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

仅从题材上来说，《可可西里》的命题无疑是悲壮与形而上的，它包含了生命、信仰、生存境况、人文关怀以及环境和谐诸多当代语境下时髦的哲学词组。

在这一点上，导演陆川再次表现出了在他头一部电影《寻枪》里就表现出来的乖巧以及对主题遴选的敏感。

导演陆川显然是一个聪明人，他很懂得在这个无论是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都早已无法打动观众情感的时代，以都市白领为主体的受众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与提醒。

没有什么比返回原始状态下的直接冲撞更能满足这些早已在朝九晚五的生活中习惯性麻木的人们的情感需求了。

虽然是故事片，不过全片里导演采用却是一种类纪录片的手法，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包装成“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的一个标签。

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电影表现手法的问题不谈，只从电影内容来谈谈导演的创作动机与片子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图景。

也许出于更深的拓展主题的目的，在片子里导演试图不着声色引入两个对于都市人虽然陌生却兼具视觉与情感双重冲击的异域场景：天葬与流沙。

遗憾的是，对于一个足够严肃并且对藏文化有一些了解的观众来说，这种努力却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这里有必要来普及一下这两个中国西部地区地理与文化场景的一些常识：天葬是藏族人对待自己死去同胞的一种宗教化的埋葬仪式，通常是用刀割开死者的皮肉，用石头敲碎骨头，将处理后的遗体置于高崖顶层以供路过的兀鹰吞食。

正因为它的宗教化，所以在进行天葬的时候气氛会十分的肃重，而且天葬有着举行的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通常会是天还未亮的凌晨时分的悬岩顶部，进行天葬时除了死者的亲友和必要的仪式主持者外，还有会一些专门负责看护秩序、防止外人参观的人员。

清楚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电影里的天葬镜头，就可以发现导演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电影里的天葬是在正午时分一个很普通的土坡之上，一群表情麻木的人四散于遗体周围，而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没有得到任务人的允许与阻拦直接就可以过去随便参观。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纰漏都彻底抹杀了天葬所可能带给人的形式与内蕴上的冲击，使得这一切看上去更像一次纯粹对于观众猎奇心理的商业迎合。

同样，作为电影里少数几个高潮段落之一的巡山队员被流沙吞没的片段，也有着一些常识上的漏洞——导演显然忽视了，在可可西里这样的寒冷的高原地带，是不可能有流沙的存在而只会有坚硬到机器都无法敲开的冻土。

着重指出这两点，并不只是因为这些情节纰漏的存在而对电影主题的削弱，更多是因为对于这样一部有着形式上裁切嫌疑的电影，这两点无疑是把握电影创作脉动的最佳出发点。

如果一定要追问导演在这里的创作动机，给出的解释显然只能是因为导演想让观众看到它们，因为导演比观众更明白观众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即使不能发生的事情，导演也要求它必须发生——围绕主题取材之时，还有什么能比神秘的藏文化更能迎合都市观众的猎奇口味呢？

而这无疑正是一切真诚和诚实的文艺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所最为忌讳的根本所在，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艺术无法保持基本诚实、一个只从市场而不从内心自我出发的创作者会可以给观众带来一种艺术上真正的感动。

失去了真诚的艺术创作，最后难免沦为一场媚俗的商业煽情。

这种来自商业意识的迎合嫌疑同样存在于电影的角色塑造之上，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塑造虽然早已经成为只存在于革命年代样板戏中的历史文物，但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形式的对形象的刻意美化依然是当今商业电影的恶俗特征之一，而《可可西里》中导演在人物塑造上所采取的表现手法无疑是这种特征的极佳样本，《寻枪》里曾经依靠主题的后现代而很好掩盖了的媚俗气味在这里彻底暴露。

过于形而上的艺术思考常常会被人责于“媚雅”，正如过于对现实的夸大同样摆脱不了“媚俗”之疑。

如果有幸看到过那部名为《平衡》的纪录片——《可可西里》一片的原始素材——我们就会责疑陆川在《可可西里》里对痛苦与苦难放大的动机所在。

我们会发现《平衡》里的巡山队员原来并不是如陆川所讲的那么悲观与愤世嫉俗，在苦难面前并不会如基督救世般的坚忍。

而日泰的原型，那位队长，也没有那么严肃和沉重，他会在大城市的夜市溜达，会大声骂人，面对偷猎者他更不会摆出一幅英雄就义般的圣徒姿态。

艺术允许渲染，但是艺术拒绝夸大，尤其是在夸大的同时标榜自己的“现实主义”，而这种失真的夸大仅仅是因为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票房收入。

