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杀戮行动》是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我看过的最棒的一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题材的惊世骇俗，也不仅仅是因为导演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在印尼呆了整整七年半，还学会了印尼语。

观影过程中，不停地听见观众席中发出不屑愤怒和讥笑的声音，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流氓（gangster），它在英文中的原意是自由的人（free man），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这些手上沾染着无辜者鲜血四十多年还趾高气扬的侩子手，竟然还好意思把这句荒谬无比的谎言，四处宣扬，在镜头前，在大会中，在电视节目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当年的屠杀行径，“在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文明人看来，简直荒唐透顶”！

1965-66年，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屠杀，为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当地流氓执行。

至今过去四十余年，那些参与屠杀的流氓和他们的家人都成了当地位高权重的要人，称霸一方，权与利双收；而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家人，仍对那段往事噤若寒蝉，即便对门就住着当年杀害自己父亲或祖父的凶手，却只有沉默。

当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刚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采访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那段往事，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

然后Joshua就开始一个一个寻访苏门答腊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Al Pachino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其实到这里我想大多人都已经想到导演有两条路径可走，绝对能拍出一部涤荡人心的历史纪录片。

一则继续跟随受害者进行惊心动魄的拍摄，伴随着政府和军方的追逼压迫，满是血泪的往事被慢慢揭开，站在这个绝对弱势群体的立场为他们呼吁，让他们被强权压抑紧闭的口第一次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正义又感人肺腑；或者是听从建议转而采访安瓦尔·冈戈和其他的杀人者，展现他们日常普通的生活与那些被害者实则无异，随着拍摄的深入渐渐揭示他们夜晚的噩梦与良心的折磨，在杀人如麻的外表之下也有着一颗肉长的人心，以此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与历史的谅解。

这两种叙述方式都并不少见，想象起来，用在这个黑白分明的题材上无论用哪一个角度效果一定不差。

然而这些思考在导演执镜之前都已经完成，他见识到了受害者们累累伤痕的内心与恐惧，也从那四十个屠杀者的身上了解到，他们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像普通人一样，有着一份工作，一个家庭，甚至已经儿孙绕膝，过着平常的日子，即便是流氓混黑道又怎样，不是每个上街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下得了手砍了一千多个人的脑袋还心安理得。

所以，在他遇见安瓦尔·冈戈的时候，他带着更多的疑问，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他把舞台和镜头交给了他们，这些屠杀者，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表达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中的自己的想象。

一开始，我想安瓦尔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想太多，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鼓吹的那套，自己所理解的正义，正如年复一年印尼播放的反共宣传电影，共产党是恶魔，当年的屠杀保护了国家，是正义的实施者，所以尽管有时晚上睡不着觉，会发恶梦梦见那些他曾砍下的脑袋，安瓦尔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毕竟他是好人，他的刀下鬼都是恶人。

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几乎像是在嬉闹一样，带着些戏谑夸张地表演被他追杀的村民，抱着母亲哭泣的孩子。

然而，随着他们让自己的想象不断丰富展开的时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就像是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犹疑与恐惧不断流泻而出，他们笑不出来了。

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惨叫凄厉之间，安瓦尔茫然地在镜头前晃过，那些只是群众演员，不过逼真地回应着扮演施暴者的“五戒青年团”的追赶和暴行，但已经足够震撼，拍摄完成之后，赫尔曼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不过是拍戏，也许那一刻安瓦尔想到的是，连做戏都能让人吓破胆，更何况那些经历真实历史的当事人呢？

而连抹干一个儿童演员的眼泪都如此之难，更何况堵住那百万失去家人的受害者的口呢？

他们一定在诅咒我们，一直在诅咒我们。

以往安瓦尔也会这么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最后，他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的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被自己极其高明的发明，钢丝勒脖而死的感受，他根本无法继续拍摄。

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他说，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

