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丝带

Michael Haneke follows Lars von Trier (Antichrist) in borrowing a serviceable horror-movie premise, gussying it up for 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crowd, and passing off its sclerotic insights as harsh new truths about the essential evil of man (and woman and child). Von Trier wallowed in psychodrama and metaphysics (and gore), but Haneke has a social agenda. His brow lifted higher than usual, he attempts to depict the festering psyche of the Germans on the brink of World War I. The movie plays like an Ingmar Bergman remake of the little-kids-from-space picture Village of the Damned—except if Bergman had made it, he might have set out to discover something he didn’t already know. Haneke’s contempt for humanity had congealed into dogma before he shot his first frame of film. The movie is a long 144 minutes.Haneke’s setting is a small village rocked by acts of malevolence. A doctor and his poor horse connect with a trip wire. A farmer’s wife working for the town’s chief landowner, a baron, falls through a hole in the floor—shortly after which the baron’s little son is found strung up and lashed, with a note that says the sins of the father will be visited on the child. Who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such acts? The ingenuous male schoolteacher (who relays the story of the village as an old man) notices a group of children led by an obsequiously angelic blonde girl and her guilty-looking brother as they troop down the street to ascerta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test victim. By and by, the blonde gazes with disgust on a boy with Down syndrome—clearly an inferior specimen. The teacher sees the brother balancing over a precipice: The boy says he’s giving God a chance to kill him for crimes unspecified. As in the revenge-of-the-repressed quasi mystery, Caché, Haneke doesn’t deign to deliver the genre goods—resolution, catharsis, etc. That way he can crudely spell out his themes and yet still give the bourgeois audience the finger.Haneke depicts the whole village as morally corroded: economic exploitation, incest, corporal punishment of kids, hypocrisy, too. The title refers to the white ribbon the minister ties to his eldest daughter to remind her of innocence and purity. Later, he binds his elder son to the bed to keep the boy from masturbating. Few can resist abusing power: It’s a virus. And we know where it’s leading: to blind obedience, collective madness, fascism.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the director made the leap from generalized sadism (Benny’s Video and Funny Games—so not nice he made it twice) to political indictments (Caché). But his basic sadistic impulse never evolved.Christian Berger has shot The White Ribbon in stark black and white, in imitation of Sven Nykvist’s work in early Bergman. It’s striking. But Bergman pared down the frame to allow us to scrutinize his actors’ emotions, while Haneke’s faces are (Scandinavian-looking) masks. Chill to the core, he presents human cruelty not to make us empathize with the victims or understand the oppressors but to rub our noses in the crimes of our species. He thinks he’s held on to the subversive ideals of punk, but all I smell is skunk.

看得懂与看不懂似乎成为甄别文艺片的PH值试纸，高下立见。

出于对此类片子的敬畏，又不敢轻下结论，唯有颔首低眉以待山外高人来为我们醍醐灌顶，只要冲锋的号角一吹响，伪文艺分子们便会前赴后继地挖掘出影片无穷的艺术价值，谁要不长眼地说了个“不”字，那他只好自动跌入降级区，沦为三俗的下里巴人。

花两小时看完《白丝带》，此片曾获2009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影评人奖，看之前就做好观影准备，泡了杯浓茶，买了吊炉花生。

此时我仍为我英明神武的先见之明而欢欣雀跃，我也默默祈祷着我的段位能早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举目远望）。

此时主题曲缓缓响起“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战前的德国，一如既往的美丽田野风光，仿佛被世界中心遗忘的村庄，严格的行为规范、礼数和理智只是无知和宗教对人的天性的压制的另一个代名词。

时间几乎停滞的长镜头，久久悬而未解的神秘伤害案，除了剧中人物演奏场景外的无配乐，演员克制和精准的情绪和气场，一切都让Michael Haneke这部讲述“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的黑白电影散发出一股平静的沉重，让人想要逃离却又欲罢不能。

人天生体内的自由和叛逆的力量被道貌岸然的无情压抑，它只能寻求更隐蔽，比无情更无情的方式逃逸。

当这一切暴行发生在纳粹身上，我们可能已经司空见惯，然而在这貌似广阔实则密不透风的村庄里，任何看起来无助和无力的人，他们很可能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拒绝成为受害者……

文/故城有人说哈内克暴力自上至下充满着一种温文尔雅，却如冰冷的匕首刺向每个人的心房，其实他的冷峻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弊端的一瞥中，他制造出一种疏离内生于社会秩序的无助，挖掘出一种暴力内生于内心欲望的无奈。

《白丝带》继承了哈内克电影一贯的“开放式”结局，也继承了哈内克一贯的阴郁内质，将潜藏在社会结构下的群体压力与异动展现给观众，有着撼动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根基的勇敢和执着。

一《白丝带》的故事发生于一战前的德国小镇。

它讲述了掩盖在平静小镇下的嫉妒、怨恨与报复，伴随着医生的坠马，农夫妻子的意外身亡，男爵儿子被鞭笞以及谷仓被恶意焚烧，似乎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正在展开。

实际上即使在影片的结尾，我们也无法知晓那个阴谋的策划者到底是谁，村长女儿对众人的缄口、牧师对教师疑虑的恐吓都让观众心中的假设与猜想无法考证。

影片完全以黑白影像呈现，摒弃色彩的渲染和暖色调的侵扰，黑色给影片搭下了庄重与阴郁的基调，作为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严肃影片，这样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

哈内克说，用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来制造出一种遥远的效果，“遥远”本身酝酿着一种距离、一种荒芜感，使观众能更清醒自己所处的位置，也更接近影片所表达的核心。

影片中没有任何配乐，完全剥离了音乐对于叙事的牵引和干扰，观众只能听到脚步声、关门声以及人物的对话声等，寥寂的声音世界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影片中牧师家走廊的那个长镜头让人难忘：狭小的空间里，孩子低着头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将戒鞭取来交给父亲，我们观察到的只有暗哑的灯光和脚底压迫木地板的咯吱声，关上门，寂静中传来的是鞭打声和矜持的呻吟。

我无法描述此时内心巨大的压迫感到底来自于哪里，是逼仄的空间，还是枯燥的声音，或是两者兼有？

只知道静寂中内心已汹涌澎湃，却无法阻止肢体的僵硬和冷却。

一个个长镜头和空镜头的拼接，便让这种煎熬延续，便让身上的镣铐越发沉重。

《白丝带》的别名叫《白色录音带》，它一方面与著名的“白丝带“运动（反男权暴力运动）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暗示影片中的教师自叙是以录音带的形式呈现的，它与《隐藏》的别名《隐藏摄像机》有异曲同工之妙。

