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母亲

引言：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尖锐、直白地掀开“意识形态”这块裹布，无情地暴露了那些不可言说的符号裂痕，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便能凝望裂痕之下惨淡的真实。

佩德罗·阿莫多瓦导演的《平行母亲》巧妙利用这一点，完成对文本性的超越表达。

《平行母亲》的超越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扯开形式限制，给观众直白的现实对照。

对于女性观众而言，观看《平行母亲》，与其说看电影，毋宁说照镜子。

对于男性观众而言，观看《平行母亲》，与其说看电影，毋宁说是在位置关系的调转下，直白感受。

这是基于文本的。

二则刻意制造断痕，选择放大文本的不连贯性而非弥合，无声地警示观众注意这些未曾提及的不可言说之物。

这是超越文本的。

一、女性和血脉——被掩埋的人类史佩德罗·阿莫多瓦在《平行母亲》中讲述了两种历史被发掘的故事。

一是民族的、土地的内战史。

二是个人的、亲缘的血脉史。

追溯两种历史的故事缠绕起来，发生牵连，同时也互相映照。

既不一概而论地把历史归结成某种宏大的、完全社会意义的、个人无法触摸的东西；也没有把历史落脚到自由主义的、只着眼个体的、虚无主义的东西。

而是尝试把个体历史与民族志的根本性联系呈现出来。

这是一种召唤，也是意识形态之下，对历史话语权的争夺。

这种搭配出现在电影之中，却显得格格不入了。

因为在过往，无论从哪种观点出发，电影中的历史并没有办法突破电影的藩篱。

在此之前，电影中的历史故事首先是精彩的故事。

于是剧作的法则限定了历史的真实。

即便是号称秉持“不加改编”原则的现实主义创作者，也绝对会在文本的选择上受这一点影响。

这是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必然。

《平行母亲》突破了电影中历史故事必然是“戏剧性”故事的桎梏。

影片甚至没有完整提到西班牙内战的来龙去脉，称不上故事，只是符号化地、跳跃地、“不合时宜”地把它搬过来。

告诉观众，历史就该如此平常的出现在生活中，并非越是平常的，就越该掩埋。

主角简尼斯主导了对个体血脉和历史追问的整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线性的、依照戏剧冲突逻辑地发展，而是把事件放在一个单身女性的生活中。

除了少篇幅的爱情线、关于孩子身世的悬疑线外，整部影片展现的都是单身妈妈琐碎日常中的力不从心。

这也是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男权意识形态所刻意隐藏的。

这与阿尔都塞关于“日常生活即是意识形态”的观点相契合，提醒观众关注被社会规范化的日常，从而产生对社会结构的质疑。

在文化中，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被冠以无聊的字样，于是它们就失落在影院、电视、书籍和报刊之中。

在经济上，妇女的家庭劳动因为无法在资本主义买卖市场上兑换成钞票和金银，所以又被冠以无价值的名头。

殊不知，即便是全职主妇，也完全地参与到了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只不过因为家庭劳动与财富生产的间接性联系，被有意埋没了。

戴锦华曾言，“女性主义电影的问题是不好看，因为女性的生活本就如此。

” 《平行母亲》同样如此。

扩大一步讲，即便主体始终被事件包围，主体也很难感知，除非实事求是地直面惨淡。

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资本主义男权意识形态所遮蔽起来的日常正是这样一种惨淡。

影片中多次出现基因检测的镜头，象征对真相的探求，始于生物意义上的亲缘血脉，最终落在某种人道的地方，完成超越。

可以视为影片对真相的召唤或者对大众的呼吁。

呼吁大众去挖掘和考察，无论是个体生活经历、感受，还是共同体的历史。

二、作为符号的行为——位置性地主动言说大多数时候，尤其是商业电影中，女性总是以刻板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

女性要么是男人欲望的对象，在银幕上被男人凝视；要么物化为男人故事的道具，单薄、机械的出现在情节中；要么彻底边缘化，成了丰富电影视觉元素的花瓶。

在很多被冠以女性主义名头的电影中，女性代替了原来男性的地位，在男人世界把握权力，翻手云覆手雨，上演大女主戏码。

这首先是资本有意的，其次是对男权系统“无伤大雅”的。

原因在于，其根本没有跳脱出旧有秩序的内在逻辑，本质还是以个人实用的心态对待本应该建立在共同体上的事业。

事实上，这是对可能的联盟的文化瓦解，是资本主义男权在意识形态上的一招“太极”。

所以旧秩序的维护者是支持这一点的(虽然他们表面上会装作反对)，因为无论是沉浸幻想还是歇斯底里亦或者跳脚骂街，都无法威胁到系统的核心。

真正能在文化阵地起作用的，反而是反精英叙事的、因为 “日常”而鲜有提及的东西。

这点在前文中已经阐述。

需要关注的是，该以何种形式在电影中展开大多数女性的实际生活。

《平行母亲》的叙事把男人放在了边缘位置，但并不去展现简尼斯生活的“精彩”之处，而是撕下主角的光环，把琐碎、平淡拿上台面。

女性观众便能认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其实并非个体性的，而是结构之下大多数女人必然要经历的。