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安瓦尔最后这么说。

导演说，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排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从最初活在杀人无罪的好人的想象中，直到想象中他和受害者相差无几，安瓦尔已经被自己想象的演绎逼得步步退让，但是导演却给了最后一击，无论你如何想象，在你的想象与你亲手造成的现实之间，仍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想象中，你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所以你血刃上千性命仍值得歌颂；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这现实不是导演铺垫塑造的现实，而是活在这些人心中的现实，他们知道也许他们才是恶人，或许正因为无法接受这现实，他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以想象代替现实。

并非是想象建构出现实，而是想象因现实而存在，因不愿面对现实而存在，只不过因为一再被重复，就显得好像是现实还真实了。

安瓦尔最终是否接受现实，他所接受的现实是怎样的，他又如何面对现实，无从而知。

也许我们会简单地想象，他的现实从“我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变成“我是恶人，而他们是好人”，又或者变成“谁都不是好人或恶人，大家都是人”。

然而这终究只是我们的想象，无论是煽情还是冷静，促发人的正义感或者同情心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部纪录片让我惶恐。

“你們有禍了！

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

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你們又證明又喜歡；因為他們殺了先知，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

所以，神用智慧曾說：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逼迫，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

”（路加福音11:47-51）今日我们在观众席上发出不屑一顾的啧啧声，因为与这些杀人狂魔相比，我们正义凛然，当回顾历史，我们为受难者哀悼。

但我怕有一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不一定永远是好人，原来我们和我们以为的恶人一样，不过都是人；我怕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原来在我们的想象与现实中间，有着那么大一道鸿沟；而我更怕的是，当我们一路逃避一路合理化直到被逼到墙角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非常让人愤怒和作呕。

我花了两三天时间才断断续续看完。

让我如此不适的并不是画面，而是那些昔日的刽子手对于自己的暴行，时隔五十年仍流露出的那份洋洋自得。

他们至今还被视为英雄，有权有势，有无数的崇拜者。

他们在镜头前，泰然自若的重演当年的那些杀戮行径，欢歌载舞绘声绘色的展示那些临死之人的绝望痛苦，不但没有一丝忏悔，反而带着兴奋和自豪。

最可怕的是，这帮罪人终将死去，新的一代印尼人在狂热中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这份极端的仇恨和愚昧，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华人和异教徒的敌意，至今愈演愈烈。

前两年雅加达市长钟万学，在他的指导下雅加达有了大的改观，经济稳定增长，基础建设腾飞。

但因为华裔血统和异教徒的身份，就被恶意中伤，甚至锒铛入狱，掀起了轩然大波。

雅加达的经济从此停摆，现在更是陷入大幅度倒退。

即使是面对摄像机，在普通的华人商铺，他们流氓地痞式的讨保护费，恐吓，欺压凌霸依在，肆无忌惮。

只要去过这个国家的华人都会有这种经验，从进海关的一刻，就被贪婪的官员索求小费，处处刁难。

若是在当地做生意，被滋事和勒索都是常有的事。

开口闭口就是讨红包，不给就找你麻烦。

报警形同虚设，因为他们就是一家人。

我始终深信不疑，只要时机到来，那些残忍的往事会再次发生在这个千岛之国。

这部纪录片某些片段看得我极度不适，我选择了跳过。

他们的荒诞，他们所谓的自我安慰，他们所谓的乐在其中。

都是建立在噩梦般的他人的痛苦中。

流氓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自由人，真的荒谬！

自由是建立在一定法制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不是绝对自由。

他们拥有他们的人生，他们享受此糜烂生活并乐在其中。

我们好像没有批判和审视的资格。

那毕竟是他们选择的，但是他们的人生影响到了其他无辜人的人生，那便是有罪。

纪录片前半部分，安瓦尔和他的同伴享受着重演杀戮的快感，享受自己将他人生命掌握在手中的权力。

可是慢慢的当影片行进到后半部分，他看见熊熊燃烧的房子和妇女孩童，他不再笑了，他的痛苦慢慢的开始揭露在大众眼前。

他也是痛苦的。

他背负着上千条人命。

当他自己去演习受害者的时候，他终于体验到了那种恐惧，那种无助，那种绝望。

他对导演表达了自己的后悔，导演对他说：你知道这是在演戏，而他们知道接下去就是死亡。

毫无疑问，他接下来的生活会在痛苦中挣扎。

最最魔幻的事情是，那些受害者为他颁发的金牌。

他也在尽力说服自己，安慰自己。

杀了他们是正确的吧。

影片就这样在安瓦尔的干呕中结束，当然我也跳过了。

1965至1966年，印尼右翼軍方叛變並在境內展開了針對左翼份子和共產主義者的屠殺並造成上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影片為還原真相展開了長達八年的找尋與拍攝。

