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映后有观众提问齐溪和阿美，导演为什么给本片起名地久天长，两人没有给出特别好的答案，大抵是说影片里包含着时空的跨度与情感的绵长。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解释：儿子，你走以后，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像一辈子一样漫长。

是的，漫长，正如本片3个小时的片长一样，八十年代走过来的那一批人始终生活在隐忍与不断的受锤中：儿子死了，只能捧着照片深陷悲伤；二胎被强制堕胎，伸出拳头抨击体制，最终只能发泄到墙上，攥着受伤的手坐回妻子身边；下岗潮被下岗，默默流泪，接受，离开；得知星星的死与浩浩有关，原谅，回避，离开；就连外遇都不是自己选择的，是茉莉一次预谋已久的投怀送抱......电影里的主人公就像浮萍，丝毫没有自主性，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

为什么同样是死了孩子，美国人拍出的是《三块广告牌》，一个坚强的母亲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女儿一个公道不屈不挠地与社会抗争的故事；而中国拍出的却是《地久天长》，一对失独夫妻不发声、不反抗，在儿子去世后数着漫长的悲伤度日如年？

首先，《地久天长》人物处于中国80、90年代，那个年代活在体制内的人对集体主义深信不疑，后来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浩浩荡荡的下岗大潮使得人物对集体主义的美好幻想坍塌，他们第一次被迫站起来对自己负责，当然感到对未来的惶惑、恐惧；其次，中国传统观念受家庭主义和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国家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每个家庭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孩子身上，这时独生子的意外身亡使得又一个精神支柱的坍塌，此时的人物对国家、对家庭都失去了依靠，信仰崩塌导致了人物的悲剧命运。

这是本片想要探讨的主题之一。

王小帅的镜头是理性的，回忆部分海浪般轻微摇晃的手持和现实部分大量的固定镜头；叙事的情感是克制的，只有一次情感的宣泄是在儿子抢救无效后耀军和丽云在医院走廊景深处与背光中的无声痛哭——这是好的，艺术作品的倾向性隐藏得越深艺术价值越高。

然而矛盾在于，本片对人物的设置过于理想化，这或许来自于王小帅的精英主义视角，他以一种怜悯的姿态看待那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于是每一个人都被刻画得尽善尽美——耀军与丽云受了那么多苦，却从未愤怒、反抗，反而以德报怨，于是得到我们怜悯；计划生育主任逼丽云堕了胎，但也只是完成工作，最终因负罪感抱憾终生，于是得到我们怜悯；浩浩对星星的死有责任，但他那时还小，在父母的包庇与溺爱下成长起来后，竟仍是个懂得请求他人原谅的事业有成的医生，于是得到我们怜悯......每个人都没有错，是什么错了呢？

能怪的只有时代了。

王小帅把责任一股脑儿抛到了时代和体制身上，促使银幕前的观众流下煽情的热泪，观众只看得到对时代的指责，却看不到人物自身的反思，情感的天平倾斜到了个人那边。

但人物真的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吗？

比如耀军夫妇，因为失独情感无处寄托就找来一个不知道打哪儿找来的孤儿王源顶替他们的儿子刘星，多么可笑、懦弱的选择？

王源当然应该愤怒应该叛逆，他才是全片最可怜的角色，十多年全然以一个别人的身份活着，就是饿死，死外边，也不该吃他们一口饭......如果说电影前三分之二部分对于那个时代还有一定的纪录价值，电影的结局可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大型煽情了。

和解，不断的和解，友谊地久天长，用欢快的曲调掩盖永不能磨灭的伤痛。

害死自己儿子的浩浩也有了儿子，失散了的朋友还能重聚，离家出走的王源重新归来，夫妇二人电话里依然把他们唤做星星。

这么多年了，梦还没醒，还在自我安慰、矫饰，仿佛在说，时代给你们带来了伤痛，但最终你们都会痊愈。

那么之前对于时代的批判又去了哪里呢？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大团圆没有看出一点点荒谬和讽刺，反而热泪盈眶，你就真的应该反思一下自己那颗伪善与自作多情的心了。

毕竟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那个时代下的人物改变不了的命运，你或许可以改变；他们没有思考过的东西，你或许应该思考思考。

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

地久天长、岁月静好，都是懦弱者才会用的陈词滥调。

我相信一桩悲剧的诞生，与社会与个人都脱离不了关系，王小帅的过于仁慈导致本片最终成了一部用理性的形式包装起来的温情片。

真正的理性应该学布列松，一把冰冷的刀子直直地插入你的内脏，不留一声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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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从柏林电影节现场的“掌声雷动”和“哭晕一片”，再到闭幕式上传来王景春、咏梅斩获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两项大奖的好消息，成为国内影迷们今年最为翘首以盼的作品，在这个国产文艺片井喷的3月档也是最受瞩目的存在。

国内第一场点映当天，导演王小帅发了一条朋友圈：“不是哭戏、不是哭戏、不是哭戏，重要的事情说八遍。

甚至不是电影，就是好长一段生活。

” 诚然，虽然点映现场能陆陆续续地听见观众们的啜泣声，但影片本身并无鸡汤式的廉价煽情和卖惨，王小帅的处理是克制的，隐忍的。

影片只是将镜头对准了大时代背景下极为普通的小人物，而历史的洪流中又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家庭，片中的人物才有了代表性和普适性，而这才是它触动人心的根源所在。

影片以几组工人阶级家庭的故事，从80年代中旬跨越至21世纪，描绘了一幅中国近30年的时代画卷，串联起知青返乡、计划生育、严打、下海和下岗热潮等历史事件。

25年前在戛纳，张艺谋凭借《活着》一举拿下来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

而《地久天长》在某种层面上，成为了“新时代的《活着》”，作为第六代导演的王小帅，像是完成了某种仪式般，从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手中接过了衣钵，这样以小见大的“家庭史诗”可以说是一次久违了的回归。

近三个小时的片长并不难熬，因为片中的细节是丰满的，故事是厚重的。

影片的前三分之二是双线叙事，被剪碎的剧情在两个时空中反复交织，从内蒙古的工厂筒子楼辗转至福建闽江的小渔村，从两位主人公的青年时代跨越至中年时代，最后的三分之一才将故事落在了当下。

理顺后的剧情脉络并不复杂：“双职工”夫妇刘耀军、王丽云与同事沈英明、李海燕夫妇交情笃深，再加上两家的孩子刘星与沈浩同年同月同日生，更拉近了两家人的关系。

而再次怀孕的丽云，被身为工厂干部的海燕教唆去医院做了人流，并从此不孕。

几年后，刘星因为沈浩的推搡而不幸溺水身亡，痛苦不堪的耀军丽云夫妇偷偷南下逃亡，并收养了长相酷似刘星的孤儿。

夫妇俩将他当作刘星抚养成人，叛逆的孩子却在成年后离家出走，从此失去联系。

又时隔多年，得了脑癌的海燕自知命不久矣，重新联系上了这对昔日好友。

再加上另一对好友新建、美玉，以及英明的妹妹茉莉，《地久天长》通过几组人物在30年时空变化中的经历，刻画出属于一代人的历史记忆。

下面我想重点讲一讲片中演员们的表演，毕竟如此出色的群像表演，可以说在华语院线是难能一见的。

比起柏林拿奖的王景春和咏梅，我更想先赞美饰演茉莉的齐溪。

接棒郝蕾出演《恋爱的犀牛》，再从舞台剧转向大银幕，齐溪展露出不逊于郝蕾的天资和银幕感染力。

《浮城谜事》里惊艳登场，她演出了“小三”桑琪身上可恨与可怜的一体两面；《万物生长》里素颜出镜，她是怒气冲冲与范冰冰对峙的白露，吃了一嘴红艳艳的大虾，眼里满满是为爱疯狂的果决；《下海》里她又化身为巴黎底层站街的东北下岗女工，把对生活的挣扎、无奈和苦闷诠释得入木三分，出色的演技经得起大量的面部特写。

而《地久天长》中，齐溪扮演的茉莉，承担起了片中最为“狗血”的情节，这一角色的复杂度甚至是超过两位主人公的。

年少时，她对耀军的情感只是远远地观望和倾慕；而多年后重逢，她已是经历过婚姻变故的成熟女人，在意外怀上耀军的孩子后，她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她想要抛下出国计划与心爱之人在一起，却又对丽云嫂子充满愧疚和于心不忍；另一方面，她又背负着哥哥和嫂子的负罪感，想生下孩子，作为耀军两个夭折孩子的弥补。

听起来甚至有些荒唐的剧情走向，在齐溪纯熟的表演之下，变得真实可信，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透过细微的表情与动作成功说服了观众。

片中的一场舞会重头戏，尽管当时新建因为参加黑灯舞会被抓，丽云也刚刚打掉了孩子，但几组人物的情感关系依旧是融洽的。

而茉莉对耀军的爱慕情愫，也在这场戏中显露无疑。

一身红色波点长裙，浑身上下都是洋溢的青春气息，眼神与语气里挑逗意味分明可辨。

多年后的宾馆重逢，她抹上红唇，神色间透露出成熟韵味，一番寒暄过后，她低头沉默酝酿了许久，才带着怯意问出“丽云嫂子好吗”。

离别前，她踏上破旧的客运大巴，在靠窗的位置坐下，向耀军作别，当车辆启动转向，她又起身冲向另一侧窗户奋力挥手。

尽管远景镜头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她的不舍与伤感却如此强烈地传递给了观众。

至于王景春的表演，对于《地久天长》而言，是基石般的存在。

他说自己“在这个戏里不是演员，是生活的搬运工”。

的确，尽管他在片中没有什么大开大合的飙戏片段，但他的每一场表演却都严丝合缝，情绪拿捏精准，挑不出一丝破绽，柏林影帝拿得当之无愧。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戏，是耀军两次抱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跑向医院。

