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明天

好吧，我不得不说冲着这么高的评分来看，还是有一点失望的，至少是值不了9分，虽然可以看得出来你导演是非常有想法的，也是希望能把片子拍好的，至少也是付出了很多心思，但是9分确实还是太高了一点。

给个7分算是鼓励文艺片吧。

片子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割裂、拖沓与时间分配，感觉电影就像是把三场完成度不一电影糅合在了一起，还是腰斩剪辑版。

其中的第一部是家暴、家长里短与出走私奔，第二部则是女性的觉醒，国家制度改革与女性投票权，还有一部则是乱入的工具人美国小哥。

割裂在于，第一部的完成度遥遥领先，丈夫这种人渣和各种女性困境都描写得很细致。

但是莫名其妙和完成度远低于第一部的二、三绞成一团。

女主一时是完全逆来顺受的男权受害者，一时又是手起刀落指挥工具人黑人小哥搞爆炸案的女“特工”。

女主一时是从头到尾两小时对制度关心为0的家庭妇女，一时又是要付出代价去投票也在所不辞的觉醒女性。

女主一时是能在丈夫手底下穿针引线留下学费、策划出走的机智女性，一时又是一个买咖啡借口都想不到、丈夫一起身就静若寒蝉的兔子。

一时是用尽一切资源为女儿准备订婚宴的干练母亲，一时又是连衣服都不记得准备、所有方案都没法落实的糊涂妈妈。

女主全程在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机智果敢与僵直猎物等各个属性里反复横跳。

看得观众也是很割裂。

加上影片在第二部的完成度非得低，全片感觉除了结尾，对制度提得最多的反而是打药的一家和女婿一家的饭桌讨论。

但是，要作为暗线，这也太少了吧？

感觉全程女权制度与投票权的存在感全靠无处不在的海报工，毫无铺垫，女主和一众女性的日常生活里也全然没这个话题，突然，就去投票了。

第二部分的完成度根本撑不起最后影片希望有的升华。

第三部分更加就是纯搞笑的了，黑人小哥全程工具人，还演得和影片格调格格不入，充满一种美国傻大个的刻板印象就算了，炸咖啡馆是怎么回事啊？

??我突然切换频道到动作片了？

感觉您这再努把力，都能发展出地下组织了。

如果按导演所说，这只是和家暴跳舞一样的艺术化处理，那怎么劝退女婿呢？

导演这是开金手指也不讲逻辑了。

拍女儿和女婿这一对其实能够理解，导演想要表达不解决实际问题，美美的爱情只是一种假象，女性的命运仍然循环。

但问题的是一开始把女婿还拍的挺贴心的啊，当时女主摔了后，只有女婿主动去搭把手，突然后面又突然转性，那你要不一开始就别把人家这么拍呀。

ooc以外，也有种强行贴合主题的意思。

不过这也是意大利拍的片子了，这如果是国内拍，必然还要扯上阶级贫富的主题。

那就更加主题大乱斗了。

影片的风格化处理更是突兀，突然加一段歌曲进来，也就家暴跳舞那里还可以。

和前夫哥吃巧克力那里，毫无铺垫的一对老情人，莫名其妙就开始播放▶️德芙广告，看得我脚趾扣地。

最后投票那个抿嘴，我一开始还以为意思是不爱红妆爱武装，女人不化妆也没什么。

结果竟然是闭嘴，这个闭嘴又是从何而来呢？

唉，不太清楚导演的想法逻辑呀。

同时很多片段也太戏剧化或者太刻意了，有一种为了主题凑内容的感觉。

还有突然就丈夫被女性群体的觉醒给吓退了，这感觉有一种yy的感觉呀，问题没有解决呀，女主回去不仍然要被丈夫打嘛?而且影片中到底有多少女性在觉醒啊？

虽然明显看得出来片中很多女性希望参与一些话题，但是都感觉就是付出了一点努力后啊，好像没什么成果就退回去了，感觉真正在行动的也就那个裁缝店的老板娘。

所以突然来这么一大升华，我能get到导演的意思，但get不到表达效果。

本来以为这片子要拍的是娜拉出走，就算是最后不是私奔，毕竟私奔这个处理可能也有点俗套了，既然要女性觉醒，就自己私奔也是可以的。

以为重点是女主怎么用自己的智慧策划一出可能的私奔，尽可能积攒资本去追寻自由。

而不是看这被影评拍得像是多此一举的“仪式感”投票。

搞得好像要用别，又是告别闺蜜，又是把钱留给闺女。

这个投票你真要投，平时去买个菜也可以顺路投的呀，搞成这样子，又偷偷摸摸又特别珍重，生怕被丈夫发现。

别跟我说这是仪式感，感觉这不是女主的仪式感，而是导演的仪式感。

把这个片子截成两部电影，再完善完善，可能都是不错的片子。

但偏偏这部电影把两部（不，是三部）粗暴的剪贴到了一起，最后呈现的效果就是一张混乱的剪贴画。

上不上，下不下，也是可惜了。

至于这个黑白片的处理，暂时没看出来有什么绝对的必要性。

“你要拍反抗家暴就拍反抗家暴，你要拍女权投票权就拍女权投票权，你偏偏要把两个混在一起，还加上个打酱油的爆炸小哥，能有9分也是奇事啊。

”

