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之子

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看的最一头雾水的一部电影。

不是什么专业观众只觉得各方面都不算惊艳，完全是为了得奖而这么拍的一部强行装逼的片子。

个人理解故事就是一个被送到集中营干活的囚犯在四个月的集中营的生活里，精神和信仰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看到毒气室中活下来的孩子依旧被纳粹执行了死刑意识自己终究逃不过死刑，所以急于寻找拉比给孩子也给自己寻找精神和信仰的寄托的故事。

所以主角从头到尾到不关心同伴的起义、不关心他人的死活、不关心除了拉比外的其他犹太人受害者，他自己已经疯魔了。

是个无法苟同主角价值观的电影，最后他的执着没有帮助他找到真的拉比，只是加快了同伴的死亡，只能寄望于别人或者来世。

电影整体压抑，从拍摄手法上，大量的浅焦和跟随拍摄看的眼晕；看评价很多评价里说背景和背景对白都赞，但电影节完全没有翻译，呵呵！

只是集齐了二战、纳粹、剑走偏锋的拍摄手法来召唤奖项的片子，而且，没有看懂结局，差评！

👿

高考满分作文或多或少都会引起关注，但坦白讲，几乎很少有人会发自内心地喜欢应试写作。

除去考试制度本身的限制，应试的文章都几乎看不到创作者的思想，更没有丝毫的创造力。

《索尔之子》就是一部看似不羁又沉重，但骨子里巨应试的作品。

它看似“不应试”：一来是匈牙利出品（欧洲精英电影文化的少数派），二来导演处女作（从戛纳拿评审团奖来就铺天盖地的赞美）。

可看过片子后，我真觉得这是一部反法西斯70周年命题下，特别没思想但能引起广大电影人（尤其统治好莱坞的犹太人）悲天悯人的电影。

《索尔之子》的故事特简单。

索尔身处让人每秒吓尿的集中营，负责运输毒气室的死尸。

一天他发现有个死了的小孩儿，于是坚信这是他儿子。

索尔就开始了他作大死坑队友的旅程，各种铤而走险找Rabbi（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反正是个犹太教的职位）给死了的小孩儿下葬。

可队友们想逃啊，索尔就背着死了的“儿子”跟着反抗小分队逃了，自称Rabbi的还是个骗子，总之下葬没成功，最后一个长得巨不一样的小孩儿（结果是个隐喻/幻觉）看向了躲在木房子里的索尔及队友（他们都不出意外没看见“新儿子”），索尔坦然微笑。

法西斯发现了这一伙儿人，枪毙，剧终。

虽然好莱坞叙事手法并不是电影创作的唯一技法，但时时刻刻强调人物动机是任何创作体系下创作者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索尔之子》把“拿奖”“得高分”的所有元素都集齐了：二战、宗教、无休止的短焦摄影、谜一样回光返照式的隐喻。

但片子最大的失败就在于索尔怎么看都没有动机啊。

索尔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怀着“等待戈多”的心执念死了的小孩儿是自己的儿子。

队友各种劝说索尔长点儿心吧你没孩子啊，他各种目无表情不予理睬。

我特别纳闷儿这不是索尔第一天在集中营啊，他天天运死尸，为何看见个死了的男孩儿就开始当人家的爹了？

台词中有一句“之前有个女孩也是，（毒气室后）没死”（男孩儿被发现没死后被医生果断掐死了，此刻索尔在一边看，啥也没干）。

就即便男孩儿是毒气室界的小强，索尔也没有动机当人家爹啊。

而且他看着医生把没死的男孩儿给掐死了，他之后只在乎找个Rabbi去为“儿子”下葬（而不是给医生下个药啥的）。

我理解导演这么安排是一个“很对”的设置：索尔知道他在集中营生不如死也literally活不了多久，在死前要最后地向善致意。

听起来一切动机都有了——索尔偏执地在人间炼狱行善啊。

可你TM逗我呢导演啊——再怎么美化解读索尔的行为，他终究就是个莫名其妙没有动机的人啊。

就像《白日焰火》里那匹莫名其妙的白马，为007献身的各种红颜，以及每一部的贾樟柯，片子表面上站在更高处看人性，可细想起来都是这些符号化的、逻辑不通的“一个瞬间一眼万年”。

李安的《色戒》用了两个多小时铺垫了王佳芝明知这样作大死灭大义还在珠宝店对易先生说“快走”；《鱼缸》各种成长疼痛也是等着剧中隐婚渣男Michael Fassbender给女主人公那一巴掌的爆发。

索尔一开始就被“下降头”似的盲目当爹，通片围绕一个不成立的大前提，这样的作品各种被肯定，难道不是因为“元素齐全、逼格够高”符合了电影界的“应试标准”了么？

至于是否侮辱了观众智商反正我白眼翻到了天际，更别提“能不能打动人”这一层面了。

不过世界反法胜利70周年，一部这么外观遗世独立、绝不主旋律路线、且大打“人性”标语的片子，你要说它不好不喜欢多不像话呀。

不过我就是不喜欢啦，你咬我呀。

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多以同情角度跟随一个无辜可怜之人，直到其悲剧死亡为止。

《辛德勒的名单》于我是这个题材的启蒙，黑白色中直观呈现了里面人群的生活状态。

《伯纳德行动》与《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主题非常明确，《美丽人生》《钢琴家》场景丰富，时间跨度也加大，呈现的事态也更复杂。

但是《索尔之子》，无疑是里面最冰冷的，因为这里面的同情更克制，拍摄手法更疏离，而且电影什么也没有颂扬。

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不是进入焚烧炉的瞬间，而是一个系统性，长期的过程。

《索尔之子》聚焦其中作为纳粹打手的犹太人，记述他们的日常，看这群人逐渐被剥离财产、剥离身份、剥离尊严后，最后连人性也思想也被剥夺了。

索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为了生存，已经不会愤怒与反抗。

他像一部机器，或是一条狗。

当接受指令后他不会有任何犹疑，迅速卖力地去做，无论这个口令是拖尸体（pieces）、撒骨灰、还是拉煤。

他的同伴还有求生欲，谋划逃跑，但他事不关己。

正常电影的中心矛盾——给小男孩体面的葬礼——是他作为人的最后执念。

影片镜头最大特点是虚化背景，只聚焦索尔，多是他的背影和侧影，鲜有他的视角。

最后小男孩的逃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上帝视角。

尽管如此，背景的虚化丝毫没有削减叙事，反而这样轻描淡写凸显了暴行的残忍。

焚尸炉满了，衣服、箱子、锅碗瓢盆分门别类存放，焚尸人紧迫的脚步声，尸体随意堆放，人群想牲口一样屠杀。

这部影片最美好的估计就是自然之景和同袍的一丝恻忍之心，除此之外，没有情感，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这恐怕也是这部电影有别于其他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地方。

《辛德勒》有救赎，《钢琴家》有同志营救和有敌人欣赏，《伯纳德》有团队有技术，《美丽人生》有父爱，《条纹》有孩子的友谊。

但是《索尔之子》什么都没有，连孩子也只是象征，就像洒向河里的骨灰，他曾经是人，但是如今只剩一把灰。

想起Frank书中提到不要去问集中营幸存者的故事，因为那里面不一定有光辉的人性，因为只有内心强大且极端自私的人才会存活下来。

想象一个人要列出死亡名单时如何取舍，任何脆弱都会让自己先崩溃掉。

所以，这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部犹太人集中营题材的影片。

冷静疏离的镜头下蕴含了人类最大的悲剧，给予我极大的警示与力量。

拉斯洛·杰莱斯集中于描述一个名为索尔的匈牙利犹太人（格扎·罗里格 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特遣队中工作的经历，而不是试图再现大屠杀的全部场面电影通过结局对索尔的做法表示了质疑。