第一次抱着溺水的刘星时，他还是健壮的青年，无暇顾及汗透的衣衫，脸上是竭尽全力想要从死神手中抢回孩子的坚毅和决绝。

第二次抱着自杀的丽云，像是一次“轮回”，只是这一次他的身体已不再年轻，狂奔的步伐也变得吃力、沉重。

同样在柏林拿奖的咏梅，对她之前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刺客聂隐娘》，她所饰演的聂田氏是片中最具唐朝神韵的，尽管只有短短几句对白，却能看出超强的台词功力，一个唐朝贵妇人的形象呼之欲出。

而在《地久天长》中，一开始我是对咏梅的表演有些失望的。

她的台词和身形都过于“端正”，即便是老年戏，有妆容和服装来体现岁月变迁，但她的动作体态还是过于优雅周正了，和这个饱受生活之悲的角色有些偏差。

尽管如此，她在片中还是有好几场高光时刻。

小年夜这场戏可以说是片中最关键的一幕，是几组人物分崩离析，命运走向大相径庭的转折点。

当茉莉抱着饺子来探望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耀军丽云，耀军的脸上还能勉强挤出笑容，而丽云则是完全“失魂”的状态。

直到烟火突然窜起，丽云方才惊醒，惊愕而又木讷地望向窗外，火光每闪现一次，她的身体也跟着震颤一次。

热闹的新年气息与她毫无关联，内心是万念俱灰的死寂。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夫妇俩才会在第二天凌晨偷偷“逃亡”，他们不知如何面对不得要领的关怀，害怕打搅大家相聚的喜悦，甚至担心自己的悲伤会加重英明一家的愧疚。

还有一场戏，是丽云一边切菜，一边平静地向耀军说出“你如果想离婚的话，我会同意的”。

在经历刘星的夭折和养子的出走后，她以为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要离开自己，她所表现出的镇定恰恰是绝望内心的映射。

片中其他几位演员的发挥同样可圈可点。

最初觉得饰演海燕的艾莉娅，表演过于拿腔拿调，但转念一想，海燕作为工厂领导，深受体制影响，她的“官腔”是与人物契合的。

而这个角色在忏悔和自责中痛苦了近20年，艾莉娅在仅有的两场老年戏中发挥惊艳，将背负一生无法解脱的命运枷锁都表现出来了。

美玉的扮演者李菁菁和英明的扮演者徐程，在一场医院重逢戏中，流着泪抱紧耀军夫妇，沉默无言却藏满了千言万语。

更难得的是，李菁菁还在青年戏份中，透露出超越年龄的少女感。

杜江和王源在老戏骨们面前，也并没有拖后腿。

尤其是前者在片中最高潮的一场“诉罪”中，“我就推了他一下”的“推”字出口之前，数度哽咽，对台词的拿捏十分到位。

看到有些评论指责《天长地久》只是一部玩结构的电视电影，对此我并不认可。

的确是演员的表演和剧本的厚重撑起了影片，但它与电视电影还是有本质性区别的。

虽然我也并不太认可片中大量的近景跟拍，并未很好地展示和利用空间，但是《地久天长》在视听层面上也并不是平庸的。

留意到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手法，穿过A的台词和动作，去拍摄B的反应。

舞会上，是穿过跳舞的茉莉，拍摄站在一边的耀军； 医院重逢，耀军夫妇始终只露出背影，记录下的是老友们的反应； “诉罪”时，背景是浩浩的声音，镜头却是耀军夫妇的面部特写； 给刘星扫墓时，夫妇俩接到浩浩孩子出生的消息，嘴里说着“真好真好”，眼前却是一片墓地。

环境和空间也并非完全没有参与叙事，例如耀军两次坐在海边的台阶上喝酒，海浪则不断地冲刷着堤岸，也寓示着片中人物经历的潮起潮落。

王小帅的《地久天长》无关乎贩卖时代的凄苦，它只是记录下一段长长的生活，还有历史对生活印刻下的悲和穿过悲伤后的一点光亮。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

王景春获得第69届柏林电影节影帝2月29日，第70届柏林电影节落幕了。

一年之前，因为电影《地久天长》，王景春46岁时捧起银熊奖杯，后来又勇夺金鸡影帝，导演王小帅评价他：“完全不是演戏，就是生活在里面”，“是我心中普通中国人的样子”。

《警察日记》剧照七年前，他就凭《警察日记》获东京影帝，是目前中国成就最高的男演员之一。

然而他的人气却和艺术水准极不相称，微博至今只有54万粉丝，出席直播活动仍然有人在弹幕里发问：这大叔是谁？

王景春在《影》中饰演大臣鲁严

王景春在《影》中饰演大臣鲁严有观众替他抱不平，认为他被喧嚣的影视市场辜负了，但他本人却毫不在意：“你光记住我这个角色，你不知道王景春是谁就行了，这是我觉得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自述 王景春 编辑 闫坤沐从五级焊工到国际影帝

整个2019年，王景春的曝光度几乎超过了他从业20年以来的总和。

李现发布和王景春、咏梅的合影，配文“吸吸欧气”时尚杂志《GQ》、《时尚先生》邀请他登上封面、出席颁奖典礼，被年轻人追捧的明星王源、李现主动和他合影。

艺人新媒体指数榜单把他和搭档咏梅列为冠亚军，他的单位上海影视制片厂演员剧团把他的大幅海报贴在办公室的墙上，和老艺术家秦怡并列。

王景春接受一条专访接受一条采访时，王景春正在为一个年终红毯做准备，穿着合身的西装，连坐下都要挺直腰背不能放松，他大呼“这比拍戏累多了”。

然而就在柏林“擒熊”之前，并没有多少人能叫得出他的名字，在论坛搜索“王景春”，最常出现的结果是：如何分辨他和另一位小眼睛八字眉的男演员刘桦。

一朝成名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外貌并不占优势的中年男演员身上，人们乐于给他冠上“大器晚成”的标签，把他过去20多年的从业经历描述为成功前愤懑不得志的灰暗岁月：演配角、住出租屋、没有粉丝：“完了以后（说我）几天没饭吃，搬了多少次家。

”王景春可以理解人们喜欢脑补咸鱼翻身的苦情故事，但他却不喜欢也不愿意配合这种套路：“这不是我的性格”。

事实上，哪怕在不为人知的时间里，他也从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过怀疑，一直自在地生活着。

王景春的五级焊工证在考入上戏之前，王景春在新疆是学电焊专业的，毕业时他考上了五级工，这对学生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工厂里熟手的最高级别也才八级，他因此获得了留校当老师的机会。

但王景春一直有一颗搞文艺的心，于是去了让他可以兼职演出的百货大楼，负责卖童鞋。

王景春大学旧照短暂的销售生涯里，王景春因为业绩好，很快当上了主管，到杭州和品牌商开会时，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简章，才考入表演系。

大学毕业时，他是校级优秀毕业生，又顺利考上了上影演员剧团，解决了户口和工作。

《都是天使惹的祸》和《粉红女郎》中的王景春虽然青年时期职业更换频繁，但他一直是做什么都能做成的那种人。

接受一条采访时，聊起对王景春最早的印象，我们回想起2000年左右的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和《粉红女郎》，他在前者中扮演男主角不成器的哥哥，后者中客串了一个爱乱动眉毛的群众演员。

这两个角色的戏份都很少，出现的时长以分钟计，但20年后仍然能被观众清晰记起。

王景春自豪地说：“这证明那个时候我就很优秀了。

我只不过是把20年前的优秀一直在延续到现在。

”

从2006年开始，王景春几乎不再接电视剧，演了大量数字电影和艺术电影，它们很多并不挣钱，甚至没有上映的机会，外界把它解读为没电视剧可拍的权宜之计，尤其可以作为对比的是，他的大学同学中，陆毅、罗海琼、薛佳凝、田海蓉等这时候早已成名。

但王景春很确定，每个人要走的路不同：“咱不能去跟陆毅比，那不是一种类型的”，这全是他自己主动的选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爱的事儿。

”对演员来说，知名度很多时候意味着对角色的选择权。

让他获得影帝的两部重要作品《警察日记》和《地久天长》，王景春都不是男主角的第一人选，王小帅导演曾经对媒体说过，王景春在立项时原本是备选之一，但被投资方否了。

最后定下的男主临时不能演了，剧组才又回头找他救急。

王景春并不为此纠结，因为最终，机会还是落在了他头上，并且只有他能牢牢抓住。

《地久天长》的男主角刘耀军是个车床工人，这和王景春曾经是电焊工的经历非常契合：“可能是天注定这样的一个角色给我吧”。

2013年，在东京电影节影帝的获奖感言中，王景春说过：“这个奖就像翅膀，让我在电影的天空继续飞翔，点亮黑暗。

”很可惜的是，让他获奖的电影《警察日记》并没有在国内大规模上映，以至于那次奖项对他个人知名度的提升非常有限。

他不是个会抱怨自己境遇的人，相反是个遇到问题就去解决的行动派。

在那之后的第二年，王景春和上戏校友廖凡一起成立了春凡艺术电影中心，主要做影展，通过集中放映经典影片，为艺术电影培育观众土壤。

他们成功在上海做过张艺谋电影回顾展，今后还希望能孵化青年导演。

成为柏林影帝之后，外界又给了王景春新的“人设”，人们假想演文艺电影的艺术家应该深居简出，高不可攀：“大家都觉得叫什么，高冷是吧？

”但王景春依然不打算按照这个剧本走。

王景春和王小帅、咏梅私下聚会的合影王景春说这段时间交到他手上的剧本的确变多了，也有算得上“还不错”的，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缺憾，像《地久天长》这样让他一见钟情的故事还没有出现，因此他也不急于决定下一部戏拍什么。

