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心

罗马尼亚🇷🇴.电影🎦《医者仁心》.透过屏幕观察不同国家的内在；平时能看到罗马尼亚的电影机会不多，基本都是好莱坞大片。

这部电影🎦，也揭示了在罗马尼亚体制下医疗系统的问题；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依然官僚.腐败在系统里盘根错节；年轻的外科医生本着良善的天性，为了真相，欲与体制集团抗争，四处奔走；历经挫折，最后也只能善罢甘休！

全剧以类似跟拍的近景处理，在同一现场；没有大的外景，都是局部场景；环境的变化，声音，呼吸，都是近距离的；内容反应很深刻。

最后的放弃，似乎也是迫不得已。

大量的都是主人公的内心戏，无奈之举。

最后一幕，反复的消毒洗手，并以叩头挤压消毒剂的镜头，反应主人公内心的不甘……

作者：虞晓 来源：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我们有多久没有在电影院线看过罗马尼亚电影了？

敲黑板！

罗马尼亚导演加比·弗吉尼亚·萨尔加（Gabi Virginia Șarga）和加泰林·罗塔鲁（Cătălin Rotaru）拍摄的长片处女作《医者仁心》已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这不啻是值得影迷们兴奋的好消息。

它意味着久负盛名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终于登上国内艺术院线的银幕。

与当年戈达尔们在法国被命名的经历类似，“罗马尼亚新浪潮”是由电影节评委和媒体影评人共同加冕的“名号”。

它指代着这样一个现象，之前默默无闻的罗马尼亚电影自2004年以来成为了国际电影节上的“暴发户”——克里斯提·普优（《无医可靠》）、克里斯蒂安·蒙吉（《四月、三周、两天》）、 波蓝波宇（《布加勒斯特东12:08》）、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加州梦想》）等新生代电影人不断涌现，并持续在欧洲各大电影节收获着各种重要奖项。

《四月、三周、两天》剧照“新浪潮”并不是有着明确的宣言和计划的电影运动，捧回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克里斯蒂安·蒙吉就认为，是一群“趣味和愿望相近”的年轻人，尝试着拍出更接近当下的生活节奏、看上去“更真实”的电影。

改变现实的力量必然会作用于表达现实的电影。

上世纪80年代末改变了罗马尼亚政治制度的“东欧剧变”，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为今天的“新浪潮”塑了形。

克里斯蒂安·蒙吉在国有制片体制被摧毁的产业“废墟”之上，依靠政府基金扶持的低成本预算拍片，催生了青年导演们一致的现实主义/极简主义美学风格。

“剧变”之前的社会主义历史，或隐或现，一直存在于“新浪潮”的叙事之中，从直接的揭露清算，到作为现实背景的批判性反思，对那段历史态度的微妙变化。

尤其是揭示其中“与官方叙述不同的面向”，建构出了一种意味悠长的，关于自身历史与现实的新表述。

《毕业会考》剧照而此次公映的《医者仁心》对中国观众具有相当的亲和力。

它和近年来国内大热的职业剧《医者仁心》、电影《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滚蛋吧肿瘤君》等影视作品一样，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聚焦于医/患、生/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等影片，是以类型叙事的方式，以“向死而生”的故事赞美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话；《医者仁心》的情绪要低沉一些，它讲述了一起医院中本不应该发生的医疗事故。

布加勒斯特的儿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博士完成了一台手术，因为医院购买和使用不合格消毒剂，本应康复的小患者被细菌感染身亡。

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克里斯蒂安要将伪劣产品逐出医院，却遭到了一连串的困境，最终屈从于现状。

影片中实际设置了双重的“死亡”，患者肉体的死亡和克里斯蒂安职业道德的死亡，信奉救死扶伤的医生为何成了默许杀人的帮凶？

通过这个“向生而死”的故事，影片讨论了罗马尼亚现实的社会问题。

应该说影片本来的直译名《不可杀人》（《Sa nu ucizi》）更具有冲击力，这是医生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基督教世界中的“戒条”，它规定着人与人相处的世界中最基本的关系。

或者说，就是社会的公共道德，是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认同的基本价值观。

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影片以类似“生活流”的叙事，再现了富于道德感的主人公如何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里处处碰壁的过程，并由此展现出诸多的现实社会面向。

《医者仁心》尖锐的批判性就表现在，一个医生职业道德的消亡史，其实是一个社会公共道德的消亡史。

影片中现实社会的不道德之处就在于，它无法实现个体/阶层之间有意义的对话，而不经过对话，就无法实现信息的传递和共识的达成。

克里斯蒂安在与每个人的对话中，都存在着不同的“错位”关系，要么被突然的打断、或者是教授的不由分说、或者是管理者的偷换概念（医院经理对他的提问，就是无法回答的悖论“电车难题”）。

在一次次徒劳的自说自话之后，克里斯蒂安哭笑交织，背得烂熟的陈述词再也说不出口。

也是这一刻，他一直固守/笃信的职业身份/道德价值开始崩塌和质疑。

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和人生意义的迷失，导演借克里斯蒂安描绘了一张“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危机图。

它是罗马尼亚现实社会的隐喻，在经历了血腥和暴力“剧变”的之后，这个国家并没有像曾经被许诺的那样，变成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而“剧变”之前的历史，成为了现实社会“隐匿”的参照物，它浮现在医院同事伊莱的话语中。

当被质问为什么面对“恶行”要缄默不语，伊莱承认，自己没有切.格瓦拉的精神。

2005年克里斯提·普优导演《无医可靠》轰动了戛纳，他那种全新的电影语言，包括手持摄影、长镜头、自然光、“一天一夜”的集中叙事以及生活化的台词和表演等，成为了“新浪潮”电影拍摄的“语法”。

