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董建华发落

对于香港的影视创作者来说，1997年是一个非常别扭的一年，这一年香港回归，但是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

香港人的过去和未来也会因为这一年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内地观众来说，这样的变化对于自己影响不大。

对于香港人而言，这样的变化对于自己影响很深（当然，后来看来影响也不是很大）。

然而香港的一干创作者们却迈不过这道坎。

有的人很别扭，比如陈果，到现在一直别扭，有的人很茫然，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的导演。

他本来想通过一部影片来展现社会问题，然而他通篇说了很多，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

《等候董建华发落》听起来好像是一句发牢骚的话，实际上也是一句发牢骚的话，这句话的前前后后代表着香港的过去和未来，但却没有人愿意看看香港的现在（片中的二十一世纪）。

一群少年犯，在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因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在等待英女王发落，等到了回归后，他们的案件没人受理的时候，又成了等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发落。

这样的等待之间，这些少年犯们开始了自己的五味人生。

而在监狱之外，为了他们自由平等而奔走的人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五味人生。

邱礼涛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一定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因为这部影片涵盖的内容太多太多，但通过影像展现给观众的却显得太过于凌乱。

作为观众，在观看了这部影片过后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邱礼涛好像是说出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但好像是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讲述故事的方式并不系统，所以稍显零散，这对于观众不友好，同样对于片中的角色们也不友好。

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少年犯的刑期。

法官们可以定义少年犯的恶，但却没有办法定义少年犯的悔过。

谁来评定他们的悔过，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才叫悔过？

这一点没有说明，同样的也没有人去定义，影片的核心内容是少年犯的公平问题，是少年犯面对自己的刑期的法制问题。

然而创作者怎么展现的呢？

创作者试图展现了少年犯面对的法律给予他们的不公平，甚至于展现了少年犯曾经行过的恶有多么的恶性。

但唯独没有展现少年犯的悔过态度。

影片展现出来的这些少年犯的悔过态度，无一例外都是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刑期的不满以及对于自己现状的公平与否的担忧。

这些都不是悔过的态度，充其量只不过是面对自己的现状的一种发泄。

试问这样的发泄，宣传的是什么？

这些人真的值得原谅吗？

这样的态度之下，恐怕没有多少人会选择原谅这些少年犯，更不会有人愿意相信他们也会重新做人。

为他们奔走的女孩在看到自己支持的少年犯曾经的罪恶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强烈的心里不舒服，更何况普通人。

想要获得普通人的谅解，一定要有一颗悔过的心，然而片中却没有让观众看到这颗悔过的心究竟在哪里。

一味的卖惨，只能让观众们对于这些人感觉到厌恶，失败的自杀更像是对于现状的反抗，而并非幡然悔悟，请问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邱礼涛想要展现的第二个点，莫过于对身处香港的人的迷茫的描绘，不管是从内地来到香港讨生活的大陆人，还是香港本地的原住民。

他们的社会问题都值得关注，罢工，家庭暴力，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香港迎来了经济腾飞的几十年，且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然而快速发展的经济并没有解决香港人的恶社会问题，一直到九十年代回归前后，香港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时至今日，这都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主要矛盾。

这些问题有人会注意？

大家看到的香港是一个辉煌的香港，就如同大家看到的香港电影曾经也是一个辉煌的代名词一样。

没有人意识到这种辉煌是会有相应的代价作为平衡的。

有获得就一定会有支出的成本。

而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了获得却忽视了成本。

真正等到问题出现后，这种成本被转嫁到底层人群身上的时候，他们能做什么？

他们自然会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抱怨政府的无能。

但这些是真正的原因吗？

香港的劳资矛盾为什么在之前会形成罢工的趋势，本质上因为发达国家六十年代的产业转移造成。

当香港经济迎来腾飞的时候，他们接受的是发达国家基础的轻工业，而这些基础轻工业往往是劳资关系最为紧张的行业，因此，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社会矛盾随意滋生。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迎来了自己的经济腾飞，但付出的代价本片说的非常详尽。

