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

Jeff Skoll开始做商业片，起码比Inconvenient truth好多了。

窃以为还不错。

写了一点不想写了。。。

有机会来完善吧Irvine是不是很像Trump真实的Deborah也是和电影差不多吧，很情绪化。

“你们是我的见证。

”——《以赛亚书》第43章第10节 走进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这句话。

巨大的黑色墙壁上，小小的一行，除了几扇小窗周围空空荡荡。

全世界的大屠杀纪念馆或者说承载了一段沉重黑暗历史的纪念馆，或许都不会设计得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设计者们致力于保留历史原貌，至少是还原历史场景。

奥斯维辛，在二战之后至今74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塑造成二战时的人间地狱。

无数犹太人被“清洗”，德国接近战败时将其摧毁，竭力抹除所有直接证明大屠杀的证据，盟军飞机又进行过轰炸，现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奥斯维辛只剩一片断壁残垣。

但是那里堆积如山的鞋子，墙壁上一张一张贴得密密麻麻的照片，焚尸炉，毒气室，置身其中，很少有人可以熟视无睹。

像“你们是我的见证”这样的话，做一个隐喻，从《圣经》中摘录出来，放在这样的场合中，参观者联想到大屠杀的经历者，当时已死的或者幸存者，强化了参观者关于大屠杀的共同记忆。

我们正处在一种历史的建构中，我们被期待树立起对大屠杀的承认与同情，进而谴责法西斯主义的恶。

但是，很少有普通人会再想：大屠杀是真实的吗？

这是一个冒险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强烈的价值判断 。

在人类社会文化中，大屠杀代表的是邪恶、罪孽，而否认大屠杀则是背叛道德、泯灭人性。

它不像某个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或者某个历史事件的原因，你否认了一个说法，别人可以来反驳你，你也可以反驳回去。

大屠杀是一件不容讨论的事实，你否认它就是否认人性，这可能是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恶。

但是，二十世纪末的一桩案件却因为对大屠杀历史两种针锋相对的态度而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否认》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1993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埃默里大学犹太研究专家狄波拉·利普斯塔特《否认纳粹屠犹：对真理和记忆的持续凌辱》一书。

利普斯塔特在书中指称英国作家大卫·欧文是否认大屠杀最危险的代言人之一，利普斯塔特一书出版后，多家出版社取消了出版欧文与大屠杀有关联的书籍的计划，使欧文经济利益受损。

一年以后欧文在伦敦一个法庭上以诽谤罪控告了企鹅出版社与利普斯塔特，媒体争相报道这件事，在案件审判过程中被告利普斯塔特一方步步紧逼，把欧文逼到了败诉的道路上，也在大屠杀之后50年之后再次掀起了全世界对大屠杀的反思。

当把一个历史问题搬上法庭时，用学术的方式很难解决问题，因为法庭上不仅需要探讨事实，还要让法官相信这些探讨是符合法律、可以进行判决的，因此需要用法律的技巧来击败对手。

利普斯塔特和律师团队将其辩护目标定位为证明利普斯塔特书上所写的对欧文的评论都是正确的，而不是证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真正发生过。

欧文关于大屠杀的主要观点如下：希特勒在“最后解决”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东部前线犹太人被杀并不是被纳粹当局认可的；纳粹政府没有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毒气室不是用来屠杀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

他们聘请了多位历史学家，仔细阅读欧文的书籍和日记，检验他是否遵守了历史研究的标准规范，对史料的发现和解读是否准确，能否被其他学者验证。

但是我有时候不免会想，这是不是另一种悲哀，无论一个事件当时是多么恐怖，随着时间流逝，人们逐渐把这些事看做历史的一部分，不带感情地研究它。

这种局外人的思想，历史地存在着，也现实地存在着。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

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

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对于大屠杀这样一个可以说极富戏剧性道德意义的事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在运用多种策略来解释它。

早期有很多人试图把这最恐怖的种族灭绝描述成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在犯罪的、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脱离了文明的约束而结成的特别紧密的网络的产物。