《医者仁心》也延续了这种现实主义/极简主义的镜头风格。

《无医可靠》剧照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主义的镜语并不意味着冗长和拖沓，现实主义并不排斥戏剧性的冲突，无非是表现冲突所遵守的是现实逻辑。

对能接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观众而言，《医者仁心》没有设置更高的观影门槛。

手持摄影也并不意味着粗糙，对场面调度精准的掌控，是本片的又一亮点。

无论是克里斯蒂安所处环境的逼仄，还是移动长镜头之后准确的对焦和蕴意丰富的构图，影片的影像在纪实性和戏剧性之间达成了高超的平衡。

观影的过程难免让人想起80年代的中国电影，也曾以“新民俗”的表达，“铁屋子”的寓言，以自我“东方化”的姿态去博取电影节的关注。

“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已经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在本土市场票房尚不足5%的现实也让人隐忧。

依靠国家的扶持能走多远？

孱弱的产业能支撑这股浪潮到多久？

这些问题或许不只是罗马尼亚一个国家面对的难题，而是现实中整个欧洲艺术电影共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而唯一能让人放心的，仍然还是影片的艺术质量：无论是摧枯拉朽的情感张力，亦或是导演精妙细腻的人性洞察——这让影片在市场属性之外，真正具备了传世的价值。

作为多年来少有的一部国内公映的罗马尼亚电影，艺术片影迷们，欢迎您到大银幕去感受一下。

全片无配乐的《医者仁心》可谓遵循着罗马尼亚新浪潮视听语言的表达范式，大量长镜头(虽然部分非必要且稍显笨拙)和灵活的景别选取无时不刻不在提醒着观者，本片有其新现实主义意味和以小见大的野心。

主角Cristian被设置了理想主义化的行为动机，令人想起《黑水》中只身对抗杜邦集团的Robert，他们身上有着堂吉柯德般的古典悲剧主义色彩，而眼看着他用尽所有方法却屡遭挫折，因而我们对弱小个体境遇的共情和绝望的情景归因被巧妙的放大了(于检察院Cristian崩溃一幕攀升至高潮)。

但与此同时，本片的政治控诉具有明显的符号设置意味——因为Cristian是虚构的。

震惊全欧的医用消毒剂丑闻背后，是长达10年之久的后红色帝国时代东欧体制弊端和令人愤怒的沉默，寻租的恶果在布加勒斯特夜总会大火后终于彻底爆发，从这点看，《医者仁心》难能可贵的指出了悲哀的现实：圣人与奇迹并不存在(这也是现实主义式的不留情面)。

消毒剂制造商并未与Cristian爆发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对决，Cristian握着手术刀却终被割伤，而他穷尽一切想要扳倒的对手为他包扎，于是他和观众绝望的意识到：二元对立只存在于理想主义的自我满足，我们树立敌人，便假设他们诠释极致的恶，这便是傲慢与悲哀，而我们终将被激情和挫折吞噬，恶逍遥法外，正如影片以Cristian手术前洗手场景开场，也以相同的场景收场——消毒剂并未更换，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纵然Cristian无数次重复着这一动作，但其讽刺意味在煽动观众焦虑的强迫行为后，剩下了一片绝不轻松的留白。

根据罗马尼亚2016年消毒剂公共危机改编。

（同题材的还有一部叫《cloectiv（集体）》的本土纪录片，斩获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国际影片双提名，mark一下。

原片名是“Thou Shalt Not Kill（汝不可杀人）”，源自圣经十诫，译名着实拉跨了。

看完电影查了下罗马尼亚，总人口不到两千万，信奉东正教的就占了86%，所以电影里人总会说“愿主宽恕他”、“你可以祈求上帝”。

其实医生这个职业，是挡在病人和上帝之间的那道墙，但面对被稀释了十倍的劣质消毒水，整个医疗体系不约而同背向自己的良心。

主人公作为一个优秀又固执的小儿外科医师，在自己的病人因为劣质消毒水而感染死去后，终于爆发，他开始调查、开始举报、开始反抗。

电影里有几个情节我看得心里发颤。

一个是主人公在向检察官实名控告医疗体系的腐败，他说了一遍，接待人知道自己应付不来这么重要的案子，于是叫来了自己的上级。

他又说了一遍，上级也打断了他，叫来了上级的上级。

于是他又开始说第三遍，却无论如何都无法记起那些倒背如流的控词了。

这些话，他每天都会背诵，让自己又快又精准地陈述完整个事件。

他和系主任说过，和医院经理说过，和卫生部部长说过，和记者说过，每一次都是石沉大海。

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他的肩膀在耸动，分不清是在笑还是在哭。

最后他还是被检察官请出去了，实在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于是他揣着一把水果刀去找了幕后boss，消毒水生产商的经理。

结果他发现，那个经理曾经也是医生，会手法熟练地给他包扎伤口。

经理告诉他，他找到了比医生更好的职业，虽然晚上会失眠。

经理还说，有一天他也会习惯的。

医生回答我不会。

经理说，他曾经也这么以为。

又是屠龙少年变恶龙的故事。

最后医生还是选择放弃这条不好走的路，回了医院，请求主任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里让我唏嘘的是，那个前期看起来只关心医院声誉刚愎自用的老教授，也会记得15号病床的小孩子好动，担心他会撕裂自己的伤口。

也许有很多个这样的医生，他们无法接受被消毒水腐蚀的医疗体系，却在头破血流后只能沉默地接受了。

直到2016年一场火灾之后，这个被漠视和贪欲滋养的毒瘤才被公之于众。

电影一开始主人公在用消毒水洗手，结尾同样也是。

这是一个逆行者逐渐被体制所侵蚀同化的故事。

医者本是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在罗马尼亚的官—商—医利益捆绑的体制之下，却成为了被体制束缚的“杀人者”。