于是反思和联盟才有可能真的起作用。

西班牙内战导致大量男性死亡，进而造成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很多家庭男性角色的缺失。

与此对照的，非战争时期，男人依旧缺失于家庭。

其中有历史原因——简尼斯家族三代的单亲母亲传统自内战失去祖父始。

更多的，家庭制规训下，男、女被迫社会分工，于是家庭成了男权的基本执行机构。

《平行母亲》却设定了一种情境——家庭中没有男人会发生什么。

结论是，一切正常，生活正常运转，同时依旧烦躁、乏味。

现在让我们跳出文本。

《平行母亲》选择女性视角的同时又展现女性在意识形态规训下的不幸。

生活的繁琐、细致，一清二楚地呈在观众眼前。

女性和男性的银幕位置调转，于是男性观众才感知到性别叙事的问题所在。

这并非是全然建立在文本上的，而是很大一部分的贝拉·塔尔式地挑战观众和电影的主客关系上的一种行为性的表达。

其有意地展示出它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鄙陋部分。

这是电影的自反性。

三、文本上的“战略性留白”——引导下的症候阅读在《平行母亲》中，文本的超越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更深层次上是一种引导观众进行症候阅读的手法。

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通过解构语言和符号，揭示出现实背后的裂缝，使观众能够感知到深层的真实。

电影《平行母亲》通过一系列的符号和视觉元素，引导观众深入思考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意义。

尤其是影片中多次的“戛然而止”。

简尼斯每每提及战争，每每提及左右翼意识形态，话题就戛然而止，有头无尾，硬生生留下一个符号的空无，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是战略性的留白。

这种留白明确指出符号的空白位置，其越是在符号中空无，越发吸引关注。

《平行母亲》不是超时代的产物，当然无法摆脱主流意识形态询唤。

这种战略性留白并非简单的语言断裂，而是一种启示，一种症候阅读的拓展。

通过留下空白，导演引导观众去主动思考、填补这些符号留白所蕴含的深层含义。

简尼斯提到的战争、意识形态，为何话题戛然而止？

这是一种对历史片段的保留，是主动性的让渡。

要求观众去关注那些被沉默、被掩盖的部分。

这种留白的设计巧妙地激发了观众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观众在填补这些留白的过程中，不仅仅理解了电影表面所呈现的故事，更是触及了影片所想要传达的核心信息。

这种超越语言、符号的交流方式，正是症候阅读法的精髓。

四、性别议题的第三条路——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辨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的再现”，指出它不仅仅是意识层面的反映，更是社会存在的再现。

电影通过简尼斯这个角色的设定，展现了女性身份的多重性。

简尼斯不仅仅是一个单身母亲，她还是一位职业女性，同时在电影中展现了自己的独立性、坚韧性以及对真实自我的探寻。

这种多重性使得她不再受限于传统对女性的单一定义，而是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多样的形象。

观众通过这样的刻画，开始意识到女性并非仅仅有一个固定的社会角色，而是充满多种可能性和表达方式的个体。

这样的再现并非被动地接受传统意识形态的规定，而是一种对传统定式的有意识的挑战。

电影通过女性角色在家庭中的重新定义，挑战了传统家庭结构的二元对立。

在电影中，简尼斯的家庭并没有男性的存在，却仍然运转得井井有条。

这种设定不仅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质疑，更是在思考家庭的本质时，呈现了一种可能性，即家庭并非仅仅需要依赖传统定义中的“父亲”和“母亲”，而是可以由更为多元的关系构建而成。

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干预”理论强调了对社会观念的改变和塑造。

在电影中，通过对男性角色的边缘化，影片实现了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微观叙事。

这种干预不仅是对传统模式的取代，更是通过情节和符号的设计，干预了观众对性别认知的既定模式，为性别观念的多元化打开了可能性。

观众在这一设定中感受到，性别并非是决定一个人角色和责任的唯一标志，而是一个更为灵活、多样的概念。

这种思辨性的探讨引导观众重新思考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以及是否存在更为包容、开放的性别认知方式。

电影通过对多元主义可能性的探讨，引导观众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迈向更为开放、宽容的意识形态观念。

观众在电影中所经历的不仅是简尼斯个体层面的成长和发展，更是对整个社会结构、家庭观念和性别角色的重新审视。

这样的思辨性呈现，使得观众不仅仅在电影中找到了对抗传统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更在于激发了对社会、文化、家庭等层面多元主义可能性的深刻思考。