然而这种代价却没有人认真研究。

重新选一次，香港人还会不会为了经济而牺牲自己的社会结构呢？

这些问题邱礼涛会考虑吗？

这些问题，香港的本地导演会思考吗？

看到问题却看不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一样，往复循环而已，没什么意义。

……

电影影像极少带有切肤之痛地反映青少年犯罪和社会人权等问题，因而该领域的作品默认为社会的隐晦，长久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导演邱礼涛不肯随波逐流，将思考、情感、价值观诉诸于《等候董建华发落》这样一个电影平台，坦言自己对青少年犯乃至底层群众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明确地表达对久久忽略的人性与法理孰轻孰重的再探讨。

编剧抛弃了剧情耍花枪式的闪传腾挪，或冷静或严肃地将姿态俯至底层，与现实进行当面对质:香港法院秉承人权精神，体谅张有铭(男主角)等青少年犯心智不成熟，判处“等候英女皇发落”，实际操作中青少年犯没有确定刑期，羁押时间远超刑期；议员梁忠勤，女孩誉玲的口号仍然是人权之名，帮助他们确定刑期；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还是遗憾失败。

真相往往看守在弥漫的层层雾气之后，并被打上诡谲的标签。

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命令我们要用矛盾的辩证法观察世事——这绝对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故事。

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层出不穷，折射出的香港底层群众孑孓的生存困境，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也曾经讨论过底层群众的生存问题，这样冰冷刺痛的现实问题即便发展如今天依旧无法根治，不甚唏嘘；等候英女皇发落转为特首发落，在主权易帜的大背景下法律该是如何衔接，民众在历史过渡阵痛期表现出的惶恐不安与怅然若失是真实的写照，像是陈果导演《去年烟花特别多》中五个军人的何去何从，不自觉成为九七的一个注脚；梁议员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孤立无援、倔强坚持地为青少年犯找回人权，这样的“异类”与奔波于现实利益的政府官员形态的对立永远难以弥合，面对这样的官僚阶层的反思何等必要；这个日渐腐败堕落的社会环境与埋怨一代不如一代的双重标准，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嘲笑着称之为“文明”“进步”“发展”的东西，像是黄秋生在《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拿着的那一把锐利的切肉刀，邱礼涛亲手拿手术刀一点点地撕开着整个社会的面目，浓丽的血痂、浓郁的血液正欲喷薄而出。

宝马山双尸案是引子，镜头聚焦的是诱导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张有铭在监狱里痛哭流涕地向誉玲倾诉自己的爸爸经常打他虐待他，一直找不到亲生妈妈，少年犯的头逼他拿棍子下手，否则他吃不了兜着走，这符合芥川龙之介在《罗生门》中揭示的人世真相以恶凌恶。

受恶到凌恶，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张有铭走上犯罪的道路。

张有铭被抓住了，他是不幸的，誉玲没被抓住，她是幸运的，但犯罪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两人心中对犯罪的畏惧感和愧疚感是不会变的，这或许也是誉玲迅速和张有铭产生互动沟通，誉玲选择帮张有铭确定刑期的一个原因。

倘若照弗洛伊德理论的话，誉玲的行为不是内发的而是外来的，是所谓的“强迫重复原则”，那是什么？

是她在反思自己的过去？

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归根到底是人性的驱使。

电影核心部分是关于等候英女皇发落的判决讨论。

这是大英帝国民主法律的产物，基于青少年心智和判别力的年龄缺陷，这样的处决自是法外开恩。

改过自新，宽大处理，这是法律之外的人性伦理的胜利，理应鼓掌。

事情的结局是莫测的，当漫长的等待变相为无休止的监禁时，当主权交接法律蓝本的延续与否时，结果演化成了对人权的束缚与践踏。

这是一个有关政治的命题，等候是英国民主的产物，而在大陆等候×××判决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

电影有一个细节是一个青少年犯在知道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时，嘴里说道宁愿香港变成大陆一样，这样枪毙就一了百了。