而有人站出来，努力想通过一层层地壁垒将黑幕捅开，却没有意料到这幕实在太厚，厚到身边已经没有朋友与他并肩作战，大家都如同失去了自我一般只会说“与你无关”，最终沦为了黑幕下的又一个“行尸走肉”。

电影虚构了这样一名仁心的年轻医生，通过大量长镜头、面部特写、频繁重复的对白和动作以及浓重令人窒息的喘息声，展现这位年轻医生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制度的苍白与无力。

长镜头烘托了一种对“希望”焦急没有耐心的等待，频繁重复的对白和动作就如同捅穿黑幕所做的徒劳的连续叩击，而喘息则更像是一种无力的狂怒和嗟叹。

本片源于真实故事，但不同的是真实的情况比这更糟糕，甚至都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医者的初心而战。

医生揭露医院黑幕但失败的故事。

质量不合格的消毒剂（被稀释）在医院被广泛使用，已经有病人因此而死亡，而医院所有人包括院长奥古斯汀都知道，除了新来的医生克里斯蒂安，是捅破还是保持沉默，该如何选择。

选择了越级上报，也捅给了媒体，却没达到效果，文章被报社拦下来，部长也没有反应，毕竟涉及到全国医院的利益，法不责众。

他找到跟他一样但改行成功的商人，闭上了嘴巴，但代价是终生难眠，虽然适应的过程很难。

克里斯蒂安回到医院向院长认错，但出现了心理问题。

整个体系出了问题，但体系还得维系，还得苟活，这种情况下，正直的个人不得不为了生存选择妥协。

新人医生更容易发现问题，时间长了就被环境同化了。

勇斗恶势力的人是孤勇者。

这部片子和前几天上的《漫漫寻子路》有点像，都是把一个极富戏剧冲突，极容易引发观众对现实讨论的题材作了反类型反戏剧的处理，显然，编导们不想把思考的深度停留在浅显的社会批判，正义必胜好人洗冤的故事虽然喜闻乐见，但那种廉价的胜利在现实世界中未免显得过于苍白，不知道这是不是这种中东欧国家电影的某种共识。

两处印象深刻的情节：第一处是主角Christian去检察机关陈述案情，连着陈述了三遍，原因是每个接待者都意识到自己无法处理这样重大的案件，于是只好找来自己的上级。

其实这些公务员都明白主角要说的是什么事，也在内心里愿意帮助他（第一个公务员在第三次陈述时补充了两句，第二个公务员问主角要不要喝水），但是在体制的框定下，他们只能依照规定办事。

原本我以为这里是暗讽罗马尼亚政府系统的低效官僚，配合上这个故事本身的批判现实主义，但是看到结尾我觉得导演更想表达的是，尽管主角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心中所谓的信念的正义四处奔走，甚至付出沉重代价，可他的身边却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受害者的父母觉得打官司花钱费时间，媒体为了广告收益选择沉默，政府系统以一种让人无可辩驳的方式拒绝了主角伸张正义的请求，医疗系统内更是沆瀣一气。

如果这个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将一种主角眼中的不合理视为理所应当，那么主角的坚持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于是就有了片中的第二处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影片最后，主角在手术前一次次用稀释后的消毒液洗手，甚至细致到了强迫症的地步，这里与片头形成了呼应，但两次洗手，主角的心境却截然不同。

在片尾，当主角选择不再追究消毒液公司，回到医院工作，与妻子重回于好，实际上就已经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失败，他用自己曾经痛恨的洗手液肮脏了自己的双手，然后又用头顶渗出的鲜血告诉人们，他准备好了，他也将成为这个操蛋世界和操蛋人群中的一分子。

他在故事前后的转变，其实就是在车上，消毒液公司老板所讲述的自身经历，又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现实碾碎，屠龙者变为恶龙的故事。

两位主创在片尾彩蛋中解释，本片是根据罗马尼亚2015年“集体”俱乐部火灾后曝出的消毒剂丑闻，虚构出的一个医生。

他们创作的目的，是去探索为什么问题早已存在，医疗体系内的人都心知肚明，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真相。

因此主创虚构了这样一个善良的医生，讲述他如何走向了沉默。

其实，我看片时的最大悬念在于医生到底能用什么神奇的招数撼动体制，解开这个死结，但最后希望还是落了空，不少中国观众也是失望了，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个爽快的《我不是药神》。

中国观众另一个不满足的地方是，跟中国人一比，罗马尼亚人实诚得像一群孩子。

他们说话不会躲闪，也没有潜台词，连恶人也是赤裸裸的，也不懂什么叫委婉，不会用“负增长”，不会用“救出10名被困者全部找到，9人无生命体征”。

这不是艺术上的单纯，纪录片《集体》里同样如此单纯，如此赤裸裸。

本片也没有刻意强调做吹哨人的危险性。

最大的危险不过是被同事孤立，被调离岗位，被体制忽视。

没有暴力机关介入。

这当然会让我们想起李医生和谭医生，也因此觉得罗马尼亚人太善良了。

主角在一个意外的时刻崩溃了，但也可以理解，崩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时刻，意志随时可能被耗光。

影片不断用长镜头让观众和主角一起感受漫长的孤独等待，穿越长长的办公楼走廊，在家里和老婆干瞪眼，观众的耐心也和主角一样被慢慢消磨殆尽。

他倒在了卡夫卡城堡的门口，终究没能看到城堡里面，而守卫只是对他一遍遍重复说：请从头再说一遍。

同样根据这次消毒剂丑闻拍摄的纪录片《集体》，则比本片强悍有力得多，镜头跟拍了记者的调查，还像《大同》一样跟拍了官员（卫生部长）的日常，进入政治角力的核心，在我看来那就是城堡的内部。