对于接下来的角色，他并不在乎是主角还是配角，是电影还是网剧，只要故事好，哪怕是帮忙客串都行。

他多次讲过一个发生在搭档咏梅身上的趣事：柏林拿奖之后，咏梅坐飞机回国，空姐过来向她郑重地鞠了一躬，祝贺她为国争光，咏梅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坐了。

王景春为上影演员剧团捐赠赵丹铜像一条记者第一次见到王景春是在他的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他在这里为表演艺术家赵丹捐赠了一座铜像，由于他刚拿完奖，剧团为他组织了盛大的捐赠仪式，邀请了不少媒体，团里的老一辈艺术家悉数到场。

作为主角的王景春穿着棉服运动鞋就来了，对所有合影和采访的请求来者不拒，站在人群里让人分辨不出谁是这场活动的主角。

“我也演不出来。

演戏是我的工作，我生活中不演就行了，生活中我好好生活就行了。

”以下是王景春的自述：《地久天长》这样的电影太少了《地久天长》最开始定了别的男演员，临时演不了了，小帅导演半夜给我发微信，完了以后早上我们俩一通电话，我连剧本都没看，就说行，我来，我们就开始对时间，因为他很着急，很快就要开机。

《我11》剧照我跟小帅很熟，我以前拍过他的《我11》，他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会出现在这个剧组的。

我们俩通完电话他才把剧本发过来，我下午就把这个剧本看了，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而且特别喜欢刘耀军，这个剧本我看了一遍之后，我就知道刘耀军是什么样子了，他在我脑子里成像非常非常清晰，我慢慢就开始跟刘耀军交流起来了，我跟他就有我们俩之间的对话了。

当天我也开始减肥了，一个月之内要减掉30斤，就不吃饭了，要有一个最极致的方法。

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我们开机大概十来天的时候，我的好兄弟英明拿着菜刀来家里头，让我把他的孩子剁了去，一命抵一命。

其实他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就知道是他的儿子浩浩把我的儿子刘星带去游泳，完了以后推了刘星一把，刘星就没了。

但是呢，我的处理方式是这件事情永远不要提了，已经死了一个了，要让另外活着那个好好的活下去，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一辈子都不许提。

这是两个兄弟、两个成人怎么样去保护孩子的一个戏，这是中国人的隐忍，他是要为了一个孩子将来一辈子的成长，他自己把苦咽下去。

这是完全中国式的处理方式。

演这场戏很难受，我演完一条以后憋得不行了，小帅说你要再来一遍，我说不行不行，再等我一会，我就在里屋转圈，抽根烟，等我把这情绪平复下来了以后，再拍了一条。

拍完那条以后，小帅说过了，过了以后我一下就收不住了，躲到一边自己低着头，就开始哇，那眼泪叮咣叮咣往下掉，我就把这个气得出来。

哭着突然就听到旁边怎么还有回声啊，就我泪眼朦胧地一扭头一看，旁边还有一个人在那儿哭，那会儿都哭得都看不清人是谁，我一扭头看他的脸，小帅一把搂着我，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儿呜呜哇哇哭，他也是难受的，憋得不行。

那是小帅的第一次在现场哭，那也是我的第一次。

小帅完全是沉浸在这个情绪当中，他能够知道人，他们这几个人，这两家人那种情感是在那儿的，他就觉得哎呦，难受啊，他就哭。

《地久天长》的剧本是小帅写的，但是他又给了演员很大的一个空间，比方说我们给儿子上坟这场戏，就是机器往那儿一摆，长镜头，演员去演，去呈现，当我们把戏剧本里所写的东西活生生呈现出来的时候，小帅就一下子他感受到了这个情感，他一下就控制不住了。

不过小帅作为导演，他哪怕是在现场泣不成声，他还是一定要去控制整个影片的一个基调。

《地久天长》整部电影都是克制的。

哪有那么多炸裂式的生活？

没有。

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慢慢过来的。

我和咏梅都不喜欢那种咋咋呼呼的表演。

我们都觉得走心就是最重要，你心里有多少你呈现出来就是多少。

去柏林电影节我就奔着拿奖去的，因为我知道《地久天长》是什么量级的电影，我也知道我在《地久天长》里是怎么样一个表演的呈现。

《地久天长》的的确确是一个好电影。

《卫报》把它评为了2019年的全球十佳影片，我是十佳男演员，咏梅是十佳女演员，我们都能够跟我们非常欣赏和敬佩的演员同在一个榜单里，觉得很光荣。

其实我觉得像《地久天长》这样的电影太少了。

大家看的全是那种快的东西。

快的文化，快的视频。

简单就看完了，大家都不走心了，其实应该要有更深的，那才是电影的意义所在。

金鸡奖之后，有一大批的观众主动跑到视频网站上去看《地久天长》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电影，当他们看完了以后，都跑到微博底下来留言来了，他们有很多人非常地感动，很喜欢这个电影，都觉得这个电影特别地好，特别能够跟他们的情感共鸣。

其实不管是年轻的也好，岁数大的也好，跟时代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跟咱们中国人一样的情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不知道王景春是谁就行了《地久天长》里我演的刘耀军以前在工厂里面，是个车床的车工。

儿子去世以后，他为了逃避痛苦，到南方去开了一间修船铺，家里就摆着一个车床。

我在上戏剧学院之前是上新疆化工技校，我是铆焊专业，我就喜欢电焊，我们毕业考试的时候考级，初级工是一级，高级工八级。

谁要是八级工，那是这个工厂里特牛的人，我那时候是五级，本来要留校当实习的老师的，完了我喜欢搞文艺，就没留下。

生活中这些我原来干过的事情，恰巧都跟我所饰演的人物刘耀军又特别地吻合，因为他这些活我都会干，也有可能是天注定这样的一个角色给我吧。

王景春在《建军大业》中饰演贺龙我还演过《白日焰火》，我演荣荣，好多人都不知道那是我演的，我觉得特别高兴。

有一天我跟别人吃饭，他们说你可以演鲁迅，我说我演贺龙比较好，他说对，你可以演一个，说他上回看电影里面的贺龙怎么怎么样的说半天，他说的就是《建军大业》里面我演的贺龙，他们都不知道那是我演的，等我告诉他那是我演的，他们就：“啊？

”一桌人全傻了在那儿。

这是我觉得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你光记住我这个角色，觉得刘耀军、贺龙演得好，这就行了，你不知道王景春是谁就行了。

现在我又苦恼了，大家都知道王景春是谁了。

我是水瓶座，水瓶座对于知识、对于新的东西都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欲望，我想去了解，想去尝试。

我和廖凡是上戏的师兄弟，几年前我们俩一起成立了一个春凡艺术电影中心，用来扶植艺术电影。

前些年中国艺术电影出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排片的问题，《推拿》那时候才3%的排片，《地久天长》的排片也很少。

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喜欢艺术电影的人，应该有一个责任和义务去做这件事，而且我们不想去光大声疾呼怎么样的，我们就做艺术电影的推广工作，我们办办影展。

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上海办过张艺谋的作品回顾展，选了他的十部作品重新放映，映后找一些电影学者和观众交流，每场都满座。

说明艺术电影不小众，每个电影都是有艺术性的，只是我们过去几年处于一个只谈票房不谈艺术的时代。

我现在这个年纪，开始要演一些企业家之类的角色，再加上要管理春凡，2018年我就去了长江商学院上学。

王景春和商学院同学的合影开学第一天，每个人要自我介绍，到我了，我上去就说大家好，我叫王景春，我是个演员，然后底下他们就起我的哄，他们就说我们知道。

完了我后面就说，其实我是一个卧底，我就到你们这些企业家、社会精英、青年才俊当中来，我要看看你们平时工作生活中是怎么样的，你们要小心，你们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会呈现在我的艺术作品里面。

当时给他们说完，他们哈就惊了，就不说话了（笑）。

其实我就是想跟他们交交朋友，现在如果说要拍一个什么样的戏，你是干实业的，还是干金融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这所有的我都知道，蒙我蒙不了，我知道怎么演。

我是新疆人，我们新疆也出了不少演员，像陈建斌、段奕宏，还有丫丫（佟丽娅）。

1994年我就认识陈建斌了，后来我大学毕业分到上海，老陈他那段时间会经常来，我俩就每天开个车，他要去游泳，我把他送到游泳馆，完了接上他，去吃个饭，我们就回到家里拉片这样的。

当时我住在上影厂的青年公寓，就是集体宿舍，一人一间房，还带一个卫生间，当时还算不错的。

新疆人就比较乐观。

心比较大。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边的气候影响吧，地广人稀，比较开阔。

新疆它是一个比较艰苦的地方，我们可能觉得吃苦是一件很正常、很简单的事情，是生活里的一部分，可能这是我们的共性。

王景春和段奕宏合作的犯罪题材电影《引爆者》拍戏是光为钱吗？

去年我拿了影帝，完了好多人不认识我，就觉得这个人以前演配角，几天不吃饭，搬了多少次家，他都成了一个套路了，干嘛呢？

我就特别不愿意提这个事，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也不喜欢这种套路。

从2006年开始我就主要拍电影了，这是一个喜好的问题。

我拍了大量的数字电影，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可能不是那么大的一个规模，没有那么高的钱，但是创作的过程是一样，其实对我的锻炼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之后一直拍文艺片，因为这是我爱的事儿。