《平行母亲》

深秋小屋 | 影视《平行母亲》。

文/整理：深秋小屋 配图：网络、视频截图注：文中“☞”可点击到另一篇相关联的小屋推文。

今天的故事，从两个准妈妈说起。

1Janis是一位奔四的独立女摄影师，事业正上轨，却突然怀孕了。

孩子的父亲是个已婚男人。

男人得知后，要求Janis打掉孩子。

于是两人就此分手了。

2在临盆之际，Janis在同一个病房里，遇到了同一天生产的年轻女孩Ana。

两人都是第一次生孩子，于是相互鼓励打气。

女孩Ana刚20岁出头，怀孕是因为参加朋友聚会喝多后，被男生们轮奸导致。

她既害怕又觉得肚子里的小生命是无辜的，百般纠结下最终决定生下孩子。

而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她也不知道。

在经历了一番痛苦后，两人各自生下了一个女儿。

出院前，两位准妈妈彼此互留了联系方式。

3随着时间的推移。

Janis总觉得孩子长得不太像自己。

孩子的爸爸，她的那个渣男前男友“回心转意”想来看看自己的女儿。

但，当看到婴儿时……

前男友对Janis严肃的说道——

两人再次为了孩子大吵一架，分道扬镳。

前男友的质疑，让Janis恼羞成怒，但她自己心里也忍不住犯嘀咕。

这娃，长得跟孩子她爸or自己真的是一点不像啊

于是，她悄悄在网上购买了DNA检测。

取一些自己和孩子的唾液，再寄回样本，就可以亲子鉴定了。

结果出来▼亲子鉴定报告孩子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这让Janis大为震惊！

一时无法接受！

如果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

5Janis怀疑当初可能是医院抱错了孩子，把自己的孩子给了Ana，而Ana的孩子给了自己。

说来也巧，Janis在一间经常去的咖啡馆遇到了Ana。

Ana最近就在这家咖啡馆打工。

两人寒暄了一阵后，Janis便邀请Ana到自己家来看宝宝。

但是，当Janis问起Ana的孩子时。

Ana痛哭流涕。

说着，Ana拿出女儿的遗照给Janis看。

Janis看着照片，内心七上八下复杂至极。

她提出让Ana来当她孩子的保姆，可以支付她比咖啡馆打工更丰厚的酬薪。

Ana很喜欢Janis的孩子，欣然同意了。

6两人开启了“同居”模式。

白天Janis去摄影棚工作，Ana在家带孩子。

晚上Janis回到家，两人一起准备晚餐，Janis还会教Ana做菜。

带孩子、做饭；带孩子、做饭……带着、做着，就日久生情了……

顺理成章从两间房变成了一间房，两张床睡成了一张床。

从友谊升华成情侣。

两人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和谐和美好。

但是，幸福归幸福，Janis依然充满疑虑。

她找了个借口，提取了Ana的唾液，做了亲子鉴定的比对。

结果显示▼亲子鉴定报告血缘关系为99.999%！

再一次的震惊，带来的是崩溃。

这好几个月以来的一把屎一把尿……Janis早就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

要不要把真相告诉孩子的亲妈Ana？

Janis开始陷入了纠结之中。

与此同时，Janis的前男友又联系上了她，要和她一起合作项目。

Janis开始思考起她和Ana以及孩子之间的未来。

最终理智战胜了她。

她把真相告诉了Ana。

Ana拿出聚会上自己被强奸的那伙人的合影。

其中一个男子的长相和眼前Janis的小孩的长相实在太像。

Ana情绪激动起来——

说完，Ana就带着女儿，不顾Janis阻拦，毅然决然离开了。

7两位准妈妈的这段情缘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但故事并未结束。

影片穿插着在三十年代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其政权下被迫害失踪致死的十多万老百姓的背景故事。

在后世人的努力下，当年部分被埋葬在乱坟岗的失踪人口被挖掘并联系后代亲人，重新安葬故里。

导演☞阿莫多瓦这次又拿“姬情”、“生母”、“养母”的人物关系来表现人类的“追寻祖谱”、“血缘之亲”。

这部电影叫《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于2021年9月上映。

由西班牙奇才导演阿莫多瓦执导。

影片获得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提名和第7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外语片提名。

主演之一☞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Cruz）也是西班牙著名演员。

这位如今奔五的美女，依然风韵犹存。

凭借《平行母亲》佩内洛普·克鲁兹还获得第56届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主角。

饰演Ana的是生于96年的西班牙新人女演员米莱娜·斯米特（Milena Smit）

在成为专业演员之前，米莱娜·斯米特曾做过地铁服务员、售货员、保姆、办公室助理以及模特。

西班牙影视作品经常给我们悬疑和反转感，72岁的导演阿莫多瓦讲述两个母亲的故事时，想告诉我们什么？

主要谈谈影片的主题，刚开始我以为是讲婚恋和女权，后来以为是换子疑云，又以为是同性家庭，又以为是要大团圆结局，然而阿莫多瓦给了观众一个大反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引出一段沉重的西班牙历史，一段过去的伤痛。

如何对待这个历史。

原来答案就在女主角这里，女主曾经纠结于恋情，纠结于亲子鉴定，纠结于母亲身份，纠结于双性恋情，纠结于失去双个孩子，但她也许从自身利益出发，都一一放下了，轻装前行。

引用一段阿莫多瓦接受采访时说："我必须承认，我有点忘记了我的政治倾向，并致力于最终享受那些被遗忘的东西。

”，这个国家对于过去那段沉重历史的态度是，搞清楚，不追究，一起前行。

本片的主题值得回味，然而艺术制作的水平一般，缺乏渲染氛围的色调，有人说是莫兰迪色系，但又太鲜艳。

镜头调度多样性，镜头语言平铺直述，缺少电影的质感，类似电视剧的观感。

推荐指数80/100，应该看看。

阿莫多瓦自己說「my mother was always the territory where everything happened」我覺得我看過的每一部他的電影都可以叫「parallel mothers」抑或「parallel women」。