（强烈推荐这部纪录片，它获得了两项奥斯卡提名，也是对本片背景更好的延展，现实比故事更精彩！

）回到本片，它讲述平庸之恶的运作模式。

主角直面了体制的虚伪，一层一层汇报负责的复杂官僚体制让人不再需要坦诚相见，让人躲在职业面具后面，杀人的重罪分解打碎成平庸的恶，主角触不到体制核心的人，只能触到体制的螺丝钉，最终心灰意冷，也只能当一颗螺丝钉。

结尾长镜头，他愤怒地洗手，由于必须用头按压消毒液，看起来就像在给奸商和贪官们磕头，当然他和所有的螺丝钉包括那个消毒液工厂老板一样，内心是终究不得安宁的。

《医者仁心》是一本罗马尼亚电影，讲述了一名叫做克里斯蒂安的年轻外科医生揭发医疗系统黑幕的故事。

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如果抛开男主角的精神视角来看，那只是一个个体对抗系统的常见主题，并且在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这点上，镜头显得略微拖沓，也没有足够的“奇观”来回报现代观众对于缓慢节奏的忍耐。

但是影片的镜头语言非常克制，不使用背景音乐，尽量地不去剪切而使用长镜头，这在表达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上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电影当中，导演几乎完整地呈现出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遭受创伤、进入状态、也可以说是如何进入一种急性的解离状态，又如何从解离状态当中出来，重新整合，重新成为一个可以进行真正欲望的人、一个神经症水平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来解构主人公在电影中最表层的道德语境内的言行，并予以重新诠释，然后我们可以有另一种视角来理解主人公为什么要执着于揭露黑幕、为什么在最有可能成功之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是否真地要去杀人，以及最后结局的象征意义。

创伤环境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解创伤的本质。

一个典型的观点是，我们会认为造成创伤的是严重的、威胁生命的外部事件。

这样的观点让我们能够接受一个人在一场地震或者一场战争中遭受创伤，但是较为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创伤。

另一个典型的观点是，创伤和我们所具备的应对外界的能力有极大的关系，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儿童更易遭受创伤，因为他们还没有具备应对生活挫折的各项能力，难以独自生存下来。

当然这是合理的，不过这种观点也在暗示了我们对成年人创伤的某种忽视，因为从通俗意义的能力、现实适应性来看，一个“正常”的现代成年人已经具备了让自己生存下来的能力，因此更多人会易于接受成年人之所以产生创伤，是因为其在较弱小的童年甚至是婴幼儿时期遭受创伤的遗迹。

这两种观点会彼此交织重叠，他们都有合理之处。

如果我们采用美国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以及英国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对于环境及个体关系的论述视角，即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单元，在本质上是不可能从环境中脱离并独立存在的（科胡特称之为自体客体，温尼科特则称之为过渡性客体或者中间地带），那么存在于这两种观点背后的某种一致性，提示我们创伤意味着一种主体所存在其中的环境的性质。

这个环境是冷漠的、无回应的（这里的用词并非选取它们在道德语境中的含义），ta不具备科胡特所称的“镜映自体”那样映照出主体的存在的性质，也不作为温尼科特所说的“自我——支持性”体验的来源。

换一句话来说，影片中克里斯蒂安心身所处的环境，是一个试图取消他的作为主体而存在的环境，是一个试图占据完全异质的“他者”位置的这么一个环境。

严重的天灾人祸，又或者远超个体能力范围的挫折，都可能让人感到世界的“陌生”和“不可理解”，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切以意义与价值形态存在的存在本身的消亡。

在影片中，这种环境对克里斯蒂安存在的取消，首先静默地发生在心理存在层面，而后蔓延到“现实性”的身体存在层面。

我们可以从几个桥段来看到这种环境的本质。

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影片的一开头，克里斯蒂安因为质疑消毒剂功效，和护士长起了冲突。

影片并没有呈现冲突的部分，而是以克里斯蒂安接受医院的处罚开篇。

克里斯蒂安的同事试图劝慰他不要再做这种蠢事。

在影片中，消毒剂事件象征的是潜意识中的禁忌内容，其中包含了欲望的满足以及与之伴随的罪恶感、内疚感。

这个本应该在城市地下不为人知的下水道，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意识层面，出现在了城市生活的地表。

医院对克里斯蒂安的处罚，便是整一个医院系统对于这“城市下水道”的否认防御。

与克里斯蒂安关系密切的光头同事，调侃自己“没有切格瓦拉精神”，也劝告他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情。

这种调侃，在弗洛伊德这里被称之为“幽默”的防御机制，是一种“现实适应性”比较好的防御方式；相较于否认，“幽默”并没有完全地把潜意识中的内容压抑得面目全非，而是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转化了这种压力。

但在医院内，另一种态度是更为普遍的。

一个典型，便是影片中当克里斯蒂安去调查自己去世病患的遗体相关记录时，与资料管理人员间发生的一段对话。

工作人员并不着急着给克里斯蒂安调取资料，而是去上了一趟洗手间，然后一边翻阅资料，一边拉家常般询问自己经常上洗手间是不是前列腺有什么问题。

当克里斯蒂安问对方为什么不去看看医生之后，这个工作人员警觉地立马回应到，自己有没有生病，为什要去看医生。

这可以看做是一种不太成功的压抑，因为显然潜意识中焦虑的内容（前列腺疾病焦虑所象征的）已经突破进入到了前意识甚至意识（语言上的矛盾）层面，而这种简陋的否认防御意图完全抹去潜意识内容的痕迹，又或者完全地把它们改头换面。