这恰好说明香港人在一直受益于民主与法制的同时，也深受民主与法制之困，当民主与法治成为累赘时反而不想再要。

政府议员由三百万选民由民主选举产生，为选民服务，对选民负责；梁议员小到煤气水电大到基本法修订，扮演着九七前夕港区的公仆。

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有人居然抱怨没有行使过选举之大权，不可谓不“可笑至极”。

这两者有差别吗，是没有吗？

有的话又在什么地方呢？

梁忠勤议员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应该做的事，值得做的事，在外人看来是在以一种勇敢到近乎莽撞的行为为青少年犯请命。

尽管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眼里这都是一个“异类”的举动，可正是有这些“异类”举动，才有把社会陈腐与压抑的气息驱散的可能，这个社会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相比于他的同事，即其他的官僚阶层，更倾向于讨论安己身立己命诸如此类的命题，梁忠勤是大哲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看见外面世界的自由者，其他人是永远只能看见自己影子带着镣铐的囚犯。

我也一直想知道，也一直想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难道做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东西就能万事大吉？

难道人人选择乐呵呵地妥协沉默真的就能国泰民安？

难道那些真正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剖析社会弊病的人就要被认为成“异类”？

我发觉没有任何时候比我现在更加的体会到狄更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的箴言，只有那些无法心安理得地坦然面对社会生存困境的人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们才是社会进步的“脊梁”。

若有若无的关注使底层群众游离于社会的逼仄空间久久得不到释放，恶劣的社会大环境日趋成了青少年犯罪滋生的温床。

《等候董建华发落》是一部有关于法理与人性的电影，关注的视点是底层群众。

等候英女皇发落到等候董建华发落，法律的基石有了绝对的变化，判决的最后结果反不如前，这只能说明是无法撼动的旧法律体系，旧人情观念，旧官僚阶层，而无法实现在所谓新社会里的对三旧全面系统的改制，也就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文明。

未看片子之前，我就被片名吸引了。

我冲动地通过内容简介误以为这是陈果的片子。

在整体上被娱乐垄断的香港电影市场，只出现一个草民陈果，就成就了香港电影的另一种品格，扯起了香港电影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底层的，边缘的，政治的，说白了，也就是陈果的啦。

陈果的标签贴满了有关草根阶层，社会责任的成品及还处在政治子宫内的半成品上。

所以我产生上述的错误基本上是情有可原的，我不曾料到，除陈果外，还有人会对政治感这么非典型的冒。

尽管邱师傅自己说了，他讨厌政治，他无意去拍一部具有很强教化意味的政治性电影，但结果他确确实实就拍了这部极具现实意义的针对性电影。

我们知道没有谁会无端的跟政府过不去，我们只知道有社会良知和健全人性的人会跟自己麻木不仁冷眼旁观的丑陋内心过不去，能做的，就是通过一件事把这种隐藏的恶念击得粉碎，比如邱礼涛拍《等候董建华发落》。

未成年犯罪是除香港外，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在内的人类社会的普遍社会现象。

当法律把社会因素和犯人自身心智成熟程度考虑进去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的时候，不管是从刑罚的严肃性角度还是从人道立场，都给未成年犯一个从轻发落，使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英属港府的“等候英女皇发落”就是这么一部徒有其表的“恩典”判罚令。

在1993年香港未废除死刑之前，终审法官对未成年犯人不判死刑和终身监禁，而判处“等候英女皇发落”，原本的意图是让犯人在不确定的羁押期间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条件成熟后，由英女皇特赦他们。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一部充满人性，符合人道的法令。

93年，香港立法局废除死刑，将一切死刑犯人判为终身监禁，这时，“等候英女皇发落”便形同虚设了，那些未成年犯人一律被终身监禁。

从立法意图来看，当时的政府有意疏忽了这些未成年犯人。

至香港回归前后，立法局通过《长期监禁复核条例》，出台犯人“确定刑罚期限”，政府象征性地确定了其中几名羁押时间过长的未成年犯人的刑期，但他们确定的刑期居然高过了成年犯人的实际服刑时间。