这样一个使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于一个被迫参与屠杀的人而言？

《索尔之子》既没有夸张的情节，也没有世俗化地将救赎作为影片核心我印象最深的是索尔他们衣服背后的大红十字。

每个人对电影都有个人的理解，对于我来说，这电影小男孩的死，就像上帝的死。

男主索尔不顾自己和其他囚犯的性命，一定要为小男孩寻找牧师下葬，这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达到救赎，然而结尾的时候，其他人在水中抛弃了死去的小男孩，也即是抛弃了上帝，也导致了己方的灭亡。

以我简单的理解，这是一个寓言故事。

我觉得电影拍摄方式挺好的，我喜欢。

但我总感觉不出震撼，如果有像《钢琴家》带给我震撼，相信会更加好。

但说不定导演就是想着电影平平淡淡的好，结尾也给了人耐人寻味，都挺好。

那段历史不可能再现，不允许被再现。

如果我们能在视觉上看到，那只是对历史悲剧的奇观化。

集中营里不存在人性。

《辛德勒名单》里的纳粹者的人性光辉，是对当年受害者的伤害，是现代人对那段残酷历史的自我和解。

电影开篇一切就都是模糊的，人影是模糊的，尸体是模糊的，焚尸炉是模糊的，骨灰是模糊的。

只能一个过肩镜头看到男主眼中的世界，这个模糊不清，失去了感知能力的世界。

电影用胶片拍摄，用大光圈浅焦镜头，用镜头语言带我们回到50年代，完成了对那段不可能再现的历史的再现。

忙碌，压抑，血腥，烟灰。

用视觉带我们感受到了电影的主题。

挣扎却无望，想成为人，却引来非人的遭遇。

那段历史不应该用裹着苦涩内里却是甜的糖果来呈现。

这是痛苦的，丧失人性的历史。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5期 摘 要列维纳斯哲学中反主体优先性、反视觉中心主义等维度，深刻带动了对于电影视觉表现方式的反思。

在向电影的延伸中，列维纳斯思想中的“表现禁令”激发人们以一种超越主客体关系的方式来对待影像，将影像变成列维纳斯意义上的“面容”。

将《索尔之子》置于大屠杀电影的谱系中，会发现它既在一定程度上持守了表现禁令，以黑暗来呈现大屠杀，同时又试图让观众看到黑暗，从而展示了一种新的见证诗学。

《索尔之子》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父子关系”，这一关系更接近列维纳斯晚期思想中的“父性”概念。

这是一种不基于亲缘而基于伦理的父子关系，通过为自己“创造一个儿子”，索尔找到了一种另类的救赎和希望。

　　《索尔之子》（Son of Saul）是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的作品，2015年上映，获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等重要奖项，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影片。

电影的主角索尔是1944年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中的“特遣队”队员，所谓“特遣队”也由被囚禁的犹太人组成，只不过他们享有一定“特权”。

他们帮助纳粹管理其他犹太人，有的负责监督其他犹太人干活，有的则等而下之，像索尔一样负责搬运尸体、打扫卫生、把犹太人的尸体放入焚尸炉。

但与纳粹的合作并不能使他们幸存，“恰恰相反，党卫军千方百计使任何特遣队员都无法存活并说出真相”[1]。

电影的剧情如下：某天在例行清理毒气室尸体的过程中，索尔发现一个一息尚存的男孩，但男孩很快被纳粹军官再次杀害，并送到解剖室；索尔冒着生命危险找回并私藏了男孩的尸体，并力图找到一位犹太教士为男孩祷告和下葬，但他找到的三位犹太教士都出于种种原因未能为男孩完成下葬仪式；为了找到犹太教士，索尔耽误了其他特遣队员的越狱计划，面对他人的不解和愤怒，索尔称男孩为自己的儿子，同伴却指出他根本就没有儿子；影片最后，索尔跟随越狱的人群逃离了集中营，同时还带着“儿子”的尸体和他找到的第三个犹太教士，讽刺的是，这位犹太教士却是假的；纳粹的追兵越来越近，索尔逃到了河里，差点溺亡，“儿子”的尸体则被河水冲走；上岸之后，越狱的人们在一个木屋里休息，一个波兰男孩意外发现了他们，看到这个男孩，此时早已陷入绝望和麻木的索尔第一次露出笑容；男孩迅速离开，他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死亡，纳粹追上了逃犯，随后传来几声枪响，伴随着枪声，男孩惊恐地逃到丛林之中，影片最后的画面仅剩一片并不葱郁的绿色。

《索尔之子》剧照　　毫无疑问，从题材上说，《索尔之子》与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的思想有着高度的共通性。

这是一个有关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有关死亡、希望、救赎、伦理和宗教，有关自我和他者的故事，而这些无不是列维纳斯最为关注的主题。

列维纳斯是对大屠杀电影研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

基于这种关联，我们试图借助其思想来阐释这部电影。

一、“表现禁令”与作为面容的影像：列维纳斯与大屠杀电影　　列维纳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电影理论的发展，《电影与伦理：被取消的冲突》一书指出：“在讨论电影的伦理特征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名字常常被提起，频率远超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

”[2]概括而言，列维纳斯对当代电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将伦理议题和伦理关系更有强度地置入了电影研究和实践之中，通过这种置入，演员（以及被拍摄者）与角色、演员与演员、演员与导演、观众与电影等的关系都被聚焦在一种伦理视角下考量；其次，列维纳斯哲学中反主体优先性、反视觉中心主义以及对于犹太教“偶像禁令”的持守和重申，也深刻地带动了电影研究者和创作者对于电影视觉表现方式的重思。

如果置换成列维纳斯的术语，这些影响可以被呈现为类似的追问：如何将电影图像呈现为一种面容？

如何超越观众和电影之间的主客体模式，塑造一种二者之间的面对面关系，甚至一种“亲近”（proximity）关系？

列维纳斯　　《电影与伦理：被取消的冲突》一书借由反映纳粹大屠杀的纪录片《浩劫》（Shoah，1985）与列维纳斯的思想进行相互阐释[3]。

像列维纳斯一样，《浩劫》的导演朗兹曼十分信守对图像和表现的禁令，尤其在表现大屠杀这一事件时，他认为再现过去的事件往往意味着歪曲和虚构。

“朗兹曼像列维纳斯一样质疑表现本身的正统性，尤其是视觉形象的合法性。

《浩劫》往往被视为反视觉的、图像恐惧症的电影潮流的典范，回应了对集中营表现方式的挑战。

”[4]基于这些理由，朗兹曼激烈地抨击了另一部表现大屠杀的电影《辛德勒名单》。

该书更精细的分析在于将列维纳斯的“面容”概念与《浩劫》勾连。

　　首先，《浩劫》是一部由面容和场所构成的电影，它由幸存者、作恶者和旁观者们的面容和口述构成，也由对屠杀现场和场景的重访构成。

面容在电影中首先是作为一种内容呈现的，在作恶者接受采访时，甚至可以把他们的脸看作测谎仪。

然而这仅仅是表层的面容，作为信息媒介的面容。

当我们继续凝视那些面容时，面容所呈现的内容就变成了“反内容”，我们从那些面无表情的幸存者脸上并不能轻易领会他们的遭遇和痛苦，相反，面容遮蔽了它们，与此同时，这种遮蔽也不断刺激我们重访他们遭受的创伤。