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对《可可西里》的质疑是直接而有力的：一个在城市出生并成长的人去发掘一个边疆的题材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更何况导演最终所裁取的题材是如此的讨巧。

对电影的制作背景有足够了解的人会知道《可可西里》曾经有个两个版本的剧本，而第二个现成版本最终的结局也是由原来的大团圆的结局半途修改而来。

一个连对自己所真正需要的表达都无法明了的导演是不可想象的，这往往直接导致艺术对市场的妥协，甚至于背叛。

导演在电影里对苦难的贩卖正如导演本人在电影发布会上对拍摄过程艰难的祥林嫂式贩卖，我们即使不能说这种贩卖是刻意而为，至少这种商业意识已经让电影本该所包纳价值思考大打折扣。

米兰昆德拉将媚俗概括为“把人类存在中基本上不能接受的一切排斥在它的视野之外”，反过来讲，把人类存在中人们乐于见到的一切奇货可居的贩卖于人们的面前以赚取眼球与钞票也许是比昆德拉嘴里的媚俗更深的恶俗。

当《可可西里》最终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凯旋，当导演带着剧组在各种媒体招待会上眼泪涟涟兜售电影拍摄的艰辛，当早已麻木了声光酒色的都市人对遥远边陲拟化出的粗犷生命追捧如潮时，这一切都验证了导演在这场富含目的性与艺术野心的预谋表演上所取得的极大成功。

遗憾的是，再成功的表演也终究只是一次表演。

从导演精心缝裁的这幅“西域风情”画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一个对表象化媚俗进行超越与深化的时代的到来。

2005-06-18

万恶的月考结束了，晚上组织看电影。

原以为会给我们放些打打闹闹的电影来慰劳我们这些可怜人一下，不想放的是《可可西里》，把我们的情绪推到了压抑与沉闷的最高点。

去的晚，于是靠着报告厅的后立柱把电影看完。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这样才能表达我对它的敬畏。

也许电影讲了些让人很难想清楚对错，或曰无法简单的分辨对错的事情。

巡山队固然可敬，他们失去了家庭，一年都没有发过工资，缺人缺枪缺钱，可他们无奈地卖羚羊绒来当资金，这是犯法的。

队长说的朴实“宁愿我坐牢，也要保护羚羊和兄弟们。

”是县里的问题吗？

可巡山队没有编制，理应没有下拨的资金。

于是，巡山队没权，抓人罚罚款，连逮捕的权利都没有。

他们，只能尴尬地生活、工作在罅隙中。

还有刘栋，用一个三陪女的钱，去做保护藏羚羊如此“高尚”工作。

孰是孰非？

翻过来说，那些捕羊人就该是反派了。

高占西是拨羊皮高手，自己说起剥皮“又快又好”都有几分自得。

抓了一次又一次，罚了一次又一次，又逃了一次又一次。

可他真的那么坏吗？

当他回忆起自己种田、放羊也是一脸甜蜜。

可无奈的是，土地沙漠化，牛羊饿死。

他面对或自然或认为的变化，毫无力气。

可重要生存啊！

于是走上了剥羊皮的道路。

说起剥张皮才五块钱，很多人都笑起来。

可我心中却掠过丝丝寒意。

对于这些人，单纯的告诉他们捕藏羚羊的危害，或是罚罚款是没效果的。

相反，他们要生存，这是他们面对大自然变化的本能啊！

他们承受着自然变化最直接的受害者，理应被同情，被接济，却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当队长抛下高占西一行时，说，“走不出这山，就是你的命。

”还不停地拥抱着，说一帆风顺。

他们本来就不是对立方，他们的命运本来就相连。

只是，面对自然，他们选择的路不同。

殊途同归。

说不清的还有自然。

它生养人类，却又粗鲁地吞噬生命，毫不留情。

当刘栋陷入流时，他先是奋力挣扎，可当他越陷越深时，他不再拼搏，而是以一种无比虔诚，听天由命的姿态，一点一点，下陷，下陷，直到面庞，鼻子，嘴巴。

他就这样离开，不留痕迹。

说自然可怕吗？

可没有他，人类又从何而来呢？

活着，本来就是一环扣一环，相互制约。

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突然想到繁星满天，一个队员说：“你在这儿踩的每个脚印，都可能是人类第一个足迹。

”说不清楚的事，就交给缄默的宇宙吧！

不断轮回，自明分晓。

刚看完《可可西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用真实的镜头讲述了一个生与死的故事。

日泰队长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虽然他也卖藏羚羊皮，但那只是一种使巡山队生存下去的方法——“用死去的羊保护活着的羊”。