不同於平常，《殺戮演繹》並未採用受害者陳述或第三方資料等方式來試圖觸碰歷史灰燼中的餘溫；相反卻將視覺轉向當下那些曾經行刑的兇手，通過紀錄他們的生活、訴說以及對回憶的演繹來還原歷史真相。

導演將鏡頭鎖定於做為行刑人之一的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並說服他們在一部以屠殺共產黨人為題材的影片中扮演行兇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角色。

另人驚訝之處在於，兇手似乎並未對當年所做之事感到懺悔：攝影機前的他們對殺戮供認不諱——如今他們依舊作為當權者而被當作國家的英雄。

但隨著拍攝的進展，影片所關注的核心真相從歷史事件滑向人物自身，後半部一場郊外戲的拍攝虛構出了20世界下半頁人類史上的一幕慘劇並構成上述變化轉折的明顯標誌。

那場戲中，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扮演"的殺手火燒村莊並殘害了村中的婦女和孩童，兩位扮演犧牲者的女性在拍攝結束後仍無法從表演中回歸現實，持續的哭泣與失神被導演的鏡頭捕捉但同時這一突發事件並未被在場的任何人所預知。

此事件直指影片核心：導演意圖使"真實"事件通過虛構的表演被重現，但將角色帶入人物後所造成虛擬對現實的創傷卻是無法可控的！

真實電影概念(Cinéma vérité)在根本上承認在紀錄電影中運用虛構手法並通過導演自身的介入引起事件的發生，挖掘真實而並非僅僅作為客觀的紀錄者。

基於此特點，我們一方面看到一條具有強烈"敘事"特徵的主線在塑造影片結構的同時，卻不得不再次面臨思考紀錄電影真實性的問題：真實之於鏡頭是否可能？

它存在於何處？

電影的主線由安瓦爾自身態度在鏡頭前的轉變而形成。

影片開頭，主角安瓦爾引以為傲地向觀眾描述並表演當年的殺戮場景並將鏡頭帶入一個個案發現場。

曾經的兇手依舊是這個時代的勝者，其中的不少人仍被當作現任政府的元老英雄，權利在握的他們表面上肆無忌憚並堅持屠殺的正義性。

但安瓦爾內心的另一面卻同時被捕捉入鏡頭之中：影片開頭不久，一次為還原行刑現場的演繹之後，安瓦爾坦然需要通過酒精、毒品與舞蹈來麻醉自己（在導演另一部電影《沈默之像》中兇手則是通過飲用人血——這種對良心的背叛而並非欺騙的做法來繼續存活），恰恰舞與屠殺前後所構成的反差揭示出言詞對於內心的背叛；而作為演員在表演中身分的互換則使他在虛擬場景中體會對於罪惡的恐懼，這一切引向最終他的懺悔。

對被害者身虛構的"扮演"到對自身行為再現的"表演"，兇手從身分回歸真實自我。

影片後半部，在一次對犧牲者被處刑的扮演中，安瓦爾直言彷彿自己真的已經死了。

而諷刺的是相同的處刑場景緊接著又重來了一次，像是對兇手直言已死的嘲弄與懲罰，同時卻在另一側面提醒觀眾影片中的表演均為虛構，發生的都並非原有真相——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鏡頭追溯歷史成為不可能，真相永遠大於影像。

結尾處當兇手坦白扮演被害者被殺死時的恐懼時，導演自鏡框外的聲音尖銳並殘酷地道出了影片中唯一的一個真相，直接揭穿他的謊言，而那些感受不過是基於虛假的經歷，源於真實的恐懼他則永遠無法體會。