此时，面容具有了无法穷尽的意蕴，“这些脸拒绝被简约成可视现象、知识源泉、审美思考对象的各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见的脸表现了不可见的事”[5]。

这正契合于列维纳斯对于面容的定义：“同时给予并遮蔽他人。

”[6]

　　其次，这里还涉及面容与语言的问题。

在列维纳斯哲学中，面容是作为一种语言而显现的，面容开启了首要的语言、首要的表达，这一表达是一种毫无保留的袒露，一种真诚。

面容是人身上最为裸露的地方，它直观地显现了他人的脆弱，列维纳斯认为，这种他人面容的脆弱说出了首要的话语：不可杀人。

面容的脆弱还预定了我对他人的伦理责任，由于他人是脆弱的，所以我需对他人负责。

因此，在列维纳斯那里，面容首先是一种语言而非图像。

面容恰恰是反图像的，它抵抗那种把捉性甚至享受性的凝视，抵抗自己被视为景观。

它不断地言说，这种言说又难以被固化为一种确切内容，从而不断激发主体的倾听以及对他者的责任。

它如此这般逃避着被图像化的命运。

所以，在面容的显现中，语言显然优先于图像。

这也与《浩劫》建立了关联：在影片中，“见证人的出现，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语言之源。

他们是正在说话的脸，正在谈话的头，拒绝仅仅成为我们视觉感知的对象。

朗兹曼赋予听觉对于视觉的优越性——要想进入过去，口述模式优于观看模式——与列维纳斯的思考协调一致了”[7]。

《浩劫》剧照　　因此，面容本身就暗含了表现禁令。

面容作为语言对视觉的抗拒或超越，就是一种对表现的废止。

对于《浩劫》这部电影而言，其特殊的题材和表达方式使得电影中幸存者的脸甚至电影屏幕本身都显现为一种质询观众且需要观众回应和负责（response）的面容。

它“邀请我将幸存者的脸……读作幸存者的言说，那么，电影的银幕就开启/通向了一张列维纳斯伦理学意义上的脸，它使注意力超越了自身，导向了影像无法复原的他者性”[8]。

这一他者性既指向幸存者们所遭受的无法被复原的创伤，也指向幸存者面容背后的无数张面容，也就是那些不再能说话、不再能显现、已经在屠杀中死去的受害者的面容。

　　不过，尽管朗兹曼和列维纳斯都遵从表现禁令，电影毕竟是以视觉的方式呈现的。

从根本上说，表现禁令带来的不是对所有表现的废止，恰恰相反，它是要让我们把图像、影像从被固化为纯粹客体或景观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使其重新找到伦理和神圣的维度。

或者如列维纳斯的“门徒”让-吕克·马里翁所说，让图像从“作为事物之规范的影像的现代专制”[9]中解放出来，让图像变为“圣像”。

与其说列维纳斯的伦理学限制了视觉表现，不如说它激发我们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和创造影像。

如D. N. 罗多维克（D. N. Rodowick）所说：　　面容的先验力量作为伦理学对本体论的优先权，它呼吁着一种尊重他者的响应（responsiveness），这种响应要求我放弃我的控制权、主宰权或将他者作为影像来占有。

因此，列维纳斯式的电影哲学在面容这个概念之中寻求的，就是一种既不寻求控制也不寻求掌握其所再现的东西的影像的意义。

它是一种通过影像来遭遇他者的方式，它既不映照他者，也不在他者之上投射我们自我-概念对他们的偏见。

[10]这种视角不再把图像仅仅视为供主体把捉的客体或享受的景观，而是将其作为他者之踪迹，从而让电影呈现不可见之物或永远在解构可见性之物，也就是他异性。

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激励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银幕上的影像……不再把影像当作利用的工具……不再把他者降格为自我的投影；设想一种伦理的光学（optics），同时照亮可见与不可见”[11]。

在这一视角的转换中，列维纳斯的思想改变了我们对待电影和影像的态度，同时，电影也拓展了列维纳斯的思想。

二、《索尔之子》：见证黑暗与图像的力量　　列维纳斯的思想与《浩劫》和大屠杀电影的这种关联，其实可以扩展到更广阔的“见证电影”的范畴，“见证”指向的往往是一个已经消逝、难以被再现的事件。

列维纳斯禁止表现的美学和他者导向的伦理学，就此可以与许多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事件相勾连。

纳粹大屠杀当然是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灾异的事件。

《索尔之死》应被置于这一见证电影的谱系中进行分析。

李洋曾梳理西方大屠杀电影的发展脉络，将其划分为“以阿兰·雷乃的《夜与雾》为代表的启示时期，以《浩劫》为代表的反思时期和以《辛德勒的名单》为代表的表现时期”[12]。

《索尔之子》无疑是后《辛德勒名单》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大屠杀电影之一，朗兹曼对其也十分欣赏，认为它与《浩劫》一脉相承，是“反《辛德勒的名单》”[13]。

基于这种历史定位，通过与《辛德勒的名单》的比较，无疑可以深化对《索尔之子》的理解。

　　两部电影并非毫无相似之处，例如“集中营、铁丝网、皮箱、斜坡、毒气室、焚尸炉、烟雾和成堆的尸体”等意象在两部电影中都频繁出现，它们“受益于雷乃时期、朗兹曼时期积累的影像记忆”[14]。

此外，尽管《索尔之子》不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使用黑白胶片，但其采用35毫米银盐感光胶片，故意舍弃了数码拍摄的清晰性，呈现出一种更真实厚重的质感[15]。

不过，与黑白胶片的历史感相比，《索尔之子》的导演奈迈施更追求胶片的“触感”：“关键在于触摸到观众的情绪——这是数码摄影无法做到的。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种尽可能简单的光……视野让凝视保持着距离，总是以与人物相同的高度，围绕着他。

”[16]最后，两部电影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表现禁令，几乎没有直接呈现屠杀行为本身的残酷画面。

　　当然，《索尔之子》与《辛德勒的名单》的差别也非常明显，后者本质上还是一部好莱坞大片，叙事模式清晰，有明显的起承转合，也有诸多戏剧化的表现，影片结尾，犹太人得到了拯救，辛德勒及其所代表的“人性”也获得了拯救。

辛德勒当然比一般好莱坞电影中的英雄或超级英雄更加复杂和真实，但从人物塑造上来看，与类似的好莱坞电影也相去不远。

与之相对，索尔显然与英雄不沾边，他是在很大程度上与纳粹合作、参与残害同胞的特遣队员，其古怪行为不为旁人所理解，耽误了同伴们的越狱计划，影响了他人的幸存，甚至还导致了几个人被杀害。

正如他的队友对他说的：“你为一个死人，置活人的生命于不顾。

”而且他的计划最终失败了。

以常人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在人格和道德上也没有特别闪光之处。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在叙事模式和视觉呈现上，两部电影也大相径庭。