讓我最感興趣的倒不是他的電影，而是他從他母親繼承下來的對女性的執念。

他說他媽媽穿了三十年的黑色衣服「although she was dressed in black when she bore me, in her she was gestating her vengeance towards the dark monochromes obliged by tradition. I was her vengeance」回憶起來我甚至差點忘記了在觀影時最吸引我的國家歷史、共同創傷（trauma）的主題。

既然採訪理他說了他也對此非常感興趣、那我覺得他應該多去鑽研怎麼更有力地敘述這些沈重的人性歷史，再步步高升。

他談及其母親的引用鏈接如下：https://www.google.com/amp/s/variety.com/2014/film/festivals/all-about-his-mother-pedro-almodovar-bears-his-heart-in-lyon-1201333000/amp/

在女神节说说阿莫多瓦的女性主义是正当其时吧。

同样是女性主题，他和东方的滨口龙介是完全不同的风味。

一个如格拉纳达的阳光，炽热强烈，充满了母性的生命力，和对雄性的批判。

一个如春日樱花沉静地绽放，深邃的优雅似乎独立于世，无须用力和对抗，以化入春泥成就博大包容。

七十多的阿莫多瓦在《平行母亲》中把一个抱错婴儿的俗梗不紧不慢讲出他自己的节奏和走向。

加上双线叙事中的历史政治议题，女性不仅给与了爱，养育了生命，拯救了情人，并还原了历史真相使祖先们(主要是男性)沉冤得雪。

无所不能的女性，再一次是英雄般的存在。

在这个水瓶座的时代，女性力量苏醒的当下，阿导请你继续书写女性的光辉。

佩德罗·阿莫多瓦是最出色的时间旅行者，没有人比他的电影旅途更加平坦而顺滑。

《平行母亲》的开场镜头是摄影师Janis给一个叫Arturo的人拍照，后来。

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对话。

镜头切到下一个场景，我们听到Arturo在电话里安排了两人的下一次约会。

镜头再次切换到马德里，我们看到了Janis的房间里的白色窗帘像微风中的船帆一样在空中飘荡：一个激情洋溢的画面，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但又清楚地表明两人正在房间里做爱。

最后，镜头切到了医院里的Janis，她怀上了Arturo的孩子，马上就要生了。

这部电影开头只用了8分钟就讲述了好几个月的故事。

后来，医院里的两个人抱错了她们的孩子，最后又有一个孩子即将出生。

整个故事，还有所有的迷人的镜头跳跃，没有一点点犹豫，看这部电影，就像是在匆忙地漫不经心地翻看一本书。

当Ana进入画面时，我们就明白了这部电影的片名的意思，Ana也是快要生孩子的孕妇，她和Janis在同一个医院共享一个房间，随着电影的剧情不断展开，她们将共享越来越多的东西。

Janis快要四十岁了，她的名字取自歌手Janis Joplin（后来，我们在背景音乐中听到了由Joplin演唱的《Summertime》，她的一生也非常坎坷）。

Ana还不到20岁。

Janis生下了Cecilia，Aan生下了Anita，尽管两个孩子的分娩很顺利，但在交给她们的母亲之前，还是被放在了观察室。

就是在这个时候，阿莫多瓦的那些熟悉情节剧的忠实粉丝，要准备好面对一个剧情转折点了。

猜猜接下来发生什么并不是特别困难，但是我们不得不弄明白，随着剧情发展，影片的重心在哪里。

在医院，Ana的母亲，一个温柔的女演员Teresa探望了她。

一直到现在，她都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差劲的母亲”，现在，作为外祖母，她同样是靠不住的。

在Lorca的剧本里，她出演了一个让她感到很满意的角色，当她的女儿需要她的时候，她抓住演出的机会，到各地巡演。

当看到她盯着相机排练的时候（Ana说她表演得非常过火），我们会好奇这部电影的视线是不是从年轻产妇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不断变换，考虑到Janis的鲜红色手机壳，配上同样颜色的果盘和婴儿车，作为一个色彩大师，阿莫多瓦竟然把鲱鱼处理得比其他任何人的都要红，这让人感到意外吗？

（red herrings 红鲱鱼，也指混淆事实，转移注意力）对于我们当中那些迷恋佩内洛普·克鲁兹的人来说，这部新片有些似曾相识之处，在阿莫多瓦的另一部电影《活色生香》（1997）中，她饰演一个年轻的马德里人，在公交车上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的朋友不得不用牙咬断脐带），这个角色有种依赖别人的无助感，而《平行母亲》中的Janis则是那种能够经常掌控自己命运的人，考虑到Arturo的负担，她独自抚养Cecilia，尽管处境对她很不利，但还是雇佣了Ana担任保姆。