在这个否认行为之后，因为潜意识中的焦虑已然冲破防御，因此这个工作人员又采取了其他的行为进一步加强否认的效果。

因此，在这一段尴尬的对话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沉默，是浸润到工作中的沉默（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作职责）。

显然，运用另一种身份来进行否认，效果是更好的，对于潜意识之存在的隔离相较于“幽默”是更彻底的。

这种方式也可以在其他同事身上看到。

比如在影片的开场，另一位同事对于克里斯蒂安受惩罚的事情并没有一丁点儿的兴趣，工作后的疲惫和休息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

再比如，在科室每天早上进行的会议上，当克里斯蒂安“不合时宜”地提出消毒剂的问题，伴随的是其余同事的沉默，而蕴含于沉默中的是对于坚持工作流程的集体压力——每个人都有工作赋予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同事之间，克里斯蒂安所象征的潜意识焦虑是被压抑甚至是隔离出去的。

如果说这是一种阴性的、退缩性的反应，那么在克里斯蒂安位置之上，对于这种潜意识焦虑的压抑，则是以一种阳性的施虐性的方式出现。

这种施虐性惩罚，从整体上来看是医院给予的处罚，当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如机器一般飞速地宣读处罚决定，而克里斯蒂安只能回答而不能申辩的时候，这种施虐色彩的惩罚是很明显的。

另外，克里斯蒂安的老师，也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影片塑造的使用这一压抑方式的个人典型。

当克里斯蒂安把消毒剂的化验结果告诉他，希望他能够建议管理层暂时关闭医院时，他的反应是对克里斯蒂安违反规定偷拿消毒剂出院而大发雷霆。

显然克里斯蒂安并不是他口中可以“平起平坐”的学生，甚至不是“可以提问”的学生，而是只能听他训话的学生。

这种把潜意识中的焦虑转化为对他人的施虐，在权力结构中是常见的。

在影片中，这种压抑方式被成瘾式的使用，把克里斯蒂安、消毒剂问题以及他们象征的潜意识焦虑完全否认。

在家庭生活中，克里斯蒂安的状况同样如此。

他和母亲以及妻子住在一起，妻子和丈夫在同一家医院工作，是一名护士，而她最为担心的是克里斯蒂安会因为纠缠消毒剂问题而被医院开出，甚至自己也会受到牵连。

她希望克里斯蒂安能够做羊群中的一只“羊”——这也是少有几处的“幽默”，而这个“幽默”在狭小的厨房中效果持续不到5秒钟，夫妻间又回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

而母亲最担心的，则是旁人背后对自家的看法，因此夫妻间稍有点争执，就会出来阻止防止楼上楼下听到。

总之，可以看到克里斯蒂安的工作以及生活环境，面对消毒剂问题引发的潜意识焦虑，都采取了试图完全否认的努力。

仅存的几处“幽默”也如同那个狭小的厨房一样立刻被窒息。

这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否认性的环境，而对于克里斯蒂安这样一个如同“苦行僧”一般坚持直视潜意识欲望冲突与伴随的焦虑的人来说，他在这个环境中便是透明的，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存在。

这构成了一个创伤的前置环境基础。

可以说，造成创伤的最主要条件都已具备，只欠一个导火索。

创伤的形成真正造成创伤的导火索，是克里斯蒂安病人的去世。

他的一位病人在医院内因为感染而去世，让克里斯蒂安更为相信被稀释的消毒剂要为此负责。

病人的死亡，让这种潜意识焦虑带来的压力变得更为严重，就如同那位光头同事所说的那样，全医院的人都知道消毒剂的问题，要负责任的是医院。

因此，否认性的环境如果要继续维持对即将冲破防御的潜意识内容的彻底压抑——此时可能是潜意识中的罪恶感、以及对被特殊对待（宽恕）的期待之欲望——那就需要转换更多的攻击驱力。

比如前面所说的领导以偷窃院内物品来威胁克里斯蒂安，而同事们都觉得他是一个疯子，谁又敢接近一个疯子呢？

总之，这个升级了的否认机制，让克里斯蒂安成为了一个“不正常”的人，一个无法理解的疯狂的人，这样与之相对的另一面便可以暂时否认掉内在的潜意识之疯狂内容。

而代价则是克里斯蒂安的创伤。

因为病人去世而来的强烈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却没有一个使其存在的环境——环境已经完全否认了这种潜意识焦虑——也就是环境无法镜映出这种强烈的感受，而主体无法在这种镜映关系中把这种强烈的感受整合进入统整的精神结构，那么就会产生创伤以及解离。

