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休息室

好人只有会站队才会被称作好人，而女主是一个高度理想主义的教师，她夹杂在学生和教师群体之间，左右为难，她不会因为任何一方的压力会想到讨好或倒戈。

影片时时刻刻和观众一起在思考：什么样的社会、群体、制度让理想主义寸步难行？

结尾最有才华的学生被警察抬出学校，仿佛是未来的国王一般。

看上去是个不错而又富有理想主义的结局，但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意淫的封建复辟。

学生和老师最后是怎么缓和的了？

没有所谓的民主、自由等大的字眼，也没有所谓的说出来就好了这种“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交流解决”的论调，沉默中，学生拿出老师给他的魔方，交出作业。

这不就是常见的中国式沟通嘛。

整体上，影片达到了没有惊喜但很干练的程度，结尾削弱了主题，不过这种主题仍在西方电影长久停滞不前的牢笼之内，在没有任何突破和独到见解之前，我们大可不必在意，把重心留在观影过程便可，这也是这类电影的创作重心。

另外，我有个不错的提议，把片中女教师看到很多人都穿那件衣服的画面放在结尾，会很惊艳。

举个相似的例子，《狩猎》结尾的那声枪响。

卡拉的波兰移民身份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即这一身份对她在危机情况下始终不愿意与同事保持一致的影响。

很明显，她表现得像一个局外人，与学生和同事都脱节。

她拒绝与她的波兰同事使用他们的共同语言进行交流，就是一个例子。

她的颈部围巾象征性地代表了她对学校的政治动态的防御和坚定的信念。

然而，当面对奥斯卡母亲的严厉和伤害性的评论时，卡拉的防线崩溃了，使她变得脆弱和暴露。

这个关键时刻揭示了她站在学生和同事之间的残酷现实，最终让她感到孤立和孤独。

事件发生后，卡拉设法恢复了平静。

然而，这次对峙很可能增强了她独自航行的信念，并加强了她的信念，即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原则是解决眼前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

夹在学生和同事的领域之间，卡拉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微妙而孤独的位置。

在做正确事情的坚定信念的驱使下，她热情地为她的学生奥斯卡辩护，甚至不惜牺牲她的职业生涯和与同事的关系。

然而，她的理想主义观点未能完全把握住复杂的情况。

她不知道的是，她所做的每一个看似无害的选择都会使她进一步陷入一个迷宫般的网络，缺乏一个明确和直接的解决方案。

故事讲的很清晰了。

给观众提出了一个有细节的难处理的问题。

也的确没有完整证据链。

但按常理，大家也都会有个共同判断。

所以这个局面中的各个角色，站在他们各自的不同立场上，怎么反应才是最好的呢?人性复杂，好难呀。

做好人也好难呀。

而且往往总是好人吃亏。

如果你观影的时候带入的角色是女主，你会怎么办呢？

这部电影是那种欧洲发达国家才能拍出来的故事，孩子和家长们都随时把权利啊真相啊民主挂在嘴边，有种第一世界国家人民的天真。

《教师休息室》里的学校是一个微观世界，自成宇宙。

全片没有任何学校环境之外的镜头，观众对角色的认识和判断完全依靠ta们在学校的表现。

除了主角卡拉，大多数人物的形象略显单薄，但这影响不大，毕竟这部片子着力并不在人物塑造，而在于角色之间的博弈和此消彼长的权力关系，在于一个以自治、民主、言论自由为傲的生态系统如何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失衡和混乱。

教师休息室虽然写实，但更像一个寓言。

学校不是象牙塔，也不是纯真少年在进入社会前的预备场所。

学校就是社会。

社会的恶和病，学校通通无法免疫——无论是种族歧视（学校对土耳其裔学生ali及其家长的盘问），阶级偏见（Oscar作为工薪阶层孩子所受到的冷嘲热讽），还是排外情绪（卡拉想要淡化自己波兰移民后代的身份），或是多数人的暴政（由师生组成的council就是否对Oscar进行suspension处理进行民主投票），甚至威权和极权的隐患。