1、Delia挨没挨打，好友一眼就能看出来。

以为Delia有「外遇」，好友第一反应是露出替Delia高兴的笑容，第二反应是叮嘱她千万别回来，不然会被打死。

女性友谊，就是为你替你高兴替你愁，管什么三纲五常，你快乐就是最重要的。

2、Delia为了防止女儿的婚姻重蹈自己的覆辙，借美国大兵的手说炸就炸，确认好结果才离开犯罪现场，说明她聪明、果敢。

3、在茫茫人海中，丈夫没办法认出Delia的模样，因为平常根本就没有仔细观察，所以即便就在身旁，都没办法认出。

而女儿，单凭一个背影就认出了妈妈，因为平常妈妈的一举一动都被她看在眼里（除了炸咖啡店哈哈）。

4、男人试图用死亡阻止女人投票，可惜的是「还有明天」。

5、当男人开始表演大孝子的戏码，所有人都会默契地配合，即便自己还没做好表情管理。

6、Delia和初恋男友共享巧克力的那场戏，像是在通过巧克力舌吻，戏谑得像德芙广告，就好像导演在说：异性恋都只是父权制的广告。

7、招呼客人的时候，Delia就像佣人。

但即便这种时候，丈夫也要想尽办法宣示着对佣人的主权。

意大利的这部电影真是不错啊！

用底层的女性生活为骨架去讲述妇女参政权的意义。

主角迪莉娅一天要打几份工补贴家用、照顾家庭，不被感谢不说，时不时就要承受来自丈夫的暴力。

女儿怒其不争，她却忍辱负重。

作为母亲，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女儿嫁给一个好人家。

为此，她从女儿婴儿时就偷摸攒钱，为的就是能给女儿买一身全新的漂亮的嫁衣。

然而，偶然之下，她从准女婿身上也看出了如同丈夫那般的控制欲和暴力潜质，于是，顺从的她背地里干了件大事，破坏了这场婚姻。

尽管女儿丧心欲绝，但迪莉娅丝毫没有动摇，她不再执着于让女儿嫁人的事，而是鼓励女儿去读书。

而她自己，则拿着意大利女性首次得到的选票，走出了家门。

或许，她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但是她要争取一下，为下一代做些什么。

流传于女性成长中总有这样一句话，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而就像闺蜜看完《重塑爱情》后的感慨，女性一直被教化被爱（实际上是被选择）才是真幸福。

连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永不停步》中，阿特伍德也谈到，女孩子所受的人生教育都是围绕取悦和安抚他人展开。

她们容易把自己要做的事视为一种附带的状态，把别人因选择了自己而幸福视为主要状态。

女性的负疚感，会使得女性不习惯处理污名化，只能用镜像思维去处理。

所以电影中，作为母亲的迪莉娅能够意识到，比起女儿嫁给好人家好不被人说闲话，让她有学识有个好头脑才是更重要，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

我们的社会环境习惯了将女性作为被动生物去对待（包括女性自己）。

有时，在听到我说，我不结婚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任男友很适合当个好丈夫，反而让我意识到我一点都不想要那种生儿育女循规蹈矩的婚姻生活 时，直男友人总是表现得很惊讶。

有的甚至会认为我不是天生的Bi，反正一定就要是受了异性的伤害，真是哭笑不得。

而我身边的直女朋友有的也会觉得，历任男友都很好我为什么就是不要。

好像作为女性，只能在和谁结婚里选择，但就是不能不想要一种循规蹈矩，只是一起喘气的生活。

现在又流行一个词，叫“智性恋”，好像比“颜控”更高尚一样。

但说到底，对方有什么和我们自身有什么关系？

只有自己的头脑和钱包才靠得住。

爱情是不是好的，取决于你把它放在哪里。

你把它放在人生第一位，再好也会变坏。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的序里提醒人们要思考终极目标，这大概太抽象了，但思考一下生活的目标还是有益的。

电影展现的参政权已不是今日女性的目标，但本质的选择权依然迫切。

女性必须让自己拥抱更广、更有弹性的思维方式，以思考我们所做的选择，我们允许进入生命中的人、事、物，到底让我们远离了目标还是在接近它，或许能让人更清醒地面对当下。

《还有明天》是一部痛苦、幽默、又令人心领神会地流泪的开刃作。

它讲述了二战后意大利女性的困境，旧世界的摧毁并没有给女性带来一个新的世界，家庭主妇迪莉娅的一天是如此忙碌：准备丈夫和三个孩子的早饭、照顾丈夫的父亲、连续进行三个兼职，再回家准备全家的晚饭，当所有人陷入酣眠，她却连休息的时间都带着一种焦虑，每天早早地睁开眼睛。

即便如此，还要被丈夫嘲讽“希望你今天做点有用的事情”，还要承受他的暴虐和毒打，而他早有借口：“我打过两次仗”。

男人把参与战争当作延续暴力的免死金牌，但战争其实是由男人发起的。

女人无辜地被卷入战争，为战争做出过牺牲，却仿佛不配分享战后的世界。

在困窘的现实和压抑的家庭里，迪莉娅和女儿玛塞拉的情感是最明亮的。

女儿心疼母亲又控诉母亲的逆来顺受，却不知道自己其实也正在滑落进甜蜜的陷阱，看似温柔和体面的未婚夫，其实对她有极强的掌控欲，他的家庭不在意她本身的不足，因为“驯化”她太容易了。

母亲是玛塞拉的订婚仪式上，唯一不惦记着利益真心为她高兴的人，却也是因为各种杂事和旁人的打断而迟迟不能和女儿拥抱的人。

母亲也是洞察了未婚夫的真面目以后，早早预见到悲剧的可能，以实际行动阻止这场婚姻的人。

母亲对自己的处境或许尚可容忍，但她决不许女儿重蹈覆辙。

“还有明天”或许有这样的一层含义，即使我们自身被环境训练出了麻木，但我们希望我们最爱的人也这样吗？

我们希望最爱的人身处的未来，是怎样一种未来？

我看到一些批评，指责迪莉娅不去反抗，但已经深陷泥潭的人，要拔出自己比站在岸边的人面对着更多的阻力，也需要更多的勇气。

电影不逼迫迪莉娅立刻化身复仇大女主，但其实早已借女儿玛塞拉之口告诉了迪莉娅：“还来得及”。

我们“还有明天”，还来得及去逃离、还来得及去反抗、还来得及去争取，父权或许是代代相传的顽疾，但总有被终结和唾弃的一天，就像讨厌的丈夫的父亲也会有从此“纹丝不动”的一天。

电影设置了一些善意的欺骗，让我们误以为迪莉娅是要私奔，但她其实是去投出通往明天的选票。

而当这层面纱揭开，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不是从一个男人的囹圄投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缝缝补补那件早已随着幻想一起破旧的婚纱，而是由女儿递给母亲的选票，为女性重新赋权的努力，是母亲托举女儿的钱，让女性去读书的另一种可能性。

（不禁想到同为意大利背景的《我的天才女友》，如果莉拉有这样一个母亲、这样一笔钱，一切一定会不一样）我承认直接反抗、出走是更畅快的，但宝拉想表达的不仅是具体的明天，还是一种更广阔的明天。

即使她反抗了家暴（丈夫每次家暴前总要紧闭门窗，隔绝外人，外面的女性也默默，如同家暴真的是一件家务事。

比起自己反抗，更重要的是打开暴力发生时的门窗。

）她又该怎么反抗穿梭于繁重的家庭劳动和兼职工作，却还是因为婚姻制度、薪酬分配、社会观念等等原因而无法挣脱的结构性贫困？

又回到那个经典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

我们不能只苛责娜拉的软弱，也不能只在娜拉身上寄托短暂的快感。

我们要一起给娜拉创造一个出走后的新世界，选票带来的选择、话语权和社会支持体系。

娜拉应该勇敢，但娜拉的勇敢不应该孤立地被依然顽固的社会消磨。

对这段历史产生了兴趣，所有进行了一些资料查阅和整理，分享给大家。

《自由女性需要自由选举权》（Ein freies Volk braucht freie Frauen），Hermann Eidenbenz，1946年。

早期思想启蒙1792年，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女权辩护》一书，首次明确提出妇女应拥有选举权，为女性争取权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女权辩护7.8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 2006 / 中央编译出版社《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