电影针对的就是这部荒谬的殖民地法律及此引发出的关于未成年犯人人权问题的思考。

小铭的个案表明了这个沉重的主题。

小铭16岁那年，随老大抢劫，行为中老大突然变卦，命令小铭等手下将两位遭抢劫的情侣打死。

小铭惧于老大的喝令，不得不参与他们的行为中。

被捕后，因未满十八周岁，而被判为“等候英女皇发落。

”小铭在等候中已服刑十二年。

他的刑期确定后是不少于三十年。

“不少于”的概念再一次撕破了特定历史遗留下来的假人道的伪善面孔。

我们来比较一下我国大陆的刑法制度。

按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小铭至多属于被教唆犯罪，加上他未满十八岁，应减轻处罚；或者属于被胁迫犯罪（老大当时用言语威胁），应免予处罚。

相形之下，是小铭的命运太惨？

还是殖民政府的人道主义文章做得太过表里不一？

小铭在狱中洗心革面，勤奋努力，力求上进，满载希望重新做人，回报社会。

他天真的信心在等候中渐渐磨灭。

最后等来的仍不过是长时间的羁押，毫无希望可言的结局的时候，特别是连上诉的机会都被抹杀了，心灰意冷的他只有以死来结束一心向善却不被接受的生不如死的痛苦。

小铭的寻死是一声无力的绝望的呐喊，在一个被逼到以死来争取基本人权的情形下，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影片并不是一味揭示政治内幕的纪实，而更多的将镜头对准了孳生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现实。

片子的几名未成年犯人多是父母离异，在贫困的木屋区长大，缺少关爱和正常教育机会的底层青少年。

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诱发他们犯罪的社会因素正暴露了一个繁荣的背景掩饰下的种种疮痍。

片中的希望还是有的，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并坚持不懈，敢于同当局做激烈抗议的梁议员正给了我们这种激奋的感觉。

在正义面前，在一群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面前，良心才是良心。

希望的人有瞬时。

绝望的人有永恒。

来自于烟头的BLOG，2006年2月14日。

很可惜的是，这部电影，由于碟片的原因，我只看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死活放不出来，很遗憾。

应该是大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看的吧。

VCD的效果很差，但还是很有兴趣。

今天突然在某个地方见到艾敬的名字，就想起了这部片子。

说什么好呢？

这部2001年第52届柏林电影节的开幕电影，这部注定无法在大陆公演的电影，这部让我思索人权和法律的电影，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感觉很微妙。

故事的中心是曾经凶恶的少年杀人犯，因为曾经残忍的杀害了一名英国青年而身陷囹圄。

因为是少年，所以不能判处死刑；因为曾经罪大恶极，所以不能从宽处理。

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名为“等候女皇发落”的罪名。

是的。

等候。

wait。

只有等，无休止的等。

等待带来荒谬。

因为死刑的废除，那些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成年犯人得到了有限的刑期，很快刑满释放了。

而那些等待女皇发落的少年们，也在监狱的黑暗岁月慢慢长大了，成为青年。

他们发奋学习，努力悔改，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见天日。

等待。

等到过了97，等到女皇离开，等到董先生到来。

议员和志愿者为他们奔走，呼吁，从港督政府到特区政府，换来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心灰意冷。

我说过，我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可是我大胆的揣想，也许根本就没有结局。

他们的命运，或许还是只有等待。

只不过从“等候女皇发落”变成“等候董建华发落”而已。

现实无奈，法律无情，反抗无力，而命运，一早注定，无法改变。

我想起那部有名的剧作。

等待戈多。

Wait. Just wait……

　这部片子有点像面镜子，关于电影内所涉及的人权法律人性民主等等问题的镜子，你通过它可能会看到你内心对这些问题这些现象的思索体悟，但也可能会看到的只是真实投射成的假象