实际上，这种设置有两个深层次的寓意。

首先，“录音带”与《隐藏》中的录像带都是匿名的，录制者是不可知的。

换句话说，即罪恶都是被匿名揭发的，不能公然署名公布的。

它表明，有些罪恶本身是内生于社会构成的，揭露了罪恶也会动摇社会结构的根基，这也是文明发展的两难问题，是所谓文明的衍生物和附着物。

其次，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是记录现实社会的工具，具有客观和理性的特质。

通过它们，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隐秘的真实和一种理性的存在。

然而，《隐藏》中的摄像机是人为操作的，它截取时间流上的某些节点，本身就是有选择的，而本片的“录音带”是一个人物的自述，它是对现实的主观呈现，或多或少都带有人的主观偏见。

虽然两部影片都对叙述者的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抽象化了，《隐藏》抽象为隐藏的摄影师身份，而《白丝带》抽象为影片中内心情感最单纯的乡村教师。

但是仍无法避免视角的片面和单一，它告诫观众任何的单向逻辑与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放在更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才存在解读的可能性。

借此深入，我们发现录音带或录像带之中，还包含着哈内克对于电影叙述手段的探索。

萨特说，小说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作者操作的表现。

电影中亦是如此，只不过操纵者更为隐蔽。

一直以来，非人称叙事是电影特有的模式，观众往往会忽略这个全能叙述者的存在。

当我们沉浸在冷静客观的镜头叙述当中时，哈内克用录影带（《隐藏》）或者录音带自述（《白丝带》）提醒观众，这里是存在叙述者的。

《白丝带》中叙事者时而是乡村教师这个具体的个人，时而又是隐藏的观察者（摄像机）。

两者交互出现，既保持了道德上、理智上、情感上、时间上、身体上的一种距离，又产生了影片的多义结构和反讽的复杂的叙事效果。

它使得观众略过对人物单一伦理道德评价，而直奔一种对生命存在形态的关注，甚至正是这些引起道德评价歧义的人物，更淋漓尽致的触动了退去世俗身份屏障的本真存在。

二《白丝带》所讲述的本真存在，涉及到一个“仇恨”与罪恶从哪里来，一个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却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家庭/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问题。

影片将矛头直指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用德国小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家庭和社会中所掩藏的暴力的根源，甚至将当今社会中恐怖主义的源头也包裹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对抗之中，这便是《白丝带》与前作《隐藏》的立意之所在。

从《第七大陆》到《隐藏》，哈内克对暴力的解读往往关注于家庭内部。

《第七大陆》中身处澳洲的家庭成员的自我残害，《班尼的录像带》中父母未能有效疏导孩子暴力的情绪，《钢琴教师》中母亲的强权压抑导致女性心理的扭曲，而《隐藏》中夫妻的疏离关系被录像带的介入变得紧张而复杂。

而《白丝带》则将镜头对准德国小镇，焦点则从家庭拉升到社会层面，我们不仅看到每个家庭内部的矛盾，也看到各个家庭因社会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对抗情绪。

而且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而是多线交错、盘根错节的。

男爵作为小镇权力的最高象征，他拥有小镇财产的支配权，往往他的态度决定一个家庭的生存。

农夫儿子因母亲的死将过错推给男爵，他破坏菜园和焚烧粮仓都是试图用暴力来伸张正义，是对男爵社会权力核心地位的反抗。

与此同时，在男爵的家庭内部，妻子用不忠向丈夫权威发起了挑衅，她对个人情感的诉求无疑是对冰冷淡漠的夫妻关系的反抗。

应该说，男爵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对抗成分，是对影片中各类关系对抗的浓缩，而更多匿名的暴力可以说是个人/阶层对父权/男权社会权力结构的不满和反抗。

影片中的孩子和女性均处于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不同于男爵家庭关系的有限度紧张（可以类比《隐藏》里中产阶级的家庭矛盾，是有限度的，很难引发暴力），牧师的家庭是一个父亲/丈夫过度强势的家庭结构，影片中牧师对子女带白丝带的强硬、鞭笞儿子马丁的严厉以及对乡村教师的恐吓都集中体现了一种牧师对自我权威的滥用；而农夫的家庭则是一个父亲弱势的家庭结构，农夫本人虽然对家庭成员有父亲的权威，但他对于男爵的地位却从来不敢挑战，他是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力量却在家庭关系中的占据强势，所以挑起家庭反抗旗帜的竟是受父权长期压抑的儿子。

我们仔细思考这其中的关系链条，发现社会关系的强与弱往往是建立在一种依赖关系上，人的生存对别人的依赖程度越强，他便越处于权力关系中被支配的位置。

牧师对小镇权力中心的男爵的依赖程度最小，所以他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强硬一种专断，而农夫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依存于男爵的恩泽，便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软弱一种妥协。

顺着此思路，我们对比男爵和医生的家庭关系，就会惊喜的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

男爵的妻子虽然在意大利与其他男人私会，但她最终仍回到男爵的身边，即使男爵问她是否与那男人上过床，她停顿片刻说没有（显然是有的）。

这里，男爵妻子在夫妻两性关系中处于依赖性较强的一方，他对丈夫的经济依赖过强导致她不敢也不愿意贸然与丈夫决裂；而医生家庭中的女儿（不是医生亲生的）则有本质的不同，女儿继承母亲前夫的财产是可以独立生存的，她在经济上是不完全依赖于父亲的，所以她在家庭关系中应该是最容易反抗的（类比农夫家庭的儿子），在遭受医生数次淫辱下她的委曲求全就不可思议了。

带着这种疑问去看待医生坠马受伤的事件，我们便可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即那条细绳是其女儿所为，她的弑父行为是对父亲乱伦的反抗，影片中医生坠马的全过程是通过女儿站在窗口的一个反打镜头呈现，也印证了我的猜测。

至于教师在与牧师对话中提到的村里的孩子参与了此事件，我想也不难解释，女儿指示她的小伙伴们参与了此次“阴谋”，他们在事发后的心照不宣的“会面”便传达了这个信号。

其实，影片中后续的匿名事件大都可以用此思路判断“凶手”是谁，并且逻辑清晰明了，大体上卡里去揭农夫妻子面纱以及医生救活了村长孩子发烧两场戏是解开疑问的两条关键线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男权社会中，权力分配的失衡往往影响到人们对于善恶的判断。