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并还继而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

在现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视作是女权主义哲学家的鼻祖之一。

《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

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并还继而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

在现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视作是女权主义哲学家的鼻祖之一。

《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

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并还继而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

在现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视作是女权主义哲学家的鼻祖之一。

1791年，法国女权主义先驱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撰写了《妇女和公民权利宣言》，要求政治平等，其中包括投票权。

奥兰普·德古热（法语：Olympe de Gouges，1748年5月7日～1793年11月3日）原名玛丽·古兹（Marie Gouze），法国女权主义者、剧作家、政治活动家，其有关女权主义和废奴主义的作品拥有大量受众。

早期运动与初步成果美国塞内卡福尔斯大会：1848年7月，美国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在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举行，会议通过了《妇女权利宣言》，它以《独立宣言》为蓝本，指出男女平等应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基本精神，并明确地将妇女选举权作为妇女运动的目标， 要求女性获得选举权 ，标志着现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开始。

1867年，英国妇女参政活动者在曼彻斯特市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参政促进会”。

之后，其他城市如伦敦、爱丁堡、伯明翰等也出现了妇女参政组织，至1898年统一为“全国妇女参政会”。

经过斗争，新西兰、芬兰、挪威、丹麦、冰岛、奥地利、德国、卢森堡、荷兰、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典、西班牙、法国等国的妇女先后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打开了男性主宰的政治领域的大门，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自由的工作权、财产权。

第一次女权运动的影响辐射面十分广阔，不仅限于西方社会，在东方国家如中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848年一群美国女性在纽约州召开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

新西兰率先突破：1893年，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妇女选举权的国家。

此前，毛利女性Meri Mangakahia在毛利原住民议会中提议给予女性选举权，随后3万多人签名请愿，最终推动了这一变革。

英国与美国的激烈斗争英国妇女社会政治联盟：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成立“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主张通过行动争取权利，她们举行公共游行、破坏财物，甚至采取绝食抗议。

她掀起了一场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激进妇女参政运动。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思想理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运动的方向。

直至今天她在欧美大众心目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每年的7月15日被英国定为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日，以纪念这位为妇女选举权做出重要贡献的伟大倡导者。

1913年，联盟成员埃米莉·戴维斯在赛马比赛中试图将“女性投票权”标语挂在国王的马身上，不幸身亡。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年7月15日—1928年6月14日），英国女权运动代表人物、政治活动家，是英国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奠基者之一。

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1913年，约5000到8000名妇女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获得选举权。

1920年，美国通过第十九修正案，正式赋予女性投票权。

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将妇女有权投票参与政治写入了宪法，标志着女权运动的一次突破性成功，是美国女权运动的一大里程碑。

在这之前，西边的诸州在十九世纪末曾经允许妇女进行投票，但东边的诸州直到第十九次修正案，也就是1920年才允许女性参与投票。

一战后的扩展欧洲多国跟进：一战后，许多欧洲国家开始赋予女性选举权。

1918年，英国规定满30周岁的女性拥有选举权。

1919年，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批准妇女享有选举权。

芬兰与俄国：1906年，芬兰批准妇女享有选举权，并在次年诞生了首批女议员。

1917年，俄国赋予女性选举权。

二战后的普及法国女性的胜利：1944年，法国临时政府下令赋予妇女投票权，这是法国女性经过长期斗争后取得的重要成果。

全球范围内的推进：二战后，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赋予女性选举权，如1944年法国、1945年意大利、1946年日本等。

意大利女性争取投票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意大利的女权主义者开始为争取女性的权利而奋斗。

然而，在法西斯统治时期（1922-1943年），女性的权利被严重限制，她们既不能接受大学教育，也不能参与政治活动。

二战期间，意大利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法西斯政权的垮台为社会变革创造了条件。

战争结束后，意大利需要重建，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逐渐发生变化。

1945年法律变革：1945年2月1日，意大利通过法律，正式赋予女性投票权。

这一法律的通过标志着意大利女性在政治领域获得了平等的权利。

1946年全民公投：1946年6月2日和3日，意大利举行了全民公投，决定国家的政体形式（君主制还是共和国）。

这是意大利女性首次行使投票权，约89%的女性参与了投票。

这次公投不仅结束了意大利的君主制，也标志着女性在政治上与男性站在了平等的位置。

其他国家的进展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建国仅200多年，其女权的奋斗史几乎覆盖了它的整个历史。

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州长麦考里（Macquarie）的妻子麦考里夫人就开始关注女性囚犯的福利问题（那时澳大利亚还是英国囚犯的流放地，女性囚犯的地位更是低下） 1894年，南澳大利亚州通过法律，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赋予女性投票权的地区。

1895年，该法律正式生效，南澳大利亚的女性首次获得了投票权。

1899年，西澳大利亚州也通过法律，赋予女性投票权。

190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了《联邦选举法》，正式赋予大多数女性投票权和被选举权。

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同时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

尽管1902年的法律赋予了大多数女性投票权，但土著女性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女性直到1962年才获得完整的投票权。

巴西：1932年2月24日，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和热图利奥·瓦加斯（Getulio Vargas）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相关法律正式赋予女性投票权。

在1932年之前，巴西的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早在19世纪末，巴西的女权主义者就开始为争取女性的教育权、投票权和废除奴隶制而奋斗。

1927年，北里奥格兰德州首次允许女性投票，塞琳娜·吉马良斯·维亚纳（Celina Guimarães Viana）成为巴西第一位女性选民。

然而，这一权利最初仅限于某些特定群体的女性。

1934年，巴西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女性的投票权，允许从事有偿工作的单身妇女和寡妇投票，但已婚妇女仍需获得丈夫的许可。

直到1965年，巴西的《选举法》才最终将女性的投票权与男性等同，彻底消除了性别限制。

瑞士：1848年，瑞士联邦颁布《瑞士联邦宪法》，规定只有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利。

自1869年起，瑞士女性开展了一系列女权运动以争取平等投票权。

1959年，瑞士曾举行过一次类似的公投，但当时被否决。

1971年的投票权改革是瑞士在性别平等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瑞士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的条件之一。