电影中的三个人物是我感触很多，第一个当然是日泰。

他那忧郁的眉头似乎到牺牲都一直没有解开过。

他是个英雄么？

他带领队伍在无人区艰苦的巡山，他抓获盗猎分子，他缴获羊皮，他卖羊皮……对于这个人物我有太多的疑问，人物的原型又是怎样的呢？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一番激战后，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索南达杰让2名队员将一名被打断了股动脉和另一患有高原肺气肿的盗猎者送到医院抢救，当时靳炎祖和另外一名队员留下来看守。

盗猎分子借口让靳炎祖进车喝水休息，突然将其与另外一名队员按倒在地，解除了武装。

返回后发现情况有变时，索南达杰与盗猎分子展开了枪战，被打断了腿动脉。

5天后，索南达杰保持跪射姿势、已冻成雕塑一般的尸体被发现，而靳炎祖则在被盗猎分子用刀子在脸上刻了字之后活着回来……”一时间，索南达杰的名字写满了各大报纸，人们开始注意这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可可西里巡山队。

然而“野耗牛队”的覆灭与它被新闻媒介、各种环保组织和公众争相视为英雄团队来得同样悲壮。

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这支始终没有明确身份的“民间英雄”一直挣扎于生存边缘，它的个案悲剧或许是英雄与制度相冲突的又一真实版本。

而我们应该关注的另一个事实是，与查获盗猎分子600人，缴获藏羚羊皮近9000张的辉煌战绩相并存的是，近7000张的藏羚羊皮不知去向 ……1998年4月，时任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的靳炎祖带领7名队员在巡逻中，抓获了一个盗猎团伙。

在押解途中，他们放走了盗猎人员和一辆车，又把收缴来的藏羚羊皮卖掉，每人分了4000多元。

对此，靳炎祖对这一事实毫无异议：“是我主张卖的，哪怕是杀头，我也要担这个责任。

”那么，是什么使这位传奇队长说出了如此“豪言壮语”。

通过影片，我们也可以看到巡山队员的生活状况：大部分人都是临时凑来的，他们凭微薄的工资进行着自认为是养家糊口而非英雄的工作。

队员刘栋甚至要向妓女借钱来救自己的队友……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

青海是在全国数得上的穷省，野牦牛队所在的治多县更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还未通电。

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是临时工，家属没有工作，每月200多块元工资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

在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巡逻，野牦牛队每次消耗汽油近万元，加上维修、四十多名职工工资的开支，绝大部分都要由自己筹集。

野牦牛队于是和盗猎者们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抓捕盗猎者，但这种行为要靠卖藏羚羊皮来维持。

扎书记生前的解释是，“用已经死的藏羚羊来保护活着的藏羚羊”…… 这就是他们卖羊皮的原因。

回到电影中来，我想，日泰应该算个英雄，他善良，勇敢，执着。

他的死像一把刀子，深深刺入我的心，仅仅两声轻轻的枪响，一个生命就瞬间结束了，在可可西里的荒漠中，一个名字被永远地埋葬。

第二个让我感动的人是队员刘栋,这个退伍军人流露出了最自然的感情,他不像日泰那样伟大和严肃,他有一种平凡的美,他对妓女有感情,对藏羚羊有感情,对队友有感情。

然而他最后依然消失在无人的荒漠中，流沙像一个魔鬼，平静地吞掉了他。

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此时主人公都会大喊救命，然而，刘冻没有喊，他们又发出任何声音，很简单，因为不会有人听见的，他深知这一点。

随着镜头一点点地拉远，我感到了整个画面安静地令人窒息，无人区的孤寂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第三个让我感动的人是马占林，一个狡猾但很善良的放牧人，为了养家糊口，他为犯罪分子卖力。

然而，他没有文化，并不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唯一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争一口饭钱。

他很狡猾，他多次触及“犯罪”，但每次有仅仅是罚款。

他很善良，他让自己的儿子就了巡山队员，他为日泰的死而流泪……事实上，就连“十恶不赦”的枪手也不是随便杀人的。

根据事实报道，这些所谓的枪手，只是用低廉的价格买吉普车和冲锋枪，猎杀藏羚羊。

他们对“野牦牛队”的巡山队员恨之入骨，但是跟普通百姓却没有纠葛。

这在电影中也有体现——他们放走了记者尕玉。

事实上，《可可西里》并不是反映了环保的主题，而是突出了一个人性的重点。

在地球上的无人区，面临着死神的来临，好人们在奋力追缉，甚至不惜用卖皮子的钱来对付坏人；而坏人们在无情地射杀和逃避，甚至在用金钱收买穷困的队员。

到底好人和坏人应如何划分界限？

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又应怎么比较？

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上演着一幕又一幕悲剧，有枪声，有哭声，还有荒漠上无情的风声……