影片中的种种破坏和虐待事件，放在一个正常的舆论评价体系中，都是不道德甚至是邪恶的。

然而由弱势人群构成的“小团体”中，集体的越轨行为却不易被整个集体所察觉（即使某些人被察觉了也会被匿名的惩罚），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而这种罪恶造成的根源，是成员中个体的仇视、敌对无处宣泄，个体在权力链条中弱势地位无法改变造成的。

个人的仇视进而变成一种集体仇视，个体暴力通过集体暴力这种匿名的形式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仇视、怨恨是被集体成员抽象了的，而不是具体到某个个体成员身上的。

因此这种抽象的怨恨极易被扭曲，或者被群体中某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利用，故而产生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暴力事件。

这也许就是暴力和恐怖主义产的的根源之一。

三影片中一再试图通过上帝/宗教的感化疏导怨恨、仇视和暴力的发生，但事与愿违，结尾那虔诚的圣歌响起是对宗教多么深刻的反讽，暴力并未在圣歌中得到消解，相反，更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暴力（战争）正在激化，宗教、伦理和道德在社会结构中的尴尬地位逐渐突显，基于“善”与“恶”的宗教、伦理和道德约束在社会评价系统失效了，基于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权力分配系统失灵了。

历史的看，生命本身的生产形成了广义的配偶、亲子等原始人伦关系，并逐步衍生为宽泛意义上的家庭伦理关系。

在家庭形成的同时，又伴随着劳动形式和财产关系的建立，形成了家庭层面上的最初权力结构，父权/夫权结构便是人类社会依此衍生的最初的家庭权力结构。

随着家庭成为社会关联的出发点，生产分工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剧，因为受夫权家庭结构影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权力结构便应运而生了（基于男性天赋和财产的权力分配结构）。

从个体到家庭的权力构成中，需要建立以伦理为基础的家庭契约关系，而从家庭到社会的权利构成中，则需建立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关系，伦理与道德均是宗教和社会秩序产生的基本准则。

然而，当我们聚焦于社会分工本身时，发现分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凝聚感（杜尔凯姆），另一方面它使人高度抽象，并承担被扭曲的风险（费尔巴哈）。

凝聚感使群体产生共识继而转化为行动准则（道德），但个体的抽象化使得道德本身遭遇个体时也面临被抽象化的窘地，也就是说道德产生的同时，被扭曲的道德也同时产生，个体在不同集体中其实是有着不同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这些都是社会秩序本身所内生的。

影片中，那些匪夷所思的暴力是舍弃道德存在的，来自家庭的紧张催生出更为激烈的社会紧张，“小团体”的行为在一种抽离出道德后的准则下变得越来越放肆，每当事发后他们聚集时的眼神总会给我一种阴森的感觉，这其中有种众目睽睽的放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这个社会的衍生物，它很多时候被看做是通过某种目的性对单纯因果序列的扬弃，是反省意识对当下人的意欲冲动的超越，它其中是蕴含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对个体自主意识的压抑。

用道家思想来看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即是表明存在一种个体的动机系统（自我），而“不逾矩”则是表明一种集体评价系统（自律），后者对前者的限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体现了自律对自我的压制，有种弗洛伊德意味。

然而当社会因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发生突变的过程中，自律可能出现缺失或者被扭曲的现象，那个鞭笞自我欲望的戒尺消失或损坏了，我们便会不自觉的去寻找其他的“戒尺”或承认已扭曲的“戒尺”。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影片中暴力和一种恐怖主义倾向的诞生，乃至延伸到一战和二战的爆发，是极具说服力的。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被扭曲的“道德”不再受道德的压抑，一种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诉求呼之欲出，暴力和恐怖主义可以通过集体匿名的形式重构社会秩序。

同时，自律这个群体意识缺失或被扭曲了，造成个体动机系统的“失控”，并寻找新的或扭曲的自律，自律很容易被借用达到煽动个体的行为的目的。

联系到影片中这些小孩所生长的年代，二十年后正是他们登入历史舞台的时期，他们儿时所处的这个极度扭曲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他们缺失的或被扭曲的自律意识，被二十年后希特勒轻易的煽动和操作，原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自此坍塌，一种由内向外的新秩序悄然生息。

原载于《礼·志》10/01/05 4:25

猜测一直伴随着我，因为疑问而非好奇。

是谁设下绊倒医生的绳索？

是谁半夜点燃谷仓的大火？

在清淡的叙述之中，德国电影《白丝带》显示出一些蛛丝马迹。

缺乏耐心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读者，肯定会急忙翻到最后一页。

然而看到凶手落网的愿望在最后一个镜头里有点落空的意思，似乎已经指明是谁，然而终究不予确定。

为什么？

因为这部电影的目的不是寻找凶手，而是寻找造就凶手的原因。

这个原因渐渐如同石头击中水潭形成的波纹，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继而形成更为广大的联想、思索与拷问。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成年人。

对立或许没这么清晰，只是几个家庭及其大大小小的家庭成员们，在一个浑然一体的半封闭的德国村庄里，相互交往，相互勾连。

开始只是分别出现一些人和事，似乎有点凌乱，东一下西一下的，渐渐就在你的脑袋中形成一个大致的模样：这个家庭是怎样的，那个孩子是怎样的，人物和人物是什么关系。

渐渐你就明白，编剧和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思路是清晰的，他只是让你一点一点地将琐碎的画面联系起来。

每一个镜头都有意味，或者其中的一个镜头只是一个陪衬或者烟雾弹，然而它在未来终将说明一个致命的问题。

有点像古典戏剧，每一件道具都不是平白无故设置的，墙上的刀剑如果仅仅说明主人的身份，而不在未来一幕发挥作用，那么它干吗还要出现？

你边看电影，边将琐碎的画面联系起来，或者因为眼前的这个画面而回忆起之前的某一个画面。

有的时候，你的记忆出了一点小故障，有点记不清了，那个人物究竟是怎么说的？

你想按暂停键，如果这是在家里，你会这么做的，但是这是在电影院里，你无法控制放映员，只好带着疑问和回忆的余音继续追随电影的进程。

电影的时间性，你终于感受到了。

它的消逝是无可挽回的，仿佛历史。

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电影结束的时候，你再买一张票，再次进来，重新经历一切。

那时的你，仿佛一个已经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人，再次经历这次大战，你会清晰地看见其中的隐秘细节，而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忽略了，或者做了另外一番反应。