1971年2月7日，瑞士联邦政府举行全民公投，以66%的支持率通过「赋予女性投票权」提案。

记者：csh编辑：Timmy本文首发于《芭莎电影》《还有明天》始于一个耳光。

1946年的意大利，一个早晨。

当妻子与丈夫道过早安后，他的巴掌落在她的脸上。

这不仅仅是身体的暴力，也是逻辑的暴力——无论是银幕上的妻子，还是座椅上的观众，大概都无法理解这场暴行，还有从八十年前至今的许许多多场暴行。

矜持的构图与调度，又让这残酷的行为染上几分幽默的色彩。

当世界荒诞到一定程度时，只会令人觉得可笑。

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张力、悲剧与喜剧的混杂，让这场戏成了整部电影的缩影。

这些微妙的冲突，恰恰体现了这部电影的力量，使它挑战着那些长久的秩序，那些看似正确而整齐的东西。

女性主义的视角非常擅长利用混杂、零散、边缘的对象，她们挑战的是统一、完整、中心的霸权。

无论是在玛雅·黛伦（Maya Deren）的实验创作中，还是在阿莉克丝·比斯顿（Alix Beeston）的女性电影研究里，都可以看到这种复杂的技艺。

她们不能或不愿延续现有的故事，所以要在男性统治的世界里，用游击战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

所以，正如宝拉·柯特莱西在访谈中指出的那样，《还有明天》的故事令本国的一些影评人感到困惑。

他们不知道该将这部影片归为哪种类型：“这到底是一部情节剧、一部喜剧，还是一部音乐剧？

”首先，影片当然细腻地还原了二战后意大利的日常，迪莉娅的经历反映着当时女性的整体困境——在家中承受丈夫的暴力、在外受制于专属于女性的道德规范，还需要照料老人与许多小孩。

曾经喜爱的男同学，以及对她示好的美国大兵，不时给她带来几分暖意，但终究还是无法改变她的生活。

然而，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时不时会冒出像是讽刺喜剧、浪漫喜剧、荒诞喜剧或是闹剧的场景。

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角色们甚至会沉浸在莫名其妙的歌声与舞蹈中。

于是，我们的悲伤与愤怒，时常会被笑声打断，然后我们便会反思这些笑声——悲剧与喜剧的边界究竟是什么？

数十年来，人们是不是就像我们这些看客一样，把她们的痛苦当成一个笑话？

这种混杂不仅体现在类型上，也表现在风格上。

她会用俯视镜头展示当年意大利家庭的室内空间，用运动镜头跟踪孩子们奔跑的动态，用旋转镜头表现浪漫的情感，用适时的遮掩与显露创造出人意料的效果。

对她来说，在选择视觉方案时，必须服务于故事的具体进展，在特定情境下发挥最准确的功能。

甚至她的创作生涯也是“混杂”的。

对她来说，无论是戏剧、电影还是脱口秀，无论是表演艺术、剧作艺术还是在《还有明天》中首次诠释的导演艺术，都是她表达自我的方式。

对她来说，珍贵、鲜活、极富感染力的“自我”，要比任何一种艺术门类、表现形式都更加重要。

所以，当她在一个领域碰壁时，她会立刻选择其他的路径。

最重要的仍然是发声。

无论是固化传统性别角色的工业类型、结合男性作者论宣传的统一风格，还是文化行业内要求的职业稳定性，都不是宝拉·柯特莱西想要遵守的成规。

她放弃了那种完满、规整的电影艺术，但她收获了另外一些东西：更精确的情感表现，以及更丰富的视觉感受和情节诠释，她还将这一切与女性共同体的表达结合在一起。

在《还有明天》的结尾，她用一张选票替代了一封情信。

这场戏也和第一场戏一样，构成了整部电影的缩影，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她用这部关于自己、关于女儿、关于意大利女性的电影，这部独一无二的电影，替代了大家本已习惯的千千万万部电影。

问答问：想必很多人都问过您黑白电影的问题了，所以我想换个问法——设想一下，如果您要把这个故事拍成彩色电影，您会怎么拍？

答：（笑）我很喜欢你的这个角度。

如果拍成彩色电影的话，也许会变成更接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质感。

这种叙事与形式层面的偏好，在我奶奶所处的时代非常流行。

所以这种风格加上电影的色彩，或许可以让那一代的女性们“复活”，创造一种更亲切的感觉。

我使用黑白的方式再现过去，创造的是另一种效果。

在《还有明天》的影像中，观众们或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那些变与不变——有些东西已经消散，但遗憾的是，还有一些东西依然存在。

问：您曾在之前的访谈中提过，这部影片源于您和女儿的交流。

答：拍这部影片的契机，确实和我女儿有关，那时她大概只有九岁半，现在已经十二岁了。

三四年前，我的女儿在读一本涉及妇女权益的童书时发现，在她曾祖母所在的时代，女性受到过许多压迫。

她觉得现在的意大利女性有许多权利，所以她并不相信过去发生的事情。

这事给我造成了很大冲击，我希望能用这部影片告诉她，她曾祖母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

正是因为当时那些女性的努力，我们现在的女性才得以获益。

当然，这部影片不光是为了我的女儿，也是为了和她同代的人们，让她们了解曾经的女性走过的道路。

希望她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为了争取更多权利而奋斗。

问：用喜剧的方式展现这种严肃而残酷的主题，也是这部影片重要的策略之一。

答：这首先和我一直以来的创作习惯有关，多年以来喜剧始终是我熟悉的领域。

此外，我也受到了意大利电影传统的影响，从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开始，意大利的电影大师们就很擅长用喜剧来处理悲剧性的主题。

问：但这部影片也不只是喜剧。

答：没错，其实这一点也向意大利影评界提出了问题。

评论家们也会感到犹疑，这到底是一部情节剧、一部喜剧，还是一部音乐剧？

但我其实就是综合运用自己擅长的、电影演绎的手法，尽量让这部影片形成和谐的综合体，所以很难从类型层面上来定义它。

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挑战了既有的类型惯例。

答：（笑）希望如此。

虽然我已经入行三十年了，但这毕竟是我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要是能达成这样的效果，那就太好了。

问：除了类型之外，您在风格处理上也很多变。

比如在开场时，您采用了4：3的画幅，还使用了一些传统的视听手法。

答：在展示标题字幕之前的八分半钟左右，这一部分我确实致敬了新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

除了画幅的选择、色彩的选择之外，我也采用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音乐。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段缓冲期，让观众直观地体验到这是一个来自“过去”的故事，慢慢地沉浸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