可是细致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刽子手神智清楚、道德“正常”。

各种范式都缺乏解释力，于是不停有新的理论被建构，大屠杀的情节被一次次地安排，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大屠杀史实最流行的方法根本不是在研究大屠杀，经常被讨论的倒是现代性的实质与历史趋势、文明进程的逻辑、社会生活逐渐理性化的前景与障碍，仿佛大屠杀未曾发生，仿佛它不是事实，甚至不值得去严肃地思考大屠杀“见证了文明的进展”或者“文明在它的物质和精神产物中包含了死亡集中营与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

大屠杀成为研究对象后，我们就很少再关注大屠杀本身了。

大屠杀研究成了解构与重构理论的方式之一，这种战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勃发一定程度上为否认大屠杀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温床。

，有人把这种否认称为“修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

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福森对历史学的“修正主义”作过描述：“修正是历史学研究的生命线。

历史是现在和过去的持续对话……没有单一、永久、不可变更的关于过去事件及其意义的‘真理’。

正是历史学家对理解过去永无止境的追寻——也就是‘修正主义’——才使得历史变得重要和有意义。

”大屠杀否认者完全或部分否认事实，替纳粹政权和希特勒开脱，如果我们给了他们机会，尤其是在事实发生多年之后，否认之声甚嚣尘上，这就是给了他们历史研究的合法平台，是对事实的不尊重，对当事人的伤害。

20世纪60年代末，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一新史学思潮勃兴，其中尤以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最为有名。

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怀特认为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

他把这一过程称为“编织情节”：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他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运用特殊技巧进行编码，类似于弗莱所称的“虚构”的方式。

技巧和策略包括在事件中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同时抬高和重视另一些因素、个性塑造、主题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真实——那些再也无法重演的真实——之外，我们阅读文本必须要怀着另一重心情，即文本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 ，读者的认识和解释而非作者的书写决定着文本的意义。

从书写者角度和阅读者角度双向打破旧观念，不仅在历史学领域产生了飓风般的影响，也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讨论一个文本的具体意义和思想，甚至一个事件，变得越发困难。

历史上的一切都变成了相对的，没有什么解释是绝对正确的。

解构主义的相对观使得在质疑历史事件意义的问题上产生了放任自流的状况，整个社会开始弥漫这样的氛围，大屠杀否认者也忙趁东风，用解构主义支持自己的观点。

当然我们可以用言论自由来保障个人持有这种观点，但是很多时候一种思想成为群体性共有观念后，这个群体就会出现排斥性，进而对其他群体或个人表现出敌意甚至做出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到了这一步，社会需要做出反应来维持契约的稳定性不致发生更大的骚乱。

除了解构主义，相对主义或许具有更加值得思考的深层次内涵，一些人承认大屠杀发生过，但是将纳粹的大屠杀和二战时盟军的行为以及其他暴力事件进行比较，客观上达到弱化和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我不否认这些人试图将罪恶相对化的主观目的的不正当性，我也承认纳粹大屠杀确实使犹太人经历了地狱般的苦难，但我还想关注作为相对主义弱化行为另一主体的盟军行为与其他暴力事件。

许多历史学者和政治家在描述其他事件时，会用到一些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词句。

哈马斯领导人哈尔德·玛莎在电视采访中讲话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要比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坏很多倍”；卡塔尔记者拉亚·安-内喀什说“纳粹屠犹是历史上最大的投资和贸易机构”；“自由大厅”周报《聚光灯》谈论在德国德累斯顿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最后几天内被（英国）皇家空军及美国地毯式轰炸袭击无设防城市而遇害的成千上万的平民”；哈里·巴恩斯在《冲破历史的封锁》中说“二战后被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赶出来的德国人遭受着比犹太人更可怕、更持久的命运”……这些言论将纳粹屠犹与巴以战争、盟军轰炸德国等联系起来，很难说没有政治利益考量。

上述事例都遵循相似的逻辑：转移纳粹屠犹的道德逻辑，将受害者视为新的作恶者。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对于纳粹大屠杀研究的重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其他暴力事件的关注。