精神分析理论称这一必要的过程为“哀悼”。

如果缺乏这一过程，温尼科特描述婴儿则需要通过“瓦解”来保持自身的存在。

也就是当绝对依赖的婴儿失去了母亲的自我——支持性功能，那么为了防止自身存在的“湮灭”，会主动采用一系列复杂的称之为“瓦解”防御。

这种瓦解在成年人身上可能呈现为杀死自己，在婴儿身上则可能显现为混乱的躯体症状。

温尼科特称“瓦解”是一种“混乱的活性产物”，通过看似破坏的方式，使得弥散的自体得以存在，因为这是婴儿“主动”制造出来的，因此“瓦解”本身便是自体的统整。

这种“瓦解”同样可以看做是创伤中的解离，即人格中的某一部分被裂解了下来，这个部分碎片几乎完全和人格其余部分分离。

以这种“精简”的人格碎片作为存在依凭——因为环境无法助其整合——重新组织起一部分功能，以防御温尼科特和科胡特所说的自体湮灭所带来的“无法描述的焦虑”。

经历创伤的个体，当没有办法在安全的环境下获得存在感时，个体必须通过紧紧抓住某些人格（不论是基于语言的，还是基于身体的，如婴儿）碎片把自己组织起来。

因此通常这种创伤解状态中，个体会产生注意力极度狭窄、意志行为僵化、情感淡漠的状况；而基于身体的“瓦解”则会表现出躯体症状。

越接近早期的创伤，越需要以身体形式进行解离，比如一些人会只有在自残或者自虐当中才能感觉到自己真实活着的感觉，这同样涉及到解离。

在克里斯蒂安这里，其被裂解的部分主要是和他超我结构相关的内疚感、罪恶感以及惩罚冲动，因此其创伤解离状态基本围绕这部分，也主要以语言和意志行为的形态呈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病人去世，特别是遭到病人家属的殴打之后，克里斯蒂安立刻陷入了一种几乎只能重复控诉的状态，此时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揭露黑幕，嘴巴里反复的也就是那么几句控词。

克里斯蒂安此时已经处于创伤状态，但是对于创伤干预一开始最重要的“无条件地接纳与陪伴”在克里斯蒂安这里是不存在的，因此他必须要依靠“瓦解”防御，来组织起自身的存在，这种“瓦解”防御便是他如走火入魔一般地试图揭露黑幕。

这也导致了他离开了家庭，象征着现实空间中的存在开始被否认。

整合与杀人欲望克莱因认为，在生命早期，小婴儿会使用分裂机制，也就是把经验到的感觉用二分法分为相反相依存的两种（一般称之为好与坏），以此避免经验之间彼此污染带来的死亡焦虑。

这也透露了在创伤状态中（精神分析认为“出生”便是一切创伤和焦虑的原型）背后运作的一种规律，也就是通过把事物分成全好和全坏来组织自身的存在。

在影片中，克里斯蒂安在几次投诉无门，甚至在联系媒体曝光也失败之后，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和他一样有共同的体验，便是一种来源于环境的窒息感，以及对环境的憎恨。

这便是体验到了克里斯蒂安的分裂机制：当他在之后前往检察院，走入前苏联式建筑，被安检人员仔仔细细检查了个遍的时候，当他穿过昏暗的走廊的时候，当坐在对面的检察官把材料丢在一旁，打开摄像机，面无表情并地让克里斯蒂安“开始说”的时候，相信我们都能够感觉到这种压抑的环境。

这便是克莱因所称的诞生于分裂机制之下的“迫害性客体/环境”。

而处于创伤中的解离自体之重新整合也发生在这里。

检察院的这一桥段是电影的一个高潮部分。

促使整合发生的契机，是克里斯蒂安面对三名不同的检察官，重复说了三次自己捻熟于胸的控词。

当然这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虽然检察官并没有直接回应控词内容，但是显然他们是感到此事重大，即使他们不懂克里斯蒂安说的是什么，但是他们仍旧非常仔细地在听，当克里斯蒂安说不出来的时候，甚至还能够用那些专业名词来提醒他。

换句话说，三位检察官只是在“听”，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镜映环境。

容易让人困惑的是，当第三位检察官，也就是首席检察官到场，此刻是克里斯蒂安最有可能达成他的目标，也就是揭露黑幕的那一刻，他早就背过无数遍的控词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实际上，这暗示了在克里斯蒂安内在发生的整合过程。

事实上，处于创伤、解离状态中的克里斯蒂安，并非出于内疚感、正义感而行动——这些都是神经症人格状态下基于欲望的主题，此时内疚感只像是克里斯蒂安不断重复的控词一样，是一种声音，而非具备象征含义的语言；克里斯蒂安的控诉行为，在最开始更像是一种下意识的重复反应，相较于有意义的控诉行为，反倒是和每个人都必须重复的“呼吸”更为接近；而在逐渐的整合过程中（克里斯蒂安离开了家，在外租住了一间房子，在签合同的时候盯着墙上的十字架痕迹出神，此时就已经在进行内在整合了），根据分裂机制，他越来越能够感觉到对于迫害性客体的憎恨，换句话说也就是越来越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攻击欲望。

当然这种攻击性更像是一种疯狂的毁灭欲望，一种把迫害性客体完全摧毁的欲望，但总之此时他已经能够感觉到些许可称之为人的欲望了——在此之前，妻子想要和克里斯蒂安做爱，而他完全无法进行。

直到首席检察官到场，如同克莱因所说的精神结构的发展过程，即从分裂机制为主的偏执分裂心位进展到了更为整合的抑郁心位，克里斯蒂安把内在的迫害性客体和自身（象征着迫害性客体的反面存在）整合在了一起。

在这一刻，戏剧性的表现背后，是他能够经验到寻求公正的控诉欲望之外，同样来自于自身的残暴的攻击欲望。

换句话说，克里斯蒂安此时意识到的是自己内心中的杀人欲望。

克莱因提到，当婴儿从偏执分裂心位过度到抑郁心位时，如果迫害焦虑（也就是分裂机制的动力）过强，则可能引发婴儿潜意识幻想中异常强烈的杀死那个既好又坏的客体（通常是母亲，或者母亲的乳房）之欲望，随即为了防御这种“进步”的杀人欲望，婴儿可能会抑制进食，也就是停止吸吮母亲的营养。

克里斯蒂安在首席检察官面前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原因就在于他重新经历了从偏执分裂的解离状态，发展到抑郁心位的整合状态。

正是能够真正体验到整合的欲望——在这里是“杀人欲望”——可以在道德语境中谈论的此刻，他的超我道德阻止了他，剩下的是掩面并体验着强烈内疚以及罪恶感。

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本片直译的名称《不可杀人》。

这种对基于欲望驱动的自我功能的抑制在生活中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普遍，且并不一定伴随着强烈的情绪，而是表面上只呈现出一种功能的中断、注意力的中断。