我想让观众透过这样的滤镜，更精确地理解影片里的房间、街景、人物与故事。

在此之后，我才回到16：9的画幅，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电影叙事的框架中。

问：在整部影片中，您综合运用了各种不同的风格技巧来处理不同的场景，可以谈谈您印象深刻的场景吗？

答：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先从最后一场戏说起，当时我用长长的机械臂拍摄了一个垂直镜头。

在一开始的时候，观众会发现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件东西，这时大家还不知道那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但渐渐地，镜头慢慢抬升，原来这是一个投票的空间，这样就通过遮蔽与显露，创造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效果。

而在另一场戏里，我用运动镜头达成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在拍摄家中的孩子穿过三个房间时，我选择了让摄影师追身拍摄的方案，因为如果采用分镜头和剪辑的方案，就没法展示孩子们体现的动态感。

有时候，我也会利用背景中的视听元素。

比如在玛塞拉男友的酒吧爆炸的画面后，承接的是迪莉娅家中庭院的场景，几位妇女在画内织布，而玛塞拉的哭声爆发在画外，我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冲突感与戏剧性。

此外，在迪莉娅与高中喜欢的男同学分享美国大兵给的巧克力时，我采用了环绕拍摄的运动镜头，展示两人被染黑的牙齿，画外传来男同学上司的咆哮声，这也是用反差的方式，强化两人之间温情的氛围。

总之，我会根据不同场景的需求，选择能够达成特定功能的技巧，我不会“为了技术而技术”，也不会简单地遵守固定的美学。

问：谈到最后那个出人意料的镜头，其实许多观众看到结尾都很惊讶，因为此前影片给了许多欺骗性的暗示，仿佛最后迪莉娅手中所握的是男同学的情书。

您是怎么想到采用这种叙事方式的？

答：影片的剧本是由我和另外两位编剧——吉利亚·卡伦达（Giulia Calenda）和法里奥·安德烈奥蒂（Furio Andreotti）——合写的。

起初大家的设想，其实就是把那张纸片处理成简单的情书。

但我们最后在讨论之后，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追求一种出人意料的效果。

从观影体验的角度来说，这部影片本来是针对意大利观众的，许多意大利市场的观众确实会想象一个收到情书的结局，在他们的预期里，女主角肯定会随着心爱的人离开这个家庭，踏入另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想要创造一种更新奇的观感。

当然，在构思的过程中，片尾引用的、意大利记者安娜·加洛法罗（Anna Garofalo）那句话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紧攥着选票，就像紧握着情书。

”加洛法罗的比喻促使我们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让这些选票替代了情书，让女主角想象出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根本不存在忽视她、虐待她的丈夫，她可以获得某种新的尊严。

问：这是您从影三十年后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在此之前，您是否有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的项目？

答：有趣的是，我总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完成”我的项目。

我在创作的过程中，确实感受到男性的优势地位，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刺激和鼓励，促使我选择其他的道路。

所以，我的创作其实是相当多元化的，我做过电影表演、电影编剧、话剧表演、话剧编剧，也参与脱口秀的创作。

如果在一种艺术中无法完成构想，我会尝试另一种艺术。

举例来说，我曾经作为三个主创之一，为一个电视台的节目撰写了脚本。

当时我在意大利已经算是小有名望了，但最后审片的时候，电视台的负责人根本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只关注另外两位男同事的创作。

虽然我在这个项目上受挫了，但我并没有气馁，而是和这两位男同事讨论了这件事，最后我们以这段经历为灵感，又写了一部电影剧本，讲述一个女性在职场中受到歧视，于是选择女扮男装，最后大获成功的故事（记者注：此处指的是2014年上映的影片《不好意思，我在这》[Scusate se esisto! ]）。

这部电影本身也取得了成功。

无论如何，还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

问：可以谈谈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参与放映活动的感受吗？

答：我是第一次来中国，对这两个城市都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始终能收获新奇的体验。

在北京，我看到的是传统和古老的事物，北京和意大利虽然都有古迹，但两者给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在上海，让我印象深刻的则是那些现代化的空间。

但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最让我震撼的还是观众互动的环节，中国的观众们提的问题都极具深度，这种交流触及了我的心灵，我想这才是艺术可以带来的、最深刻的感动吧。

北大礼堂的喧闹与掌声还未消散，戴锦华用温柔又克制的言语，狠狠扇了舞台上“自视清高”的某些男性。

毋庸置疑，《坠落的审判》带是给世界影迷的一个礼物，也是女性创作者为女性的又一次呐喊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还有一部电影，同样借由女性导演之手，刻画女性困境，表达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反抗。

这部电影，就是意大利女导演宝拉·柯特莱西处女作《还有明天》

作为意大利国民级女演员，宝拉·柯特莱西素有“国民妻子”美誉，更是凭借《伴游女王》收获意大利影后桂冠。

但没有人能想到，这位年过半百的女演员的处女作，不仅自编自导自演，影片自从登陆意大利院线，已在不到6000万人口的意大利实现了惊人的500万观影人次，成为意大利2023年的票房冠军，更是跻身意大利史上票房第九名这部被誉为比肩《坠落的审判》，票房击败《芭比》的电影，借由女主角迪莉娅的悲惨家庭生活，讲述一个令人深思的女性赋权胜利故事。

父权文化、性别暴力和妇女权利三个矛盾，在迪莉娅家中不断碰撞，身为暴风旋涡中心的她，唯有起身反抗，方能自保

电影讲述1946年5月的罗马，刚刚经历二战伤痛的城市，陷入贫困和颓废。

女主角迪莉娅是虐待狂伊万诺的妻子，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她不仅每天要照顾瘫痪在床，性格怪异的岳父，独自承担全部的家庭工作，还要同时打四份零工贴补家用。

更可怕的是，在付诸如此巨大牺牲后，她还要面对丈夫无情的虐待终于，忍无可忍的迪莉娅决定与深爱自己的机械师尼诺私奔，开启全新的人生。

然而这一切都被女儿突如其来的订婚打乱。

直到她发现准女婿竟然是一个与丈夫一样的暴力男，她决定将女儿拉出这段可怕的婚姻。

在美军威廉的帮助下，她设法炸毁了准女婿的酒吧，迫使他们家离开罗马。

错过与机械师尼诺离开的迪莉娅则将人生全部希望，寄托在她的第一张选民卡上6月2日，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到来。

迪莉娅想要参加，并找借口逃离丈夫，但岳父却突然去世。

好在这并未阻碍她作为女性第一次参与投票

《还有明天》用风格化的黑白影调，在本就压抑的剧情中，巧妙的融入喜剧、舞蹈等元素。

而这看似混搭的影片风格，实则是导演宝拉·柯特莱西，对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致敬。