那个反应是及时的，是生理与心理的第一反应，然而并非真正的理解。

怎么理解德国人的性格，或者怎么理解德国人的纪律性？

这些孩子长大后真的会出现在波兰战场上么？

出现在盖世太保的行列之中么？

出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铁丝网边么？

这些英俊的男孩和漂亮的女孩，长大后究竟如何应对旁人？

如何应对童年时代的犹太伙伴？

一切源于童年。

一切之诗源于童年之痛。

《白丝带》讲的是1914年左右的事，这些孩子的年龄大约在10岁到14岁之间。

等到1923年啤酒馆事变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大约会在19岁到23岁之间。

猜测是有道理的。

如果中国人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应该怎么拍呢？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王学圻扇夏雨的耳光。

这是当年值得称道而今仍有赞同者的管教方式。

是恐惧，而非爱。

牧师家的男孩马丁的恐惧，是从眼神之中显示的，他表面接受所有的叱责，然而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牧师毫不在意。

弟弟小心翼翼地要求抚养一只伤鸟的时候，牧师的微笑具有何等的权威，或者说具有何等庄严的淫威。

他同意弟弟的要求，并非出于父爱的仁慈，而是出于淫威的恩赐。

是梦，而非真实。

那个女孩没撒谎，她的梦境是真实的，然而警察的逼供又是何等的威严，她只有通过梦的形式才能述说真正的现实。

暴力在成年人那里从来都是合理的，而且从不认为这是暴力。

他们一向认为目的高于一切，只要出于一种美好的目的，不妨采取任何方式任何手段。

他们完全忽略表面的服从并非真正的服从。

成年人成熟的大暴力换来的只能是孩子们有限而懦弱的小暴力的反抗。

丘处机以杀止杀的阐释不过是为成吉思汗创造堂皇的杀人舆论，而以暴易暴却是货真价实的历史事实。

这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受人尊敬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部德国电影《浪潮》，描述了一个课堂实验。

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老师如何在一周的时间里，将一群散漫的中学生变成一群极富纪律性的极权主义者的。

说白了，纳粹其实可以随时随地复活，这就是这部深刻的电影告诉观者的。

至于是什么使当年的孩子长成现在的成年人？

这种追索的意义是什么？

我还有许多疑问。

还有那些红卫兵，如果活到现在，差不多六十多岁了，是否就是在公共汽车上需要年轻人让座的老年人？

还有现在的孩子，在今天的环境中长大，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孩子反抗成年人，只是出于自己的天性；成年人约束孩子，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子的人，他们只是按照社会要求塑造孩子——又谈到教育了，还是打住吧，还是说说这部黑白电影。

选择如此平静而冷峻的影像，肯定是出于对电影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对票房的不屑一顾，对寻求娱乐者的不配合。

如果喜欢思考的人多了，票房自然也就高起来了。

公认德国人善于思考，而思考的德国人对德国人也是不满意的。

然而这些却不是我们不思考的理由。

即使人家黑暗，我们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光明起来呢？

攀比有时候是下流的。

好像又说及道德了。

道德这个词用得多，然而用对的时候确实是不多的。

牧师的家庭看起来严肃，然而其中的不道德是显然的。

那些用来约束孩子们保持纯净的白丝带，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公开的羞辱，与海丝特•白兰胸前红色的字母A没什么区别。

对于教师的善意提醒，牧师的反应比较激烈。

我以为牧师的反应会与我们有所区别。

仔细想想，区别是有的，就是牧师只说话不动手，或者貌似文雅地说话，而非粗鲁地说话。

也就是这点区别吧。

然而这又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区别。

还有马丁被捆的手，弟弟没有一点儿同情的意思，等弟弟略大一些的时候是否也会遭遇这样的管束？

还有医生与接生婆通奸之后，对接生婆是多么的蔑视。

我其实是想理解这个禽兽不如的医生的，但是他道貌岸然的痛苦，在女儿安娜锥心的痛苦之中，不过是一张伪善的惺惺作态的面具。

实际上，孩子是成年人真正的继承者。

在德国作家乌拉•哈恩的长篇小说《模糊的图像》里，卡嘉•维尔德追究父亲的纳粹史时自我质询：“为什么她在她的学生时代不刨根问底呢？

而且之后再也没有这样做过？

她保持了沉默。

就像父亲一样。

那其他人呢？

那些提问过的人呢？

他们的质问是不是太毫不留情、太充满成见？

他们是不是没有给自己的父亲说话的机会？

他们是不是为了尽快地保障自己的无罪，而把整个一代人都毫无分别地打成罪犯、随大流者和旁观者，好摆脱跟他们的干系？

把父亲们视为有罪，把自己视为认真。

有的人甚至把自己也看成受害者，受罪犯父亲的害。

”（引自米夏埃尔•奥斯特海默《德国新家庭小说——纳粹时期的家庭史当下如何在文学中被历史化》，潘璐译）追寻历史真相的时候，反省自身是必须伴随的，而且是更为主要的，否则这种追寻将毫无意义。

波澜不兴的窗帘后面究竟掩盖着怎样的秘密？

究竟是谁应该佩戴白色的丝带？

唯一的温暖似乎来自教师，来自他和男爵家小保姆的感情，然而这些和他的叙述者身份有关。

农夫之母的死亡，农夫之父的自杀，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还有男爵家的男孩的失踪，牧师家的女孩被父亲扯着耳朵离开，接生婆的弱智儿子被弄瞎了眼睛，一个孩子为了争夺一只自制的笛子而将另外一个孩子推入河中……全片笼罩在一种近似于死亡气息的压抑氛围之中。

没有光亮，没有配乐，只有平静之中的暴虐。

农夫砍杀蔬菜的泄愤与男爵家的欢庆仪式形成对比。

值得庆幸的是哈内克没有渲染欢庆，没有像勃吕盖尔的油画那样卖力地表现粗俗与卑贱的快乐，而是淡然的演示，而且绝非牧歌式的。

马丁危险地走在桥栏之上，想看看自己是否会跌下来。

他知道自己错了，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

结果却是他没有跌落，这使他误以为自己获得了上帝的肯定。

其实，不是没有惩罚，可以这么说，是因为惩罚的时刻没到，上帝再次来临审判的时刻未到，正如叶芝的诗中写的，“显然第二次来临已经很近”。

2010.1.28.