孩子们可以是希望的花朵。

孩子们也可以是自以为正义实则以偏概全、行使暴力的刺头。

老师们可以是园丁，是舵手，是散发着理想光辉的启蒙者。

老师们也可以是灌输纪律、维护威权的帮凶。

大部分学生和老师们在这两级之间，位置不定。

也许令人困惑的是整个坐标。

比起《死亡诗社》 、《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最近看的《Holdovers》那种对师生关系和校园浪漫化、审美化的描绘，还是更喜欢《教师休息室》、《浪潮》和《狩猎》这样的电影中瘆人的张力。

未成年世界和校园里充满“隐秘的角落”。

希望看到更多电影探索那些是非不明的灰色地带，那些价值理想（正义，团结，平等，真相）被口号化、被滥用的时刻，那些事实被扭曲、被简化、被两极化的过程。

任何人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推波助澜。

当某些学生或老师成为矛盾的焦点，ta们的处境往往指向社会性的问题。

风雨欲来时，谁的善良，谁的原则，谁的无辜，谁的反抗，都免不了互为假想敌的戾气。

我并不是说权力没有上下位之分，或正义永远是相对的。

而是觉得，不论多么确信自己掌握了真理或道德的高点，也不要高估自己永远在正确一方的能力。

这里带入了一些自己在教育行业工作的感受，还没完全想清楚，暂时不展开了。

————————————————————以下是一场导演对谈的选段（感谢chatgpt友情翻译）。

原文在此：https://www.hammertonail.com/interviews/ilker-catak/ 其中导演介绍怎么选素人学生演员、怎么跟ta们在片场相处的过程，非常有趣。

Hammer to Nail: 我听过你在另一次采访中描述过，你把学校的世界视作整个社会的缩影。

你认为这在这部电影中是如何体现的？

特别是作为我们当前时代的隐喻？

你在那次采访中提到，这在2016年之后尤为明显。

Ilker Çatak: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政治，即使在德国也是如此。

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有些学校非常自由开放，而另一些则是法纪严明，零容忍。

我们去过的每所学校都感觉像是不同的国家：你有一个系主任，有人负责管理，他们会支持系主任（或者不支持）。

还有校报，就像我们的媒体一样。

你提到了2016年，那是特朗普时代开始，整个替代事实的概念开始盛行。

当我们写这个剧本时，我们想，“挖掘这一点会不会很有意思？

什么是真相？

”我们想提出这个问题，探讨每个人都试图创造自己的真相。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消息源，每个人都在参考不同的消息来源：“我们需要戴口罩吗？

我们需要接种疫苗加强剂吗？

”因此，每个人都在参考某个不同的消息源，当真相变成一种信仰时，我们就有了问题。

HtN：说到孩子们，我了解在德国你只能让孩子们在片场待……每天3小时？

IÇ：是的。

HtN：这似乎是非常短暂的时间。

那么，你是如何应对这些时间限制的？

另外，你是如何选角孩子演员的？

IÇ：我想如果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不能催促他们，因为他们会感到压力而无法发挥。

我所承受的压力不能成为他们的负担。

我必须保护他们免受此类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早上花很多时间问他们问题，比如“你晚上过得怎么样？

你睡得怎么样？

你梦见了什么？

你和父母的关系如何？

你觉得在生活中道歉难吗？

”我们有时也会在早上进行哲学讨论。

与此同时，我也在想，这不仅仅是在拍电影，还涉及了了解这些孩子、了解他们的世界和对生活的看法的过程。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棒的经历之一，与这些孩子们一起工作。

至于演员的选角，这很简单。

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将孩子们分组成4到6人，我站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即兴表演参加环境示威活动。

所以，调研Greta Thunberg是谁，然后形成一个与我辩论的论点。

这样我就能看到他们真正的样子。

然后我会把这些孩子放在一个教室里，让摄像机拍摄。

然后我会把这些镜头和摄像机测试带到一个放映室，和我的部门负责人一起观看。

之后，我会挑选我喜欢的孩子进行面试。

在这些面试中，我会告诉他们三件事。

首先，我不是你们的老板，我们是同事，我希望你们有职业道德，早睡早起，饮食健康，并且知道我们当天要做什么。

其次，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如果其中一个人感觉不舒服，我们都会照顾好他。

第三，没有群众演员。

因为一些父母来找我，说“我的孩子没有台词。

”（笑）然后我说，“我不能在剧本里写入23个孩子。

”基本上一直都是同样的8或9个孩子。

但我告诉他们没有群众演员这一说。

我也告诉制片方，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赚到同样的钱。

扮演Oscar的孩子和从未说过一句台词的孩子赚的钱是一样的。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来源于这个理念，那就是没有VIP。