纪录片《平衡》，讲述可可西里原型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一生，由主人公亲自出演。

比可可西里的震撼有过之而无不及。

侧面描述描述了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扎巴多杰的姐夫）的传奇，由于事发突然，索南达杰给人留下的故事太少了。

扎巴多杰从北京做完报告后，也在家中被人用枪近距离集中头部牺牲。

至于死因，也是司空见惯的被 “ 被自杀 ”。

未删减版的已经找不到了，网上能看的也都是删减过的。

尕玉 问 队长 是否知道卖皮子是非法的？

队长回答：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管可可西里这片土地 和 我的兄弟（大意）很喜欢这种真实的人性，没有虚假、没有包装。

相比于霓虹灯中的采访，这样的对话更是直击心灵。

这样的答案真实的让人心碎，一切都需要编制，编制意味着富足和体面的生活，没有编制只是一个临时工。

但牺牲的都是临时工，讽刺啊。

好在最后看到了国家设定自然保护区，有看到了希望和力量，此时的藏羚羊，还是濒危的群体吗？

现在影片中尕玉是彻头彻尾的记者，但还是能从细节看出原来的设定中，尕玉很可能是为了隐瞒警察的身份装作了记者。

以下一些地方很明显：1、记者第一次见到日泰，对答很不熟练，他对采访需要介绍信这事儿显得很楞。。。

记者怎么会那样。。。

2、他有两个本子，一个是笔记本，里边有剪报，这应该是记者的东西。

另一个本子里边有类似档案页的东西，是表格形式，贴有日泰的一寸证件照，和其他一些照片，甚至有影片开头那个巡山队员死亡现场照，档案里边的记录很翔实。

一次日泰女儿单独进记者的房间，她进来的时候，记者迅速的合上档案本，但是她看记者的剪报确没有被阻拦。

并且记者一下子说出“你是日泰的女儿吧？

”（并没有什么地方暗示女孩的身份）。

3、一次外勤中，星空下，巡山队员和记者聊天，队员提起一个地质学家在这里失踪的事情，记者没搭话，表情却有点复杂。

从记者的反应和表情看，他明显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是真的记者，无论是否知道这个事情，都不应是这种表现。

4、中间有一次抓偷猎，巡山队员给了记者一把手枪，临时让他帮忙控制一个偷猎者，记者拿过枪停顿了一下，下次镜头回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娴熟地控制了犯人。

后来还有一两次记者拿枪的情节，记者都从来不问巡山队该怎么用枪，而是直接拿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影片没演这个过程而已，……那就算是我意淫吧。

5、最后这处是最直白的证据了：巡山队员缺钱，日泰让队员卖皮子，记者质问日泰说：“卖皮子是犯法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好的记者，可这篇报道该怎么写？

”。

日泰回答：我知道你是记者，我们可可西里就是你们记者保护着的呗（这里日泰口中的记者已经指的是警方，当然也是讽刺警方）…接着又马上说：“我可以进监狱…”，这段对话已经很明显，提到了“好的记者、保护、监狱”，其实日泰已经知道尕玉是做什么的了，记者也知道日泰知道了（好绕），只是互相没有说破，大家可以试着把这的“记者”都换成“警察”，就很明白了，同时讽刺意味更浓了。

当然，影片并不是让我们去猜出这些，而是想彻底去掉记者是警察的人设，但是毕竟很难去除干净了。

这样做的原因不明，我猜可能是为了突出公益的主题，而弱化了某些尖刻的东西。

好想知道最原始的版本是什么样子，记者的初衷本来就是去调查巡山队员（而不是去了解非法偷猎）的吧？

这样原来的矛盾和引发的思考可能更加激烈，也可能触动更多的东西。

《可可西里》是陆川用镜头谱写的一曲英雄悲歌，直到电影结束很久，这悲歌依然在众人心头萦绕；当那些藏羚羊挣扎的身躯、抽搐的四肢残酷而真实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痛的，而当那些血红的骨架、遍野的羊皮以及为了5元钱而剥羊皮的麻木牧民的镜头出现时我们已经愤怒了。