奥地利著名导演及编剧迈克尔哈内克在2009年创作的电影《白丝带》获得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

《白丝带》将切入点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德国小镇，通过连锁事件深挖德意志国家性痛苦产生的根源。

本片其采用无配乐和伯格曼式黑白影调的呈现效果选取一个德国不知名小镇的样本，克制隐忍挖掘人性与罪恶起源，被誉为“新世纪撒旦探戈”。

一．极端父权压制下的暴力养成在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考证：“长久以来，暴力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只是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边缘现象，对其本质的思考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暴力常常是哈内克电影表达的一大核心，如《趣味游戏》中恶趣味的畸形暴力、《钢琴教师》扭曲变态的人格暴力、《隐藏摄像机》里中产阶级的虚伪暴力。

哈内克电影《白丝带》中，尝试淡化暴力的实施，而是从理论层面关注暴力本身，其最直观深刻的冲突是父权暴力与对父权暴力的反抗。

“白丝带”的本义原本是“白丝带运动”，是加拿大男士结束男人对妇女的暴力的运动。

白丝带原本是纯洁的象征，在影片中却与纯洁脱离关系，成为暴力与秩序的象征，也是父权压迫的具像化表现。

影片中的牧师一家，牧师作为家庭的父权核心，在宗教的基础上被赋予了神权的双重性质，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采用的是显性的压抑。

作为权力主导，他强调秩序性，孩子晚归会在孩子们胳膊上系上白丝带并毒打他们，儿子马丁因为手淫在睡前被捆住双手，女儿克拉拉会因为在课堂上大声讲话而被当众羞辱体罚，穿着也被要求成熟禁欲的全黑长裙；至于医生一家，医生展示父权暴力的方式是对前妻施以精神虐待，在前妻去世后对女儿安娜实施性侵，对情妇接生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进行一系列的言语暴力与侮辱，其暴力的内质在于对女性的物化与欺压；而男爵作为一个政权掌控者而存在，属于极端保守主义的容克地主，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往往采用的是隐性的压抑。

男爵利用父权暴力解雇与儿子西吉被毒打毫无关系的保姆伊娃，以及在得知妻子出轨后对妻子的禁锢，其暴力的内质也在于对其所有权的压制与掌控。

此三者作为阶级的上游和父权的代言人，把家庭和下层阶级置于自身的统辖之下，自然相成了以牧师、医生、男爵等父权代表与影片中的孩子、女性等被统辖压制群体的二元对立。

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认为：“暴力也指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一种反抗既定权威的行为。

”冲击和反映模式在此二元对立的状态中自然形成。

于是，影片便诞生了以孩子们为代表的“小团体”对父权暴力代言人的一系列反击和全面围攻。

牧师的子女，马丁和克拉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反抗父权“小团体”的主导。

在农夫太太死亡后的同一天，马丁冒着生命危险在独木桥上行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上第一次杀死我的机会”，最后他得出了“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了上帝对我的满意”。

在这里，马丁身为基督徒的身份对上帝抛出了一次质疑，也意味着对父亲所代表的神权与父权发出质疑。

对父权的反抗在克拉拉的角度来看更为明显。

在牧师当众羞辱克拉拉后，克拉拉采取装晕的形式对父权采取了初次反抗，之后用剪刀刺死牧师的爱鸟摆成十字架状的强烈讽刺隐喻则是对父权的激烈挑衅。

在教堂的受洗仪式中，牧师让克拉拉喝下了圣水，在此刻牧师所代表的父权已溃不成军，“上帝”已名存实亡。

最后牧师对教师的质疑却依旧坚称孩子们纯洁无辜，做出失态行为则表示着这场父权暴力与反父权的斗争以父权的彻底失败告终。

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了马鞭这一意象。

马鞭与暴力机器紧密相连，属于与战争、搏斗相关的常见意象。

在牧师对子女行使暴力、管家对子女行使暴力采用的都是马鞭这一工具。

父辈们使用马鞭对孩子们进行毒打蹂躏、被白丝带拴住之时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反而在暴力中传承了暴力，父权暴力传承至子辈便遗传变异升级扩大，变得更加缺乏伦理、秩序与同理心。

不同于父辈们强加于孩子们的父权暴力，孩子们所继承的暴力相比之下更加丧失道德与天性。

孩子们对更弱者，男爵儿子西吉、智障儿卡利、动物施加无差别的暴力，桩桩恐怖事件触目惊心，暴力在代际的传承中被饲养蔓延。

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小团体”，男爵夫人练琴时冲小儿子西吉发火、以对男爵不忠以示对男爵的不满与挑衅、接生婆以扇管家儿子泄愤，诸如此类暴力事件发生层出不穷，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整个小镇的心理与人格。

影片结尾是一场教堂里的仪式，成年人处于下方位置，绑着白丝带的孩子们居于成年人上方，旁白说明着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暗示德国的未来将由他们主导。

至此，哈内克完成了由这个德国社会微小样本表达的社会运转模式寓言，完整演绎了父权暴力的一次传承接力。

二．时代阴霾下的人格错位作为哈内克为数不多没有讲目光聚焦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电影，《白丝带》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个微小完整的社会结构，涉及了多个阶级身份和人物与其身份的错位与间离，通过克制压抑的视听语言来探讨人性的善恶分野。

影片开始不久，白丝带这一重要意象便在影片中出现了。

牧师为惩罚太晚回家的子女，在他们手臂上系起白丝带，提醒子女自己的罪恶与道德瑕疵。

牧师的角色设置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他用神话的道德，甚至可以说是伪善来粉饰自己的父权暴力，将自己家庭的方寸空间打造成一个禁锢孩子心灵与身体的狭小空间。

牧师本身应是教会与神权的象征，但在荧幕上呈现的却是一个极权压制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牧师的压迫造成了两个孩子人格的扭曲，逼迫孩子恪守自己营造的地狱中的规则，与传统意义上的牧师形象彻底背离——达到父“尊”的解构。

在故事所发生的二十世纪初期，封建残余依旧散落在德国乡镇各地，农奴问题依旧严重。

影片中男爵这一人物形象正是是典型的德国容克地主阶级，他作为权利的化身，甚至对小镇上的居民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可以承办一场全村人聚集的丰收庆典，运行着小镇的大部分资本。

在他所雇佣的农夫妻子因公去世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漠不关心的警惕状态，直到农夫儿子在丰收庆典上摧毁他的菜田。

而后男爵儿子西吉遭遇毒打成为小镇的恐怖事件之后，男爵却选择逃离小镇举家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

归来之后男爵一家的处境也没有朝他想象的方向发展，儿子西吉仍旧遭遇被管家儿子抢夺笛子与陷害，就连一向处于男爵庇护之下的男爵夫人也向男爵坦诚了自己对男爵的背叛。

至此，男爵在小镇上所塑造的权威形象彻底崩塌瓦解，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色最终也只是落得了离开小镇的下场——达成父“权”的颠覆。