电影《等候董建华发落》在港片里面属于社会纪实题材。

因涉及街坊工运、97回归及董特首等敏感话题，曾经长时间难得一见。

没想到这电影通过网络在国内已经被公开传播，值得保存再看一遍。

故事的起源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回归前二十几名作奸犯科的未成年犯被当时的港英当局以“等候英女皇发落”、法外施恩为名，被无限期羁押长达十数年。

到了97回归在即，议员梁忠勤、社工誉玲等有识之士开始为之奔走呼号。

试图争取罪刑法定、合理羁押。

但是直至97以后，为之努力的结果换来的却是一纸“等候董建华发落”。

第一次接触这部电影的观众，想法大概都是一致的：看看咋回事，杀人最少不应该轻判。

不过，即便是不应该轻判、可是也没有这么办的：以押代判，形同无期监禁。

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懵懂少年受同伙胁迫致人死命，锒铛入狱、实在罪有应得。

无奈港英当局司法程序积弊，致使多名未成年人犯被无限期羁押候审长达十余年。

回归后又因积重难返、再被判最低刑期三十年，远超过成年人犯罪应负之刑责。

同罪不同罚，违背罪刑法定基本法理。

影片从真实案例切入以此来揭露昔日司法制度的不尽如人意处，实在是一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写实影片。

刑罚的社会意义的不在于以暴易暴，而是在于预防犯罪、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除非罪大恶极、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社会败类，否则大多可以网开一面、给予洗心革面、悔过救赎的一线生机。

而影片中讲述的真实案例，则是意在揭批九七前后文过饰非的文牍歪风以及昂首天外、闭门造车的官僚作风。

内地女歌手艾敬在片中出演女主角，而且由始至终的通篇人物、戏份很重。

沈阳姑娘艾敬，在内地曾经是知名的摇滚女青年、民谣一姐，经典曲目是民谣曲风的《我的1997》。

作为非专业演员 ，艾敬在本片中的的出演分外引人关注。

既是亮点，也是槽点。

由于缺乏必要的表演张力，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说得直白些，就是艾敬演得很烂。

其实想要成为一名好演员，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发散的思维，善于揣摩人物内心。

然后结合自己的生活感悟由表及里彰显出来。

这样才能调动电影观众的情绪和易位思考，引起共鸣烘托剧情升华电影主题。

作为上镜经验不成熟的女文青，艾敬在银幕上难掩非专业演员的通病。

结果上镜表演往往就是本色出演，悉听导演调动。

一言一行、眉宇之间，多数时候都是在做戏：或者保守、拘谨、唯命是从；或者张弛失度、大悲大喜、一惊一乍。

这样的演员，说到底是不懂得怎么学习、从而失去了进步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主打曲是BEYOND乐队的《我是愤怒》。

歌词充满爆炸式的愤怒和几近呐喊的宣泄、“只想吞千吨的怒火”。

《我是愤怒》是四子时期创作的一首带流行金属曲风的摇滚作品。

收录于Beyond1993年5月发行的粤语专辑《乐与怒》内，最早出现在另外一部香港电影《醉生梦死之湾仔之虎》（1994）里面充当插曲。

与你遇着在路途你莫退避我是愤怒几多虚假的好汉都睇不起只想吞千吨的怒火未去想失声呼叫i'll never die i'll never cry you'll see 专辑《乐与怒》一度成为BEYOND乐队回归摇滚的宣言。

不料一个月后家驹在东京演出现场遭遇不幸伤重不治，再没有机会把自己想要的音乐奉献给大家。

－－等待从小失去家庭走上歧途的少年，杀人但因年纪过小被判等候英女王发落．等待是件折磨人的事，意味着希望，可是又遥遥无期．Deadline的意义在于，你知道过了那个节点，一切就可以结束．97是个milestone，你以为可以有个答案，可是翻过去还是只有等待．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可是有所期待总是好的，哪怕只想在颁奖礼上握住你的手．－－救赎"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帮他？

"有时候，与其说帮助别人，更多的是帮助自己．当女主倾听少年在经历十二年的牢狱之后无人探访，积下的苦闷时，想到的未必不是自己心底埋藏的不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答案，再此之前，请别放弃希望