做演员，你的朋友，他们拍这个戏拍那个戏，我们也知道他们买多大房子，有些时候一帮演员在一块聊天，也都经常会聊一些关于物质的事情。

但是你要完全都去想到这个物质的事，它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

其实我们干这个职业，生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说别人说苦哈哈的那么惨烈，但你要说像我们这样的演员多有钱，那也不是这样的。

可是咱们拍戏是光为钱吗？

我觉得我就为了我自己的目标，这些事情我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说我就追我的目标。

目前好像我追到了，大家再回头看我的路时候，其实我都是经过我的思考的。

得了奖之后，我的生活还是一样的。

参加活动什么的只不过是一个工作，这工作不会天天有。

平时生活中该怎么样怎么样，还是吃一碗饭睡一张床。

只要有一个好的角色，我就什么事都能干，我还会帮朋友串戏，别人说要导个戏，我的好朋友他需要帮个忙，我还会去的。

大家都觉得拍艺术电影就应该高冷，可是我也演不出来。

演戏是我的工作，我生活中不演就行了，生活中我好好生活就行了。

有一个巧合是上午刚翻过上海某地的计生档案，部门主任分享经验的谈话稿，还有两大包“独生子女光荣证”申请表，写着“已有一胎，保证不再生育，否则后果自负”云云。

如果这就是我们留给后人的全部史料，仅从其中其实很难还原出更多。

于是会希望我们的讲述千万不要像这些档案一样缺少了复杂性，显得冷冰冰。

这是昨晚看完后的短评。

今天又觉得需要再写些什么，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复杂性”。

《地久天长》当然不是一部冷冰冰的电影。

它充满热络的人情、赤诚的爱意和滚烫的泪水，生离死别、隐忍悔恨、时过境迁后的重逢与谅解，这些刻画人生一辈子种种“说不出”“不得已”的情节，无不能勾起观众最热切的感动。

然而，是否“催泪”并不是评价一部电影的最高标准，甚至观众的共情也可能廉价，因为最能唤起情绪的往往正是剧中的那些“套路”。

排除掉这些机械性的技巧，在电影对观众情绪唤起的背后，其所展现的时代与人的形象，和观众自身的记忆与情感结构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才是最应该受到考察的，也是最近对《地久天长》的几种批评之所指向。

其中一种批评提出删减带来的断裂：据说国内公映版本比柏林版少去3分钟左右，包括一场刘耀军和王丽云被授予“计生先进”的仪式，和下岗大会上工人冲上台闹事的几个镜头。

补全这两节，耀军丽云两人在打胎与下岗之间，从无奈到愤懑的情绪转变变得连贯起来；产业工人有所抗争而非“平静接受”，也会更加符合那段时期的历史实态。

有趣的是，这样关于前后两段删减的“遗憾”其实并不完全处于同一种逻辑。

如果简单地划分，后者是在要求电影对历史的表现更加接近“真实”，而前者则希望电影能够利用剧中人物的遭际来表达它对于历史的态度。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隐约发现，一部关于历史的电影常常能利用它的共情机制潜移默化地改变观影者对于过去的记忆，而尤其当它借助大众传媒工业运作起来，就具有了“重塑”过去的真实力量。

当然，要求电影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常常是一种苛求。

但当《地久天长》从展示那张巨幅的计生宣传壁画开始，不断地召唤出符号化的单一历史事件——共和国的强制计生政策来为影片投阴影，它也就不再满足于讲述一些有关家庭伦理的“小故事”，而表现出建构某种“大叙事”的野心。

再加上它“刚巧”在这样一个独生子女政策刚刚作古的年份郑重推出，加上它在柏林擒得两银，而极有可能成为将来三十年探讨前三十年的某种“标准文本”……也许在柏林，《地久天长》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观赏物，但当回归本土，它不能不立刻就引起了批评者关于如何形塑集体记忆的共同焦虑。

于是，就引出了这样的“政治”的批评：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是非常伪善的。

它好像在对抗外部威权，但又不断强化刘耀军的威权。

作为齐溪的师父，他不主动渴求齐溪，但当徒弟找上门，不好意思他就睡了。

最后浩浩坦白罪过，通过闪回揭示耀军夫妇其实早就知道，他们有权处置，但他们选择原谅。

可是他们为什么有权？

恩威并施的大家长地久天长？

…… 王小帅：人物关系和政治物候同构，并伪装成受害者。

的确，我在观影过程中也注意到了刘耀军王丽云夫妇之间明显的性别分际。

耀军是“一家之主”，永远是那个拿主意的人，是丽云的保护者，是那类“打不垮”的男人；而丽云总是跟在耀军身后，显得脆弱、无主见、情绪化。

影片曾用一个镜头告诉我们丽云忽然因为“女人的第六感”而想到求助神佛，这条突兀的信息显得刻板而莫名；后来，当她尝试自杀，被丈夫倒背起来、扛在肩头送往医院，我不禁怀疑导演对那样一个饱经世事的中年女人性格中坚韧部分的不信任，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耀军、丽云和星星的组合，可能正是中国曾经父权制核心家庭最典型的样貌，基于“真实”的原则，表现这样的人物具有完全的正当性。

但正如上文这位评论者所补充：“任何人物都值得表现，但作者可以揭示其矛盾和荒诞之处。

”尤其当《地久天长》的故事线延伸至当下，影片对于家长制伦理自始至终的不加怀疑、甚至尝试借此在“时间的尽头”制造一种消融一切悲伤、误解和仇恨的团圆式和解，也就难免不引起论者的警觉和质疑。

恰恰和凝固的家庭相对立，《地久天长》着意渲染的是时代的变迁。

影片虽然叙事线交错但历史感清晰：从文革结束知青返乡写起，历经单位制国营工厂的繁荣，渡过“下海潮”和“下岗潮”，直到资本经济全面入侵的当下。

伴随社会变迁的，则是人的流动和代际的交替：耀军和丽云在包头下岗后先下海南，又来到“外国一样”的福建连江；故事结尾耀军终于决定对领养的孩子放手，长大后的浩浩也扛起了家族和解的责任。

在这样一出群像大戏里，过于线性的历史观很容易让“人”的形象脸谱化。

李海燕就是这样一个性格180°大转弯的配角。

经历丈夫下海、朋友失独，她仿佛顺理成章地从一个严苛的计生干部转变成了耽于享乐的富家太太，体制内的威权性格一扫无遗。

更重要的是，党国的宣传话语和“生个孩子传宗接代”的传统伦理在她那里似乎也从未发生过矛盾。

这一切历史必然会在人身上刻写下的痕迹，在这个角色身上，似乎都能被懊悔和自责的感情所轻易克服。

不过剧烈的改变也可以是一种“不变”。

李海燕很难说像是真正活在历史中、具有复杂性的人，但在这部电影中，她自始至终都和影片的时代节奏同声共气，或者某种意义上说，她即是历史的表征，也是“计生政策”的表征。

在李海燕的形象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论者认为《地久天长》的“批判意识”总是显得软趴趴的原因：它所塑造的代历史受过者似乎在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方式规劝观者，既然过往的都是“不得已”“为你好”，现在也只能“对不起”“请原谅”。

和上文中那位评论者的看法不同，刘耀军和沈茉莉（齐溪 饰）的交际和纠葛倒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情节。

因为它真正在刘耀军的身上制造出困境。

在很大程度上，茉莉是幼稚的：她任性地“犯错”，再用“献身还债”这样有些“圣母”的理由把选择的责任和由之而来罪责一起推给了刘耀军。

而耀军在此必须面对的，不是要不要原谅浩浩，或者要不要对养子放手这样一些在“道义”也许上有着正确答案的问题；他也不能像李海燕一样把自己的过错推给背后的时代。

他因为一项过失而面对着真正的两难：一边是有愧于发妻，另一边是对“徒弟”的伤害，同时也是又一次的、对女人身体的伤害。

正是在这里，单纯的角色变得复杂了。

一个人不再能用坚持“善良”来解决所有问题，他不再是个他人、时代或命运刀下的受害者，他“不得已”而必须成为一个加害者。

他也终于被这段经历改变了。

在茉莉和耀军的分别之际，茉莉依然像年轻时一样挥着手、开朗地笑着，而耀军还以一种“一切已然不同”的复杂注视——直到剧终，他似乎依然对这段愧疚难以释怀。

这可能是我在期待着的一种复杂性，它和时代有关，但内在于人的境遇。

人被时代的力量反复揉搓、碾过，塑成不同的形状，过去会在未来中延宕不断；角色面对的矛盾也不应该是“人与历史争斗”、甚至“人定胜天”式的，而必须是自己与自己之间的较量。

可惜在影片中，这种复杂性是稀少的。

《地久天长》的复杂性是命运的复杂、“大历史”的复杂、痛苦的复杂，而人是单纯的，他始终坚持一种良善，在复杂的痛苦中成为殉道者，并最终被冰释的团圆救回。

《地久天长》究竟是“不合时宜”还是“太合时宜”？

甫一释出就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的《活着》”——把文革替换成了“独生子女政策”——它却没能展示出充分的后见之明，投合我们当下对于“批判性”的期待。

但我们可以“政治”地批评电影，却不该以“诛心之论”要求电影去承担政治的责任。

也许《地久天长》的确在一个“太过恰当”的时间点上“不恰当”地出现，但它并不坏，它只是和它所讲述的故事一起停留在了上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内核是人文主义，或者说是“人道主义的、太人道主义的”，并幻想一种苦难背后的永恒。