历史书写者对大屠杀的共同记忆的构建，最后通过教育等途径全部施加到民众身上，使得民众对历史的认知陷入脸谱化、单一化的窠臼。

历史教育的不足（这种不足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阻碍民众建立起理性的历史观，在信息时代更加无法抵御所谓的猎奇的“野史”。

人们接触到这类信息，第一反应是“那段历史竟然是这样的？

”，而不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这就证明教育出问题了。

战后美国关于二战的历史著作会渲染盟军（尤其是美国）对解放欧洲的巨大作用，而后来大批欧陆学者通过二战档案发现盟军在欧陆上实施的暴行，中国学者会讲述美英苏三国秘密外交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日本学者会强化原子弹爆炸对广岛长崎的毁灭性影响，苏联会极力隐瞒古拉格集中营的所作所为。

每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或个体会在不同时期利益变化的权衡中用不同手段来达成不同的目的，这就要求人们面对任何一种文本都需要保持警惕，不管你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局内人更要慎重，尽可能地看到历史的全貌，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电影《否认》聚焦于欧文诉利普斯塔特案本身，让我们思索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

我们的建构极其重要，塑造集体共同记忆，是为了集体的存在与延续。

但是人的情感性在历史建构的过程中会衍生出无数种可能性，如果作为历史建构直接参与者的书写者和传播者不能理性对待，那么最后可能会使得整个共同体进入一种自嗨状态，封闭的话语体系极易出问题。

如今的中日韩三国在历史问题上就缺乏沟通交流，各自一套话语体系。

中日两国关于南京大屠杀一直争论不休：中国指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日本国内则对南京大屠杀一事持模糊态度。

显然中国站在本国道义角度的指责是无用的，日本国内的民族记忆仍然被缓慢但坚定地构建着。

我们的建构仍在进行，解构也如跗骨之蛆。

但是很多情况下，后现代主义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自我纠缠的方式，而没有提供自我解脱的方式，关于历史学的意义，关于人性，我们需要思考更多。

第三场的庭审戏非常的精彩。

而对于言论自由的讨论也很有意思。

欧文起诉黛博拉诽谤的目的是希望借此通过法院庭审证实大屠杀是犹太人的谎言，为了能更好的质询和羞辱幸存者，他亲自上阵给自己辩护。

而他觉得黛博拉方的辩护策略应该是，召集一批大屠杀幸存者出庭来证明大屠杀。

而自己只用通过抓到这些幸存者的一些小错误不断放大并羞辱，打乱幸存者的逻辑，进而推论出大屠杀是犹太人制造的谎言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但欧文没有想到的是，黛博拉的律师们采用的策略是引欧文进圈套，在欧文不擅长的地方让欧文犯错，来证明欧文是个歪曲历史的历史学家，不给他羞辱幸存者的机会。

第二场庭审时，欧文质询作证的历史学家，他即开始用自己常用的手段，将别人引入到自己的逻辑圈，抓到证人建筑还原图中的一处不断攻击证人，并以小错误直接否定大屠杀。

而第三场庭审是重头戏，查理质询的突破口是毒气室门上的窥视镜，希望以此证明欧文在大屠杀问题上不专业还喜欢乱说，所以欧文本就不是个客观的历史学家。

开局查理以集中营二号火化场的一号停尸房残骸中的木头上检测出了氰化物为引子，欧文应该觉得查理依然会在集中营杀人毒气室是否存在这个所有人都关注且不断论证的问题上跟他纠缠，他很轻视这个问题，因为他伪造的历史中对这个情况早就编织好了一套故事线索，他觉得这个话题可以让他一路顺下去证明杀人毒气室不存在-->大屠杀犹太人是谎言。

所以他很干脆的承认该房间是给尸体消毒的毒气室。

发现欧文上钩，查理马上转移话题问到给尸体消毒的毒气室门上干嘛要安装玻璃窥视镜，这个问题打乱了欧文的阵脚，这是他将杀人毒气室歪曲成给尸体消毒毒气室的伪造历史中没有编的一条故事线，死尸是不需要监控的用不着窥视镜，所以他只好急中生智说此地是空袭避难所。