然而只是愤怒而已，现实不因为一个旁观者的愤怒而改变。

导演陆川用他质朴的镜头语言，安静流畅的叙事手法再现了这样一个光明与黑暗、理想与现实、生命与死亡交错纠缠的残酷悲情故事。

我们在乌烟瘴气、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生活的太久，灰尘早已经蒙蔽了太多人的心灵，太多的人早已经麻木到没有表情，没有知觉了沦为帮凶，沦为看客，沦为行尸走肉；导演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对麻木的人们进行了一次良知的呼唤，精神的洗礼，《可可西里》她做到了。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这大抵又是一个意淫者起的名字，这也是一个不详的名字。

美丽少女是悲哀的，从古自今多是被财富和权势占有，沦为玩物或者花瓶，而财富和权势的背后又有太多的罪恶，所以美丽的少女从古自今多是和罪恶共存；在道德和法律失去约束力的时候，美丽少女又会被普通如你我的男人凌辱，被老女人丑女人的嫉妒眼神杀死唾沫淹死，这样的故事在《狗镇》里被拉斯。

冯提尔用放大镜赤裸裸的展示出来；即便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美丽少妇也一样难逃厄运。

总之美丽的少女的命运多是凄惨的，这也印证了 “自古红颜多薄命”的这句古语。

所以，当一个地域被人用“美丽的少女”命名的时候，这里一定是危险的，是注定要被欲望、罪恶、死亡笼罩的地方。

对于可可西里，我宁愿把他翻译成“美丽的藏羚羊”，因为那里几万年来一直是藏羚羊的天堂乐土；而如今这美丽的藏羚羊的家园被人类肆意践踏，她们也被人类残酷蹂躏，可以称之为人类在轮奸藏羚羊。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轮奸藏羚羊？

因为有些女人要用羊毛装扮的更美丽、于是有些人便通过猎杀藏羚羊以满足金钱欲望、还有一些人只是为了生存！

这些美丽的女人、疯狂的偷猎者、麻木的民众都是对藏羚羊进行疯狂****的实施者，当然还有我们的无为政府。

通过影片我们看到一群悲壮的英雄和他们荒谬的生活现状；我们看到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弱小和悲哀，我们欲哭无泪！

一群连几百元工资都不能按拿到的英雄在为了保护藏羚羊而奔波卖命，可他们自身却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保护和支持；他们或饿死，或被盗猎者打死，或被流沙淹没，他们并不如一只藏羚羊活的轻松，可是他们却背负者崇高的理想沉重的责任艰难的生活。

后来他们幸存下来的竟然有8人被政府起诉，判刑，理由是他们私自卖了从盗猎者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和超级讽刺，人们那本已被影片震撼而热血沸腾的心又被这现实的荒谬击的支离破碎！

无奈的现实终归是无奈，纪实性电影语言比想象的更简洁有力，以一只藏羚羊和一个巡山队员被残忍杀害的场景为电影序幕，在后面的叙事上都是按照简单的顺序方式拍摄，没有更多的戏剧冲突，没有跳跃的剪接，但却能紧紧的抓住观众的心，观众被影片中残酷的生存状态默默的感染，不由自主的把自身情感和影片中主人公们的命远相连；影片在的开篇手法，叙事手段以及影像风格上与柏林电影节获奖影片《盲井》都十分相似，而导演在结尾的处理上要比《盲井》更冷静，没有任何暗示，“砰” “砰”几枪，队长日泰和藏羚羊一样抽搐几下死去，观众被这样一个突兀的结局震撼、欲哭无力。

影片不矫情，不造作，就这样简洁而朴实的深入观众内心深处，揪一把观众的心。

《可可西里》在影像风格上，拍摄手法上与陆川的第一部作品《寻枪》都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说拍《寻枪》时陆川还是喜欢杂耍的卖弄技巧的毛头小伙，那么《可可西里》中通过这个冷静到让人心里发毛的结局处理可以明确看出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务实的外表冷静而内心火热的成熟男人！

陆川自编自导，并能够跳出电影叙述本体冷静而客观的拍摄这样一部大气厚重的作品，突显了他天才的电影才华；而从他的选择视角上也可以看出他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当我们太多的导演早已经沦为金钱和名利的摇尾狗，只会投机专营和无病呻吟时，我们除了失望还是失望，如今通过《可可西里》看到另一个陆川，看到中国电影的希望，所以陆川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他成为继贾樟柯之后让又一个让我敬仰的中国导演。