诺瓦克老师的失败是一种结构性的失败。

在《教师休息室》里，我们可以简单地看出学校和真实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

校长代表着指定规则的人，教务处代表着规则的执行者，学生代表大众，报刊代表媒体。

学校政策类似于法律，校园里的偏见、权力博弈、真相追寻，则和现实生活中相一致。

但诺瓦克老师代表什么呢？

她曾试图保护学生免受现实世界的侵扰，但却忽视了学校已经是一个小型社会的事实。

她试图解决组织和大众、秩序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矛盾，却被双方撕裂。

权力博弈权力一方是学校。

学校里有零容忍政策，零容忍意味着当出现问题时，组织会迫切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然而方案的正确与否，并不是首要判断标准，它更关注是否有解决方案的存在。

简言之，「对不对」不重要，「有没有」很重要。

当我们只是迫切需要一个答案时，替罪羊就会出现。

首个被怀疑的对象是一个土耳其的学生，这就是零容忍政策+执行偏见找到的替罪羊。

随后，诺瓦克老师通过摄像头锁定了第二个嫌疑犯库恩老师。

尽管证据并不完全合规，也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库恩老师仍然被停职了。

在面对对奥斯卡的偏心和库恩老师的强烈反应时，诺瓦克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判断过于仓促。

然而，由于组织的决定很难被撤销，其证据也非决定性，又无法将其公之于众，便造成了学校和学生们之间，甚至是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引来学生们对真相的执着追求。

一个小的过错就这样被结构性地放大了，一个问题变成了一系列问题。

权力的另一方是学生。

由于真相和证据被单方面隐藏了，学生们不仅需要真相，更需要真相背后的东西：知情权。

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进行猜测、推断。

他们所输出的成果，又不可避免地夹杂个人偏见，开始了对诺瓦克的波兰身份的攻击，随后又带了轻度的暴力事件。

学生们也需要得到一个答案，这个时候，诺瓦克就是第三个替罪羊。

在最初诺瓦克一个错误的指控下，人事罢免、舆论纷争、集体罢课、暴力斗争接连发生，其推动力是双方权力的博弈。

当纽瓦克试图同时遵守秩序，又要体谅学生时，最终只面临被撕裂的处境。

诺瓦克代表的是双方权力的牺牲品。

她是带出双方的引子，她的失败不可避免。

真相和同年的《坠落的审判》类似，《教师休息室》是一部没有真相的电影，但这两部电影之间又有着些许不同。

《坠落的审判》没有真相，是因为编导要传达的是真相的微妙和不可知，以及在这种不可知的前提下，婚姻、性别、真相等议题是如何被代入各种预设中的。

而《教师休息室》里没有真相，是为了制造一个灰色地带，来展示组织与大众之间的博弈关系。

但这种刻意隐藏真相的做法是必要的吗？

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真实的。

电影通过编导刻意隐藏真相，创造了一种不可知的氛围，而现实生活则是因为其复杂性而使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一切。

尽管这两者的起因不同，但艺术通过这种手法建立了一种清晰、合理且更贴近现实的叙事基础。

因此，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并不必苛求真相。

只有在真相未知的情况下，权力双方才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

一旦真相揭示，这些复杂的议题就会被坍缩，真相必然会偏向其中一方，结果是胜利的一方将拥有对真理的解释权。

理想如果不站在任何一方，不追求胜利，不带偏见，不带预设，只探索真理，有没有可能解决一切纷争呢？

在电影中，没有一个角色能够做到这一点，诺瓦克老师也不能，她在上数学课时说过了一句正确的话：「证明需要一步一步推导出来。

」她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自己也没有做到。

她不是一个圣人，她是里面最纯粹而且注定失败的人。

但你怎么能不对她共情呢？

已经很少人愿意去承担这种徒劳了。

校园谜案折射社会现实——《教师休息室》

今天聊聊德国电影《教师休息室》。

片名 Das Lehrerzimmer / The Teacher’s Lounge (2023)，别名失控教室(台)。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对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的生平与工作进行剖析，他对于知识分子的野心评论道：“倘若不是受到规则的束缚，知识分子的内心往往会被非理性的、甚至是幼稚的冲动所驱使，这是很常见的。