《索尔之子》虽然也采用线性的顺序叙事，但由于索尔的行动本身看起来缺乏逻辑，整部电影更像是一个地狱中人的梦游，显得支离破碎。

再加上不断切换、倒错、摇摆的视觉呈现，让观众更加感受到影片试图传递的紧迫、危急和身临其境的现实感。

但依托于这种“真实”的质感所讲述的故事，其实比《辛德勒的名单》更戏剧化。

正如迪迪-于贝尔曼所说，影片的情节近似于寓言故事：一个人发现了一个奇迹（即“儿子”的幸存）之后，尝试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

只不过，在传统的寓言故事中，三次之后，故事的结局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但是在《索尔之子》中，三次都失败了，三次寻找犹太教士的遭遇似乎只是为了进一步挫败索尔，让他丧失希望，这使电影更近似于卡夫卡和贝克特式的现代寓言。

尽管电影极力渲染出一种真实感甚至沉浸感，一种建构“不可想象的历史事实的现实主义”[17]，然而稍加反思就会发现，影片多少有些“奇幻”，索尔一次次深入险境之后的脱险，如果不依赖于诸种巧合甚至奇迹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拍摄角度来说，《辛德勒的名单》的拍摄机位与人物和场景保持着“客观”的距离，使得观众可以把握全局，而《索尔之子》的拍摄机位通常紧随索尔运动，镜头几乎与他持平，时常极为贴近，由此营造出一种紧迫又疏离的感觉。

这种视角与《辛德勒的名单》极为不同，它不再是一种有足够适宜距离的观看，“在这个被恐惧包围的空间里，在这个距离和短暂的延绵中唯一可能的观看，只能是那种目睹死亡后迅速俯视地面的拘束的观看”[18]。

这种逼仄的观感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渲染出了急迫和恐惧，正如普利莫·莱维所说，在集中营里，“我们不仅没有时间害怕，甚至连恐惧的空间也没有”[19]。

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人物尚处于炼狱之中，那么《索尔之子》中的人物已落入地狱。

《索尔之子》剧照　　作为一部表现大屠杀的电影，《索尔之子》同样无法回避表现问题。

大屠杀的难于表现甚至不可表现，使得迪迪-于贝尔曼将其称为“黑洞”[20]。

面对这一黑洞，最“正统”的表现策略就是“让这个‘黑洞’变成‘圣人中的圣人’，一个不可靠近、无法接触、难以想象、不可描绘的幽灵空间，献给黑暗的王国”[21]。

这就是一种禁止表现的策略，一种通过禁止表现而表现的策略。

这一策略不仅为朗兹曼和列维纳斯所共享，也在利奥塔的崇高美学、尤其是他对犹太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纽曼的解读中得到延续。

在离大屠杀余震更近的德国，阿多诺也选择了类似的策略，“把他观察的‘完美的黑’优先变成所谓‘激进’艺术的标签”[22]，并认为，这种“完美的黑”艺术是对大屠杀提出的一种可能的视觉回答[23]。

《索尔之子》既继承又超越了这一模式，说其继承，是因为它依旧秉持大屠杀本身不可直接表现的原则。

影片以将近10秒静默的黑暗开场，随后转入虚化的画面，伴随着呻吟、哨声和脚步声，最后的画面也以一片如同黑暗般沉寂的丛林作结。

另一方面，这又是一部充满色彩的电影，影片“展现的这个地狱是有色彩的地狱：有刚刚死去的人的色彩，有索尔面孔的色彩（就像死了很久的人的颜色）……与此产生强烈对比的是1944年深秋森林里桦树的绿色。

而且不要忘记炉火中煤的黑色，当然还有被关闭的大门的黑色”[24]。

在这里，黑色变成了色彩的一部分，导演正是通过这些色彩让我们看到黑暗，迪迪-于贝尔曼更彻底地说，导演“在沉迷的‘黑洞’中做出一种光：做出一种光以看到黑洞，让它能以可见的形式自我展开”[25]。

如果说阿多诺或利奥塔所推崇的否定式表现是以黑暗或抽象（即不表现）来表现不可表现之物的话，那么《索尔之子》似乎又多了一重否定，它以对黑暗的否定，也就是色彩和光，来让我们看到黑暗，并将我们引向黑暗背后的不可见之物。

这是一种进步，黑暗只有被看见才成其为黑暗，黑暗不能与不可见等同，恰恰相反，黑暗与光亮的区分已经依赖于一种可见性。

所以，要将黑暗引向其背后的不可见性，我们就需要先看到黑暗，而只有通过光，我们才能看见黑暗。

落实到具体的艺术史，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对于大屠杀的表现确实有其价值，然而过度的抽象已经只能让我们看到抽象而看不到黑暗，或者说我们只能看到抽象的黑暗，且必须依赖于解释才能看到。

随着当代人与大屠杀历史逐渐远离，要真正看到这一黑暗越来越难，解释也会变得越来越抽象和牵强。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确实需要以一种更直观的方式看到黑暗，并透过黑暗看向其背后的不可见之物。

《索尔之子》的导演正试图做到这一点。

　　在影片中，黑暗在根本上当然指向大屠杀这一事件，但它同时也指向由奥斯维辛集中营五号焚尸炉的某位不知名的纳粹特遣队员在1944年8月拍摄的四张照片。

他拍下了纳粹焚烧尸体等画面，成为了对纳粹暴行的见证。

由于是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在构图上不规整，清晰度也不高。

但正因此，照片反映了拍照那一刻的紧急和恐惧，并且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风格。

例如，他在拍摄纳粹在露天焚尸场焚烧尸体时是从门框后面偷拍的，画面四周被门框和房间内部的黑暗所笼罩，正中则是焚烧尸体的场景。

这张照片直观地反映出迪迪-于贝尔曼所说的“做出一种光”，照相机仿佛在黑暗的幕布中掀开一角，让我们看到焚烧尸体的一幕，看到阳光下的黑暗。

这几张照片对于奈迈施启发颇多，他把这一拍摄照片的情节直接放入电影中，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影响了电影的表现风格，电影对集中营的重现很大程度上来自这几张照片，而电影传递出的那种危急和紧迫感，以及时不时的失焦和虚化，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这些照片。

《索尔之子》剧照：拍摄焚烧尸体的场景　　这几张照片是反映纳粹罪行最珍贵的证据之一，它们可以被视为最早的“见证”艺术。

迪迪-于贝尔曼说，照片“给我们留下了双重的证据：黑暗的证据，或者阴影的证据，它建构了一个封闭的死亡空间……在镜头的辅助下，实现了他特有的观看权。

此外，这也是一种光的证据，这正是标准的摄影行动，让纳粹想要绝对消失的东西变得可见，让世界的眼睛感到震惊”[26]。

在这个意义上，图像是有力量的，我们就此可以将其从被列维纳斯贬低为偶像的定位中解救出来。

图像在这里不再是应被禁止之物，恰恰相反，它是打破禁忌之物。

当那位特遣队员按下快门的一刻，他打破了集中营的禁忌，也以此抵抗并揭发纳粹的谎言——那才是最虚伪的图像。

《索尔之子》对于这四张照片风格的模仿，显然也试图展现这样一种见证的诉求和图像的力量，它很大程度上来自影像与观众建立的触觉性关系。

这种触觉性关系既来自影像的质感或“调性”，更来自视觉表现的内容——索尔的追求，索尔的行动以及索尔的身体，尤其是那张苍白、疲惫、麻木、惊恐，时刻让人担忧、时而又显露出希望的面容。