她一边给她示范怎么削土豆皮，一边告诉她：“我会教你怎样整理屋子和烹饪美食。

”对于克鲁兹来说，坐在咖啡桌旁边，从脸上迸发出各种混乱的情绪，然后带领我们见证一个女人寻找自我的过程，她拥有了它，然后又把它完全丢失了，最后又重新恢复了它，这是一次很低调，但却又是很冒险的表演。

影片令人着迷的地方是这种重获新生与其说依靠个人的意志力，不如说是依靠对过往的抵达，不仅是Janis自己的过往，还有她的祖先和她的国家的过往。

Arturo是法医人类学家，之前在和他聊天时，Janis问他有没有可能把她外曾祖父的墓地挖开，他在佛朗哥将军统治时期被杀害。

Janis大概知道墓的位置，她的老一辈的家人知道得更多一点。

但是Arturo（差不多快要从电影当中消失了，后来再次出现）可以搜集整理墓地的线索，然后测出Janis所希望的又有些恐惧的被遗弃的死者的位置。

如果过去没有人躺在这里休息，为什么还要把它称为安身之所呢？

在一本2006年出版的采访的书中，阿莫多瓦谈到：二十年前，我对佛朗哥的仇恨甚至让我忽视了他的存在以及相关的记忆，他好像从来没有在我的电影中出现过。

今天，实际上，我认为我们没有忘记那段历史，并且记得那就发生在不久前。

这种个人感觉的变化，折射了大部分西班牙人的态度转变。

1975年，佛朗哥逝世，伴随而来的是《遗忘协议》的制定，或者说是一个关于遗忘的条款，被正式写入1977年的《大赦法》之中，它被用来洗刷过去罪行的残余，以便让整个国家进入没有罪恶感的民主过渡期，就像任何心理医生都会和你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把骸骨藏在橱柜里是不够的，如果藏着数万遗体的橱柜突然打开了，那么这个完整的国家还有希望么？

2007年，被人熟知的《历史记忆法》对过去的条款的法律效力构成挑战，除了其他方面，它对佛朗哥政府提出正式谴责，铭记在那个毁灭时期被处决和被埋葬在“万人坑”中的人，提供尸体的痕迹和证明（洛尔卡的遗迹至今没找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被正式地重新安葬。

在《平行母亲》中，我们了解到Arturo在历史记忆恢复协会工作，这是一个真实的机构，它的任务就是收集散落的证据，然后挖掘坟墓。

Arturo在影片中抱怨政府已经停止资助这个项目，但是令人开心的是，现实比电影更加乐观，2018年，佩德罗·桑切斯被选为西班牙首相，在他的管理下，这项资助又重新恢复了。

阿莫多瓦是《沉默正义》（2018）的执行制片人，它是一部关于佛朗哥时期的失踪受害者的纪录片，也许，《平行母亲》的创作也是源自这部纪录片。

然而在小说中，如果一件可怕的事情越大，越久远，那么对它的戏剧性改编就越困难，阿莫多瓦的办法是瞄准细节——瞄准一个男人，一个惨死的人。

Janis回到她出生的小镇，她了解到她的外曾祖父被人从家里带走，然后挖掘自己的坟墓，和所爱之人度过了最后一天，然后在第二天晚上，他被处决并埋在了那里。

现在，他们挖开了一块土地，发现了一捆遗骸，在一个特写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一只玻璃眼，上面沾了很多沙尘，清理后刚好可以把它安放在那副头骨眼部的窟窿里。

那么其他人又怎样应对呢？

当今西班牙的这两个单身母亲的困难是如何与久远的恐惧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

其中一个答案可能是，《平行母亲》是一则个体压抑，同时也是国家压迫的寓言。

Janis想要知道她的孩子的真实身份，等她发现了真相之后，她立即隐瞒了这件事。

尽管她很快地陷入一段感情，并且很难变得冷酷，但她还是利用了文化否认的深渊，形成了她自己的“遗忘协议”，直到良知促使她让真相重见光明。

一部表现力很强的电影基本都有这样的特征，那就是在你多次看它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受，你会有自己的思考，然后这种思考会不断发生改变。

比如，我第一次看《平行母亲》的时候，会觉得看起来很不错的地方有点敷衍，叙事的衔接也比预想中的阿莫多瓦的电影要更粗糙。

Janis在厨房临时讲起了历史课，她对Ana说：“你是时候知道你生活在哪个国家了”，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感觉很不舒服。

但是在看第二遍的时候，我理解了其中的讽刺之处：在道德上，这个年长的女人没有资格对她的晚辈说教。

Ana尽管也是一名母亲，但是她仍有儿童般的天真，她可能并不是最聪明的那一类人，然而她对是非观念有着本能的敏感，在Milena Smit的精彩表演中，你会明白被人冤枉意味着什么，她的眼睛充满泪水，她的面孔因痛苦而发红。