第一次恐怖事件的当事人医生可以说也是小镇受人尊敬的代表，他的身份自然而然的与圣洁、济世等品质挂钩。

然而背地里他却做着猥亵亲女儿、与接生婆偷情等勾当。

在影片中，医生的儿子鲁迪最初有着医生的崇拜者的身份，在医生坠马之后表示出了担忧与悲伤，直到被医生侵犯的受害者安娜与他进行了一番关于生死的探讨，打破医生在鲁迪心中神话的形象，在医生痊愈后选择紧闭房门拒绝与他沟通。

不久之后，一个夜晚鲁迪直接撞见医生猥亵安娜的场面，此刻医生在鲁迪心中的高大形象已彻底祛魅，道貌岸然的父亲形象与悬壶济世的良医形象早已失格。

宗教与父辈的权威在孩子们身上形成了可笑的对比：父辈们强调宗教的纯洁性，一方面压抑着孩子们的欲望，一方面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子女身上，做着偷情、猥亵亲女儿的勾当——以至父“爱”的萎靡。

孩子们的群像可以说是本片的第一主角，哈内克在整部影片的始终都未曾直接揭露孩子们的暴行，制造着一种悬疑效果。

影片中孩子们直接的表现始终都是良善纯洁的，但到了影片最后教师的推理发现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都是这群尚未成人的孩子，透露出了本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凶狠与狡诈，默默制造了一切惨案却始终不露声色。

在“小团体”设计暗算了医生之后面对接生婆依旧得体的寒暄问候，面对最后医生的质问，他们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搪塞。

这一群有组织性、有纪律性、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复仇甚至泄愤的孩子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实验不断重塑构建自己的道德标准，设计大人，打压弱者——导致童“心”的错缺。

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和亲历者的教师可以算作整部影片唯一的正面形象，最终的结局是和保姆伊娃顺利结婚并离开了这座令人窒息的小镇。

他向伊娃父亲提亲时被指出“你这个年龄都可以做她的父亲了。

”可以看出教师在片中的身份可以定义为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一个特殊的纽带。

教师作为唯一一个主动关心自己父亲，让伊娃去给他邻镇父亲带鱼的子辈，能够表示他没有进入那一套亲子之间暴力压制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

他也是全片唯一一个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形式的人，做着教书育人的本分工作。

在他带着伊娃出门野餐的时候，伊娃因为自身的暴力经历而对教师充满着警惕，教师依然温柔迁就，和小镇暴力体系内的成人大相径庭。

但即便是如此，作为小镇唯一一个参透暴力事件背后真相的人却无法将真相公之于众，被更为强势极权的牧师剥夺了话语权，无力且失语——沦落师“望”的困窘。

哈内克在冷静却汹涌，简单却惊悚的呈现于表达中完成了一场大型的解构与颠覆，在国家烽火连天、社会利己固化、人民愚昧失格的社会背景下演绎了这场令人细思极恐的时代悲剧。

三．极权国家下的民族犯罪哈内克曾表示，他创作此部影片的核心目的在于：“探究一群价值观被诱导的孩子是如何被洗脑的，如果人们被引向绝对的原则标准，任何理想主义走向极端都可能导致恐怖主义。

”尽管影片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内容却尽是关于罪恶和痛苦。

哈内克根据性恶论揭开孩子们的邪恶一面来探究一场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由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来诠释纳粹德国国家性痛苦的根源。

影片中的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而存在，宗教所强调的是用感化的力量缓解暴力与仇视的存在与发生，但在影片中宗教却沦为了一种可笑的讽刺。

影片中多次出现教堂的场景，大家齐声高唱圣歌。

但歌唱着圣歌的人们却各自心怀鬼胎，更大规模的暴力计划和社会矛盾正在悄然酝酿，这些宗教所赋予的道德感与伦理感逐渐在这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所丧失。

当他们不再受其道德约束所管控，宗教便也逐渐变成一个罪恶的托词，在一次又一次的罪恶实操中演化为狂热的暴力崇拜。

影片中的“小团体”由处于弱势的孩童群体组成，在实质上，“小团体”成员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是难以被整个团体所察觉警惕的。

而这一种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无从解放，会在团体中被模糊与抽象化，从而上升到整个团体。

在团体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极易被扭曲放大。

当这样一个想法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就会发生危险。

孩童作为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最容易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感到深刻的不安，这种不安会在群体之中不断扭曲放大上升到一种社会性的无助感和屈辱感，当他们无法自我解释与承受这种强烈的不安，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通常这一根稻草都是关乎于意识形态。

孩子们在与父权的对抗与暴力的冲突中不断塑造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单一、绝对、缺乏科学性的意识形态在团体之中逐渐完善成型之后被团体之中掌握话语权的个人所加以利用，恐怖主义就由此诞生了。

《白丝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1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0年后，当故事中的孩子们成为成熟公民之时，也正是纳粹上台将全世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认为：“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便印证这影片中“小团体”的诞生，也预示着纳粹党的诞生。

以此作为一个分析角度来看纳粹恐怖主义和德意志国家性痛苦的由来，由即将到来的一站延伸至故事主人公登上历史舞台的二战，原本由父权暴力所主导的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被分解，而被重构为由暴力和恐怖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

而影片中的少年团体急于攀附一个更加强势有力的父权形象，为希特勒的上台做了充分合理的解释，从而造成了这一场波及全球的时代性悲剧。

暴力作为历史时代与社会的车轮与润滑剂，总是能够最快的碾碎各种问题。

罪恶的无解性一直是哈内克电影中的一贯特色，虽然《白丝带》也是像他以往电影的那样的“开放性结尾”，但通过历史的考证观众也能了悉故事最后的走向。

哈内克的开放性结尾往往能够深入渗透至影片的思想内核当中，由而从精神层面洞见其内质性。

诚然，哈内克用他无比冷静克制的镜头笔调书写的是那段被历史尘封稀释的历史，这一曲被阴霾笼罩的人性悲歌依旧能够唱响不绝。

白丝带终是系不住潘多拉魔盒，善良无奈邪恶。

执着的教师最终放弃教职，他对人性的失望在片中只是作为一个小细节轻轻一笔带过，更显导演大手笔。

没有愤怒，只有洞悉，导演很是沉得住气。

一部悬疑片，却把人性刻画的如此入骨又信手拈来，全不见着力的痕迹。

泰山气度。

这是足以令希区柯克汗颜的神作。

不足，影片对一战的点墨式描述，似乎在暗示邪恶的根源在摧毁世界，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反而让影片无懈可击的结构多了点拖沓，对于这样的妙作，增之一分则太肥。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当于贝尔将金棕榈大奖交到汉内克的手上，我并不认为那是为了自己曾经的最佳女主角的一次回报，我坚信《白丝带》将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