　　影片虚化环境而迫近人物的表现风格，放大了人物的肉身性，而在影像建立的触觉性关联中，影像本身也具有了肉身性。

正是这种表现，将观众与影像的关系从一种主客体关系转换成主体间的情感和伦理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之子》的表现和列维纳斯的思想并不冲突，而是相互契合。

列维纳斯对于图像尤其是艺术中图像的贬低，首先在于它隔绝了现实，尤其是隔绝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自成一体，成为一种冰冷的雕塑和偶像，而当图像回归真实和人性、与观者建立伦理情感联系时，它也就具有了生命力，变成一种伦理话语。

在列维纳斯那里，这种话语并非作为一种理性的媒介，而是作为一种感性的触发和触摸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发生。

面容的言说那种真诚的袒露和示意，就像“向他者致意，握手”[27]，就像一种不含戒备的触摸。

我们在这种可触的亲近中才能接近那一个性化而不可取代的他者。

所以列维纳斯说：面容就是一种“肉身化的语言”[28]。

面容和身体暴露了他人的脆弱，我们在观看《索尔之子》时感受到的危急、紧迫和担忧，很大程度上是由索尔的面容、身体和其他犹太受害者的身体所激起的。

对于列维纳斯的“面容”概念，不能拘泥于实际的面容来理解，身体的任何部分只要激起了人们的伦理情感，或者作为一种伦理话语表达自身，就可被视为“面容”。

为此，列维纳斯专门用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小说《生活与命运》举例，小说提到在卢比扬卡的监狱中，囚徒们排成一条直线，彼此可以通过前面的人的颈部读出他的感情和他悲苦中的希望[29]。

此时颈部就是“面容”。

影片中同样有表现索尔颈部的画面，在这部台词极少的电影中，我们不正是从索尔的脸、颈部和后背读出他的惊恐、悲苦和希望吗？

索尔对于“儿子”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不也正是由孩子那洁白稚嫩的身体所激起的吗？

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擦拭和呵护“儿子”的尸体，保持他的洁净，想让他一尘不染地下葬。

《索尔之子》中多次出现索尔颈部的镜头

《索尔之子》剧照：索尔擦拭儿子尸体　　面容展露他人之脆弱，从而激起了我们对他人的担忧和责任，反过来说，在面对面容时，我们也变得脆弱和易感（susceptible），因此才会随时为他人揪心，被为他人的责任所感发、纠缠，成为他人的“人质”，哪怕他们仅仅是影像中的他人。

“他人之人质”正是列维纳斯晚期哲学中阐述的伦理主体。

当《索尔之子》把我们变成这样的主体时，电影也就变成了面容。

三、别样的父性与希望　　以上主要从表现或视觉呈现的角度分析《索尔之子》与列维纳斯思想的关联，但二者之间更大的关联在主题上。

电影表现的主题——死亡、见证、幸存、责任、宗教、父子关系、希望和救赎等，恰恰也是列维纳斯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

影像表达的暧昧性和列维纳斯思想的开放性，使对于二者的比较和解读能够拓展我们对这些议题的思考。

　　首先进入视野的当然是死亡问题。

整部电影被死亡的阴影笼罩，这些特遣队员每天与死者打交道，自己也随时可能死去，而这个故事的核心，如迪迪-于贝尔曼所说，是拯救一个死者，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30]。

在这样一个看似悖谬的行为中却可以听到西方文学经典和传统的回响，无论是《安提戈涅》还是《哈姆雷特》，其叙事核心或行动的主要动机都是拯救一个死者，使他可以瞑目或下葬。

拯救死者的目的也在于拯救生者，生者必须为死者尽责，只有在拯救死者后生者才能获得拯救。

在这些作品中，生者都为死者所纠缠，成为不再能回应的他者——死者——的人质和替代，而他们尽责的方式就是使死者能够瞑目或合乎尊严、礼仪和信仰地下葬。

《索尔之子》更直白地展现了这一生者为死者尽责的过程，整个故事都围绕索尔为“儿子”下葬展开。

那么，索尔为什么要为“儿子”下葬？

进一步说，索尔为什么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拯救？

他要拯救的又是什么？

　　答案隐含在索尔的一句台词中。

当索尔的队友亚伯拉罕说“我们两个会害死大家”时，索尔回答说：“我们已经死了。

”这句话可以从许多角度解读。

首先，我们立即想到的是，面对集中营里非人的生活，大多数人生不如死，甚至存在莱维所谓的“活死人”，即完全没有了生存意志、只是苟活着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集中营里很多人尽管还活着，但早已死了。

其次，对于那些良知尚存的特遣队员，“生不如死”的感觉可能更甚，因为他们除了是集中营的受害者之外，还是自己同胞的施害者。

列维纳斯在阐述死亡时指出，所有活人都应当对死人负有一种幸存的负罪感，我对某个不再回应的人的敬重，这已经是一种幸存者的负罪感了[31]。

在列维纳斯看来，正是这种幸存者的负罪感显明了人性[32]，这种负罪感同时又会转移到那些活着的邻人——将死之人或会死之人的身上，幸存的负罪于是更切实地转换成伦理。

列维纳斯的这一观点无疑与其从纳粹迫害中幸存的经历密切相关，对于那些真正经历过大屠杀的幸存者，这种负罪感更为沉痛。

作为幸存者的莱维如此描述这种感受：　　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

……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33]对于幸存者而言，负罪感不仅来自他人已经死了而“我”还活着，更在于他人的死与“我”有关，“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别人的死亡，是杀人者。

莱维这样幸存的受害者负罪感尚且如此强烈，对于那些“施害者”——特遣队员来说，如果他们还有良知，负罪的痛苦更可想而知。

他们要面对活人（纳粹）的审判，可能哪一天上刑场的就是他们，“每个特遣队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焚烧他们前任的尸体”[34]，更要面对死者的审判，索尔“始终是一个幸存的被审判者”[35]。

在发现“儿子”之前，索尔已经见过太多死人，日复一日地干着处理尸体的工作，这种麻木机械的状态与“死人”相差不多。

但“儿子”存活的奇迹哪怕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也让他希望重燃、良知复苏，所以他才要为“儿子”下葬。

这一下葬既是为了拯救“儿子”，更是为了拯救自己，而究其实，索尔想要拯救的是“人性”，是作为人的身份。

　　此外，索尔是一名犹太人，他寻回“人”的身份的过程也是寻回“犹太人”身份的过程，所以他才固执地要找到犹太教士。

为“儿子”下葬、寻找犹太教士、重塑犹太身份、重新“为人”的过程，本质上是同一个过程。

就此，我们可以为索尔看似非理性和荒诞的行动，赋予一种悲剧英雄的色彩和民族意识。

纳粹设置特遣队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他们需要这些人帮助他们管理集中营、提高效率，但另一方面，通过让犹太人残害犹太人，他们可以进一步瓦解犹太人的精神和信仰，证明犹太人是可以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劣等种族”，“对于任何命运和羞辱都逆来顺受，哪怕是灭绝他们自己”[36]。