*电影将宝马山双尸案两个少年犯原型合二为一，但现实中，作为污点证人的尹三龙98年获得了死者家属原谅，刑期定为27年，2004年出狱，而张有铭的真正原型张有恒被董定为“最低30年刑期”，2002年高法确认董的“发落”违反基本法，通过上诉，2006年才被终判35年刑期，抵扣此前服刑时间及假期，张有恒于2009年出狱，根据2018年的新闻（包括梁议员本人采访）显示，他出狱后有稳定工作及家世。

*邱礼涛在电影拍完尚未上映（成本300万，票房18万，奖项也几乎一无所获）时有篇博文（http://www.hermanyau.com/cfromQtoCE.htm），其中部分内容卡夫卡陆也曾摘录转述，有一段话现在看更值深思：有鑒當年的《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飽》很賣痤，所以有人曾經提議過把其中一個個案放大，用奇案片的方式去拍這個戲。

這是一個我不能接受的提議，如果這電影只能以這個形式和觀眾見面的話，我寧死也不拍，還會為我成長的城市感到可悲。

有人認為這電影涉及太多政治，劇情也過於沉重，觀眾不會喜歡看。

老實說，我也討厭政治，但有些東西是你雖討厭也得要面對，因為你我都生活在其中，而且我並不認為不談政治是香港電影人的智慧，相反，電影人也可以有他們的政治訴求，我們為什麼不能讓電影工作者用電影去見證一個年代，或用電影去為一個時代添一個眉批或者注腳；再者，通常口口聲聲說不談政治的人都是坐享其成的人。

我也明白為重犯討公道，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沉重的劇情並不必然就會把電影拖垮，在觀眾說「不」之前，電影人就先說「不」，這是港產電影最大的絆腳石；我尊重每個人發表意見的自由，但懇請持這些意見的人不要阻止某些片種的電影面世，好讓港產電影能够做到百花齊放。

*片中誉玲（理解为邱礼涛也可以）第一次探监给有铭带去的三本书，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傅雷家书》，因为是硬皮书未获准带入的应是《海明威文集》。

邱礼涛算得上是烂片常有但我很喜欢的导演。

这部电影勇气之可嘉，立场之偏颇，想说之庞杂，心意之诚恳，手法之拙劣，真像足了学生作业。

邱导可是在香港电影圈浸淫了数十年的老手，竟然还有如此学生气的作品，我不得不说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赤子之心了。

绝对不是讽刺。

　　作為局外人，要說一句寬恕太容易，但對於身受著傷痛的人，要與仇恨斷裂是一件很難的事。

　　在寶馬生雙屍案發生的時候，譽玲跟有銘也還年輕。

譽玲心不甘情不願地來到香港，母親用著譽玲不能理解的方式關心她。

譽玲不覺得母親是在著緊她，只覺得母親賴不講理，連穿一件像樣的衣服也不允許，買一瓶醬油也得穿著校服。

譽玲覺得母親不疼愛自己，就只有表姨丈會對自己好，帶自己出去玩，然而表姨丈只是貪慕少女童稚的身體，把譽玲當作洩慾的對像。

年輕的譽玲並不明白，覺得只要有人對自己好就行，直到被母親揭發才離開了這個家，結束了這一段色慾的關係。

譽玲恨著自己的母親，一個人回到國內，當上了工廠女工，再被另一個年長的男人包養，供書教學，成了現在的自己。

譽玲曾企圖謀殺表姨丈的妻子金姨，卻沒有被人發現，這成了她心中的一個秘密，在見到沒有確實刑期的有銘後，譽玲決定幫有銘爭取刑期，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有銘，但更大程度是為了原諒自己。