”奥威尔此言主要说的事艺术家、科学家，他若将目光投向政界，大概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政客们时常沉浸于虚荣享乐，执政与讨好人群的冲动，远高于追求责任与美德。

电影《教师休息室》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点。

影片展现了一所德国小学内引人入胜的丑闻，让观众为之震撼，同时又化身政治寓言，学校不仅被赋予了独立国家的形象，更被刻画成一个内战频发的国度，充满了叛乱分子、告密者与不受欢迎的统治阶级。

这部电影将我们带入了一所普通小学，那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盗窃案。

在这个充满悬疑的氛围中，老师卡拉·诺瓦克（Carla Nowak）挺身而出，她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努力寻找这些盗窃案的罪魁祸首。

当她勇敢地指责学校行政人员库恩女士时，愤怒和冲突也随之而来。

这部电影显然受到了真实事件的启发，虽然很难确定有多少原始故事被搬上了银幕。

但无论如何，它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封闭而紧凑的世界，让我们得以窥见卡拉头脑中的疯狂节奏。

莉奥妮·贝尼希（Leonie Benesch）的出色表演为这部电影增添了一抹亮色。

她饰演的卡拉老师骄傲而胆怯，充满自信却又时常陷入自我怀疑，举止中透露出神秘的、不可预测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似乎随着她的心理状态而不断变化。

同样出色的伊娃·勒鲍（Eva Löbau）饰演库恩女士经常被雨水淋湿，她的表演既展现了库恩女士的坚韧与不屈，又揭示了她内心的脆弱与无奈。

年轻的德国演员伦纳德·斯泰特尼施（Leonard Stettnisch）饰演了库恩女士的儿子，一个狡黠且绝望的孩子。

他的中性表情具有一种库里肖夫式的实用性，既能够表现角色的冷漠与疏离，又能够透露出他内心的挣扎与渴望。

该学校受到一系列针对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盗窃案的困扰。

面对如此局面，教师们开始焦虑不安，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学生，试图通过强迫谴责、怀疑搜查等手段来揪出“某些学生”。

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并未能揭开真相的面纱，反而让校园氛围更加紧张。

在这股风暴中，卡拉·诺瓦克老师显得尤为醒目。

她深感不适，不愿随波逐流，于是挺身而出，亲自揭开真正小偷的身份。

随着事情的升级，卡拉发现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家长们开始对她的做法提出质疑，学生们也联合起来反对她。

面对这些压力，卡拉开始怀疑自己。

电影中偏执的惊悚美学得到了淋漓展现。

对于指控，观众身处迷雾，无法窥见全貌，更无从判断她是否真的行窃，唯一留下的线索，仅是一件带有星星图案的衬衫袖子。

离教师休息室不远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恰好穿着同样款式的衬衫。

她的位置恰好可以透过一扇大平板玻璃窗清晰地观察到卡拉离开休息室的情景。

这一细节的设置，使得卡拉的指控似乎合情合理。

当卡拉坚定地指认这位女人为小偷时，我们不禁站在了她的一边。

毕竟，在如此庞大的学校中，两个女人穿着如此独特且相同的衬衫，这种巧合可能似乎显得太过渺茫。

随着电影的深入和情节的错综复杂，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判断产生疑虑，卡拉亦是如此。

她萌生了希望自己对于偷窃及其他一切事务都保持沉默的念头。

那位被卡拉指控的工作人员，在她班上有一个儿子。

当这位母亲被停职接受调查时，男孩的烦躁与愤怒之情可想而知。

随后，他似乎策划了一场针对卡拉的诽谤行动。

之所以用“似乎”，是因为尽管男孩曾特别警告卡拉向他的母亲道歉，否则后果自负，但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真的兑现了这个威胁，又或是具体做了些什么。