电影中“喜忧参半式”的故事风格，不禁让人联想到《美丽人生》《罗马十一时》等前作

正如导演宝拉·柯特莱西采访时表示：“我希望能够传播一种情感，也许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我梦想的是座无虚席的放映厅和大量情感参与。

”当我与Giulia Calenda和Furio Andreotti一起写这部电影时，我们说，罗伯托·贝尼尼的《美丽人生》中轻松与悲伤之间的平衡是多么完美，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正是因为它能够轻快地讲述世界上最可怕的人性悲剧。

对我来说，表现得轻松并不意味着消除痛苦的沉重感电影开场8分钟4：3的画幅，伴随着丈夫毫无缘由的一个耳光开场。

这是导演对旧时代痛恨的指控，也是提醒观众，你即将走进一个荒唐又残酷的故事

影片跟随迪莉娅的视角缓缓展开，她是妻子，但在丈夫眼中，她更像工具。

照顾全家的饮食起居是迪莉娅的本职工作。

稍有不慎，还要成为自己发泄情绪的攻击对象。

早饭餐桌上，没有人在意迪莉娅是否准备了自己的那一份三明治，但丈夫却会把马桶拉绳松动归罪在妻子身上她同样是母亲，但在三个孩子眼中，她是毫无尊严的存在，大女儿怒斥她为何要忍受这样的生活，浪费人生。

两个小儿子只在意自己能否得到独立的卧室。

每当房门禁锁，孩子们都要战战兢兢的躲在房间角落，忍受一墙之外父亲对母亲实施的暴力，没有一个人敢于保护自己的母亲而她更是女人，迪莉娅有自己相爱的恋人，机械师尼诺。

但她无力选择自己的人生，纵使对方屡次三番邀她私奔。

她也有自己可以吐露心声的好友玛丽莎，一同感受她的喜怒哀乐。

直到她遇到驻守在城里的非裔美国士兵威廉，她的人生才有了一丝转折的机会

电影中赤裸的父权文化，不断压迫着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女人。

在岳父眼中，儿子本应该迎娶堂姐家的女儿。

只有近亲结婚，女人才会完全服从于男人。

甚至他还会传授儿子使用暴力的方式。

在他眼中，女人只是物品，甚至是豪不值钱的物品而在听闻大女儿即将要出嫁的消息时，伊万诺的第一反应是，从此家中再无女人了。

听到这样的评价迪莉娅与女儿对视沉默。

她们无力为自己的尊严斗争，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在随后的订婚宴上，面对准女婿家的到访。

迪莉娅已然保持着自己在家中卑微又耻辱的身份。

她如同仆人一般侍奉大家，破旧的衣服只能用围裙遮挡起来。

但这一切都逃不过高傲又富足的亲家眼中。

对方更是疑惑，为什么迪莉娅不坐下来跟大家一起用餐没错，迪莉娅就是如此的低等存在。

就如同她家半地下室的现状，如同老鼠一般，整日蜷缩在昏暗潮湿的洞穴里。

打开窗户，唯一能看见的，就是路人的脚和在窗户前撒尿的野狗。

这《寄生虫》式的设计，让人对迪莉娅的生活现状，更加增添一层悲悯

然而在主角视角之外，导演巧妙借由其他家庭的现状，不断强化那个极端男权世界的残酷现实。

兼职护士的迪莉娅，本以为富人家的女人是平等的。

直到她看到富商和儿子讨论政治时，厉声呵斥妻子闭嘴，她才幡然醒悟。

这个社会，无论哪个阶层，男人都是一样蔑视女性，习惯性的使用暴力

于是她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希望她加入有修养的家庭，脱离这个黑暗的家庭。

但当她看到准女婿死死卡住女儿的脖子说“你是我的，以后出门不准化妆”后，迪莉娅明白，必须终止这段婚姻随着一声爆炸，准女婿家的面包店灰飞烟灭。

他们也一夜破产，离开了罗马。

面对女儿的痛苦，身为母亲的迪莉娅却好不动容。

因为她知道，自己拯救了女儿而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背后，便是电影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

二战的阴霾刚刚消散，颓废的罗马城里到处是带着钢盔，浑身武装的美军。

他们带来了和平，也打破了这里延续千年的生活节奏生活在这里的人并未真正脱离战争带来的痛苦。

这里有两次参战的伊万诺，因为战争失利，从此郁郁不得志。

也有迪莉娅等人在屋顶听到巨响，条件反射式的躲闪，发现是自己误以为炸弹袭击。

那场改变现代人类文明进程的战争，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结束，实则继续在每个人心中继续发酵而与美军威廉的相识，也让迪莉娅意识到，自己有机会解救女儿的命运。

于是威廉用一颗炸弹结束了迪莉娅大女儿的婚姻。

但让人唏嘘的是，即使有如此强力伙伴，迪莉娅也始终没有想过借由他的帮助，让自己的恢复自由。

而这背后所代表的政治隐喻不言而喻。

直到影片结尾，现实的历史事件与虚构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延宕出整部电影最重要的核心，女性主义的觉醒

导演宝拉·柯特莱西在结尾，用一场类似“一分钟营救”的戏剧手法，将情绪推至高潮。

人生中的第一张选票，成为她最后的希望。

这是她第一次拥有权利和尊严的时刻。

只是，这张无意间丢失的彩票，引发全片最大的危机。

步步紧逼，前来抓人的丈夫。

紧随其后，代表未来女性的大女儿。

他们终于在投票站点重逢只是这次，迪莉娅不再是一个人，这一次她不在退缩和隐忍。

面对无数“站起来”的女性。

她们团结在一起，虽然紧闭嘴唇。

看似无声，胜有声。

伊万诺第一次输了，他所代表的男权世界结束了，男性那毫无节制的霸权和暴力，也终于被终止《还有明天》巧妙的将历史事件（1946年6月2日和3日 意大利举行首次语序父女投票的政治选举），与一个长期饱受父权压迫的女性结合起来。

她放弃了追逐爱情的机会，亲手“葬送”了女儿的婚姻，忍受几十年如一日的灰暗生活。

最终只为投票这一次神圣的机会正如片尾安娜·伽罗法诺留言“我们像情书一样紧攥着我们的选票”

在黑白的4：3画面中，一个长镜头慢慢拉进，一张躺着男女的床上，男人起床反手给女人一个巴掌，压抑调子的影片开始了。

两个小时的片子，直到最后十分钟才把紧皱的眉头放下，压抑——窒息——反抗，是二战后意大利女性的缩影，也是当下无数女性的写实。

影片中最深刻的是一段家暴被刻画成了“双人舞”，观看影片的我当时在想，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被幽默刻画真的是正确的吗？