这同样和严厉的超我有关，印象中温尼科特和科胡特都对此做过临床工作和深入的分析。

在这里先不继续展开。

阉割这种杀人的欲望，同样是一种强烈的潜意识冲动，并且伴随着强烈的焦虑。

克里斯蒂安努力保持对这种潜意识的直视。

因此在检察院控诉之后，他怀揣着一把刀独自跟踪消毒液药厂的老板。

经典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无法实现的弑父娶母欲望，是需要在位的父亲进行象征性地阉割才能够修通的。

药厂老板很好地扮演了这个阉割的角色。

在影片中，药厂老板早就发现自己被跟踪了，因此当他看到克里斯蒂安下车，一手插在口袋一边朝他走来的时候，可以猜想他完全清楚自己可能面对什么。

如果药厂老板如同之前环境中的其他人一样，对于潜意识欲望的焦虑采取完全压抑以至于否认的防御，那么在一个可能要取他性命的人面前，潜意识欲望的压力会陡然增大，以至于他需要以更原始和激烈的方式去维持这种压抑（作为对照的即使克里斯蒂安的领导、老师）。

换句话说，他会如同其他人一样，感知到克里斯蒂安是一个疯子，要不就是求饶，要不就是“反杀”。

戏剧性的是，药厂老板是整一部影片当中，最能够担任起“父亲”，对克里斯蒂安进行象征性阉割的人物。

他并没有成为欲望之贪婪，但是他明确回应，并且不可动摇地拒绝了克里斯蒂安的“杀人欲望”。

同时他也接受了他，向试图杀掉自己的“儿子”坦然地去谈论自己抛弃了医生的职业，去做了更好的事情，并且以称得上全片最“幽默”的一个笑话来调侃自己所做的欲望与现实之道德选择——更好的事情是杀了他们。

然后，他包扎了这个被自己阉割的人，并送他回家。

这可以算的上是一次成功的阉割，因为药厂老板还留给了克里斯蒂安“反击”自己的机会。

当这个象征性的父亲邀请克里斯蒂安来自己的公司上班，也就是邀请克里斯蒂安认同自己，来以神经症症状为代价（失眠，因为压抑程度没有否认来的强烈，因此强烈的潜意识冲突转换为躯体症状），去处理现代社会中欲望与现实的冲突，克里斯蒂安最终拒绝对这个“父亲”的认同。

这也就是结尾影片的另一处高潮部分，克里斯蒂安重新回归了现实生活，他回到妻子身边，重归日常，在工作当中向领导和同事道歉，并且不在追究黑幕。

他虽然没有选择“发疯”，他同样也没有选择“生病”——不论是同事的否认防御，又或者是药厂老板的“失眠”——他选择的是在每一次术前洗手时，经历一次潜意识焦虑的折磨。

这像是一种宗教仪式，一种自我受苦的意志，为的是保持清醒，因此不同于经典的强迫性洗手。

如果说药厂老板是现代社会中成功建立成功的防御机制的典范，那么克里斯蒂安则显得非常古典。

伴随着克里斯蒂安一次次用头猛烈撞击消毒液开关，就如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承受自身意志之命运，一次次忍受无尽的日常循环中老鹰啄食肝脏之苦，而电影的最后画面，是克里斯蒂安额头鲜血透过手术帽映衬出来，然后直视尽头回答道“我准备好了”。

这种古典色彩的忍耐，显然是不合现代观众的胃口的，不过却和导演的镜头语言十分契合。

另一部与其相似的影片，是波兰导演耶斯洛夫斯基的《杀人短片》，在其中实质上的两起杀人事件中，同样有着与本片类似的主旨。

2021年年初，一部罗马尼亚纪录片入围第9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及最佳国际影片双提名，这是罗马尼亚历史上头一次有影片进入奥斯卡角逐，这部影片即是《一场大火之后》（又译为《集体》）。

该片讲述了2015年“集体”俱乐部突发大火，因消防系统疏忽使得夜店顾客被困原地，最终导致几十人死亡、百人烧伤的事件。

大火中有37人侥幸逃过一劫仅受轻度烧伤，却全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因感染去世，这不得不让人们聚焦于医院及其背后的医疗系统。

紧接着，一系列关于“消毒水稀释”的深度调查与报道由此展开，并引爆了人们对医疗体制和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

电影《一场大火之后》的名声大噪，让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这个全国人口不到2000万、影院数量不到100家的“小国”。

在此前，罗马尼亚电影凭借着自身掀起的“罗马尼亚新浪潮”在世界艺术电影版图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它自觉地形成了某种系统性的电影语法：手持摄影、长镜头、低照度、自然光，故事多集中于一天一夜，善于表现社会问题。

这场浪潮滥觞于2001年普优的长片处女作《无命钱》——它曾入围戛纳“导演双周”。

自2005年起，罗马尼亚电影开始频繁、密集地亮相于国际电影节，普优的《无医可靠》于当年戛纳获“一种关注”单元大奖，开启了整个“罗马尼亚新浪潮”的辉煌篇章，并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带来了全新的电影语言。

2006年，波蓝波宇的《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和米图雷斯库的《爱在世界崩溃时》在戛纳电影节获得重要奖项。

2007年，蒙久的《四月三周两天》在戛纳电影节获主竞赛最佳影片，内梅斯库的《加州梦想》也获得了“一种关注”单元大奖。

蒙久捧回金棕榈后，罗马尼亚总统为其授予国家最高荣誉“罗马尼亚之星”，可想这场“新浪潮”对国内电影业的振奋与鼓舞。

2018年，阿迪娜·平蒂列的作品《不要碰我》摘得柏林金熊奖及最佳处女作，自此，作为美学风格的“罗马尼亚新浪潮”告一段落，罗马尼亚电影开启了更多元的实验手法及关注视野的时代。

