倒会成为一件政治工具被搬弄，辜勿论当时洛杉矶检察官史提夫·高利是否有意将波兰斯基的案件当做助选工具，但与媒体同流合污地做一场政治大戏确是事实，如果说波兰斯基是一位普通人，而不是一位好莱坞的犹太裔的年轻的花花公子，他遭受到这样的关注和对待吗？

当高关注转而成为一种媒体现象以后，口水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大家的关注点，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故事是否足够精彩！

而波兰斯基既是性侵戏中的男主角，也是政治戏中的工具人。

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仅仅作为一名性侵案嫌犯被提堂审讯，接受作为普通人该接受的惩戒，波兰斯基是否愿意留下来呢？

而事实上，被作为政治工具，被有意搬弄，是否就是他弃保潜逃的真正原因呢？

这个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时过境迁40年以后，我相信波兰斯基还是以这部《我控诉》回应的大众：你嗨由你嗨，我自冷静对待！

无论是性侵案也是，#me too#运动也好，其他什么女权运动都好，一提到种族主义就开喷，一提到平权运动就高潮，没有人会关注电影本身，只想去树立一名道德恶棍，然后去打倒他。

这不正如《我控诉》里面的一大群法国的军官们，备受拥戴的将军们，他们关心真相本身吗？

他们只关注种族立场，然后所有人都嗨了起来，高呼法兰西万岁！

但你们嗨是你们的事，波兰斯基可能只想做一个冷静的人，不争论，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回击。

《巴黎竞赛画报》封面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在2019年12月出版的 《巴黎竞赛画报》对波兰斯基进行了采访，他终于一吐胸中不快：“有人想将我妖魔化。

” 2017年，有一位美国女艺术家玛莲娜·巴纳尔（Marianne Barnard）公开指控波兰斯基，她说自己十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自己的大学学费，把她卖给了波兰斯基，后者曾长期性侵自己。

听到这个新闻他有点坐不住，他解释说道： “我恐怕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事情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十岁的小女孩，天啊。

我当时正在开车，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新闻，我马上停下了车，打电话给我的那些朋友。

这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以至于我跟他们抱怨说，这一次，实在是太过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结果呢，恰好相反，媒体还是把她也算在了我的‘被害者’名单里，也根本不去做什么核实。

真是让人无语，她母亲现在还在那所大学里当老师，为什么就没人去找她核实一下？

按照女儿的说法，妈妈把她卖给了一个变态，媒体应该去找这位母亲了解一下吧，不是吗？

我的律师找私家侦探做了调查，发现那女人的哥哥早就在官方文件中表示过，自己妹妹曾控告父亲强奸她，而且她还两次入住过精神病院。

她那个人，推特发了又发，写了又写，最终自己就相信了自己推特上写的那些东西。

最后，我们把这些文件都拿给记者看了，根本没人理睬我们。

我还能怎么办呢？

” 不知道件事，是否直接催生了波兰斯基以《我控诉》来作为媒体的回击，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波兰斯基还是萨曼莎（1977年性侵案13岁女主），都受到了舆论的重大打击，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的惩戒力度，而打击也永不会停止，就像魔咒一样。

此外，电影里面没有告诉你的，关于德雷福斯的后续：19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案终于尘埃落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布前两次军事法庭裁决无效，此案不再重审。

一周后，陆军部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衔并晋升为少校，仪式就在德雷福斯十二年前被拔阶的军校校园之内，德雷福斯也在日记中写下了《痛苦的回忆》，来记录十二年前的悲惨给他造成的创伤。

然而，德雷福斯事件的余波并未结束，在1908年左拉遗骸迁移先贤祠的仪式上，德雷福斯被一个枪手击中，所幸并无大碍，在审判中，枪手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对国家的爱，针对的并不是德雷福斯本人，而是德雷福斯主义——陪审团居然同意了被告的无罪辩护。

这就是政治符号的宿命！

最后补充一句，古典美学不好吗？

古典美学就过时了吗？

我觉得挺好的，各有所爱吧！

本文参考材料：《巴黎竞赛画报》采访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2019年12月，作者不详知乎文章《 19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2017年5月25日，作者： 杜连殳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2008年1月18日，导演: 玛琳娜·泽诺维奇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

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

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

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

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

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

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

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

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

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

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

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

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

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

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

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

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

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

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

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

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

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

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

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

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

似乎是皮卡尔。

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

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

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

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

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

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

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

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仗义执言，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良心的代价到底有多大，真相的意义又是什么，看完这部影片或许会有一个新的认知。