导演的本意又是如何？

直到看了一部拉片才明白其深刻用意。

“电影不仅仅是在讲述家暴的问题，它更在探讨深埋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父权制问题。

...... 导演通过音乐与画面巧妙的交织，将‘暴力戏份’升华为一场舞台表演，格瓦纳式的主旋律和反复播唱的唱片，以及芭蕾舞般的肢体动作，让一切原本令人恐惧的场面变得诡异，变得‘美丽’。

暴力仿佛成为了循环播放的家常便饭，永无止境。

”“导演想要表达家庭暴力的“周期性”问题，那些伤痕虽然会通过时间的推移消失，但是带来的心理影响却是深渊存在的。

像是不断重演的家庭剧目，每一场暴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残酷展示，而是通过音乐和舞台动作将其放慢升华，仿佛强行拉着观众进入了一个另类的暴力世界，我们的眼睛看到了动作，感受到了力量冲击，但是在情感上却始终无法完全承受那种真实的痛苦。

”具体拉片视频

“家暴圆舞曲”家庭的暴力是社会暴力的缩影，社会上“性别歧视”暴力也同样“拳拳到肉”。

在同样的岗位，刚到岗的无知小伙子，就因为是男性而比长期熟练女工多拿薪水；女人们抽烟时，需要躲起来，左顾右盼提防来自社会规训的“目光”；在重要文件签字时，必须是家庭中的“丈夫”签字才能生效；一个家庭中，不学无术的男孩享受着教育资源，女孩却早已干粗活打工贴补家用；女人们靠自己劳动赚取工资却要全数上交给男人，一边承受着家庭的暴力还要尽力维持着家庭的“体面”；一个善意之举换来的巧克力，却遭到恶意诽谤；无论贫富的家庭，女性都没有话语权。

影片的背景是二战后的意大利，虽然时代进步，但这种对女性的恶意与暴力却从来完全没有消失，并且在不断进化着。

与好友抽烟时的短暂自由时刻导演最后镜头刻意表现女主收拾好行囊，随时准备“离开”，当我们真的以为她要与初恋逃离罗马时，她却站在了更高的位置。

她手里拿的不是离开罗马的车票，也不是与任何人的约定，那是一张选票，代表女性的选票。

用力擦去口红，写下自己的表决，投入表决箱中。

不是逃离任何地方，是拿起属于自己的权利改变命运，“我们像情书一样紧攥着我们的选票”。

最后女主和女儿的对视，抿嘴唱歌的画面实在美丽。

曾经公公说她什么都好，就是不会闭嘴，学不会沉默。

但是女性真的要沉默吗？

我想导演已经在最后给出了答案，女性的声音是无法从抹去的，女性也永远不会停止发声。

“我没有盾牌来保护我，没有武器来防御我，没有头盔来隐藏我，没有救世主来帮助我。

我所拥有的只有嘴里的这条舌头，即使你把这个也割掉，对不起，我也不会停下来，我甚至可以闭着嘴唱歌。

”

与女儿对视

闭嘴唱歌在公公清晨死亡的时候，迪莉娅先是震惊悲痛，然后迅速镇定下来，她说，今天不行。

带着使命般的任务匆匆离去，但还是被邻居发现，只能停下一切活动为公公守夜，处理丧事。

她与闺蜜坐在死者床前暗骂老头的时候与其他人的称赞形成强烈反差，好像是只有身在困境中的女性才能看到人的“真实一面”。

守夜过后，把日历调整，“还有明天”。

看过影片之后我们了解，还有明天的表面意思是，选票投票日是两天，如果今天不行，那么还有明天。

但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如果今天，现在的环境不好，性别歧视横行，教育工作不公，人们对于女性的压迫还让人窒息，没关系，我会努力，我会为我的女儿努力，无数的女性将于“今天”站起来抵抗发声，为了年轻女性更美好的“明天”。

致敬伍尔夫女性斗争道路任重道远，不过我们从来都不会放弃，不会停下，不会沉默，就算你把我的舌头割掉，我也会闭着嘴唱歌，即使今天被搁置，我明天依旧会重新拾起包袱继续前进，如果“今天”不行，没关系还有“明天”。

今时今日，堪称新且好的叙事，应当给予人们启发。

上面这句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而如果要做到这样，叙事所基于的叙事动力，重心就不再只是聚于高深观点的宣扬，或者人物弧光的绝妙编织，还包括针对某种沉疴积弊作出檄文，在任何威权体制面前与弱者站在一起，提供慰藉（0人问了，但这四种情形可以由最近的四部影片代表——《厨房》《雄狮少年2》《神圣无花果之种》《好东西》），而应形成揭示性结构。

我是说创作者固然可以基于这些动力，以及将这些要素提升至好的程度，这无可厚非；并且在一些具备限定语的情境中，上述四部影片也很好，然而我深知这种「雾草，好**懂我（大哭）」，还有一起骂「真**该死」的好，不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好，更重要的是启发，不过这仅凭直觉。

好吧，也许能尽量再具体地讲：电影作为整体之物，所具有的好这一性质，不由其要素之程度决定，而由其本身——物只有自我揭示，才能为他人带来启发。

启发，则蕴含着与众不同的能量，足够引导我们反思自我和周遭环境的问题。

回到揭示，这是叙事从封闭到敞开这个过程里被赋予的属性。

此「封闭」不是传统所称的封闭叙事，时间或空间上的封闭，而在于叙事性空间的封闭，在于人们围绕某个核心事件展开追逐，并得到不同但相关的结果。

令封闭得以敞开的必要前提是，这一核心事件仍然为轴，只不过是一种嵌套三维翻转机关轴——机关被触发时进行由内而外（inside out）式翻转运动。

首先，核心事件中，必然包含某种被影片反复提及的性质；其次，这种机关轴具备两种运行模式：在第一种运行模式中，上述这一性质，将与贯穿全片的另一大要素发生化学作用，形成另一事件。