那种渐入黑暗的感觉——在某个时刻，镜头浸入了一杯黑咖啡中——还有Alberto Iglesias 的电影配乐，像一篇悲伤的侦探小说，为《平行母亲》增色许多。

影片既有美好的宽恕，又有残酷的难以忘怀，最后以一种静默宏大的情感收尾：我们看到来自Janis那个镇上的人们沿着乡村公路走了过来，她们几乎都是女性，就像是一群安提戈涅，想要看看被挖开的墓地的目的坚定如一。

这对Arturo来说并非不敬，阿莫多瓦为我们呈现了非常有力的一幕，那意味着通过法律来追求正义是女人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给到了长大的Cecilia，故事开始的时候，她刚刚出生，而现在她站在墓地旁边，低头看着那些死去的人们，她的生活终于结出了果实。

本文原载于《纽约客》杂志20220103期作者丨Anthony Lane 翻译丨眠耳

当故土父辈与历史记忆的愁怨凝结在日常生活记录中，摄影机好像一支穿梭在时间与空间当中的针，不断将辉煌悲情的人物境遇凝练地缝合在一起。

《平行母亲》的片名便展现出由“平行”组成的时空性质与叙事主体“母亲”这一身份的纫合。

而在触及时空性的讨论中，影像之间的连结，历史对现实生活的追问使这部影片的娓娓道来变成一块厚毛毡之上的道道褶皱，影至于此，应如何在历史与现代间摆渡，在回溯中寻望未来？

无论是同时初为人母的Janis、Ana还是其各自的母辈故事，“女性”、“母亲”、“单身母亲”在其中构建出一个属于叙事主体的身份符号。

影片伊始，女摄影师Janis伏在地上为男性人类学家拍摄，一组关于性别身份的对立便呈现出来：根据桑塔格的观点，我们往往认为拍摄是拍摄者所天然拥有的权力，在这组关系中作为女性的Janis成为了“权力拥有者”，但在画面的视觉表达里她仍然处于仰视男性的一隅。

“拍摄”的含义也因此徐徐展开：随后在Janis关于父辈历史讲述中，作为摄影师的曾祖父给乱葬岗里的死难者拍的照片辅证了这段历史真相，摄影的“鉴定”属性意味着其贡献往往是在事件被命名之后。

可以说，“摄影”是《平行母亲》的叙事语法之一。

两位单身母亲在分娩时奋力涨红的面孔和暴起的青筋像在关于“母亲”这一岁月静好的童话上撕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摄像机紧紧注视着她们，也在将真实而惨烈的生产过程攥成一团丢给观众。

此时的画面当中并没有男性“在场”，但不可否认生产的痛苦有男性造成的影响因素，这种惨烈的苦难画像在影片中形成一次对男性的声讨。

影片当中那个仅仅作为通话声音出现的Ana父亲也是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在父亲与母亲争吵的电话当中，已经身为人母的Ana“在法律上来说仍是父亲的责任”，遭遇侵犯后迫于丑闻出走的她也被束缚在作为“父亲的责任”的载体这一位置上，对于其女性身份内在的规训从未缺席。

而Ana母亲则将自己的演艺事业和家庭身份对立起来，认为此前自己的郁郁不得志是受到“妻子与母亲”这一身份的拖累。

影片中那段“沮丧且失落”的戏剧段落排练也未尝不是她直视荧幕外的观众所阐发出来的内心独白。

这也正是阿尔莫多瓦式的“女性主义影片”当中常常可见的一种情绪：绚丽美艳的蝴蝶也逃不脱被钉死制成标本。

尽管其影像之中的女性拥有肆意张扬的生命力，但仍然会有来自男性的伤痛使之产生悲剧，赴向欲望与毁灭。

在此同时产生一种面向男性的仇恨和不原谅。

随着一道道电话铃声，一次次叩门，现下的相遇与过去的回忆共同书写了影片的时间性。

膨胀着飘扬在马德里街道窗边的白色窗帘像一道由欲望编织出来的绝美幻影氤氲在城市上空，Janis将怀孕的消息“通知”给男友时还会说“以后就是现在”，而当她生产后对镜梳妆审视后与男友再相见，那句“我已经失去时间的概念有一段时间了”则像是把一块同在她的公寓，都由同一扇门展开的重合空间用时间的刀刃砍下来，分成两块。

与这些发生在马德里这座都市里的故事相平行的空间并不是孤例。

Janis试图开展挖掘的乱葬岗承载着来自历史的真实伤痛和来自母辈的殷切期望。

而Ana未婚先孕的“丑闻”让父亲家那个信息闭塞，人际关系原始“乡下”成为她再也回不去的远方。

还有Ana母亲寄托自我排练的剧场，甚至是Janis的保姆那个重病丈夫的病床也都是影片叙事中“在场的空间”。

这些空间的存在共同形成了影片这块布料上的一道道褶皱，“平行母亲”不仅仅是狭义上这些作为母亲的女性平行的境遇，更包含着对于历史、故土这一母题的讲述。

同时，耄耋老人关于孩童记忆的讲述与被讲述的历史形成一次时间的脱臼，这种回溯历史的叙事让影片变成“修复式怀旧”的工具，正如2007年西班牙出台《历史记忆法》否定弗朗哥政权的合法性一样，影片的态度也表明历史“不应被忘记”。