在今年欧洲大热的《预言者》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技巧高超的黑帮影片，或许对于习惯小情调的法国影迷而言，雅克欧迪亚这部具有史诗气节的影片是对法国风格一次强烈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在整个黑帮电影史上，它能够与辉煌的《教父》或悲怆的《美国往事》相提并论。

黑暗暴力的《反基督者》与《白色带》比较起来显得幼稚而无病呻吟。

而肆意为之的昆丁新作《无耻混蛋》在内涵层次上与《白丝带》相差甚远。

尽管其它二线导演的作品我还没有看过，我不认为会有那部电影能够替代《白丝带》在2009年的地位，甚至对于汉内克而言，这部电影也将是他整个导演生涯最重要的影片之一。

在确实的讲述影片涉及的暴力事件之前，先来梳理一下影片主要涉及的几个家庭1. 男爵家，男爵对于家庭有绝对的控制权，甚至对于整个德国小镇有绝对的控制权，他有一个儿子Sigi是影片中受害者之一。

2. 男爵管家家，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都是少年团体的成员，而妻子刚刚生下一个男孩。

3. 牧师家，信奉路德教义的牧师对孩子的管教甚为严厉，他的女儿Klara和Martin，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这个少年团体的核心。

白丝带是他的一个做法，在鞭笞做错事的孩子之后，他会在他们的手臂上绑上白丝带时时提醒他们。

4. 医生家，医生与接生婆通奸，流言他们害死了医生原配的妻子。

更为恶心的是医生性侵犯自己的女儿Anna，而医生与接生婆有一个儿子，由于怀孕的时候想要偷偷打胎没有成功，而导致Karli智商低下。

5. 教师，教师是整部影片的线索，也是将所有暴力事件指向少年团体的唯一一个人。

6. 农夫家，农夫的妻子给男爵家工作时意外死掉，导致了大儿子的暴力行为电影讲述了一个平静的德国小镇上发生的暴力事件，从医生跌落马下开始，直到低能儿Karli被毒打，影片冷静的描述了8件暴力事件1. 医生骑马回家的时候，马被拴在树上的细绳绊倒，医生骨折。

这可以看作是少年团体对于医生的卑劣行为的一种报复，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暴力事件。

2. 农夫妻子的意外死亡，或许是整部影片唯一一次死亡，却是最为自然的一件事故，并非有人刻意为之，但这却是一个导火索。

3. 农夫大儿子毁坏男爵家的菜地，是一次个人宣泄，并非一次有计划的行为。

后果是导致父亲事业，但德国下层与上层的矛盾昭然若揭。

4. 男爵的儿子Sigi被虐打，可以肯定是少年团为了男爵对于农夫妻子的死漠不关心的一次报复。

5. 农夫失业的情况下无法承担家里的支出，上吊自杀，因此男爵家谷仓的起火肯定是农夫儿子所为。

6. 男爵管家新增男孩，但另外两个儿子对此异常不满嫉妒，因此在冬天将婴儿间的窗户打开，婴儿差点因此而死亡。

管家的女儿向教师提到自己的梦，并非是梦，只是她良心发现但又无法直言而已。

7. 男爵管家的两个男孩嫉妒男爵儿子Sigi的笛子，将其推入池塘，抢走笛子8. Karli的被虐打失明，并留下字条“为其父母偿还罪恶”，肯定是Klara的少年团体所为，报复他父母，也就是医生和接生婆的通奸行为。

影片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孩子们对父权的反抗，影片所有家庭几乎都有一个极端暴力的父亲，极端的父权导致了少年团体的诞生，以反抗父权甚至发展成为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反抗。

当Klara用剪刀将父亲的小鸟杀死并摆成十字架的形状之后，牧师还要在教会上给女儿吃圣餐宽恕她的罪恶，象征了父权在这些孩子面前的动摇。

紧跟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团结残忍而且计划周密的少年团体象征了社会上一个新生团体的即将走入德国社会，那就是纳粹。

纳粹的上台可以看作是原有的国家政治权力瓦解的产物。

而当教师向牧师报告他的发现之后，牧师由于恐惧而将其逐出房间，这便是父权的彻底妥协。

《白丝带》中的故事发生在191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以后，当这些孩子成为成熟的公民的时候，正是纳粹上台将世界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恰恰印证了影片中少年团的诞生，也是印证了纳粹党的诞生。

冷静克制可以看作汉内克电影的标签，但暴力的宣泄总是可以在他的电影中最终找到出口，如《大块人心》从头到尾的虐打，《钢琴教师》中最后于贝尔将剪刀刺入自己的肩头，或者《隐藏》中突然喷薄而出的血液。

但《白丝带》中，汉内克并没有给暗涌的暴力寻找最后的出口，而是将其始终遮掩在生活的表象之下，因为它的真正爆发要在2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影片所充斥的浓重的宗教感与肃穆感，区别了其与90年代后电影的讨巧性，而通向伯格曼那个时代。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白丝带》是近几年中最具有大师相的一部电影。

讲述人性恶是如何通过权威人格代代遗传的影片，不懂基督教背景很难理解这种地方语境。

不懂战后对学界纳粹起源的执着研究，也很难理解欧洲人的这种心结。

这片子要回答的问题与知识界一脉相承：最野蛮的种子是如何在最文明的欧洲萌发的？

答案显然是，人性本恶，然而权威人格更是这种恶的温床和放大器。

哈内克说这片子表现的主题是上帝的右手——残忍。

然而上帝的残忍是爱，人的残忍，那就是纯粹的恶了。

大人行为的伪善戳穿了口中的美德，让孩子从小见识了虚伪，学会了冷漠。

应该说人僭越神的威严才把残忍真正变成了恶。

镜头语言很好，对话的正反打的节奏符合场面情绪，能不剪尽量不剪，不过也说不上出奇，只是精准。

“家训”那场调度确实不难，可要想到老爸是如何揍儿子的，儿子就如何去揍别人，就很不寒而栗。

下半段36分的坚信礼上，牧师给女儿发圣餐时犹豫了一下，大约通过杀鸟事件，已经对女儿的邪恶有了警觉。

回头去看，克拉娜的伪善，马丁的愚顽，都有充分表现。

给医生拉了绊马索之后，还去探望他的孩子。

马丁在桥上走，大约也是为了肯定上帝根本不存在——有能力的人就是上帝，这是他们跟那些满口神意而举止污秽的大人学来的。

这片子还是胜在寓意和剧本，讲述人群是如何欺凌弱小、排除异己的，跟欧洲当下的气氛有共鸣，又是熟悉的基督教隐喻，难怪得奖。

要说缺点，主要是叙事差，看得出是想讲故事的，所以“怪事连连”，但怪事之间没有联系，跟老师的罗曼史更是八竿子打不着，还有费迪南遇刺事件这种政治风云，彼此之间是靠宗教隐喻连接起来的，调子高了点。