欣赏《可可西里》唯一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上是在这样一部男性的叙述光明与黑暗、理想与现实的影片中出现了两个不该出现的女人，第一个是日泰的女儿，出现的次数过于频繁，时间过多，演员表演时眼神过于暧昧；第二个女的形象可悲，车中做爱的戏完全可以忽略，如果按照贾樟柯的处理方式：给此女子一个背影或者一个持续的细微动作就完全可以表达的更恰当和深刻！

可可西里本是我国最后一块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之地、最大的无人区、野生动物的天堂，如今却受到来自人类最危险的入侵。

偷猎者的枪声和车轮声打破了哪里的宁静，野生动物们从此不得安宁，就连巡山队这样得保护者同样也会对那片土地产生破坏作用；影片中卓乃湖那场戏中可以看到那纯净的高原湖泊边立着两个废弃的油桶，相信这是导演刻意安排的；而后面的剧情发展中巡山队员相继用汽油点燃了羊骨骼、废弃汽车，甚至抛下完整的汽车，而这些都是严重的污染物，如此长久下去，既便是保护，可可西里的美丽也将会慢慢的被人类破坏！

如果说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可以对可可西里藏羚羊进行保护，如果说汽油和废汽车对那广袤的土地污染还是很小的；那么青藏铁路贯穿了整个可可西里，并切断了藏羚羊的繁殖与迁徙地，这才是最恐怖的，才是给可可西里，给藏羚羊最致命的破坏和打击；然而这却是属于政府行为，是众多的专家论证通过的。

呜呼哎哉纵然那小小的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多么卖力保护也经不起青藏大铁路上的一声火车长笛的破坏。

国家为了发展要修铁路，要破坏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装腔作势的去保护；这样的保护又有什么用呢？

在利益面前国家和偷猎者一样是没有良心的！

当人类发现一种物种的巨大利益时，这个物种离灭绝已经不远了。

既便被保护起来的也不过是人类为了更长久的占有他们，既便残留下来的也不过是被人类暴力强暴后诞生的杂交品种，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天性，沦为保护区或者动物园里的展览品！

其实世间万物自有他们的生存法则，该灭绝的自然会灭绝，保护有何用？

当人类毁灭完一切美丽事物后也注定是自我毁灭！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每个小人物自身并不比藏羚羊更安全和幸福，也会随时成为利益的牺牲者，这就是自然界残酷法则！

据资料道现存藏羚羊数量约为7万至10万只，比起半个世纪以前有百万只的情况相当危急，如果盗猎情况未有改善估计20年内藏羚羊将绝种。

为保护藏羚羊，青海省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西部工委。

但在1994年1月18日，在押送二十名被捕的盗猎分子时中枪身亡。

其中以“野牦牛队”打击这类非法勾当最为称颂，深受国外国内支持。

不过，在2008年中国雪灾中，有5479只藏羚羊在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因而死亡；令生态出现了危机。

索南达杰是青海玉树治多县索加乡人，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后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治多县县委副书记。

1992年7月，索南达杰组织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的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由于可可西里富含丰富的矿产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引此许多盗猎者的觊觎，他们结党营私，与帮派勾结。

西部工委成立的目的便是专门负责本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索南达杰任内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烈集团八伙，有效打击了盗猎者嚣张的气焰。

对于盗猎者的无法无天，索南达杰曾叹到：“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哈西札多、靳炎祖、韩维林与才扎西四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抓到20名非法盗猎份子，缴获了7辆汽车及1800匹藏羚皮，他们拒绝了歹徒接受罚款私自了结的要求，其中有18名歹徒持枪反抗，索南达杰与四名队员展开激烈斗争，随后派哈西札多与才札西两人护送受伤的歹徒到格尔木接受治疗。

在押解歹徒至马兰山、太阳湖休整途中，歹徒预谋绑架了靳炎祖与韩维林，持枪威胁索南达杰缴械，索南达杰与歹徒激烈搏斗，终因人数相差悬殊而中弹身亡。

当救援者赶来时，他的身体已被冰冻，但仍保持着跪射的姿势。

索南达杰遭枪杀之后，当地警方一直对在逃人员进行追捕。

截止2011年，该案还有3名嫌犯在逃。

2011年11月4日起，转机浮现，6名嫌疑犯陆续自首。

十八年后盗猎者自首，1994年1月18日，那个寒夜发生的一切，诸多被影视和新闻作品渲染的西部枪战场景露出了真实的面孔。

这已是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的第11天。

这个玉树州运动会跳高和小口径步枪射击双料冠军带领他的西部工委三人组、一名向导、三个司机刚将20名盗猎者制服，收缴了两大卡车的藏羚羊皮。

此前还查获了3起非法盗猎沙狐，查处了两个非法淘金窝点。

事实上，1月16日被抓获当晚，他们已在密谋策划绑架索南达杰等人，然后逃跑，只是时机未到。

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索南达杰肠胃炎发作，他的同事连续数天彻夜未眠看守盗猎者。