而早已布局好的查理则步步为营，继续质询欧文的荒谬处，二号火化场的一号停尸房真的有两种作用吗？

党卫军营地距离此停尸房2.5英里，空袭时还没有到避难所就炸死了。

而如果说是给尸体消毒的，既然马上要烧掉尸体，就可以清除掉虱子等病毒，干嘛还要消毒？

查理一系列的质询让该房间的两种作用都说不通了，完全打乱了欧文早先编排好的故事，欧文被逼到自己的底线，承认自己由于不是大屠杀的专家所以不是特别清楚。

而这正是查理想要的，他接着质问欧文既然不专业干嘛要跳出来乱说，所以欧文根本不是个值得信任的历史学家。

研究犹太屠杀历史的女主被否认纳粹屠杀的欧文以诽谤告上法院，受理的英国律师团队选择不让幸存者们举证，而改以专攻欧文学术著作的漏洞以及说谎的动机将欧文塑造成一个激进的反犹种族主义者。

最终英国法院判决女主胜诉。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此事件的意义在于通过法律来证实了二战期间犹太人大屠杀的存在。

影响最深刻的几句话“世界上满是懦夫，我总是有种紧张的感觉怕自己是他们的一员”、“stay seated,button your lip,win" 剧情安排地比较平淡；尤其是在法院里argue的场面。

内容上也只能算是一部政治正确的作品。

但是第一次看这种体裁的电影，很欣赏这种尊重事实不多做改动的电影。

有人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由后人打扮；于是什么是历史的真相变得世人总有那么点质疑：是真的吗？

是的，我们需要辩证的看待别人的观点，即使对方是权威；但我们也不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毕竟大部分都是事实。

如果对方只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小聪明，比如：你怎么知道美国人上月球了？

我确实无言以对，但我也不需要和对方辩驳，因为无论是否都对平凡的我没有什么影响。

我保持沉默，但相比平凡的“小聪明”，我暗自选择相信权威。

但对一个自身就是权威（或潜在权威），他能否屈从压力或自身的小我而zhuan造历史呢？

那就看他的人品了，比如这部电影的欧文，比如历史上一些前皇帝的史官！

“逻辑”，本部电影双方律师的来回折腾就是智力的PK，很多时候魔鬼比智者更狡猾，其实法官很难，因为魔鬼的逻辑也是正常的逻辑！

所以需要法官的逻辑是公正的。

看下来，我的感觉是辩方的逻辑找到了欧文逻辑的过失，也是小聪明，但这个时候他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但他依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但他承认这个官司他输了（也是法官最后问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在今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六公主播了该部电影。

我是以回看的形式在昨天看到的。

码字已经到了今日。

这部电影还是很切题，也很实际的。

简单来说，它讲述了一个否认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大屠杀的人，被主角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出版的 《否认大屠杀》（1993）中，称为“大屠杀否认者”。

因此，该“否认者”认为自己受到了诽谤，并起诉主角。

最终，主角在一流律师、历史学家、各领域专家的帮助下，最终胜诉的故事。

该事件为真实事件，当事人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对此事著有 《否认：我与大屠杀否认者在法庭的日子》，本电影也由此改编。

奥斯维辛集中营不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吗？

为什么会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呢？

在这部电影中，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否定者，是怎样来表达自身观点的：他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并不惜通过篡改历史和证据，来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更加坚定自己的所谓信仰。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否定者”并不是来表达观点，你甚至可以认为他们就是哗众取宠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他们还可以从中取利。

电影中的几个点让我印象深刻：1、关于受害者出庭作证的争辩。

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主观认识，认为亲历者都已经站出来了，还有什么不能证明的吗？

电影给了我们答案，让亲历者出来与“否认者”对抗，既会因为亲历者证言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让真实情况变得弱化，又会导致亲历者直接遭到“否认者”的种种羞辱，落入他们的陷阱。