人無法成為他人，一方面使得人無須立足於他者而承擔其生命重覆，另一方面卻意味著他無法逃離自身。

罪惡感的幽靈纏繞著安瓦爾，他想要逃脫，但最終卻是徒勞的——他就是幽靈，當下的他就是那個想要逃離的過去。

影片中，兇手一遍遍地由"自己"殺死"自己"，背負罪惡感等待救贖，但最終回歸現實，已定格的歷史卻使得安瓦爾無路可逃。

在這裡，真實電影的虛構特質得以揭穿影像中的謊言而直達影像背後的真實：影像本身成為控訴事實的工具，也同時體現了影像本身無力。

安瓦爾從電影中學到了許多殺人方法並在之後的屠殺中得以運用，當他再次觀看影像中的殺戮時卻認為那與他在現實中所做的相比卻是虛假和幼稚的。

此處，影像在某種程度上被付諸於現實之後，那源於影像的衝擊力卻無法再次回溯到影像本身。

面對歷史真相時，鏡頭作為紀錄工具的揭示功能在龐雜且模糊的事實面前總以弱勢的姿態出現，當攝影機將鏡頭轉向一方時，客觀的揭示從一誕生便已死亡。

此時，基於其本質上的弱勢與無力，影像便自發開始了針對現實事件帶有立場的控訴，而這一過程則成為捕捉現實唯一有效的方式 。

在這個意義上，影像面臨現實時的無力恰巧成為了其最強有力的工具！

《殺戮演繹》一片中，導演並非站在道德中立的角度，相比尋求真相，影片體現出更多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影片的結尾處的懺悔使得之前的行為成為兇手對自身的逃避的最終鐵證，而最後的幾個固定鏡頭則展現出他們良心的痛苦與死亡，而在屠殺共黨的電影中他們身著奇裝異服一片歌舞昇平背後則是他們無法直面的悲劇。

而作為反差，影片前半段兇手在鏡頭前對暴行的演繹在導演有關道德的正義訴求中成為控訴他們最好的證據，帶有強烈的道德判斷意識從一開始就存在於攝影機背後——導演的視角中，並依此形成故事主線並通過後期剪輯而構成第三者——觀看群體的視角。

另一方面，設定的表演場景與真實的個人回憶被揉合為一個整體而呈現於鏡頭前人物的行動與訴說當中。

從意識到攝影機存在的那一刻起，鏡頭所捕捉的就是不同程度上的表演狀態，而真相往往卻以悖論的方式被呈現出來，其中，電視機的不斷出現構成了雙重的視角：人物以影像方式存在並被他於當下所觀看（顯然安瓦爾對自己的表現並不滿意），觀察與經歷這兩種視角於主體的衝突集中於Kino-eye捕捉事件的角度。

但是不僅如此。

當兇手抽離出自身並以觀者角度來審視表演時，真相作為事實已被固定在螢幕之上，而真實卻源於他那凝視真相的目光；如果真相只有一個，那麼真實則棲息於那不斷持續的回聲當中。

透過一開始對於歷史真相的尋找，我們逐漸意識到，只有透過真實才可能觸摸到真相。

而真實不存在於歷史資料，也不存在於對歷史的演繹和對回憶的訴說，甚至不存在於歷史本身。

真實存在於我們看向的每一個人，以及那同樣看向我們的目光中。

而真實是什麼？

在一次採訪中導演說到影片標題"the act of killing"闡述了兩層含義：第一層意指killing是做為人類本性活動的殺戮；第二層則是暗指acting做為表演使得兇手與自身產生的距離。

在影片中，一名兇手被問起假設被國際法庭審判將如何做之時，他引用該隱與亞伯的例子回答說如他有罪那麼自人類史上第一起謀殺之後的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歷史的進程中不可能沒有犧牲品，而現今的所有人都是那一次謀殺後的結果，因此無人可以指責他的罪過。