在整个故事中，导演为观众展示了各色角色的特写镜头，使观众时而认为“那个人在说谎”，时而觉得“那个人就是小偷”，又或是“那个人正在密谋对付卡拉”，以至于观众的判断也如同卡拉一般摇摆不定，充满了怀疑。

事实上，卡拉仅仅因录音这一举动便让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显然，有法律或规则明文禁止未经授权的私人监控，而她却触犯了这一禁忌。

在这部电影中，外界的纷扰被隔开，观众的目光被牢牢吸引在学校里。

学校看似微小，实际是当代社会的缩影，其中的教师、学生、行政人员和上班族社区，无一不透露出深刻的象征意义，却又未让人感到过分刻意。

这里的火药桶状态，如同一个充满活力和愤怒的小宇宙，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

这些动态不仅仅局限于校舍之内，它们通过公共领域的对话得以延伸和扩展。

专业媒体、社交网络以及所有其他各种杂音交织在一起，宛如一个小社会。

这是一部情节执行得非常好的电影，发展节奏恰似一部紧张刺激的惊悚片。

《教师休息室》在节奏与语气的掌控上，展现出了自信与从容。

影片不依赖独白来阐述情节，也不会刻意制造人为的冲突来吸引眼球。

卡拉、奥斯卡等人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显得合情合理，情感上都合乎逻辑。

但结果却表明，即便是出于最美好的初衷，事情也往往会偏离轨道的真相。

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剧本并非单纯堆积负面行为来凸显这种力量，相反，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视角，让观众得以窥见谁是智者，谁又稍显愚钝，谁的本意虽好，但执行起来却不尽如人意。

影片中的角色，没有明确地划归“对”或“错”的阵营，而是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有着复杂的情感与动机。

影片所构想的戏剧性高压锅，仿佛是一个微缩的多元文化西方社会，媒体的审视与审判已经日渐成为生活中的常态。

观众会开始思考媒体的力量、社会的多元性以及人性的复杂。

微校园映射社会万象，真假间探索人性边界。

《教师休息室》意外地好看，悬念贯彻始终，主角从一个困境掉到另一个困境直到变成不可解的旋涡。

“教师”最适合放在道德法庭上接受评价和审判。

卡拉·诺瓦克（莉奥妮·贝尼希 饰），波兰裔移民，在德国某中学当老师。

电影一开始校园的气氛就有些微妙，一系列的盗窃案引起很多讨论，校方的“零容忍”政策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平息事件。

诺瓦克对学校的很多做法并不认同。

同事与班长密谈引导他们指认“嫌疑人”，之后又突袭诺瓦克的班级，搜查了所有男生的钱包，并声称不是强迫，“都是自愿行为”。

因为钱包里有不少钱，土耳其裔的男孩阿里成为怀疑对象，但家长做出了澄清，那是给他买游戏的零花钱。

调查中止，但同事们对阿里和阿里父母的不信任依然持续。

诺瓦克偶然发现了有同事会偷拿咖啡机旁公共储蓄罐的钱，这也许启发了她把怀疑目标放到了休息室中的人。

她故意把钱包放在衣服口袋，用电脑摄像头对准衣服，然后借故离开，果然拍到了偷钱的人，但只露出白色波点衣服的一角，而当天穿着同款衣服的居然是老员工、学校秘书库恩老师。

诺瓦克与库恩老师当面对质，但库恩老师矢口否认，诺瓦克转而求助贝蒂娜·伯姆校长，库恩老师当场痛哭流涕，掏出身上所有财物自证清白，但校长坚持交给警方处理，库恩老师被停职。

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库恩的儿子奥斯卡，他是诺瓦克班上的学生，平时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但现在他成了“罪犯的儿子”，校园里到处都是流言蜚语，母亲和老师却都不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库恩拒绝与校方沟通，却在家长会上发难，指责诺瓦克偷拍隐私、诽谤侮辱。

奥斯卡先是威胁诺瓦克道歉，进而散播假消息，煽动罢课，与不配合罢课的同学打架，袭击诺瓦克并偷走她的电脑扔到河里，最后被停课并取消即将进行的英国修学旅行。

学生主办的校刊按原计划采访了诺瓦克，但话题都有明显的指向性，然后未经诺瓦克同意发布了一篇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采访，指责学校存在种族主义并且秘密监控侵犯隐私。