由于该事件与核心事件共享同一性质，因此该事件不仅与核心事件重合，而且覆盖了它，也就是后者跃然而上，成为大核心事件。

其二，核心事件被隐去，但影片中依然反复提及其中的某种性质，暗示了某个可能的小核心事件将被触发，然而最终被触发的是，与其共享同一性质的大核心事件。

相较于第一种运行模式，则可视为以双线发展、最终交汇的方式，引导观众推测核心事件所在。

两种模式没有高低之分，但论及在这一线索前提下的产生顺序，也许后者属于前者的衍变，毕竟这种隐去某个要素的做法，总是有点像将开始-高潮-结束顺序打乱之类的把戏。

《罪犯们》剧照《罪犯们》，来自2023年，一部由罗德里戈·莫雷诺执导的作品。

说到第一种运行模式，它会第一时间浮现脑海，或者，它就是这篇文章的起因之一。

这部影片的观感是，工作如同在一个滚筒洗衣机中运动，此时有一个产生向心力的时机，通过中心孔洞离开这场反复无尽的运动；而我们和主角一样，来到最后一幕才转过面去，原来产生的是离心力……又怎样呢？

尽管如此，离开滚筒洗衣机的目的已经达成。

换句话说，让自己产生向心力是小核心事件的核心性质，与它共享同一性质的大核心事件，则是逃离滚筒洗衣机，逃离工作。

起初，藏匿宝藏于名山大川是核心事件；最终，翻山越岭通往开阔的平原与溪流跃然覆盖了它。

而关于A故事的完成度，它有着作为剧情片的自觉——地点，这一显要而容易让人忽视的元素，成为打通前述二者的钥匙。

于是在情节连接上，也能这般如搭桥连索，清晰地将表达从叙事之河上渡了过来。

滚筒洗衣机运作概览当《还有明天》里女儿将选票递给母亲的一刻起，两部影片在各自的最后一幕分享了相似的机关触动方式，只是纵观全片，《还有明天》采取了第二种运作模式。

主角与旧情人的三段情节交代，与邮寄选票这一隐藏关键信息的麦格芬，不过还有另外两场容易被忽视的饭桌戏（在主角打工的城堡里女主人插话「基于共同的目的，团结集体的利益」被打断，以及准亲家与儿子谈到投票给新体制的利弊），发展出看似纠缠实则并行的暧昧关系线，最终利用权威者之死这一突发事件，既触发开关，又打了掩护；另外，两天的时间差也在情节中呼应了片名。

在对比两片这两处至妙的设计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同样选择在最后一幕触发机关，却在结束时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最后一幕吹起了朝向光明的号角，《罪犯们》落幕于一种情绪高点，即新的局面展开之际，我们不需要再追究此后如何；反观《还有明天》，则落幕于一种肯定性的高点，当我们开始追究此后如何，会开始怀疑片中人何以在当时当刻知道，投出这一张选票就可以终结家暴厄运，这难道和为迎合政治正确所制造的爽文有任何分别？

《还有明天》剧照不过，《还有明天》可以抛出另一合理解释：间离。

影片作出的宝贵表达，都基于间离姿态。

诸如「主角质问店长为什么新来的挣得比我多？

店长回因为他是男人」这类情节，因其在时空完整的情境中发生，而显得这样的剧作过于直白。

反之，家暴段落的歌舞化，抑或主角与旧情人交换巧克力时过分煽情而有些滑稽的环绕镜头，都可以看作某种幽默的作者现身方式，如同在上面举例的那场戏中，作者代替店长出来说「因为他是男人」。

而采用与其它情节有较大差异的技法制造间离而非台词，某种程度上更强调了作者立场，以调动幕后要素的作者方式宣告作者的在场，于是表达以一条微妙的小径，也是通途，在作者现身与角色扮演之间传送而出。

在主角投完选票出门后，与女儿相视，随即闭着嘴歌唱，与配乐互动，以及旁人开始应合的动作组合，再次实现了间离。

从这一点上说，它就不再与掩盖动机，制造历史封闭叙事的爽文同流为伍；而是早早摆明立场，以一种与历史对话的姿态娓娓道来，但我们只有看完全片再回溯之时才意识到，谜底就在谜面上。

本文对比的两部影片，《罪犯们》论证的是，普通人有不用工作，且自足生活的权力；《还有明天》则探讨女性如何获得社会参与，以及改善自身家庭生活的权利。

权利关乎自身，权力体现在支配的可能性。

可若是在特定社会语境里，不被视为正当之资格呢？

比如2023年的人能否不工作而自足生活，1945年的意大利女性能否参与选举和诉诸公权力遏制家暴。

那么即便它在日后会成为正当权益，彼时也会被视为某些师出无名的权力冒犯。

于是在归类上，它们就不能是现实主义作品，而是通过展现某种戛然而止的期望，踏入富有时代气息的类型叙事路径，来到我们面前，带给我们启发。

“我们像情书一样紧攥着我们的选票”1946年的6月2日和3日，是意大利的女性首次拥有了投票权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这意味着国家赋予平等权利的开始，也意味着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提高和来自国家的肯定。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于各个国家的女性我相信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拥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

而正是这样的事件和这样的一天，我们却不知道每一个她走进投票厅的一刻她们走过了多么漫长又困难的路程。

影片的女主是一个逆来顺受还会美化生活的人，她用自己的隐忍和沉默试图让家维持表面的平静。

但为母则刚的她在意识到她一直以来的忍耐会让女儿再一次落入和她一样的生活时她意识到改变是必须到来的，而投票的这一天也许就是对于小家庭也对于大家庭的开始吧。

影片用了三次的循环去展示她生活的不变和变动，她每天起床的照顾全家和公公，穿梭于几个工作地点的工作，路过大兵的面前，和闺蜜聊几句，和喜欢她的男生聊聊，和门口的主妇们聊天或打架，然后回家照顾家庭，被打。

而这些日常里的人和事正在平衡她的苦与乐，离开家的松弛和自我以及回家的担忧和恐惧，日复一日。

她以为她能做到的平衡却被一次次打破，也是她想要改变的原因吧。

影片作为女主自编自导自演的导演处女作，可以说在制作上非常有新意。

黑白影片在去除了色彩的影响后，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配乐，确实太棒了。

家暴场景用歌舞的形式展现了，并且穿插了回忆；决定去投票的时候的女性角色群像，和最后投票部分的歌曲都配的应景又感动。

影片的呈现也经常展现一些俏皮，不只是女主在自我消解痛苦，也展现了女性本身的韧性，苦中作乐的本领也许是天分，也许是能力吧。

即使已经如此痛苦却总能在夹缝中找到一些细小的美好和快乐。

我非常喜欢两次抽烟的戏份，好像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变化，她在思考在离开的路上，从这一件小事慢慢放下和突破束缚。

最后的部分我简直爆哭，两位女性的眼神交流透露出太多的爱和力量，女性的美好和力量就这样交接过去，那一张纸承载的不只是一个权利，也是一个站起来的交接棒和传承，真好！

从慌乱到坚定到俯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