这是一个与权力，与群众，与世界对抗的故事，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陌生人”。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巴黎，那是印象派的时期，也是著名的“美丽时代”，巴黎受到世界的瞩目。

“我控诉”取名自伟大的法国作家左拉的著名文章标题，改变自描写德雷福斯冤案的小说《一个军官和一个间谍》。

从任何角度该片都是波兰斯基的回归之作，善于描写人性探索其中的堕落与阴影的他，这次将焦点集中在了一名被诬陷的犹太人军官德雷福斯与为其奔走抗争的法国军官皮卡尔之间，高层因为自己的偏见与掩盖失职利用手中的权利和卑鄙的手段，错误地指控了一名忠诚的军官犯下叛国罪，开除军队并将他判处了长期监禁。

皮卡尔从影片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更不接受污蔑和背离真相的曲解一个无辜之人，从而踏上了为德雷福斯寻找真相的自毁般的道路，其身边之人无一幸免。

可能很多人并不解那个真正的间谍埃斯特拉齐为何不能被定罪，所有人都要去维护他，查资料发现了真实历史中的细节，匈牙利王子埃斯特拉齐是奥地利和匈牙利最高贵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的一位代表在1890年到1895年间搬到了巴黎，费迪南德·埃斯特拉齐是一个放荡的人，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债台高筑的球员，但同时也是一个法国陆军的炮兵少校，阿尔萨斯的省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是有着黄金背景的贵族后代，另一个是勤奋认真的犹太军官，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与歧视至今仍在欧洲像幽灵般的回荡着，所以当权者选择了贱民，选择了所谓的“人民”的对立面，选择去用权力打压一个好人，而放过恶人甚至不惜为恶人去站台摇旗呐喊。

但还好那个时代有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优秀的媒体人，去为了真相不惜自毁，左拉的报道被疯狂的群众比拟为替“犹太人”呐喊，收了“犹太财团”的黑心钱，甚至其妻子的死亡都跟这篇报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到为了真相和良心不惜将自己的名誉甚至生命毁掉的人，是一件十分令人唏嘘的事情。

作为拥有犹太血统的导演，波兰斯基其实非常容易就可以将自己置身于某种弱势群体自诉的角度从而获得更多的同情分，但值得称赞的是他并没有把《我控诉》变成反犹太主义的研究，或另一种“政治正确”的影片，这些对于他来说一方面太容易，另一方面他是不屑的，所以我们才有了如此精彩的一部电影，甚至在影片结尾，皮卡尔不辜负对自己的承诺和良心，将自己的生命和爱人，朋友置于危险之中，揭露了政府卑鄙的掩盖行为，最终把德雷福斯从魔鬼岛救了出来，可是德雷福斯对其连一句谢谢也没有，只是询问他八年的牢狱生涯为何不能算作服役（这一笔真的是太绝了，太妙了）。

德雷福斯获得了自己的应有的名誉，而皮卡尔收获的是人格的完整，相比较皮卡尔这一路情人家庭被毁，朋友被杀，军中老领导甚至整个部队视其为叛徒，平明百姓对其冷嘲热讽最后却并未换回一句“谢谢”，只是为了一名跟其连熟悉都不算甚至是从骨子里并不喜欢的人，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偏见是什么，正义又是什么，皮卡尔会有些惊讶于德雷福斯的不知感恩，但归根结底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而已，虽然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影片中的美术真实还原了巴黎“美丽都”的原貌却不失风格，从家具室内陈设甚至到门把手的细节无不考究，影片拍摄十分大气，几段群戏都显示出波兰斯基深厚的导演功力，而灰暗的冷调与并不抢戏的配乐为影片的叙事与氛围提供了强有力的输出，演员从主演让·杜雅尔丹到配角艾玛纽尔·塞尼耶（波兰斯基的老婆）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马修·阿马立克的笔记鉴定师角色非常出彩，每一个对手戏都令人沉醉。

这个世界不缺“聪明”的人，甚至是“务实”的人，大部分人做事情也都是在乎别人的眼光为了别人而做，所谓的政治正确其实转换角度只是另一种躲在群体中的懦弱和呐喊，在那个年代歧视犹太人就是“政治正确”。

非黑即白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群体中的大多数，但是就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非要说出真相，还被冤枉者以清白，这时总会有人用卑鄙的内心去揣测他，去污蔑他，去诋毁他，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人永远也无法理解他的行为或动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有人可以为了良心，为了一个对自己并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人去仗义执言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不理解，人做事情有时，只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与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