影片后调，人物当下的个人奇情经历在“挖掘”被赋予对于母辈的“承诺”这一内核后显得割裂。

这种强行给电影的灵韵涂抹一层“历史的愁云”式的修饰熨平了影片平行文本之间的褶皱，同时也消解了一部分影片中暗流涌动的情感。

当现实叙事的奇情故事与愁云惨淡的历史真相之间的割裂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是否还要紧抓着历史真相这片土地“为赋新词强说愁”？

诚然历史不容忘记，不应遗忘，回溯历史、讲述历史是电影应有的创作意识。

同时，这些讲述不应该是絮语式的宣讲，也不应在叙事中“为了讲述而讲述”，从而显得过于用力而陷入脱节割裂的漩涡当中。

文 / 拉斐尔·帕瓦罗蒂（Rafael Pavarotti）他曾经以夸张的性闹剧建立起斐然的声名。

而今到了72岁之际却用他最新的电影《平行母亲》（Parallel Mothers）打捞起一段祖国的苦难史。

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熬过了一个让人抓狂的下午。

这位电影人瘫坐在厨房的餐桌边上，用手托着下巴，虽然粉红色的口罩遮住了鼻子和嘴巴，但仍然掩盖不住他的疲惫和沮丧。

两个月以来，佩德罗一直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拍摄他的第21部长片《平行母亲》，虽然马德里一度是新冠肺炎肆虐的高风险地区，但是拍摄工作一直没有遭遇特别严重的问题。

他的制片公司专门聘请了几个护士，给剧组成员累积做了数千次的核酸检测，而且公司坚持每天给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两个FFP2口罩，所有这些投入都是为了保证电影的拍摄进度。

但是今天，在5月底的这个星期一，在拍摄将近收尾的最后几天，当剧组几十号成员聚集到马德里以北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准备拍摄最后一场室内戏的时候，阿莫多瓦却遭遇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他的一位主要演员临场罢了工。

25岁的米莱娜·斯米特（Milena Smit）是阿莫多瓦团队通过选角活动挖掘的新人，她穿着一件灰色的连帽衫，戴着一顶短短的假发坐在导演的对面。

而穿着彩色条纹毛衫连衣裙的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 Cruz）则站在一旁，她曾因主演佩德罗拍摄于2006年的电影《回归》（Volver）而获得了第一个奥斯卡影后提名。

克鲁兹怀里抱着一个14个月大、名叫卢娜·奥里亚·孔特雷拉斯（Luna Auria Contreras）的小女孩。

几个星期以来，奥里亚一直表现得像个职业演员：她对摄影机不仅没有丝毫的抵触，而且还能在提示下发出恰如其分的咿咿呀呀声。

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可能再换人的情况下，她却不肯照着剧本去演出了。

当两个女人进行一场重要的对话时，阿莫多瓦需要奥里亚安静地坐在斯米特和克鲁兹中间的高脚椅上，或者至少是坐在斯米特的大腿上。

但每次他们一把奥里亚带到餐桌前，她就开始嚎啕大哭。

所有人都上来想尽各种办法给她加油打气。

他们一会给她一个新的奶瓶，一会请她爸爸牵着她在厨房里转圈圈，还把克鲁兹招人喜爱的黑狗带了进来。

但没有一个办法是奏效的。

“看哪，亲爱的小美人，你知道我们只剩下最后三天时间了吗？

”克鲁兹用她甜美的西班牙语哄着奥里亚。

奥里亚好像被这位大明星的烟嗓和大眼睛迷住了，她在克鲁兹的怀里渐渐平静下来。

不幸的是，一把她放到斯米特的大腿上，把镜头对着她，她就又拉开了嗓门尖叫起来。

“我猜小女孩是累着了，”克鲁兹对阿莫多瓦说。

从百叶窗漏进来的阳光打在他那一头刺猬式炸开的白发上，形成了一道光圈。

“我想小女孩今天是拍不成了，”阿莫多瓦轻轻地回答。

他的声音既平淡又平静。

但每个人都明白他说的其实是一场后勤补给上的噩梦。

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左右了。

他们还得在10点钟左右太阳落山之前赶去另外一个地方拍摄外景。

当一堆人围着奥里亚忙前忙后的时候，阿莫多瓦茫然地盯着那面用手绘瓷砖铺成的后挡板。

每一片奶油色的瓷砖上都用海军蓝的弧线画着优雅的圆形和三角形。

为了让这间厨房看上去像是1930年代的装修风格，他的置景团队将一座1970年代的改建房又进行了改建，他们敲掉了一堵墙壁，修复了一个老式的烟囱，换掉了地板，安装了一个木质的橱柜，然后铺起了这面手绘瓷砖的后挡板。