2、关于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问题。

最后陈述中，法官的问话也很有深意。

如果“否认者”信仰种族主义也好、反犹主义也好，他就是相信这个，而做出有利于自己信仰的言论，是不是一种言论自由？

或者简而言之，种族主义者能否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

在这个问题上，法庭给出的答案是可以言论自由，但是篡改历史、捏造事实的言行是可以被人指责的，这也就是主角的辩护理由成立，不成立诽谤罪的原因。

3、“否认者”只要有关注，就没有失败。

他虽然输了裁判，但还是会有支持者，还是会在各种场合进行演说。

这部电影涉及的大屠杀问题，我觉得会让我们对南京大屠杀以及相关舆论有更深的认识，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虽然我一直都很支持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但这部我往高了给，还是只能给到四分了。

这么多年的好莱坞，政治正确逐渐让人审美疲劳了。

我不支持否认大屠杀，但女主这一脸女权主义的政治正确，所有的男律师都弄得像是对不起她罪人一样的，要干啥？

明明律师团队给出的辩护方案很对，而且做出了那么多努力来帮她，弄得我反倒感觉她一点学术水平都没有，只有咄咄逼人的不受控制的女性情绪。

虽然女主的演员很漂亮，但这仍然成为了一个令我厌恶的银幕角色。

影片一如既往的白左，女人、黑人、弱者天生正确和光环普照，反派欧文几乎被脸谱化了。

其实，欧文的个人能力很强，而且从同意开放自己的全部日记、以及同意不启用陪审团开始，他就数次被女主的律师团队带沟里去了。

我个人觉得，结尾大法官的思辨才是影片真正的主题，如果欧文不是为了个人权术的目的而否认大屠杀，如果他真的坚信他所写所想呢？

我们是否允许有真心反对的声音存在？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然，对于大屠杀，我是认为它是存在的。

但对于影片中所有表示自己天生正确的人，我是持否定态度的。

想来每一位观看本片的中国人会与片中犹太人一样纠心，二战过去也不过半个多世纪，纳粹当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某些人的骨子里居然是死无对证、捏造的历史，而且能够成为知名"历史学家"的论著公开出版。

坚信这就是铁一样历史事实的女主因为“诬告”莫名成了被告，最终采用旁敲侧击的法庭辩论艰难地赢得胜利。

可以说这场官司几乎就是近些年"南京大屠杀"中日争议的另一翻板议题。

铁一样历史需要铁一样的证据，仅仅靠冲动、感性的认知去重复那些年的遭遇，在对手面前只会遭到更大的羞辱，本片也是对中日历史问题纠纷的一个极好的案例借鉴，大家在为美化侵略，否认战争罪行的日方大量所谓"历史真相"书籍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们除了口诛笔伐，是否为日后寻找历史真相的人们留下了哪些亘古不变的铁的证据和历史事实。

若干年后的今天，面对历史，女主团队选择让参与者和亲历者旁观，这是面对未来的非常理性的正确选择。

本片只是基于一场曾经的官司记录了这一过程，除了冲动女主和冷静律师的不俗演技，影片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也许是导演的个人认知或顾忌没有让影片思想性上有更高的提升与深层次的探讨，但能给观众呈现这样敏感的话题就值得多加一颗星。

感性的认知热情并不能赢得历史真相，理性的应对才会让历史真相多一分后人的尊重，一味地谩骂和无知的暴行只会让对手更加狂喜，赢得更多的受众，在民粹烈火复燃的未来，历史会面对更艰难的挑战。

看进去了就觉得非常非常精彩，高级的律师团队就应该这样，给疯狗一样的无赖每一句回答都是铁拳，拒绝细节上不痛不痒的纠缠。

对付豺狼和疯狗就应该派出狮子老虎。

食草动物、哪怕作者本人就是一头大象也不需要出场纠缠。

故事看到最后看到疯狗完败后还对对方律师团队充满敬意，都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了。