看死君：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以色列导演那达夫·拉皮德的《同义词》荣获最佳影片金熊奖，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容凭借《感谢上帝》获得评审团大奖。

最让中国影迷兴奋的是，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竟同时斩获了影帝、影后桂冠，当王景春和咏梅站上领奖台合影的那一刻，仿佛电影节历史重演。

回想上一次男女主角同时那柏林影帝影后，还是2015年的《45周年》，再往前还有《一次别离》。

尽管张艺谋《一秒钟》退赛的余波未尽，尽管王全安《恐龙蛋》最终颗粒无收，但这届柏林电影节无疑让我们对华语导演有了更多的年度期待。

作者| 小飞侠在2019年柏林电影节刚推出完整片单时，不少人高呼今年是中国电影在柏林的大年。

但现实总是变化的太快，以至于退赛的讨论还没消停，电影节的主赛程就已落下帷幕。

在主竞赛的影片当中，除了王全安的《恐龙蛋》不能算作华语电影的范畴之外，张艺谋的《一秒钟》在即将露相之际，则因为“技术原因”最终退赛。

王全安《恐龙蛋》

张艺谋《一秒钟》作为“独苗”的《地久天长》，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华语电影主竞赛区种子选手的重任。

自2014年的《闯入者》后，历时五年，王小帅终于打磨出新作《地久天长》。

这也是自2008年《左右》之后，王小帅再次回到柏林的赛场。

无独有偶，柏林也曾是王小帅带着处女作《冬春的日子》第一次在国际A类电影节崭露头角之处。

《左右》

《冬春的日子》和以往《青红》《十七岁的单车》《闯入者等影片》所不同的是，《地久天长》不以单个个人作为切入点去讲述某个特定时期。

从容量上看，新作以群像的经历带出长达三十年跨度的时代浮沉，跨越南北，从文革后到现在，这样的野心，非将近三个小时的片长承载不可。

同时，作为王小帅“家园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其气象之弘大也不得不让人对接下来的两部颇为期待。

（提示：下文有轻微剧透）

新作《地久天长》以沉稳的三段式叙事展开卷轴。

影片在第一段以一个小时的篇幅，徐徐铺垫所有人物在后文革时期的生活，丧子后的刘东王丽云夫妇与沈英明一家，轮番经历了计划生育、“严打”、下岗潮，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跳跃的时间线，将观众慢慢引入那个年代。

在接下来的第二段叙事中，影片直接跳跃到南下的王丽云一家，同样也叫星星的养子，其实已经暗示出王源饰演的儿子只是一个替代的身份。

第二部分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塑造人物，在比例上压缩了社会推动力的影响，转而着墨于人物境遇与抉择上的各种纠结。

早年丧子却未曾释怀的压抑与中年虚空下的出轨，都将人物隐忍的伤痛感表现得细致入微。

因此，在影片进入第三部分的时候，所有累积的情绪都不得不寻找出口一泄如注地释放。

杜江饰演的成年皓皓在经历若干年后，终于可以将当年星星的溺水事故全盘托出。

三个在那次意外中最受伤害的人，面对面地与对方、与生活、与时代和解。

三个小时的篇幅，画出了长达三十年的沧海桑田和人世浮沉。

说起大时代下的个体时，很多人可能会想起2018年金狮奖得主《罗马》。

事实上，影片《地久天长》中与人物命运联系更紧密的社会特性，将这种个人的无力感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艾丽娅饰演的李海燕，因当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行将王丽云带去人流，“计划生育”下的失独为王丽云一家而后的命运提供充分的合理性。

也让皓皓与王丽云一家在影片尾段的和解更具有张力。

这种情绪出口在笔者看来，并非故作煽情，而是与生活和解。

不是选择遗忘，而是能够做到直面创伤。

影片中对于人物塑造的成功，在于非常出色地体现出人性和抉择黑与白之间的模糊地带，人物动机没有绝对分明的对与错，好与坏。

李海燕的强力执行是在政策号召下，王丽云一家收养星星作为丧子后的代偿，也同样是命运的无奈。

影片中处处体现出来的不得已，是让这些角色们异常饱满的重要因素。

片中所铺设的两条相互作用的轨道，将微观的个人命运与宏观的时代巨轮相辅相成地糅合在一起，铺开长达三十年的历史卷轴，在这个无论是历史纵深亦或是世界广度上都独一无二的时代中，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命运交缠和浮沉，都显示出非常恢弘的气象。

影片中的个人在社会的巨大推动力下，都表现出儒家文化中独有逆来顺受。

与其说是善良顺从，不如说是被生活揍得毫无反击之下，在面对高压的大环境下体现的无奈。

犹如在时代巨轮的翻滚下被碾压后，依旧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生活。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王小帅在选角时的毒辣眼光，王景春在讷懦中的爆发和咏梅浑然天成的隐忍恭顺，在摇镜下对人物细节的捕捉，使得在这个特定时间与空间中所呈现的人物状态充满合理性。

两位演员的表现，可以说是作品完成度的定海神针，将微小个体在时代推动下的被动感刻画得细致入微。

同时，以极微妙的细节丰满反哺宏大背景。

其他演员如艾丽娅、徐程、杜江、齐溪、王源等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三十年半个甲子，王小帅以往作品中的知青们，终于也要从青年进入中年，甚至是老年。

我们总是会说一句鼓励的话：“明天会更好”，但又有谁能拍着胸脯保证明天真的会更好？

经历过文革、知青下放的一代，何曾想过未来还有计划生育、下岗潮、经济浪潮席卷的一天？

身处在这个魔幻现实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成为时代洪流中的那朵浪花，在潮起潮落中无力揣度谁主浮沉。

电影的尾声回归到大团圆的圆满，不单是导演对于影片人物的温柔，也是看破后既来之则安之的处之泰然。

所谓地久天长天长地久，依旧是时间不逝圆圈不圆，当屏幕落下句点，只想起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者| 小飞侠；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

刘耀军让养子认错，后者叛逆出逃———这个让人树不起好感的年轻人，横冲直撞没有感恩和敬畏的假儿子，其实活出了一点刘耀军的理想。

他至少可以不被一身制服或饭碗限制，可以为了尊严直接对抗“父权”，而不只是把拳头对准标语，磕破了皮肉还把苦水往肚子里咽。

计划生育对于那一代人是难以忤逆的父权的洪流，其中裹挟着你最亲近的人的笃信；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信仰个人的幸福与尊严至上，果断切割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被长期浸润的错误社会信念呢？

眼前这个星星的“替代品”做到了，不管他所面临的困境有没有彼时那么绝望，不管他是否是心智成熟地作出选择；他有承担结果的底气就足够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耀军愿意成全养子的理由。

在我家有些和《地久天长》很像的故事。

我爸二十出头带着我妈去柳州做生意，那年头胆子大点钱来的很快。

到了结婚的时日两人返回绍兴和诸暨，在各自家里办了两场浩大的婚礼，罢了又匆匆赶回柳州接着下一单活计；大概是第一次结婚吧，忙于赚钱也没人指点，竟然马虎地忘记去办婚姻登记，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半年过去了。

补做登记的时候要做婚检孕检，我那时在我妈肚子里该有三个月大；办事的婆娘表示塞点钱可以通融，我爸白羊座上身正义凛然，凭什么给你钱我们又不是偷偷摸摸没结婚，拉着我妈就拂尘而去。

这下可好，之后的日子就是被计生委的人日夜堵截。

我小时候听他们讲要把我“打掉”的故事，就想象出一个龅牙的巫婆手持一柄刺刀对着我妈妈的肚皮，砰地一声，我至少会在落地以前记住恶人的嘴脸。

后来我爸妈跑到柳州，计生办的人就追到柳州；甚至大伯，我爸的亲哥特地从绍兴前来说服我爸把我打掉，因为他是厂里的党员，有先进榜样的包袱———那会儿我已经八个月了。

好在我爸花钱把户口从绍兴迁到了柳州，入户房东奶奶一家，又在医生好友的帮助下，在私人诊所顺利接生这才有了我。

我现在还保有两段极具画面感的回忆：一段是三年后我妈怀着我妹妹时，我和妈妈每天躲在家里噤若寒蝉，我们拔掉电话线，每当家门被猛烈擂响时我就躲在桌子下，有时会看到我妈捂着嘴哭不出声。

另一段是柳州的夏天发了洪水，把整个小区的一楼淹掉了，我家在二楼，终于可以不怕被人盯着于是和我妈走出阳台，在洪水中钓鱼。

我妈告诉我应该是个小妹妹。

【观看版本为内地院线版】只是根据一个记忆点，尝试把对这部影片的感觉的变化记录下来。

【本文经授权发表于公众号「宇宙尽头的电影院」。

】《地久天长》开头有一个我一开始觉得极度突兀但后来却觉得颇有回味的段落。

作为死去的孩子的替代品的少年星星又一次离家出走，一夜之后杳无音讯。

耀君与丽云苦苦寻找未果。

暴雨之后，地势低洼的破旧房间底层被蓄积的雨水灌注。

走进积水房间的丽云先是捡起夫妻二人与少年星星的合照端详了一番，之后另一张二人与死去的童年星星的合照又如此恰好地从橱柜下漂浮而出。

作为一个才刚刚开始观看影片不到半小时的观众——同时也是一个暂时将影片认定或预设为现实题材、现实风格的观众——我对这种刻意的处理感到万般困惑。

如微信群友吐槽的一般，假如前一张照片的端详还勉强可以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即境生情（身处找不到少年星星的困境），后一张照片完全是通过超现实的“念力”被强行吸附到故事中来的，被硬生生拉扯出来堆砌人物心理、设置时空呼应——这很难符合水作为一种柔性液态物质在日常生活影像中应有的运动规律。