激烈言论引起老师们巨大争论，一部分老师认为诺瓦克是在故意讨好学生，校长决定禁止校刊发行。

诺瓦克最终深陷两难之地，学生和家长不信任，领导和同事不认同，她努力维持秩序，但往往事与愿违，做的越多似乎错的越多。

善良并不等于明智。

她一直“对事不对人”。

阿里被质疑，她坚决反对莫须有的猜疑；库恩认为不能凭偷拍到的衣服一角就认定自己偷窃，她也对自己的判断产生动摇，尤其库恩被停职后的狼狈状态让她于心不忍；奥斯卡袭击她的事实也被隐瞒，她理解奥斯卡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校刊的学生们虽然有不妥，但是不应该限制他们表达的权利。

电影中有一场戏，学生考试作弊被诺瓦克没收卷子，事后她严肃地教育学生，这样做是在破坏公平，破坏规则。

“公平”和“规则”就是诺瓦克的原则，所以她不愿意与波兰同事使用他们的共同语言进行交流，也会在敏感时刻接受校刊的采访，当所有人都以“知情权”质问她的时候她会选择沉默。

她是大公无私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不能说真话，也绝不说假话。

她唯一冲动的是一气之下让校长看了视频，引起连锁反应，当事件交给警方处理后，她便努力保持沉默，不想再扩大未知的影响。

当学生、家长、同事都希望她讲明事情原委或者交出视频的时候，她都果断拒绝，即使这可以帮她在学生和家长面前解围，可以紧密和同事们的关系。

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违规偷拍是自救还是害人？

诺瓦克的视频触动了大部分人的敏感神经，人们对盗窃案的注意力很大一部分转移到对监控和偷拍的反对上，诺瓦克的“不谨慎”也让她百口莫辩。

就像她对奥斯卡的袒护一样，是不是只要目的正确，错误的方法就可以原谅？

更大的对抗发生在个人与体系之间，学生与老师，家长与学校，教师与学校，前者在后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以自己为代价把水搅浑，于事无补。

学生想知道真相，家长要保护孩子，教师们想查出真凶，校长想尽快息事宁人，诺瓦克希望不伤害任何无辜的人，面对盗窃案，看似应该结成联盟的不同群体却因为各种微妙的偏见、隔膜和权衡利弊，变得彼此对立，互相伤害。

学生报刊的理念是“真相超过一切界限”，是否“真相”就是最高价值？

“真相”“知情权”“规则”“程序”“民主”“公平”这些不断出现的口号并不如想象的坚硬纯粹，它们互相干扰、抵触甚至排斥，一厢情愿很容易一无所获。

权力以民主的名义执行，真相以杜撰的方式求索，正义以暴力的方式维护，诺瓦克不认同，所以成为众人口中的“理想主义者”。

奥斯卡夹在母亲和老师之间，被迫成为双方斗争的工具。

当他被停课后，母亲又安排他继续上学，且拒绝接回。

校长和老师们沟通无果，诺瓦克选择避免冲突。

教室清空后，她坐在奥斯卡旁边，默默批改学生作业，奥斯卡始终沉默。

奥斯卡久久地注视着诺瓦克，然后，拿出她送他的魔方，他已经学会了复原魔方，可以还给她了。

这个孩子，从头到尾经历了全部事件，从局外人变成当事人，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他是这部电影隐藏的主角.他的模糊和清晰都是世界投射在他身上的影子，他的凝视像是对世界的审视。

电影最后，奥斯卡坐在椅子上，被警察抬着带离教室，慢镜头，配乐是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序曲，欢畅明快。

成年人要留给孩子们什么样的世界？

电影里有句台词：“学生很清楚1+1等于几，老师才是困惑的人。

”此时的奥斯卡就是一个洞察一切的老灵魂。

压抑和窒息是我看完这部影片之后的第一感觉，然后我很快联想到同样是压抑的学校的《超脱》，但细想又并不相同。

这部影片探讨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故事的发生地点的孩子整体水平甚至非常优秀，跟混乱不堪的差生教育令人失望完全不同，这部影片的压抑来自于整个制度的一些矛盾和困境压缩了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导致的难受。