有两名盗猎者患肺水肿和枪伤，索南达杰令秘书扎多和司机才扎西连夜把他们送往格尔木治疗。

临行前，他用自己那把上膛快又轻巧的79式手枪换下了扎多不好用的54式。

天色渐暗，索南达杰的卡车驶入了盗猎者的陷阱。

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索南达杰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

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只是那把54式手枪已掉在地上。

而非像此前所传说的，还紧握手中。

靳炎祖和其他幸存者将索南达杰遗体试图运出荒漠，但车陷泥河。

当1月25日治多县公安局的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遗体在车厢里躺了四天四夜，覆盖在他身上的是藏羚羊皮。

自然保护只是索南达杰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

”索南达杰原来的秘书扎多说，索南达杰其实有着更大的蓝图。

这些未竟的想法都藏在扎多为索南达杰随身拎着的黑色皮包里。

这个皮包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章，一开始是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章，后来又增加了可可西里第一、第二盐业公司，可可西里有色金属开发公司，可可西里高山草原保护办公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

为此，一直力挺索南达杰的时任玉树州州委书记史国枢曾经批评：“娃娃还没生呢，名字倒是取了一大堆。

”史国枢的意思是，“重点要把黄金抓住。

”自从1980年代初可可西里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开，可可西里便不再是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的天堂。

据坊间流传，盛时采金者可逾十万之众。

1993年7月，刚刚调任西部工委任秘书的靳炎祖从索南达杰手中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可可西里非法淘金和非法盗猎的两份调查报告。

靳炎祖发现，可可西里虽然是个看似三不管的无人区，但实际上是个“三管区”，毗邻可可西里的治多县、曲麻莱县、格尔木市都想插手。

虽然行政区划上可可西里应属治多管辖，但实际上到索南达杰1992年7月成立西部工委时，可可西里已被多县市染指。

1993年7月，索南达杰就曾试图对可可西里的几处矿点行使管辖权，“但一分钱也没有收到。

”淘金者的答复是钱已经交到了格尔木。

非法淘金者的到来，可可西里就成了几万金农猎食藏羚羊的天然屠宰场。

藏羚羊披肩“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的日渐火爆，淘金者逐渐成了盗猎者。

在索南达杰的设想中，首先要成立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不仅仅为了藏羚羊，“只要成立了保护区，上边就有拨款，西部工委的经费就不用发愁。

”喜欢看《动物世界》的索南达杰曾经对好友靳炎祖如是说。

但保护区不是全部，“他其实是想把最有效的管理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扎多说。

索南达杰曾一直设想摸清可可西里的家底之后，要去沿海走一圈，“青海没有企业能和我们合作。

”索南达杰之死触动了所有人的心。

1995年，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联合授予他“环保卫士”称号，这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这是属于他的光荣，却未必是他的全部梦想。

事实上，除了自然保护区，他庞大设想中的其他部分都已是镜花水月。

然而，自他之后，可可西里以及藏羚羊的保护才逐步浮出水面。

1995年10月，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升格为国家级。

“这个保护区是索南达杰的命换来的，如果没有索南达杰的牺牲，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批下来。

”靳炎祖说。

1994年8月，在长江源探险的杨欣受索南达杰感召，由一个探险家、摄影师蜕变为一个环保人。

他和诸多志愿者多方奔走，于1997年在可可西里建成了一个反盗猎的前沿阵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如果没有索南达杰，我可能不会转到环保上来，至少不会那么坚决，那么义不容辞。

”杨欣说。

现在仍在做环保的易懿敏1998年来到可可西里做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赵文耕。

现在，他们的儿子6岁了，取名叫小可，为了纪念“可可西里”。

截至现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已经累计超过三百人。

2005年，浙江乐清小伙吴柱作为志愿者来到可可西里，其所主导的“V队”向社会揭露了索南达杰未竟的心事：猖狂的非法采金。

压力之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被迫退休。

现在，吴柱和他的同道正在做的是反对雪花啤酒“勇闯天涯”穿越可可西里。

2011年12月4日凌晨，来自上海的室内设计师童岗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这是继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之后的中国民间第二座自然保护站。