哪怕在人物情感上可以理解（或者说，可以粗暴地脑补），对于不少观众而言，这也是一种将编剧意志凌驾于人物并暴露于叙事视野中的下下策。

但后来，和影迷朋友交流中回忆起的一个片断让我对这种处理稍稍有了些理解，甚至开始有了一些（依然毫无意义的）解读欲望。

在进入房间之前，耀君丽云二人在起伏交错的小镇巷弄中寻找星星。

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视觉上十分干硬、粗糙、单调的小镇空间显露出一种不同于平日的朦胧，甚至在模糊中潜藏了绵长的空间层次感。

耀君在穿过一个小道后躲进其中避雨——雨完全是将他“驱赶”至屋檐或路洞下，一抬头，隔着一段被雨水统治的露天小路，丽云也恰好在另一方檐下，茫然而笃定地捋去头发上的雨水。

这似乎是整部影片中少有的将空间纵深真正开拓出来的场景。

一方面，二人在这场漫无边际的寻找中迷失，在雨水的漫延席卷中被逼退到狭窄的“洞穴”，隔着不过几米的距离，但目光却仿佛跨越了漫长的阻隔。

另一方面，水是影片中反复触及（尽管并不自然并不有效）的物质载体。

这两处避雨之地之间，又似乎不是雨水，而被注入了凝冻的时间。

假如对该段落作如此带有心理现实意味的理解，之后进入房间的情节安排似乎也不那么尴尬。

二人的奔走过程似乎不仅仅呈现了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浸透”，还表征着一种回忆时空的“侵蚀”。

因而当水流入低洼之地时，他们步入的便不仅仅是一个“残破的老房子”，而是一个内在于记忆与心理的房间。

他们不像好莱坞科幻大片中那般潜入记忆时空逆转未来，而只能穿着布鞋踩在一片狼藉的“浅滩”中，摭拾被“水”所吞没、所剥夺、所击碎的生活记忆。

因而两张照片的浮现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主观世界叠化于自然现实的必然。

经过如此一轮想象补充，这基本可以算是我全片最喜欢的段落了。

然而，问题依然没有结束。

无论如何，这仅仅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对一个孤立片段的一种可能的理解方式。

而一种理解方式很多时候仅仅能作为对单薄的内容层面的拆解，却并不能撑起内容本身经过形式传递后的艺术效果——或者说，文本可以蕴藏的内容，并不必然地熔炼为电影的“内容”。

作为观众，我在观看时依然无法在影像呈递而出的当下去产生这种心理提炼的抽象过程。

或者，假如追求影像此时此刻的“真实”效果也是一种观看的急功近利的话，我应该尝试着在看完后把这个段落放到整部影片的结构中来考察其地位，感知可能产生的时空流动。

然而，即便我平心静气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我依然没有办法让这一解读扩散发酵为一种时空流转中的情感魔术。

于我而言，影片整体的架构便像是这一座悬浮着记忆碎片的空房间。

在太多的部分，作为观众我没办法顺畅地在其中游荡，而只能接受创作者编剧意志支配下被潮水推向我的情节、情感与所谓的“世事变迁感”。

而这些情节似乎更像是一种偶然拼凑结果却顺理成章的“必然”，在“偶然”到“必然”的跳跃之间，影片没有给出充足的论证。

因而也使得这些看上去意味悠长的段落，仅仅成为可以咂摸的段落，无法翻新整部作品。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似乎还有空洞、茫然、无意义的瞬间，而我作为观众，却在本可荡气回肠的三个小时中被准确精致的“意义”所填满了。

他们如此高频率地击中我，而我却没有时间对人物的情感产生有足够充沛自然的反应（除了演员卖力的表演发挥作用之外）。

我没有办法在少年星星下跪时被震撼，我没办法在多年后老友重逢时感动，我更没办法在大团圆结局时因为一通再次掐准时间点的重逢电话而感到欣慰；我也没办法在时空切换的定点上被配乐的重章叠句所感染，没办法在将空间压缩的镜头中将时代符号认同为扁平“符号”之外的生活，更没有办法在干硬的人物对话与特写中捕捉到人物之间的互动。

因为在进行更进一步的人物之间、时空之间的搭建之前，我甚至都没办法将他们认同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物，没办法将它们认定为可接纳的圆润的电影手法——他们本应作为王小帅口中“生活”的鲜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表意的工具。

假如这是一个按照时间顺序从容编排累积的故事，我或许能够在他们走进空荡荡的房间时产生近乎超验的共鸣，他们在狭窄中踽踽而行的存在或许可以填满这个意义匮乏亦欠缺生活实感的空间。

假如剧情的编排没有那么多同样突出的巧合，那么这两张照片或许可以作为整场空茫的时代图景中的一个确切的溢出点，我或许恰好可以在这个溢出点，定格人物静水深流的情绪，甚至测定创作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及其创作位格。

假如每个人物都有更为完整的心理路径，更丰富的铺垫，都有足够琐碎且看似无意义的细节，而不仅仅是一个接一个连环载入的“情节”点与“行为”图示，我或许能够更接近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只能将演员的表演剥离开来成为一个可以褒奖却如薄冰一般的艺术断层。

但现在，我被指挥着跟随演员进入这个记忆幽浮的空房间，与此同时，我被排斥出了真实自在的故事情境。

这个房间太“空”了，以至于它那么容易就被“塞满”了，以至于这种满溢马上转化为一种新的“空”。

而我作为观众，也只是一个无所适从的游魂罢了。

可能要到一定岁数，我们才肯相信，“地久天长”是一个近乎幻想的词汇。

又可能要到再大的岁数，我们才会察觉，“地久天长”还可以是一个相当讽刺的圈套。

从这四个字垒砌的古井探头下去，能看到悠悠岁月里，井水比江水凶险，一声不吭地，什么都给吃到促狭的肚腹里了。

地久，一个空间的谎言故事发生在包头。

这座北方城市，简洁、纯粹得如同生活本身。

安居乐业的引线，就轻巧地埋在这里。

知青回城，带着结下的深厚友情，即便是住，也要挨着彼此。

一栋筒子楼可以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情谊摆在里面，什么都攻不破似的。

每日出工，下班。

回到家，一条过道的油锅全都热闹起来，你也芹菜我也芹菜地，毫无参差地过着日辰。

孩子也像是共有的，生日蜡烛要一块吹，一罐大白兔奶糖，甜的不只是一代人。

刘耀军（王景春饰）、王丽云（咏梅饰）、李海燕（艾丽娅饰）、沈英明（徐程饰）和高美玉（李菁菁饰）他们把日子过久了，谁也没想着他乡的篇目，早就藏在日常的瓦片之下了。

其实八十年代的包头，跟其他地方都大差不差。

就像是工厂工人，身上穿的不是蓝就是灰，干黄的脸庞整齐划一地躲到暗色调里，哪怕在心中似有还无地绽出一些新颜，也不好叫任何人知道的。

但张新建（赵燕国彰饰）不一样。

南下归来后，锃亮的喇叭裤张扬得生活都要翘起来似的，就连笑容也亮了三分。

他新学了舞步，兴冲冲地就要参加黑灯舞会。

那一身洋气派头，漾到了千人一面里，大家心里都有些活泛了。

广州成了一个开放的象征，有那么多霓虹灯一样闪耀的可能在等着。

张新建想去，高美云也想去。

大家突然意识到，天南地北有着那么广大的距离。

大家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距离不仅仅存在于空间上。

张新建的广州派头，竟然成了他的包头罪名，一场黑灯晚会，可以让他顶着“聚众淫乱”的帽子入狱。

高美玉心淡了，却又心定了。

她一个人去广州，也像是两个人去了。

从这一刻起，故乡切切实实地对比出相对落后的一面，这种落后，再也不是安宁的指称。

回头看时，根扎得深，有时候也是一种羁绊。

再往后，等到刘星出事，故乡成了一个鼓风机，把那些悲恸吹得父亲刘耀军和母亲王丽云都没法站得住，他们只能一路逃到海南，又转去了福建。

在这些语言不通的地方，痛苦不好表达，就姑且把痛苦当作从未出现。

只有李海燕、沈英明带着孩子沈浩留在原地，把两家人的骄傲，连着北风一起吞下。

日子再往下走，沈英明的妹妹沈茉莉（齐溪饰）要出国了，肚子留下的情分也要远走高飞了。

“代替”刘星寄养在刘家的周永福（王源饰）也逃离了，跟着一群不上学的孩子，把浪迹天涯的决绝飙得轰响。

就连刘耀军与王丽云，也曾动过逃离彼此的念头。

天各一方之后，任谁想起那栋筒子楼，都不忍多念。

空间不只生产牵挂与惆怅，而且构筑隔绝与淡漠。

故乡成为逃离的支点，这是《地久天长》的感伤所在。

想想这命运，把人像芝麻那样往面饼上一撒，当真是天各一方，独自苍茫了。

天长，一个时间的诡辩空间掰断了人与人之间的黏连，时间又稀释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