剧情地开展围绕着一个新来的老师参与调查学校的偷盗事件，而她之所以能够成为故事的焦点并引发后续一系列的反应的原因就在于她的自我隔离和观点隔离。

首先她作为波兰裔就使她和同事们总是不亲近，这种隔离是她的心理防线造成的，既不想使用波兰语言交流来隔离自己又存在身份认知无法完全靠近，在这个距离下的她非常遗世独立使她的状态总是很紧张很局促；另一方面就使她的教育观点其实和学校是不完全相同的，而她的观点显然是并不适合这个学校的。

她对于学生的保护和偏袒使她远离了同类的教师团队，而她对隐私保护的逾越也成为了后面一切舆论的漩涡的开始，想要保护的情感过于理想，最后逼疯的只有自己。

而舆论（风言风语和家长群里的话等等）媒体（校报采访）都只想要有人讲述一个“真相”而不是用保护作为借口的遮遮掩掩，越遮掩越心虚最后也导致明明是被害者的她成为了刽子手。

真的难受，因为明明被偷钱了，最后一点好都没落下。

学生不信任她讨厌她，家长围攻她认为她失职，同事跟她疏远，无依无靠还不能辞职。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理想主义教育理念在实践下的崩盘吗？

不止吧。

大概还有人心难测，永远做不到的公正和公开，隐私权和无监控条件下的犯罪的平衡，信任危机引发的舆论危机等等吧。

到最后真相反而是最不重要的了，大家都在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和行为自证和白扯，越来越乱也越来越没劲。

影片的节奏也很局促，包括音乐，把观众搞的比老师们还紧张。

要我说就该直接报警，又时候保护并不能带来理想中的圆满结局和自由，还不如果断点威慑，效果可能更好。

教育作为价值引导的工作，存在于立足现实而追求理想的过程中。

教育这一特质，要求教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假如一个教师过于讲求实际，而缺乏理想主义的光辉，她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心灵的感召力和人格的魅力。

卡拉是一位有魅力的理想主义老师，而作为理想主义教师与现实是难以调和的。

在看电影的前半部份时，我疑惑于学生对老师的态度，随意的刊登报道，甚至不尊重。

会不理解卡拉为何那么软弱，要是在现实中，我的老师已经破口大骂了。

在卡拉认为，纪律不是外在约束的强制性，而是自我意识进而自我反省改正，她希望学生认识到打人是错误的，影响他人学习是不对的，她希望是依靠自律而非他律。

对学生的“零容忍”是与卡拉相冲突的。

这是一种他律纪律，通过纪律引出期待的行为，伴随着惩罚对人的身心进行塑造，是一种高效的管理手段，但不是最好的教育手段。

这些满足大人的高效，方便了大人的生活，但抹杀了孩子的天性，打压孩子自信。

愚昧无知是一种恶，对愚昧无知的纵容也是一种恶。

到底由谁来决定什么是愚昧无知呢？

放弃评判愚昧，就要忍受两种恶带来的后果。

班级里戴着头巾的小女孩，我们表示尊重理解，“多元”，“包容”。

小女孩如果戴面纱呢？

小女孩如果缠足呢？

小女孩如果被当街斩首呢？

小女孩如果是被强迫的呢？

小女孩如果是自愿的呢？

我们还是表示尊重和理解吗？

界限在哪里？

两位男教师，爱嚼舌根的卷发女老师，这些人配不配做教师呢？

由谁来判断？

现实世界中就是有无数人在做自己不热爱的职业，他就不称职，就种族歧视，就不爱学生，又怎么样呢？

开除他？

新招来的人又会有怎样的恶劣行径呢？

我何德何能，你又何德何能，身边围绕着一群完美的人？

只能和这些令人不满的人共处，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如果女主被开除，那就说明她不对。

如果奥斯卡被开除，就说明他不对。

不管愿不愿意，也只能相信胜利即正义。

追名逐利也许是一种解法：想办法让各行各业最顶尖，最接近完美的人，围绕在自己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