通过这样的方式，纳粹既要毁灭犹太人的身体，还要毁灭他们的精神。

因此可以说，索尔的行动既是在通过个体另类的抗争来寻回人性的尊严，也是在重塑已经被践踏得体无完肤的民族精神。

在面对纳粹的罪恶和特遣队本身的罪恶时，索尔选择了与队友们不同的抵抗方式，如果说其他的特遣队员试图通过暴力越狱争取自由，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抵抗的话，索尔则选择一种面向过去的抵抗。

他要寻回犹太人的传统，找到犹太教士念祈祷文，让“儿子”合乎犹太教仪式地下葬。

“儿子”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所有被害的犹太人，让“儿子”下葬，本意是要让“儿子”与那些已经葬身于万人坑和焚尸炉的犹太人不一样，与此同时，“儿子”的下葬和救赎，也是对那些已经被屠杀和随意掩埋的犹太人的救赎。

寻回传统，也就寻回了犹太人的尊严、信仰和精神，那些包括索尔在内的“已死之人”和“将死之人”也就重新有了灵魂的归宿。

尽管这一切恐怕都只是索尔的无意识行为，但毫无疑问，对于索尔而言，回归自身的宗教和传统、找到一个犹太教士就是唯一的希望和拯救，它至少可以同时拯救两个“已死之人”：“索尔之子”和索尔本人。

《索尔之子》剧照　　讽刺的是，索尔的行动没有成功，“儿子”最终未能下葬，尸体消失在河水中。

这是一个富有深意的情节，迪迪-于贝尔曼指出，这个故事正好与犹太人的民族领袖摩西的故事相反，后者是一个从水中被救出的孩子的故事[37]，前者则是一个死去的孩子沉入水底的故事。

这是一个反讽吗？

它象征了犹太人的命运？

不过，希望并没有在此处终结，当索尔和队员们逃到岸上时，他忽然看到了一个小男孩，这让他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这个小男孩就是“儿子”的幽灵吗？

他在索尔最无望的时候以一种幻觉的方式显灵，带给索尔安慰。

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不是“索尔之子”，而是一个波兰小男孩，随着他的来临，索尔的死亡也终于来临。

又一次讽刺，电影似乎始终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玩弄”人物和观众。

《索尔之子》剧照：儿子的尸体随河流漂走

《索尔之子》剧照：孩子的脸在影片中的最后一次出现　　索尔真的失败了吗？

他毕竟把“儿子”带出了集中营和焚尸炉，而且在“生前”最后一个镜头中面带微笑。

对于索尔的自我拯救和对“儿子”的拯救，我们无须以实际结果来判断其是否成功，这一行动的发起本身已经代表了一种承担、一种自由、一种对于“可能性”的超逾，而且索尔从来没有放弃这一行动，也没有迟疑和退缩。

可以说，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成功。

通过行动，索尔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父子关系”，无论结局如何，这种关系已经彻底地改变和升华了索尔，甚至使他获得了希望和拯救。

这不禁让人想起列维纳斯对于“父子关系”的阐述。

“父子关系”或“父性”（paternité）是列维纳斯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指涉一种自我出离自身或超越自身的关系，通过生育创造的儿子既是又不是“我”，既来自又超离于“我”，由此带来一种完全新异的自我与自身之关系。

由于儿子的诞生，这种自我与自身的关系变成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儿子作为来自“我”的他者，将“我”从自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我”带来了一种真正未来的时间，也带来了真正的希望。

通过儿子，主体也战胜了死亡，死亡不再是不可越过的，儿子作为新的生命、新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代替“我”越过死亡。

通过生育和儿子，自我不再是命中注定回归自身的自我，自我变得异于自身[38]。

随着这种束缚的解除，自我变得自由了，“因此，自由的产生和时间的发生就不是根据因果的范畴，而是根据父亲的范畴”[39]。

　　表面上看，索尔的情况与列维纳斯对“父性”的阐述几乎背道而驰。

首先，这个“儿子”并不是通过生育、而是通过指认获得的；其次，在影片中，“儿子”显然不能代表未来和新的生命，恰恰相反，他已经死去。

那么，索尔如何从这一“父子”关系中获得拯救和希望呢？

我们或许可从列维纳斯晚年对“父性”思想的修正中得到答案。

在1979年为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时间与他者》所写的序言中，他对自己早年的“父性”概念做出反思，指出其时的“父性”依旧约束于亲缘关系，或者局限于一种狭义的“生育”概念中，因此儿子所给出的可能性和超越性依然停留在父亲、也就是主体或自我那里[40]。

然而晚期列维纳斯思考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非-漠然/非-无差别”（non-indifférence）的可能性。

这个词一语双关，国内亦有学者将其翻译为“虽异不疏”[41]。

通过语义转换，列维纳斯逐渐将该词从存在论层面的“非-无差别”转换成伦理层面的“非-漠然”，并为其伦理学超越存在论的诉求助力。

这种新的超逾的可能性，是“一种通过儿子超逾可能的可能性”，而且“这一非-漠然的超逾”“并不来自主导亲缘关系的社会规则，却很可能创立了这些规则”[42]，换言之，此时来自儿子的超逾已经不再依附于亲缘关系。

相反，父性、父子关系首先是伦理层面的，而非亲缘层面、更非生理层面的，是伦理创立了亲缘关系和社会规则，而非后者创立了前者。

一种仁爱的亲缘关系、一个友爱的社会，是非-漠然和为他者负责之伦理的结果而非前提。

如果没有伦理，亲缘关系并不必然仁爱，社会也不必然友爱，儿子也不必然代表未来和希望。

对于列维纳斯和大多数人而言，一种没有伦理的未来恐怕是毫无希望的。

因此他说：“通过这一非-漠然，‘超逾可能’对自我而言才是可能的。

”[43]此时的超逾，不再依赖于生育和亲缘关系，而是首要地依赖于非-漠然的伦理，亲缘关系是有来由的，而伦理在列维纳斯那里则是“无端的”（an-archic）。

“无端”作为列维纳斯晚期的常用术语，指示的正是为他者之责任的没有缘由和无可回避。

　　这不正可以证明索尔的故事吗？

索尔“儿子”的到来并非基于生育，也不基于亲缘关系，而恰恰基于对这个孩子的非-漠然、非无动于衷、非视而不见，而这是没有缘由的。

尽管这个孩子很快就死去了，但是索尔还是坚定地抱持着对于这个孩子和邻人的无限责任，要为他下葬，并且丝毫不顾自身的安危。

在为儿子下葬的责任面前，索尔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一责任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生死，超逾了可能。

若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把死亡理解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44]——对于死亡的把握就是对于可能性的把握，把“向死而生”理解为朝向死亡而筹划生命、把握可能性，那么索尔早已超逾了这种可能。

他并非没有筹划，他一直在筹划为“儿子”下葬，但这一筹划的期限不是索尔个人的死亡，而是“为他人下葬”或“拯救”这一目标。

同时，这一目标也指向回归犹太传统、犹太信仰、犹太人自己的谱系和时间。

所以，索尔早已超逾了向死而生，也超逾了死亡。

通过这一行动和这一伦理，索尔以个人的方式重新创立了社会的规则，重新接合了犹太人的谱系，重新回归了犹太人的精神，也重新寻回了人性。

在这一非-漠然的为他者下葬的行动中，与其说索尔秉承的是一种“父性”，不如说是一种“母性”。

列维纳斯在后期哲学中以“母性”阐述他的伦理学：为他者之责任，就像妊娠中的母亲一样时刻为腹中的孩子所搅扰、撕裂，对其怀着无法回避的责任，这种无法回避就像身体的疼痛一样无可逃遁。