地久天长念起来，怎么都不是滋味。

电影也是一部对照记，三小时映衬了三十年，个中变动比惊涛骇浪都震撼。

在那个计划生育的年代，王丽云怀了二胎，被扭到医院动了刀子。

刘星成了独子，独子却意外溺水身亡了。

再没法生孩子的夫妇二人，在水边把魂都给哭断。

命运很残忍，让沈浩糊里糊涂地成了好兄弟刘星丧命的直接因素。

更残忍的是，沈浩的母亲正是让密友王丽云不能再次生育的推手。

而且，两家人的交好，让刘耀军和王丽云就连指责都无从下手。

都说时间会抚平创伤，但伤口就绣在心口上，搏动一下都在作痛。

两家人都难过，却丧失了相互安抚的能力与资格。

刘耀军和王丽云躲到了遥远的南方，把周永福当作刘星养了几年，气了几年，猛地一别离，像是问时间讨的债，也到了交割的期限。

时间在给他们剔掉旁人，只留他们两个埋头喘气，喘着喘着发现大家都老了。

而李海燕不仅老了，还病了。

她在生命倒数计时的时候，愈发觉得当年的愧疚长得枝繁叶茂，沈浩后来说心中那棵树要撑破他了，其实李海燕的树更有杀伤力。

时间带给沈家的财富也像是莫大的讽刺，当年二胎不能生，不就是都没那闲钱去交罚款么？

仔细一想，当年胎儿没了，换了一份“先进”的表彰，尽忠职守的工厂领导李海燕觉得刘家增了光，刘家却觉得荣誉变成了跳蚤，咬得好生难受。

可后来，这些跳蚤从他们身上，跑到了沈家，把李海燕都噬出了血。

任何事情都在时间迈开的双脚之间比对。

时间成了镜面，却怎么也对不齐现实的本真。

过去的好，还没映照过来，就湮灭了。

可当人想淡忘，风吹草动都会幸灾乐祸地给人做联想。

每个人都在想当年，照相机前的你我，怎么可以笑得如此开怀坦荡，怎么可以觉得生活将会永远美好。

沈英明后来对张新建说起刘家，“他们对我很客气，可找不到可说的话了”。

一桌人，也都找不到可说的话了。

时间涌动了三十年，像是一个人在回忆此生，各个时段的往事不断交错翻滚。

前因后果都不是线性的，往事给未来岔开了新路，未来却又定义了往事的属性，但即便判断的眼光变了，也还是破不了彼此的烂局。

而时间又是一名不食人间烟火的教练，催促着他们按照规则行走。

可人还没适应一套社会法则，社会又已经变了样。

在时间的把戏下，他们输得彻底，我们也觉得，自己要被那种败仗给摁得死死的。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伤痕越来越多，内伤也越多越密。

再听听刘耀军的手机铃声，那可正是S.H.E的《不想长大》。

无常，一个人间的玩笑那一天，大门关紧了，在他们的小天地里，好不容易才从广州弄回来的磁带在录音机里唱得比谁都轻快。

张新建跟高美玉在光滑的音乐里跳舞，跳着跳着，像是日子都变得顺坦。

兴许大家眼里，都流露过希望此刻成为永恒的希冀。

最后一个到场的李海燕怕人听到，嚷着换歌，《友谊天长地久》一出来，所有人都陷到不可名状的感伤里，谈起什么，都有了城际与年头的刻度。

全片最有华彩的段落之一，在之后的叙述中有着难以忽视的参照功能。

什么东西一比，都不够此时此刻情深。

情深却是有蛊惑的，哪怕是穿行过历史节点的他们，也都在侥幸中失了戒备。

而世故如我们，看着“无常”二字悬在头上三尺，都不忍把故事看下去。

导演王小帅对无常看得清透：“在时间的长河里，你真的有时候把不住，会走偏，或改变。

意料不到的事情很无常，我想把这种体会弄出来。

”在他镜头下，时间长河把人拍得水性全忘，蓦然之间就散到了海角天涯。

就像是黄伟文给陈奕迅写的《最佳损友》，“……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无常催产了不甘，电影最后让大家借着李海燕的将死，重聚包头。

李海燕在病床上模糊了时间，她颤巍巍地对王丽云说的，是可以再生了，因为有钱了。

太出乎意料的错位，又是再明白不过的症结。

她们都哭，一个哭那错误可以被纠正了，一个哭没有什么错误需要纠正了。

生活太难以捉摸，就连救赎也有了不同的状貌。

两家人各有各的背负，却都顺着性子哑了下去。

唯独沈茉莉不是这样。

她年纪轻减几岁，成了夹在两代人之间的异类。

曾经，她从小妹的角度依恋过刘耀军，等到南北相隔，她又想把他从大哥扯到情人的位置，去狠狠地犯错，用僭越、荒谬等词语来替他们家赎罪。

这样无望的举动，叫这几十年的过往在昏睡中打了个激灵。

都不得不叹一句，时空无常，连人的追悔、解脱都很无常。

世事如此壮烈，但在《地久天长》里，镜头是淡然的，表演也是淡然的，越淡，又越像暗涌，踩进去了，就跟着他们一同卷到玩笑里。

笑他们，笑我们，笑那句地久天长。

（删减版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另有一篇→《王小帅映后交流整理：它不是电影，它就是生活本身》）

王小帅的新作《地久天长》于3月22日全国公映。

2月初，电影才在柏林向世界露出真容。

如此迅速安排上映，并非常态。

如果不是想借助国外获奖来为电影宣传造势，国内观众断然难以在电影节甫一结束便能看到全片。

影片获得的赞誉是压倒性的。

不仅在柏林电影节俘获了国内外的媒体，被认为是此届金熊奖有力的争夺者——最后确实不负众望，获得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两项殊荣；同时在国内公映前的点映阶段，媒体和影迷自发地组成“自来水”，为影片宣传造势。

《地久天长》的欢迎有例可循。

影片讲述了两个家庭在时代洪流下从亲密到疏远、再到和解的悲情故事，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从改革开放一直到二十一世纪。

这种大时代背景下普通家庭和个人的故事，早已成为某类中国电影典型的叙事模式，任何有野心的导演都曾拍过此类“史诗”巨作。

比如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田壮壮的《蓝风筝》、贾樟柯的《站台》、冯小刚的《芳华》……看来大陆最有分量的几位导演都曾拍过此类电影。

自然，王小帅是不想错过的。

此次的《地久天长》继承前辈们的衣钵，为中国电影“史诗”画廊新添了一幅巨幅画作。

这些作品深受普通观众的欢迎，没有一部在美学或观点上受到过严重苛责。

这无疑说明了中国观众认领刻画大时代变革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伤痕”叙事，他们对此“心有戚戚然”。

不是普通人，不是日常生活因为时长限制，“史诗”电影在进行长跨度的叙事时，不可避免需要对情节进行适当地选取和安排，而无法像长篇小说那样耐心细致地描摹时间的流逝感。

《地久天长》时长175分钟，接近3个小时，远远超过了一般电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长容量。

这是“史诗”电影的特性，必须通过延长观影时间来增强观影强度。

同时，选取最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点成为这些电影的共性。

因为时间弥足珍贵，每一分钟都应该用来发展有效的叙事，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设计富有冲突效果的情节点，来积聚观影效应。

但问题随之而来。

一旦电影完全建立在连贯的戏剧冲突上，电影所表现的便不再是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满布稀疏平常的无意义时刻，关键的动作只在某些特定时刻才会发生。

《地久天长》既背离了“史诗”感，也违背了“日常生活”。

一方面，电影一反常态地放弃了“史诗”类电影单线条发展叙事的模式。

之所以“史诗”惯用单线叙事的手法，原因在于堆积时间会蕴酿出一种深沉的观影经验。

此即我们平常所说“史诗”感，对于受到时长限制的电影来说，这是极为重要和有效的。

但《地久天长》选用了在时间线上来回跳跃的叙事方式，似乎想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因果联系，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找到现在面临难题的解释。

无论这是王小帅为了让电影变得特殊而做的特意选择，还是因为王小帅不擅长于通过影像创造时间的积聚效果从而只能如此，整部电影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背离了它原初对“史诗”这一概念的构想。

时代的变革成了偶尔跳跃至观众面前的符号，人物失去了安身的空间和环境，变成了一具具躯壳。

时间效果于是只能通过演员脸上的妆容才能辨别，这是整部电影只能借助演员表演来发展一切的原因。

演员只有脸，没有身体，表情和话语才是有用的，它们直接向观众提示信息，让观众做出反映。

这是极为低级的手法，电影本该是空间、环境、情感、情境、状态……而不该只是表演。

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的刻画上。

《地久天长》里没有任何“日常生活”可言，它从始至终都被戏剧性贯穿着。

刘耀军一家人并非普通家庭，普通家庭无非是假象。

因为没有哪个普通家庭能凑巧经历所有这些悲苦的事情：儿子身亡、二胎被打、遭遇下岗、友情破裂、领养孩子、离乡逃亡、儿子叛逆、母亲自杀、落魄归来……几乎所有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间一个家庭可能遭遇的事情都给刘耀军一家人给赶上了。

这是凑巧，还是创作者出于自己的目的刻意为之？

反正，这种设定是不可信的。

你可以让这个家庭遭遇其中的几件事情，这没关系，因为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

但你不能把所有苦难都落到一个家庭身上，来谈什么代表性。

如果一个家庭全部遭际了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家体就不会是什么普通家庭，也就没有什么典型性。

刘耀军一家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家庭。

他们是被上帝遴选出来承受人间苦难的特殊家庭，是受到过上帝临幸的。

而这个高高在上、享受无上荣耀的上帝就是王小帅。

上帝将苦难降给了好人约伯，是为了考验约伯信仰是否坚定；王小帅同样把苦难将给了他的人物，但不同的是王小帅不是出于考验人物信念的目的，他是为了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野心和勇气，但这种勇气终将证明是投机和懦弱的。