我曾經做錯過，與你不同的，只是你被抓到了，我卻逍遙法外。

譽玲在街上遇到因被自己推出馬路而失去行動能力的金姨，自己跟有銘其實同樣是手上沾了鮮血的人，憑甚麼叫人受苦，而我自己卻置身事外？

譽玲幫有銘及其他同樣被判了「等待英女皇發落」的少年犯爭取確切的刑期。

有銘說他最大的願望是見見自己的生母，這令譽玲想起多年不見的母親。

你渴望見自己的母親，卻不知她在茫茫人海的哪一處；我有著一個伸手即及的母親，卻選擇背她而去，一別多年。

譽玲回到自己成長的地方，見到了已經老去的母親。

母親曾經因為女兒勾引表姨丈而恨得把她趕出家門，然而再恨都好，只要女兒肯再來看看自己，怎麼樣的恨都可以洗清。

母親沒有再用惡恨恨的語氣跟女兒說話，只是煮了一頓飯，叫女兒多吃一點。

譽玲在牆上看到自己小時候的裙，那個時候自己偷偷把裙拋出家外，打算母親應承讓自己出外跟同學看電影後，再偷偷地把衣服拿走，在外面換掉，卻被母親發現，把裙子剪成碎片。

譽玲看見裙子，說這麼破了，怎麼還留著，母親說這是你喜歡的裙子，我怎可以丟掉？

裙子一留就是這麼多年，當年母親趕譽玲出去是真正的恨，看見女兒裸身與親人躺在同一床上怎能不生氣？

然而再氣也都及不上你能回來重要，把裙子留著，就是希望有一天你回來了，能把裙子還給你，雖然別了這麼多年，裙子都不合穿了，還是一直留著，掛在最當眼的地方，好教我望見的時候，也能想起你。

譽玲肯回來探望母親，已意味著原諒母親。

看見掛起來的裙子，譽玲終於知道不是母親不肯原諒自己，而是自己不肯給自己機會去原諒那個早已變得和氣，懂得說一句「你想說的，你自會對我說」的明理母親。

最後，譽玲跟母親說「我們一起住吧」，正式完結了兩個人之間的恨。

　　有銘從小就被丟到孤兒院去，父親為了申請一間較大的公屋才把他接回家裡去，卻又對他不好。

後來，有銘跟了老大，在同夥脅迫下殺死了一對外藉男女。

外藉男女的父母聞得子女葬生，傷心得高叫殺死他們的人應當判處死刑。

譽玲為有銘請求判決刑期，找來了當日的報導，竟見那對男女不獨失去了生命，在死前更遭受殘虐。

面對這這兩個被虐者的照片，震撼得信念動搖，「到底我在幫一個怎麼樣的人？

」。

與死者沒有關連的人看見照片後尚且驚惶得不敢再去見殺人者，對死者的父母而言，那種傷痛又怎能輕易地化得掉？

然而，死者的父親卻在多年之後原諒了殺人兇手，更為當年只有十六歲的有銘求情。

這樣的寬恕要多大的勇氣才做得到？

　　眾人在知道死者家屬為有銘求情時都開心得奔奔跳跳，但有銘卻坐在花灑之下，一臉感傷。

要寬恕自己並不見得比寬恕別人來得易。

有銘跟譽玲說自己當時是被迫的，同夥說苦他不打兩棍的話，他便要成為當日的第三個死者，有銘在這樣的協迫下才加入殺人。

然而，一句被迫就能置身事外嗎？

殺了人就是殺了人，殺人者終生受折磨，死者掙扎的樣子殘留在有銘的腦海中，成了夜夜的夢魘。

家屬的原諒反而成了更大的壓力，面對著長期的囚牢生涯，以及無了期的心靈折磨，有銘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然到了最後一刻，有銘卻放棄了，死亡沒法子贖回自己所犯下的錯誤，如果真的後悔，就用活著的生命去還吧。

囚並不是想令人變得絕望，而是希望犯過錯的人明白自己失去自由雖然痛苦，但相對於那個生命被自己剝削掉的人來說，自己的痛又如何比得上他／她？

有銘放棄死亡，一心等待那個沒有見過臉面的母親。

　　一個恕字說得輕易，放在自己身上，又要多少的寬容才能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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