而這個例子更為深層的含意在於，當我們作為第三者觀看這一過程時，我們見證的就是歷史本身：如同影片中的安瓦爾觀看螢幕中的自己，他明白，痛苦是真實的，殺戮也是真實的。

而觀看《殺戮演繹》時的痛苦，同樣根植於我們本性土壤下，真實且原始的殺戮。

作为影史上最勇敢的电影之一，The Act of Killing从加害者的视角回忆了曾经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

被害者们从始至终无法得到发言权的事实一下就让人感到挫败，而这个视角带来的冲击力比我们想象得更具有毁灭性。

导演版的剪辑（Director's cut）让每个观影体验成为反省的过程、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是一次自我挣扎，因为每位观影者都必须持续审视自己对这些罪犯的态度。

同时，人性的本质也被慢慢揭露。

整部电影一直将节奏轻快的片段与和杀戮相关的沉重片段紧密连接，而这样持续转换的节奏迫使观众在不同的状态里反反复复。

其中有一幕，Anwar的“头”被砍了下来，而Herman残酷成性地享用着Anwar鲜血淋淋的“脏器”。

此处对Herman的特写持续时间极长，长到足以令观众产生恶心的感觉、甚至在潜意识里会将自己代入那大口食用人类器官的残忍情形。

然而紧接其后的场景与此形成对比：Herman已经进食完毕，现在正挺着肚子在树林里休息。

这个场面乍一眼看来很好笑，因为大腹便便的Herman精神状态极其放松，让人想起刚吃饱饭、坐着“挺尸”的自己。

可这也是个静态镜头，其位置固定不动，持续的时间依旧漫长，看着看着难免会开始回想那些鲜血和器官。

于是，一开始体验到的欢乐感转瞬即逝，方才逗留不去的厌恶感却越来越浓，加重了上个场景带来的观影负担。

这两个镜头的并置让人形成了自我对抗的情绪：观众一开始就很容易由于过于直接的画面感到不快与压抑，接着却被带入稍稍友善一些的氛围，但很快又自己找回残忍的现实、挫败感也随之迅速袭来。

这部电影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镜头组合，让观影者不断调整自身情绪和观影状态，最后很难将自己从这样复杂的混合情绪里抽离。

当人们陷入情绪困境、在观影过程中纠结不定时，电影里对加害者的人性化成为了最能让观者质疑自身道德感的点。

观众看到主角身上拥有的人性化特征越多、有趣的细节越多，就越忍不住对这些世界级的罪犯产生同理心，而这就是一个道德困境，因为自诩“有良知”的我们本不该如此。

拿另一个同期的刽子手Adi举例，电影里有一幕展现Adi和他的妻女一起在电影院候场的情景，很普通，很日常。

他的女儿正在找角度和妈妈自拍，撅着嘴摆着pose，而Adi坐在一旁严肃地打着电话。

这个镜头展现了一种有趣的反差：这边是不苟言笑的父亲，那边是亲密无间的母女俩。

这个反差很容易勾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因为这样的景象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都是经常出现的。

可在这样一个惬意的家人出游的情景过后，切到的镜头是Adi在车里坦露自己对大屠杀的看法。

这一段话无情地把观众拽回他的残忍里：他认为那时的大屠杀是一场战争，而他是胜者，因此他从不会为自己滥杀无辜感到自责，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鬼缠身。

Joshua（导演）扔向Adi的每一个尖锐的问题都被他毫无愧疚感地接住，甚至还将这些炸弹一一抛给了观众。

Adi强硬的回答在逼迫观者们承认他提倡、赞扬的“无道德感”，可这和我们所习得的意志相背，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否决自己刚刚不由自主产生的情感共鸣——就在上一个镜头，我们曾对他产生共情，而从他的残酷言行看来，这样的共情是“有问题”的——否则，“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己。

电影的剪辑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即使这些杀人犯已经认识到一部分的错误，他们仍旧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且很有可能还很享受这些暴虐行为。

我们在他们身上了解的东西越多，对他们的情绪越复杂。

但最残忍的是，无论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他们日后的生活还是会和过去的这几十年一样、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所有与Anwar相关的情节都很好地为以上观点做了阐释。