刘耀军夫妇不是普通人，他们是英雄，只不过不是“悲剧”英雄、而是“惨剧”英雄罢了。

两夫妻的生活也不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种被特意加以安排和突出表现的“悲惨”生活。

这是导演强加于角色身上的，既是为了呈现他们所经历时代的特征，同时也是为了让观众引起共鸣。

就是哭戏，值得说八遍无论王小帅怎么定位他的电影——“不是哭戏、不是哭戏、不是哭戏，重要的事情说八遍。

甚至不是电影，就是好长一段生活。

”——这就是哭戏，设计所有这些戏剧性强烈的情节就是为了让观众哭的，这不重要的事情值得说八遍。

《地久天长》恰恰就是电影，而且它只能是电影，而不可能是其他；它根本不是一段生活。

真正的生活充满了平淡、无意义的时刻，只有在极少瞬息才会遭遇突临的变故。

真正优秀的电影超越了刻画突变事件的讨巧动机，而是去呈现日常生活松散的质感。

去看看侯孝贤的电影吧，那几部表现当代生活场景的作品（如《千禧曼波》或《咖啡时光》），电影甚至放弃了建构动作，它从头到尾呈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情境和人物的状态。

这才是有价值的，这才真正是“日常生活的颂歌”。

《地久天长》除了动作，还有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了。

没有了生活中的细节，没有了环境和空间，没有人物细腻的内心活动……有的只是演员凄惨的脸和从演员嘴里蹦出的台词。

《地久天长》希望借助虚假的布景和过度的表演来达到还原真实历史场景和人物形象的目的，它实际上离舞台上的戏剧已经不远了；而摄影机从头到尾对准演员脸拍摄的老旧方式则让它看起来像是电视剧。

这是让人惋惜的。

无论王小帅多么真诚地想把他成长过程时感受到的人与事记录下来，电影都背离了他的初衷。

安置在刘耀军这家人身上的所有遭遇都带着一种明显的目的：展示给观众看，供观众进行阅读，从中解读出政治、社会、文化批判的味道。

被打掉的孩子当然直指“计划生育”的国策了，海燕将责任抛给权力机器自然算一种“平庸之恶”了，而刘耀军在孩子失事后说的“只要活着，就一个字不要说出来”，以至于最后面对沈浩的忏悔做出的和解，都在引向一种中国人通用的“生活智慧”——过去都让他过去吧。

好像时间可以抹平一切，连痛苦和屈辱都可以抹淡，然后拍拍脸上的灰尘站起来继续投入体系的巨大齿轮中，不出一声怨言。

这是认命，就像中国人常说的，你反抗不过的。

甚至连电影的标题“地久天长”都好像在向世人教导“友谊”的重要性，刘耀军不正是为友谊放弃了他本应争夺的权力：儿子的死，妻子二胎被打，自己下岗……这不正是整部电影阐释的让人匪夷所思的主题吗？

我并非说所有这些设定都是不合理的，我也并不否定这些行为和观念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所共有的东西。

王小帅真诚地表达着自己作为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培养起的价值观，这没问题；但以何种方式去呈现它，不误导观众在这些表达背后找到创作者隐藏的用意，却是另一回事了。

聪明还是鸡贼，就看你从何种角度去看了。

生活为什么就得是这么“悲苦”呢？

而且还要带上“中国人就是这样生活过来了”的腐朽智慧，这难道不正是中国社会永远停止不前的根源？

他明显在讨好着什么。

从整部电影情节的设定，从他跑去柏林电影节（最看重作品的政治性），从立马安排上映……《地久天长》既是为国外媒体拍的，同样也是为国内观众量身定做的，只不过他打着（还是利用？

）审查的擦边球让它勇气可嘉。

电影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在乞求某种解读，而且精准定位，等着观众往里面跳。

等到最后看完电影，你不仅要哭到痛哭流涕，同样还得感谢创作者的勇气。

可这是勇气吗？

刘耀军夫妇的痛苦由儿子的死导致，根源在沈英明和李海燕的儿子沈浩身上，和计划生育没有必然联系。

计划生育只是限制了他们生二胎，没有把他们的头胎儿子杀死。

如果儿子不死，计划生育对他们便没有任何影响。

但结果，所有观众在看完电影后都好像觉得这家人痛苦的根源出在“计划生育”这项政策上。

这显示的是创作者的鸡贼，不是真诚。

机智地将造成儿子死亡的根本原因进行悬置，让其消隐在“地久天长”的伟大友谊之下，让其消解在中国式的人伦情感之中。

这是懦弱，根本不是勇气，这多么让人惋惜。

这也不是艺术家的姿态，如果达不到娄烨那样激进，至少像贾樟柯那样圆融吧，在与权力合作的时候尽可能做些对电影有用的事情，并保留一些自我表达的自由，总不至于到献媚的地步吧。

《地久天长》是一个中国工人家庭的流亡史，也是一部中国近三十年的变迁史。

就像王小帅所讲，柏林十几年几乎都没什么变化，而中国的三十年早已翻天覆地，中国的“变”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而只有适当回头看，才能更好地前进，不再走过去的历史弯路。

第六代导演成长于改革开放后，对时代变迁有着强烈感知。

经历过纯艺术片探索、在艺术与商业间摇摆阶段的王小帅，在这个时机下拍出《地久天长》这样一部作品并不意外。

就像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一样，王小帅也将目光投向他曾经熟悉的那些地方，从八十年代一直讲到当代，展现底层中国人面对悲剧命运的隐忍和坚强。

漂泊和变迁王小帅1966年生于上海，两个月大的时候便随父母迁至贵州，是一个典型的支援“三线”建设家庭。

十几岁时，王小帅举家搬到武汉，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他也通过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毕业后，他又被分配到偏远的福建制片厂，度过了一段无所适从的时光，最后他才决定自己回到北京从零起步，成为一名独立导演。

由此可见，王小帅从出生起就一直在漂泊。

他也因为自己早早便幸运地脱离了“三线”生活，而对依然挣扎在那里的人们持有密切关照和怜悯之情。

在他早年作品如《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等，里面的底层小人物也表现出对大城市的向往。

《地久天长》同样如此，王景春和咏梅夫妇是80年代一家工厂的工人，因为意外事故丧失长子、强制计划生育失去二胎后，夫妇俩辗转海南，后来又隐居在福建的渔村，并抚养了一名养子。

二十多年过去后，他们再次回到老家，往事才重新浮出水面，每个人都要为当年的后果负责。

片中侧面展现了一系列时代巨变：严打，一位工友因为听了西洋的“靡靡之音”便获罪入刑；计划生育，王景春咏梅夫妇因此失去了第二个孩子；体制改革，工厂下岗潮，昔日艰苦而快乐的集体时光一去不复返；南迁潮：广州一带是最早开放的地区；房地产热：有人因此发家致富，迅速出现贫富差距；出国热：有人通过出国，已经与过去彻底告别。

繁复与留白故事以王景春咏梅饰演的夫妇为核心，辐射至三个工厂子弟家庭的变迁历程。

英文片名叫“再见，我的儿子”，片中王景春先后告别了他的三个“儿子”——他死去的亲生儿子刘星，他的养子刘星（其实并非真名），以及另一个不曾出现的神秘孩子。

两个家庭的命运也因孩子被牵连在一起。

影片人物、场景众多，支线庞杂，再加上非线性叙事的处理——有时甚至在同一场景内切换到不同时代，看到一半才能全部梳理清楚所有人物的身份和相互关系。

片中没有任何明显的时间年份提示，外国观众可能需要了解一定历史背景才能理解。

在这样巨大的内容量下，王小帅的表现手法又极其克制，做了很多留白，这也是本片最高级的地方。

举个例子：大儿子刘星溺亡，只用了一个固定远景镜头表现，医院走廊尽头是王景春夫妇痛哭崩溃的模糊身影；被迫流掉二胎的时候，又用了同样角度的走廊镜头，表现了“天灾”与“人祸”双重打压的悲剧性。

再比如，养子刘星离家出走很久很久，有一天终于回来了，还带了一群街头少年伙伴。

父亲王景春回到家后一眼没看，径直走到车床前开始工作，机器发出的噪音似乎在和窗外少男少女们的嬉戏打闹声顽强对抗，展现父亲五味杂陈的内心。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王小帅对于空间感的打造，对于音画关系的处理依旧驾轻就熟。

片中的《友谊地久天长》成为重要的时代符号，不时在背景处响起。

与克制的手法相配，王景春咏梅这对夫妇的形象也十分内敛。

王景春最大的泄愤行为不过是自己拿头往墙上撞，咏梅的内心则被故意忽视和弱化，她就像一个被时代百般玩弄后一声不吭的老实人。

但非常可惜，影片的最后半小时拖泥带水，可以说是烂尾了。

故事圆得太满，情绪煽得太强，完全打碎了之前两个半小时简洁有力的风格。

在一路保持着极度克制之后，导演可能还是忍不住要找到一个出口，剪刀下留情了。

王景春的表演堪称影帝级，无懈可击，完全融入了时代中。

咏梅角色笔墨不多，无声胜有声，但老年时期妆感过重，让人出戏。

王源表现出乎意料地不错，这个不错不是因为他演了一个需要耍酷的角色，而是真的不错，但是说实话戏份不多。

其他配角也都在水准之上。

很多中国记者都说看哭了，认为有希望拿下金熊。

从主题、格局以及其他参赛片的口碑来看，这确实有很大可能，要是最后半小时再精简一下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