真TMD太痛快了！

这个片子可以对我们如何对付日本和韩国一些不尊重历史的人，有重大启发作用，希望我们也能多一点这样的智囊团队。

当然了，首先是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群体看得懂这种片子，喜爱这种片子。

Denial改编于真人真事，还原了一个十六年前令人瞩目的诉讼案件——一个来自美国女学者Deborah Lipstadt和英国右翼代表人物David Irving的诉讼抗争。

David著书大肆宣称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大屠杀的从未发生过，身为犹太后裔的女学者在自己的书中批判了他，结果反被这位仁兄告上法庭。

这场漫长的诉讼事件堪称是历史上一场昂贵而特殊的案件，由英国黛安娜王妃离婚案的背后金牌律师团队主导，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花费高达800万英镑。

一场关于二战大屠杀的诉讼，犹太幸存者却被说服未上庭作证，现场放弃欧美一贯的陪审团制度而选用单一法官判决，影片中处处展现英美法律制度的差异和两国文化观念上的不同，使得整体情节跌宕起伏，意外地好看。

加上几位老戏骨的出色表演，两个小时看完依然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冲动想买一张机票去伦敦看看，亲身体验片中的阴冷天气、长柄红伞和英式早餐。

走出电影院，感慨最令人不可思议的部分，是这整个事情居然发生在21世纪。

在科技如此发达，取证手段如此高明的时代，居然还有人站出来大肆否认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惨剧，还为此出书巡讲，就算坐牢也依然坚持谬论，实在觉得荒唐无比。

“我不赞同你所说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在英国，捍卫言论自由是一项非常引以为豪的权利，像David Irving这样完全歪曲事实的右翼言论都可以得到广泛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诉讼案件的结局，也就是影片的结局表明，哪怕是在最自由的国度，也不代表你可以任性发表不基于史实的谎言。

You can say whatever you stand for but you can't lie.

神奇的是，距离事件发生十六年后的今天，这位78岁的大哥依然孜孜不倦地研读他的希特勒著作，宣传反犹太的言论，活跃地组织世界各地人去参观二战时期的集中营。

最近卫报还报道他宣称“has found a new generation of admirers”这部影片最近拍摄上映其实有着特别的意义。

不得不说，在英国脱欧、trump当政、恐怖主义无所不在地蔓延背景下，我们好像越来越生活在一个“post-truth”的时代。

人们不再努力追逐真相，越来越多的人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是否基于事实，经得起推敲呢？

人们开始一天天改变看法，去越来越相信那些他们所鼓吹的“观点”。

扮演女主的演员Rachel Weisz认为这影片故事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对主义使得事实变得不再受欢迎了，有些人现在开始怀疑全球变暖这件事，然而全球变暖都是真实的存在的，它不只是个idea而已”有趣的是，这正是影片制作人的最初想法之一。

Gary Foster坦言自己被另外一则“否认历史”的新闻所吸引，新闻里伊朗总统在联合国发表关于大屠杀的言论，认为有一些是未经破解的myth。

“我当时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可是因为宗教原因，还是有很多人会听到他说的话并认为是什么箴言。

北极的冰山在消融，猫王已经死了，这些都是真的，你不能去否认这些东西。

你可以有一个观点，但是不要和事实混淆了”。

一如很多基于史实的电影，这部影片也改编于Deborah Lipstadt所写的《History on Trial: My Day in Court with a Holocaust Denier》。

出版于2006年，此书在google read上的分数还是不错的，4.19/5，有空可以一读。

－－－－－－－－－－－－－－－－－－－－－－－－－－－－－－－－－－－－－－－－－－－－写在后面看完电影，印象深刻的依然还是老派英国人不苟言笑的为人处事和自嘲般的幽默。

这场案子赢的关键策略在于，你有很多方式做你想要做的，然而大快人心的未必是最有效的。

You could do a million of things; but in the end, the essence of strategy is choosing what not to do.你可以在这里关注我们：floatingisland_

Source:https://inews.co.uk/essentials/culture/film/new-film-denial-shows-dad-brought-holocaust-denier-david-irving/http://www.express.co.uk/entertainment/films/749533/denial-film-the-shaming-of-a-holocaust-denier-david-ir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