想用故事吸引人，又不肯在故事性上下功夫，最后就像道德寓言故事集了。

闷是难怪的。

印象最深的还是20分钟处姐弟讨论生死，平淡中见哲理，最后小男孩一推盘子，象征了人的局限。

鲁迪和安娜。

开篇乡村教师的画外音已经让我们不要指望最终有真相大白，我纠结的是哈内克自己有没有答案，是否留下足够线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以下所有猜测都是我个人的。

）医生骑马被绊倒摔伤，但他并没表现出任何希望找出陷害他的人的欲望。

男爵的孩子sigi被人倒吊起来脱掉裤子鞭打，他没有告诉人们谁打了他（我怀疑这个真的无法解释），男爵也只是不了了之。

接生婆（医生的情妇），她的残疾孩子卡里被弄瞎眼睛，她声称自己知道凶杀是谁，之后却消失了。

没有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

对暴力事件感兴趣的人是外来者。

来了又走的警察和我们的乡村教师。

教师是一个拥有很多privilege的人。

他得到男爵允许去他的河里钓鱼，他得到夫人的允许和她的保姆跳舞，他能从他们的管家那里借到马车、自行车，他甚至有信心说服男爵一家不要赶走伊娃，他的父亲在外村拥有一家裁缝店，意味着他随时可以离开并且永远不再回到这个村子（正是他最后做的）。

他的好奇只是旁观者的好奇。

他认为自己知道了真相，怀疑牧师的孩子克拉拉和马丁，并且似乎从一开始就说服了观众，但他并没有去揭发，面对克拉拉和马汀的谎言，他显得完全没有力量。

他向他们的父亲告发。

牧师，这位平时因为迟到、贪玩以及年少的最小的罪恶惩罚孩子们的父亲，这时候却在庇护他们，威胁教师。

马丁。

观众第一次怀疑马丁是他和教师在河边的相遇，那是刚发生医生事件不久。

他在桥的栏杆上张开双臂行走，他给上帝一个杀死他的机会，“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上帝对我做的满意”。

医生，接下来我们看到对他的15岁的女儿安娜乱伦，而安娜和马丁是同学。

马丁在片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安妮怎样了”（此外只有安娜的弟弟鲁迪称她为安妮）他有着陷害医生的动机。

Sigi。

佃农的妻子被男爵管家安排做事时摔死。

这件事在祖祖辈辈都是佃农的家庭里，过去和将来都可能发生，这是老农夫所接受的，但是他的儿子砍掉了男爵的菜地。

即使那真的是一场意外，该被报复的人究竟是男爵的管家，还是不可能知道这一切的男爵？

第二件暴力事件发生在sigi身上之前，马丁和克拉拉被父亲用戒尺鞭打，这其实就是sigi的受伤方式。

马丁和克拉拉恨父亲，但无法反抗他的权力。

宗教的权利在牧师手中，而赋予这些权利的人则是统治者即男爵的阶层。

男爵在片里看似一个软弱的封建老朽，权利不在他本身，而是他赋予了特权的那些人，医生、牧师和教师。

sigi事件上，马丁和克拉拉看似没有任何动机，被怀疑的人首先只能是死了妻子的佃农和他们的儿子。

Ferdinand，Sigi，Georg。

管家的家庭。

管家是与男爵最亲近的人，最有特权的人，他的两个孩子是能够看出明确动机的真正的坏孩子。

新生的男孩被两个哥哥嫉恨，于是他们打开窗户差点将他冻死。

sigi拥有的口哨能够吹出优美的乐曲，为此他被扔进池塘里差点淹死。

这两个男孩有动机、很残忍，但同样也会害怕，相反马丁和克拉拉，他们的所做所为看不出动机，他们不会害怕，他们唯一的审判在于“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上帝对我做的满意”。

管家的孩子被父亲的皮鞭统治，他们偶尔依然敢于当面反抗，牧师用来统治则是“白丝带”，马丁和克拉拉从来不在父亲的面前反抗。

在《白丝带》不得不提的纳粹隐喻方面，我们能够预见管家的孩子和牧师的孩子将来扮演的角色。

克拉拉。

《白丝带》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童话》，暗处的孩子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活动，就好像许许多多的类型恐怖片。

教师一开始就观察到村子里孩子们总是聚集在克拉拉周围，仿佛她有某种神力，毫无疑问让我想起亚瑟米勒《The Crucible》中薇诺娜耐德的角色。

克拉拉非常冷静，马丁似乎总是藏在她的后面。

在被父亲当众羞辱之后，克拉拉用剪刀十字架杀死了医生的小鸟。

之后，接生婆的儿子——智力残疾的卡里的眼睛被刺瞎了。

卡里是医生和接生婆的孩子，差点被打掉而留下残疾。

卡里和小鸟一样是无辜的，他们的罪过在于他们的主人，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们的无辜，他们的弱小，就是他们的充分的被伤害的被报复的理由。

马丁和克拉拉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他们能够这么做。

Gustav。

小的罪恶，实施惩罚的是人，但对于足够大的罪恶，惩罚者只能是上帝。

牧师最小的儿子Gustav问爸爸自己可不可以养一只受伤的小鸟，他问孩子“伤养好了，你会舍得放了它给它自由吗，你拿它怎么办？

”孩子看了一眼就挂在父亲身后的鸟笼，回答说“关在笼子里啊”。

这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最完美的关于伪善的解释。

当父亲的鸟儿死了之后，Gustav愿意把自己的这只鸟儿送给父亲，不要让他再悲伤。

一切无辜的生物都是那条白丝带，用来提醒人类的伪善的白丝带，他们的清白和丧失保护刺激着人们的罪恶欲望。

在这个“德国童话”当中，有着懦弱的封建统治者和强大的权利爪牙，有着外表圣洁得可怕的家长，有着宗教的终善面具之下的极端的伪善，当最小的罪恶受到惩罚，而最大的罪恶总是能够逃脱之时，就是这个民族失去它的最后的童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