电影一步一步地展现了Anwar的多面性格，我们对他的态度也由此不再单一。

烧毁村庄的重现是Anwar第一次从受害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接着他又坦露了自己的脆弱，向人们倾诉他对来自上天的惩罚的畏惧。

此刻，我们能够相信他还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也还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与愧疚。

可是，在下一个重现审问的场景里，观众的情绪产生了转折点。

一系列的镜头展现了Anwar以最残忍的方式审问、虐待共产党人。

当他假装要用细丝勒死被审问者时，镜头定格在他的脸上，他神色里的每一寸坚定不移和无畏无惧都鲜明地呈现在屏幕上。

接着，他在设定为“共产党人的孩子”的玩偶身上捅了无数刀，挖出她的眼睛，切断她的双腿。

这些镜头如飓风般吹灭了观者对他抱有的一丝丝期望；我们先前对他的同情、甚至可怜，全都被一扫而光。

在观者对Anwar重新燃起希望的同时，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冷酷无情、蔑视生命。

Anwar本身复杂的性格加上临近结尾时观众的百感交集，让最后那段阳台上的独白变得更像是Anwar对自己的辩护，而非在影院版的剪辑（Theatre's cut）中人们感受到的他的赎罪心理。

他坚信他的行为是正确的、仁慈的，因为他为那些被害者选择了最简单的了结生命的方法，而在我们看来这无疑是荒谬绝伦的说辞。

而且，频繁的停顿与大片大片的沉默让他内心的勉强和拒绝更加明显：他或许知道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但他决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勇敢地面对真相。

电影最后三个画面清晰地说明了剪辑所起的重要作用，将观众对于人性的理解与讨论推向一个高潮。

在阳台独白之前，屏幕上呈现的是Adi和Herman的生活场景：Adi在陪他的女儿做面部按摩，而Herman在全情投入地打架子鼓。

阳台独白之后是一个大远景，和电影的开头一样，描绘了Anwar、Herman和六个女孩在海边跳舞。

这个镜头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其长度足以让观众在当下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沉重的阳台场景正好被安排在相当日常的镜头和极其静谧、优雅的镜头中间，这极大程度上削弱了它本可以通过“上下文”沉稳积蓄、瞬间爆发的冲击力。

此刻，电影所强调的重点已经不在于Anwar时刻变化的心理状态，而是在每一个Pancasilla Youth成员不变的生活里。

无论曾经发生了什么或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这些加害者们总是在唱歌、在跳舞，依然不受惩罚，和清白的平民百姓一样活着。

通过高度统一的剪辑手法，The Act of Killing为观者创造了一个沉重的观影氛围。

从最令人动容的同理心到最丑陋的暴虐心理和对道德的剥夺，它在迫使人们反复思考人性的本质。

电影制作者对加害者的人性化将人类最大的恐惧摆在了观众眼前：这些暴徒和观者在本质上没有差别。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和我们一样普通，相反地，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没有人性、没有道德。

我们永远都不能否认人性里至善和至恶的并存，好与坏也只有一线之隔。

在离开印尼前的一个星期，再一次打开这部片子，三个小时的片长全部是由支离破碎的片段组织而成，然而却如同一幕超现实的黑色喜剧，荒诞得令人心惊。

即使过去五十年的时间，参与当年屠共的杀人者依旧毫无悔意乃至洋洋自得地重演当年杀人的片段，毫无怜悯，毫无愧疚。

在当初血流成河的地方，他们放声歌唱。

即便在印尼待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我依然对这个民族的双面性感到不可思议。

作为伊斯兰教国家，他们近乎虔诚地恪守着戒猪肉、祈祷、包头巾的习俗，然而在他们中许多人心里是没有能够称之为神的存在的。

在他们毫无顾忌地大开杀戒的时候，是否知晓他们所笃信的神明在看着他们的罪行？

在电影渐进尾声，Anwar终于在回想当年时恍惚呕吐。

杀戮从来无关道义与否，无论以再高尚的目的进行粉饰，那抹血痕都始终粘在他们手上，永不消失。

“Tidak semua kebenaran itu baik.（不是揭露所有真相都是有好处的）“当导演问起杀人者当年的真相时，后者漠然地如是说。

”Tapi bagi jutaan orang yang anggota keluarganya dibunuh,itu baik(但是对于上百万家人被杀的受害者，这是对的）”对我而言，哪怕只是为了这样的一句话，我都要给这部片子打五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