夫妻俩要这里度过“两个人的冬天”。

虽然已不在可可西里，但是童岗明白，这仍是索南达杰的遗产。

摘自维基百科+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66305

音乐烘托出影片故事发生的环境背景，衬托出片中人物悲壮、感伤的心境。

影片开篇的声音强调写实风格，没有任何配乐，强巴被盗猎分子杀死后，低沉、悲凄的音乐响起，抒发了创作者压抑的心情。

这时影片切换镜头，响起了苍辽、沉稳的藏族乐声，随着尕玉访问的旁白，影片开始展示青海特区的风土人情。

巡山队员弹尽粮绝时，大家围坐在一起唱起了《似流水》，喝水的缸子从一个队员手中传到另一个队员手中，黝黑的面庞、爽朗的歌声，表现了巡山队员坦然面对困境的乐观无畏精神。

巡山队员在呼啸的风雪中诠释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以信仰来捍卫美丽的青山、可爱的家园、圣洁的土地，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人间绝唱。

最近在网路上看到许多对《可可西里》褒贬的文章，观点很多，所做的切入点也是各异的。

呵呵，整个晚上都再听《看红尘》和《沧海一声啸》。

关于中国电影包容的成分，实在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在影院的大荧幕上看到地下电影的激愤来。

呵呵，至少现状看来，是决不可能。

正如贾樟柯面对法国记者大谈颠覆传统上层结构的问题，但央视的《人物》电视周刊里依然异乎寻常的乖巧；正如《安阳孤儿》的访谈里滔滔不绝地讲述戛纳参展如何绕过电审的……我们能苛求什么？

陆川是我个人认为很有见地的导演，不管是伪艺术还是真导演，毕竟他是烧着哥伦比亚的银子拍中国的电影，哥伦比亚耶！

奶奶的，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剥削钱。

陆川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之路，这条路就是抄袭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电影。

《寻枪》与《野良犬》，还是《可可西里》的商业剧本模式，至少这种模式是极为原苏联式的，就是没有把名字改成《可可西里的黎明静悄悄》。

但以一种体制一种眼光发展的中国电影也只有用资本主义的银子丰胸膨大了，这种善意的抄袭也是中国电影日后发展的必经之路。

藏羚羊绒有软黄金之称，据说熟好的整张皮草能穿过一枚戒指。

就不套用马克思那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利益驱使论了，至少在当下的课本里你还是我都看不到马老爷子人本的一面，至于女佣人还是私生女与上了圣坛的神是不能搭边的。

只反映现状，说明现象似乎导演的本意，但要充分发挥票房的指引作用，您又能苛求什么。

《中国青年报》当年作《可可西里》的报道的初衷恐怕也是如此。

与“以暴治暴”无关。

在广袤的西部，荒无人烟的可可西里恐怕遵守的准则只有“社会达尔文学说”的生存理念了。

人，固然重要，但一味讲人基本的生存权，那么社会只有归宿到无政府主义的范畴内了。

简单地说就是，某某抢了银行并击毙营业员一名，此时罗家英同学应该一身黑装举着“不杀”牌子在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劝说不要伤了花花草草。

对于把握主题的问题，各有千秋。

那么把成品的《可可西里》摆在面前，我们又要期待怎样一个主题。

难道要戈优扮演的日泰队长抱着一条叫“卡拉”的藏羚羊在县局门口像被阉割了一般闲晃，还是再把张国荣从坟头里扒出来与日泰队长来段护山对的人本主义柏拉图意淫，还是要姜文演的刘栋踩塌二亩流沙地与网纹丝袜的女人美美整一哈。

不可能，残酷的主题表现残酷的现状，甚至必须用残酷的方式结局。

必须以包容的方式包容地看待中国电影的发展，若是以一个庞杂的纷乱的基本没有固化的体系约束导演的创作，恐怕中国的电影变成不伦不类的充气娃娃。

西方电影高亢的荷尔蒙指标中国膨胀不起来，韩国曲线救影的模式中国庞大的盗版老板围猎的是比藏羚羊更金贵的中国电影。

当然陆川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而且是骨子里的硬伤。

骂丫的骂的是殷切的希望，编剧与叙事发面基本作到了乏味。

但也就是如此乏味的情节叙事方式让大多数观众看明白了，而且是毫不费力地看明白了。

争鸣是好的，要不这帮孙子总觉得中国的观众都是容易圈钱的人棍。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可可西里》是优秀的电影，切合一种近乎平淡的冷酷，是符合中国的现状的。

《可可西里》值得借鉴的便是现实主义的选题，超现实主义宣传电影理念的高调，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的电影票房与碟市。

(文/畅游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