这种非-漠然的伦理“是被从自身撕裂……是一种母性，在同一中的他者的妊娠”[45]。

就此也可以说，索尔抱持为他者的非-漠然和无限责任，“无端”地“怀上”了一个儿子/他者，这种生育已经完全超越了作为亲缘的父子关系。

　　迪迪-于贝尔曼评价道：“索尔全部的权威，是迎着这个世界及其残酷性逆流而上，把所有的碎片创造成存在一个孩子，而他其实已经死了。

”[46]他的创造方式不是把儿子置于未来，而是置于过去，让他以传统的方式下葬，为他找到犹太人的谱系，让他在向过去的回归中获得拯救、找到希望。

在这部电影中，希望不再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过去，或者说是通过回归过去而指向未来。

以这样的方式，索尔在极端的黑暗和灾难中，在对于犹太人之未来的灭绝中（古往今来，对未来的灭绝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灭绝孩子），将“未来的死去”转变成了“死去的未来”。

死去的未来在与过去的连结中变成了可以哀悼和祷告的未来，而在哀悼和祷告中，这一未来似乎又复活了。

注释[1][33][34][36]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8页，第81—82页，第38页，第39页。

[2][3][4][5][7][8] 丽莎·唐宁、莉比·萨克斯顿：《电影与伦理：被取消的冲突》，刘宇清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8页，第131页，第131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

[6][38][39]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页，第87—88页，第88页。

[9] 尚-吕克·马希翁（马里翁）：《视线的交错》，张建华译，（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10页。

[10] D. N. 罗多维克：《电影哲学中的伦理学：卡维尔、德勒兹与列维纳斯》，廖鸿飞译，https://www.sohu.com/a/273640493_252534. 引文略有改动。

[11] 丽莎·唐宁、莉比·萨克斯顿：《电影与伦理：被取消的冲突》，第144页。

引文略有改动。

[12][14][15] 李洋：《西方大屠杀电影的历史及其伦理困境》，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走出黑暗：写给〈索尔之子〉》，李洋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页，第84页，第84页。

[13] Jonathan Romney, “Dead Man Walking”, https://www.filmcomment.com/article/son-of-saul-lazlo-nemes-pro/.[16][19] 转引自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走出黑暗：写给〈索尔之子〉》，第17页，第13页。

[17][18][20][21][22][23][24][25][26][30][35][46]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走出黑暗：写给〈索尔之子〉》，第15页，第18页，第6页，第6页，第6页，第6—7页，第8页，第8页，第8—9页，第20页，第30页，第38页。

[27] Emmanuel Lévinas, “Paul Celan, de l’être à l’autre”, Noms Propres,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1976, p. 52.[28]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

[29] Emmanuel Lévinas, “L’Autre Utopie et Justice”, Entre nous: essais sur le penser-à-l’autre, Pari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p. 244.[31] 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页。

[32] 列维纳斯：《哲学，正义与爱》，邓刚译，高宣扬主编：《法兰西思想评论》第三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300页。

[37] 摩西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从水里拉上来”。

婴儿摩西被装在篮子里，漂流在水上，法老的女儿把他从水里救了出来，并且为他取了名字。

[40][42][43] 参见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前言”，第lvi页，第lvi页，第lvi页。

[41] 参见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6页。

[44]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88页。

[45] Emmanuel Lé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8, p. 121.

三星半，第二次看的時候，已不像第一次這般戰慄，電影感爆表的感覺也隨之削弱。

影像是好的，但人物內在經歷經不起第二次重複，第二回看更加明顯，導演為了重現內部觀點，捨棄掉太多可再琢磨的細節，導致在觀影過程中，觀眾隨著索爾逐漸與現實分離，電影裂成了兩半。

你或許可以說這是重現集中營的精神狀態，以場面調度和聲音（Tamas Zanyi 嚴格挑剔的聲音效果，也說明了本片在戲院觀看的必要）完成高難度的日常屠殺。

但手段超越意圖太多，瘋狂或對信仰的執念都是觀眾的腦補，地獄也只需要走ㄧ遭就好⋯是一部講究'新鮮'的片子。

整體來說，滿看好導演的，讀了深焦翻譯的導演訪談，許多觀念滿正確的（而且還頗勵志⋯），兩點，承認自己不會寫長片劇本，沒問題，就再接再厲囉。

其二，若沒膠片就不拍電影，未免太負氣了吧，希望侯導第一部數位拍攝的電影趕快問世，到時得要再來檢驗這番話。

关于屠犹题材，80年代最好的是纪录片《浩劫》，90年代是《辛德勒名单》，00世代是金棕榈的《钢琴家》，10世代就是《索尔之子》。

我们有多少手撕鬼子，西方就有多少屠犹题材，但是牛就在于还能有新意。

《索尔之子》导演只拍这一部电影之后，他第二年也直接到戛纳的主竞赛去当评委了。

集中营里面的索尔看到他儿子死了，索尔给他儿子找了个拉比，中国人理解可能就找个和尚超度。

整个电影，先到处去找儿子的尸体，再到处去找和尚，最后发现和尚也不是和尚，儿子也未必是儿子。

听这剧情，你也会发现他其实跟大部分的屠犹题材电影都不一样，第一，他没有救人，第二，他不关心反抗，他想给儿子超度这件事，甚至还耽误了工作队的暴动。

《浩劫》是什么呢？

是你看那有一堆人杀人，《辛德勒的名单》是这儿还有一个人救人。

到《钢琴家》是杀人、救人，我都管不了，我只想活着。

《索尔之子》是什么？

我也不想活着，都得死，但是我只是想给我已经死掉的儿子一个体面一点的葬礼。

《索尔之子》是在整个题材上再进一步，它关心的是尊严感。

《浩劫》展现的那些罪行怎么处理呢？

就一个词，背景板，这才有了这电影震撼和轰动影坛的视觉母题。

在我看来可以总结为景深之外，景别之外。

开场的两个长镜头都是最大罪行的场面，全部都是在景深区之外，这个也是为什么它必须得选4：3，限制即留白。

我们再做一个对比，都是跟着人走。

这个电影是反《1917》的，可以把这个电影跟《1917》做对比，它完美的匹配了之前，我们刚才说几乎是4.0的屠犹题材片的高级阶段，开场长镜头，机位固定，前景深也固定，然后是索尔走入景深区，这就是它的风格定场。

它仅有两处有深焦镜头，其中一处就是那个餐桌祷告，还有一个就是行刑的场面。

紧接着没过几分钟你会发现，原来这两处其实就是索尔之眼，它是两处主观镜头。

他告诉你的其实就是索尔什么都知道。

所以他紧接着这两个主观镜头都用了非常灵巧的技术，我们叫摄影机出窍。

他是从第一人称再无缝衔接地跳到第三人称，他的所有留白带来了大量的想象空间。

当他们想照相的时候，突然来了白烟。

在第一场戏，你就知道这白烟到底是什么，可能就是又烧了一批人。

开始我们说是展现人的死亡，《辛德勒名单》是展现一堆鞋，然后到《索尔之子》就是一阵烟。

包括还有挫骨扬灰那个段落，大家在那儿铲，是扬什么呢？

你就会发现可能是德国快战败的时候，他们要毁尸灭迹，所以就把烧完之后的骨灰撒到这个湖里面，这反倒只有是浅焦摄影能够给你更大的震撼感。

这次还看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声效，它实际上是让画面的极大限制搭配的是声效信息量的爆棚。