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

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

“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

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

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

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

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

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

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

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

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

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

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

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

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

“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

“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

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

“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

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

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

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

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

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

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

“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

“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

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

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在观看的过程中，脑海里总是浮现这样一个问题：在电影的结尾，主角不会因此受到感化，而突然发现自己身负着不可救药的罪恶感吧。

果不其然，这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就这么直白无故的出现了，《杀戮演绎》这部电影，也是好莱坞中意的那块料。

电影里，所谓的诡异感，到底从何而来。

来自历史背景的荒谬，大数据所分析的结果，在印尼剿灭的共党的死亡人数，数不计数。

建立在放在全世界都是属于极为特殊的个例上，在电影里亲身所经历的人们，缓缓诉说的故事，不仅直指历史，还直指传奇，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不再如他们所说的，是还原历史，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造神运动。

在意识形态先行的电影里，诡异的是，或者说让人倍感复杂的，在于放在一个虚假的摄制环境中，不管是群众还是主演，切实的在这个本知道虚假的场景中，感受到了恐惧，喜悦，以及麻木，在虚假的场景中，人的真实情感和劣质布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我们在镜头面前，并不把这些可笑的道具当回事，但是，身处于镜头前的人们，却把一切切切实实的当做发生在当下的了，在这种矛盾中，人的情绪经过渲染，脱离了当下的场景，放弃了依附于事件的叙述，直至最为纯粹的情感，像动物般演绎。

但是，这场景有被化解的余地，当行刑人空中的描述告诉我们，这里或者那里所封存的历史时，我们下意识的给所见的一砖一瓦贴上了名为“真实”的符号，也倾向于和主角共同感受彼时所发生的悲剧，拒绝当下的演绎了。

所谓的诡异感，大致上说，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作者在本部片玩了结构的把戏，但是他也有明确地指向的。

在电影中拍摄电影的同时，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CANGO总会去审阅那些已经拍好的桥段，如果放在电影工作流程中，这并不奇怪，但是，当电影的摄影机对准CANGO记录他所观看的反应之时，我们就会明白，作者不仅仅在于记录，而在于一种批判，一种揭露。

当CANGO对自己的行径进行某种解释的时候，或者说，对电影发表某种看法的时候，在这几个片段里，CANGO从浅入深的给每一段进行详细的解释，当然，口中也不能离开对于他所拍摄的电影里，人物的政治符号化解读，以及对应到历史的真实，所展示的意义。

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解读后，CANGO和两个孙子观看了片段，在进行一段后，CANGO让两个孙子离开，将最终的问题对准自己，进行自我剖析似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起效的仍是“扮演”功能，具体说来就是“换位思考”，CANGO在上述虚假的场景中所面临的恐惧，让他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所对人造成的创伤，在此之前，如同他所解读的，他将他屠杀的人不看做人，而是一种符号，“某种主义”的代表，而他作为行刑人，他所背负的罪恶理应归于国家，归于下命令的领导，这就是他能下意识杀人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人本身的嗜血性。

所以在这段历史下，罪恶是不在于人身上的，而在于某种体制之中，但是，这样的体制现在在印尼还继续实行，不得不说的是，当把体制拨去，将罪恶还给人类自己，所谓的忏悔，会发生，也会迅速消散。