2021年，拉杜·裘德的《倒霉性爱，发狂黄片》荣获柏林金熊奖，再一次印证了这次艺术转向的合法性。

然而，在2018年，即“新浪潮”正式终结之际，出现了一部不论是在美学风格，还是题材选择上都与繁盛时期的“罗马尼亚新浪潮”如出一辙的影片，这部电影名为《医者仁心》。

作为一部剧情片，该片选择的叙述背景恰是纪录片《一场大火之后》所揭露的问题。

这部影片是导演加泰林·罗塔鲁和加比·弗吉尼亚·萨尔加共同合作完成的长片处女作，两位导演均毕业于国立戏剧与电影艺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普优在此学校任教，这所学校也同时是蒙久、波蓝波宇、内梅斯库等扛起新浪潮大旗的主将们的母校。

此外，《医者仁心》片中饰演男主妻子兼同事的克里斯蒂娜·弗罗托曾靠《山之外》获戛纳最佳女演员奖。

《医者仁心》以“消毒剂丑闻案”为原型进行虚构处理，围绕男主角克里斯蒂安的视角展开。

男主是布加勒斯特国立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在一次成功的手术后，他的患者竟意外死亡，这让他感到非常困惑。

在展开调查的过程中，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己所处的医院存在消毒水稀释的惊天秘密，病人因遭受细菌感染而死。

他在一次次试图向旁人揭露真相中发现，“这关我什么事”的话语充斥于周遭环境之中——原来这一秘密早已人人知晓，但从始至终都没人敢站出来一起抵抗。

电影节策略与生产动力的有效性使得创作者们不断将视角放置在社会问题与现实的关系中，如前文所述，《医者仁心》的视听风格及主题选择都延续了“罗马尼亚新浪潮”的“语法”：手持摄影、低照度、长镜头与社会问题的叙述相结合。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无医可靠》中等待医疗救援最终死去的老人、《四月三周两天》里在禁止堕胎法案背景下选择非法堕胎的女孩、《毕业会考》里不经意间反映出医疗体制中的交易贿赂……当贪污和腐败早已成罗国银幕上的家常便饭时，《医者仁心》试图去剥开这些表象的内里，将医疗体制从上至下的失灵及不堪完全暴露给观众。

影片中若干处长镜头的使用颇具意味，例如在男主角前去向医院管理者及检察官反映情况时，摄影机完整地记录下他从幽深的楼梯或走廊步入权力空间的过程，这一冗长、黑暗、陈旧的空间，恰恰对应了体制落后腐朽的现状。

在他连着三次重复地向检察官陈述真实情况的前因后果时，内心的无奈和痛苦终于无法抑制住，一种无力感突入袭来，他突然变得结巴和失语，那是个体对抗巨大体制的失败时刻。

影片的结尾，克里斯蒂安无奈地回到曾经的医院开始工作，面对被稀释的消毒剂，他只得一遍又一遍地拼命洗手，但这一切是徒劳的，导演将摄影机牢牢对准男主，通过他不断地按压消毒剂这一外部动作将内心的压抑与道德困境表现出来。

《医者仁心》和《一场大火之后》从不同的叙事视角给观众还原了一个立体的罗马尼亚医疗体制。

《一场大火之后》从“消毒水事件”的外部视角（记者）出发，侧重于展现整个真相的挖掘过程，是一部工整的新闻式纪录片。

在官方机构与民间群众两股力量的对抗中，败露出大量医患纠纷、官员腐败等问题，令人触目惊心。

《医者仁心》则从事件的内部视角（医生）出发，侧重于反映罗国医疗体制深入根髓的腐败与堕落，是一部社会问题剧的典型。

这部影片突出男主角克里斯蒂安“个体英雄”式的一种孤立无援形象：受害者的家属不再追究医院责任而是归咎于上帝的指示与召回；同事、女友都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对待真相以求自保；更别提那些参与贪污的官员，他们希望假借升职的机会派男主出国，让麻烦彻底远离自己。

1989年东欧剧变，罗马尼亚革命对齐奥塞斯库的控诉与判决，让罗马尼亚改变了“颜色”。

可资本主义的进入与逐利，并没有让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迎来更好的生活。

在《医者仁心》中披露了医院是如何沦为商人获利的屠宰场以及官员贪污腐败的重症地，资本对人的异化，或者说权力的资本化，使得体制内九成以上的人甘心违背道德收拿好处。

面对如此现状，对个体或某一群体的追责都是无力的，人们应该直面的是整个结构所出现的问题。

于是，电影借用对现实的批判也在隐隐地追问过去。

《一场大火之后》的结尾提到这样一句话：“这样一个极其缺乏动力的国家，至少三十年内别想恢复正常。

”尽管纪录片中的人们在大街上呐喊游行、心中怀有许多不满，实际参与到民主投票的人数仍然很少。

不论是《医者仁心》中的克里斯蒂安还是《一场大火之后》中新上任的卫生部长和调查记者，少数派的发声在大多数沉默者面前，仍然显得那么苍白。

人人自危的国家里，每个人的冷漠都将进一步导致这个社会的脆弱与腐朽。

最终，这将影响的是个体的生活、家庭与道德处境，克里斯蒂安就是这样一位牺牲者，他被迫失去了自己的道德、幸福与良知。

《医者仁心》以人们曾经熟悉的姿态，出现在罗马尼亚电影美学转变的时间节点，也许可以认为，它是那段辉煌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的最后一点余响，并为其画上了至少是一个合格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