很少在一个非好莱坞大片还能看到这么多的环绕声音的调动，这时候你才能明白它那个4：3画幅的魅力，它仿佛左右两条黑边儿，全都是在用后置环绕声来告诉你信息量的。

这个片子和《罗马》，我们之前谈到过的是这十年我觉得最牛的声效电影，这个同样是电影语言的进阶。

反倒我有保留的地方是靳锦肯定过的表演。

他那种就是严密配合长镜头走位的表演，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程式化。

导演想要的其实是一种布列松式的表演要求，你演员自己不用有任何戏，受我支配就可以了。

再加上整个镜其实是贴人的，它不给空间定场。

这个就显得道具感会比较凸显出来，观众很难与这个人物共情。

这个其实是布列松式表演所追求的，但是问题在于布列松的电影没有这么快。

这个电影太快了，人物其实都是做任务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它是在主动、被动状态下快速频繁地去切换，再加上整个镜头它其实是贴人的，它不给空间定场。

这个就显得道具感会比较凸显出来，比如说他刚进屋带话，说那谁谁找你，然后那个人就出去了。

这个对白刚结束，对方出画，他不给对方镜头，只跟着索尔。

紧接着索尔就抡起铲子开始铲煤还是怎么样，它带来的问题就是观众很难与这个人物共情。

所以说在我看来，它的形式创新是大于它的文化价值的。

所以我从作者维度，我其实是比较担忧他后来的发展，包括他后来其实紧接着拍了一个《日暮》，其实也没怎么着。

因为索尔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形式的高概念，完成得非常牛。

但是肯定，第一，不可能每一步都能匹配这个高概念；第二，你也不可能每一步都能想出同样牛的高概念来。

最终我是从处女作这个角度去谈这个电影。

在奥斯卡那期好像最佳外语片那儿我也选了这个电影，我当时其实也提到，他也直接最后马上影响到了后来一批导演。

一个人拍的第一部，这第一部就开始影响其他人的创作了。

我还有几个候选，比如说洛尔瓦彻的《圣体》，包括像拉吉·利的《悲惨世界》，都是很棒，我很喜欢的作品，但是如果是在这些方面，是根本不能跟《索尔之子》相提并论。

非常厉害，厉害到我担忧他后面的作品是不是就这样了？

出道即巅峰。

靳锦：第三名《索尔之子》，2015年，来自匈牙利导演拉斯洛·杰莱斯。

我觉得我们俩讲这个，特别像刚才讲的同题创作，《辛格勒名单》，《钢琴家》怎么来拍纳粹的，我们可以battle一下。

我跟你分析的第一个角度都是一样的，我觉得纳粹题材毫无疑问，前面两个的高山是《辛格勒名单》和《钢琴家》，但是他们讲的那个人物的阶级是要很高的。

到了《索尔之子》，他的立选题的力就聚焦在一个最底层的角色。

其实他在埋葬儿子的过程中，他有几次被抛弃的过程，就他找了几次拉比，如果我们把拉比看作是神的代言人的时候，其实索尔一直被他们拒绝。

他第一次找到拉比的时候，拉比随后就被纳粹剥光了衣服，推下了土坑。

其实他讲的是在这个地方，连神的代言人都被神抛弃了。

就第二次找到拉比的时候，拉比的精神已经垮掉了，索尔给他剃胡子，他在镜头里的位置比拉比要高的，这就说明其实人的意志是可以比神更强大的。

第三次的时候他是在动乱之中把拉比救了出来，他已经是地狱中的人了，但是他的行动力其实比神要更大，这是对人意义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肯定。

他其实是拍了一个何以为人的故事，哪怕只有一次我们能够认真对待死亡，动物不会祭奠尸体的，人会。

但人祭奠的就只是一具尸体吗？

他祭奠的就是那种曾经存在的，就非常确定的爱和希望，这个才是如果有一天，人能最终走出地狱的东西。

奥斯威辛，集中营，二战，犹太大屠杀，这些字眼放在电影里几乎都快成了一套类型片了。

但这段历史就需要铭记的，总会反复被人提起。

拉斯洛导演确实做到了。

导演一出手就自成一套视听体系，用几乎中近景别第一人称拍摄，40mm定焦浅景深，由主角索尔带领观众进入一段幽暗而真实的人间炼狱。

主角的毫无表情的“屠杀”着自己同族，在我们眼里说就是“汉奸”。

但是在影片看来，他们自己已经死去。

他们只不过是比其他同种族的兄弟多活四个月。

观众见证的不在是电影该有的长镜头，大全景，上帝视角，以及悲壮的配乐。

我们看到的是失焦状态下隐约可见的尸体，清晰的哭声，惨叫，以及主角带领我们走过一道道门背后的场景，都让人觉得无比真实而又那么难以置信！

导演用一种近乎贴近人的狭小视角给我们展示一个血腥的屠杀工厂，别说是人了，如果这里杀的是动物，我都难免会反胃，更何况他们在处理的是他们自己的同族人。

死亡如果是集中营的常态，那么活着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反例。

电影分成了两条路线，主角发现自己的儿子也在集中营并最终看着自己儿子死掉的那一刻。

他决定要给他儿子找一个拉比（教士）超度，以及有尊严的安葬。

另一条路线是让在这些“清道夫”工作中的人暗中要联合起来革命，逃出这个集中营。

不管从哪一条路走，导演一直都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死亡”。

集中营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导演不讲大道理，不给任何时间的心理活动，把一天半主角的暴走以纪录片的形式压缩出来，不给观众喘息的机会。

以往我们看的集中营到影片，故事和主角本身都带着那么一丝的希望和一厢情愿。

而这部《索尔之子》却摒弃那些矫情甚至可耻的商业行为，直接展示人类历史的一次黑洞。

让人们真正的最真实的看到，相比于上百万犹太人的尸体，《辛德勒名单》中救下的几十个人，在集中营这个黑洞中这道道德之光实在是太微弱。

正如索尔对同伴所说的：“我们早已死了”。

往往这种接近真实记录的传递，却给人意想不到的沉重和深思。

男主角索尔最后为何要不惜牺牲所有活人的性命去安葬自己的儿子。

也是身处集中营这座活死人之地唯一可能叩响存在的方式，也是人类的信仰，即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情况下，也要相信有一道信仰希望之光一直亮着。

影片的最后，男主角看到门外那个日耳曼小男孩天真的看着他，他最终眼含热泪的对着男孩微笑。

因为他看到了希望和神迹。

他们的对望超越了敌我，超越了民族，预示着未来。

摄影机第一次从男主角索尔身上移开，跟随着日耳曼小男孩走了，随着远处传来的枪声，小男孩带者神迹和希望钻进了树林。

镜头停留在只有细雨打在叶子上啪啪作响。

没有人类的自然是那么的美好而安静。

就这么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个时间，对于大自然来说再正常不过，对于人类来说却是无比黑暗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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