而让这一切得以转变的，是拍电影这件事情，在那里，CANGO才能稍微拨去体制所产生的禁锢，从而在狭小的空间内，让思维充盈自身，思索历史的意义，自我的意义，当面对最纯粹的自己时，他才会明白，自己被异化到如此地步，而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演绎，是在电影里的压抑和释放，是在电影结尾之前每一个片段所造成的积累，量的积累才能引发质的变化，让CANGO跳脱出所有框架，审视自身，人文关怀的回归也许只是素材上的一窥，但是，对于这部片来说，也就够了，结构所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如此明了，而第一层次的（纪录片）的结构，更加预示着，这是个符合好莱坞的故事，而非作为更深层次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在展示上玩出那么多花样的作者，做的也够多了。

素材的组合造就了这部电影，也毁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道德价值批判也极重。

作为藏在背后里的作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引导CANGO，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得出的结论却又如此简单，也如此直白，单纯，让人感到诧异，厚重的人文关怀在截取了CANGO的悔过，在曾经行刑场干呕，也就仅仅如此了，CANGO一生的经历，在那个晚上，全部被毁掉了，而第二天呢，他又如何，他是活在肯定自己所做出的行为之上，而得以苟活的人，就在那一晚后，他又如何活下去了，电影里没有给出答案，对于作者而言，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让CANGO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罪恶，然后呢，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正统思想，也为自己泛滥的人文关怀用极为嘲讽的方式抹上重重一笔，可是嘲讽的力量在于伤人，当他们坚定无比的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上，带着摄像机，成为大法官，来审视眼前犯人的时候，谁又能成为批判作者的法官呢，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我们，这样的行为也许是拯救，也许是毁灭，而拯救和毁灭，仅仅存于一线之隔。

真正的结局不止于此，而我们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了。

当流氓当了家，效果也许还不如土匪他们为了贬低共产党的形象，他们决定拍一些杀戮的影片，并引以为豪。

不禁让人想起了若干年前，无数小学生在影院看过的一些电影。

政权毕竟建立在杀戮之上。

作者拍这部片子，给西方世界震撼到了。

同样也给了世界一记重拳。

这些屠杀背后的‘自豪之情’和对‘睡眠质量’的担心，必将永远萦绕在刽子手身边。

一部好的纪录片当然不仅仅是记录，而是引起观者的反思。

的确，一件让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的往事。

由在多少地方，多少历史上存在过呢。

当胖子赫尔曼坦诚自己竞选的目的时，不需太多联想，就会感到一丝凉意。

看着这几个老流氓在敞篷车上高谈阔论的谈着‘杀死所有中国人’的言论，我很想知道，究竟是谁，杀死了中国人。

最残忍的惩罚就是在你死之前告诉你，你所信仰的都是错的，而根本不给你忏悔的机会。

最后安瓦尔·冈戈回到当初的行刑地，无助地坐在地上，看着那些屠杀的工具，问：为什么我当初要杀死他们。

没有人回答他。

他干呕的声音，正如被他处决的人死前发出的声音一样。

也许他怀疑自己了，也许他渴望一个忏悔的机会。

但，他永远得不到了。

在死寂的处绝地，只有他和梦中瞪着他的眼神。

回应他的是历史的沉默和内心的梦魇。

而我们，就这么看着他，或嗤之以鼻，或是根本没有什么回应。

喝一杯咖啡，吃一片薯片，就这么看着，就这么冷漠地看着一个杀死无数人的老流氓，老去。

【6.8】1、这电影的评分多半来自其意义，意义是有的，记录嘛，但是真不好看2、印尼流民杀贡惨當，这些流民徒手杀人，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罪恶感，特别是那个男主角，他最后回到犯罪现场，那个呕吐我觉得应该还是真实的，至少看起来很真实。

但是真正的刽子手呢，那些憎渍家，赠腐，这些组织的头目，依旧没啥罪恶感，因为正如那个报社老板说的，他不用出手，手下自有人出手杀了他想杀的人，他没啥负罪感，这种才是最大的BUG。

3、人类因为群居才在自然界存活下来，所以人类的基因里就有厌恶族群相残的基因或者倾向，所以杀人狂魔人杀多了，也会内心不适。

4、整个电影比较无聊，一度看不下去。

历史上的屠杀太多了，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因为憎渍家的野心而死去的人更是比这多多了，一个人徒手杀一辈子，也不如憎渍家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