每一个决定最后都由阿莫多瓦本人拍板。

他特别喜欢帮他的角色决定书架上放什么书，或者给他们挑选喝水的杯子。

“每个角色的房间也是一个角色，”布景设计师文森特·迪亚兹（Vincent Díaz）这样解释。

（本文的采访部分基本上以西班牙语进行。

）这间厨房在《平行母亲》中充当了两幕戏的背景，但这两幕戏加起来的时间也不过是大约三分钟而已。

良久，阿莫多瓦终于站起身来，他宣布让奥里亚小睡一会。

然后走出了房间，请助理帮他拿过来一台手提电脑。

如果奥里亚还是不能演出，那么他就要重写这一幕戏，以便在没有她的情况下能够继续拍摄。

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阿莫多瓦都会向自己的想象力寻求帮助。

佩德罗出生于1949年，他成长的那些年月西班牙基本上处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的独裁统治之下。

佛朗哥和他麾下的右翼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了胜利，所以从1939年开始他就控制了这个国家，一直到1975年去世才结束其独裁统治。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停战后的一段时间，佛朗哥和他的支持者从不放松的一项工作就是铲除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时还坚持要消灭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罗姆人、无神论者、同性恋、共济会会员、女权主义者和工会运动的组织者。

而在观看了1961年由男明星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主演的电影《天涯何处觅知音》（Splendor in the Grass）之后，阿莫多瓦这个原本的无神论者进而又认识了自己的性取向——他显然成了西班牙最不受欢迎的那一类人。

但是，即使是佛朗哥还在位的那些年，阿莫多瓦每次只要一坐下来写故事写剧本，他就能感受到绝对的自由。

“我很明白自己的感受，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意识，”他向我宣称。

“我不会给自己设定任何的条条框框，我不会给自己强加任何东西，对那些东西我甚至不会动一下念头。

”1970年代，当他刚刚开始拍摄第一批超8短片和第一部长片的时候，那些偶然撞进镜头的朋友可能会顺便帮忙扮演个什么角色，而阿莫多瓦就会发挥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当场修改剧本。

从入门开始，他的创作就违背了佛朗哥主义的每一条戒律。

拍摄于1975年的短片《索多玛的覆灭》（The Fall of Sodom），他给大概30个男人化上浓妆，用这群一副异装癖打扮的索多玛人再现了《创世纪》（Genesis）中围攻罗得（Lot）家的场景。

“所有这些场景都只能躲在乡下拍摄，不然当局就会把我们扔进监狱，”阿莫多瓦依然清晰记得这些细节。

虽然已经72岁高龄，但是这位自学成才的电影人仍然处于创作的巅峰。

阿莫多瓦拍摄于2019年的电影《痛苦与荣耀》（Pain and Glory）获得了两项奥斯卡提名，而这两个奖项在他的履历中已经分别获得过6次和7次提名的成绩。

《平行母亲》应该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荣誉。

为了确保自己的创作自由，阿莫多瓦成立了一家制片公司，一手栽培了许多西班牙最伟大的演员，并且拍出了许多可以与电影大师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和路易斯·布努艾尔（Luis Buñuel）比肩的喜剧。

阿莫多瓦和他们俩一样有种天赋，能够让那些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人与事变得寻常普通。

不过怀尔德说起浪漫情事就是一脸的冷嘲和热讽，而布努艾尔则恨不得把资产阶级抽了筋剥了皮架到火上烤，相比之下，阿莫多瓦要比他们俩温和得多。

他在电影中扛起的大旗用大号字体写着爱和理解。

在改变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银幕形象方面，阿莫多瓦大概要比其他任何一位导演都做得更多，而且他有着十分自觉的意识要在电影中消解传统硬汉文化对女性的凝视。

而今，阿莫多瓦则要通过《平行母亲》第一次去直面佛朗哥遗留的历史问题。

当奥里亚从她的小睡中醒过来的时候，阿莫多瓦已经改好了剧本。

他想让斯米特告诉克鲁兹，小女孩已经累得在床上睡着了，这既是一个虚构的情节，同时也是一个事实。

但就好像意识到自己的筹码已经失效了一样，小星星这回的表现就像天使一样完美。

一条过，克鲁兹给了奥里亚一个飞吻。

他们在最后一刻终于赶上了进度。

《平行母亲》的厨房2020年3月初，阿莫多瓦是第一批感染新冠肺炎的西班牙人。

病毒就像重感冒一样把他打垮了：低烧、肌肉酸痛、恶心、头晕。

但这一切都不足为虑。

只有西班牙严格的封锁政策在财政上造成的困难才是真正的灾难。

当时《平行母亲》还是一个被他遗忘在电脑上的文档。

准备上马的是另一个项目，阿莫多瓦原计划在4月初与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合作拍摄一部短片《人类的呼声》（The Human Voice）。

在马德里郊区的一个仓库里早已搭好了精美的布景。

但是因为封锁他根本没办法进入仓库。

他要放弃这个项目吗？

把几个月的辛苦就这么扔进垃圾堆？

1986年，佩德罗和他的弟弟奥古斯丁（Agustín）把两人所有的积蓄凑起来创办了欲望无限制片公司（El Deseo），从此之后兄弟俩一直守护着佩德罗艺术创作的独立性。

没有人能够命令他剪掉一个变性人的角色，也没有人可以要求他撤下一幅有争议的海报，或者是叫他跳过那面手绘瓷砖的后挡板。

除了其中三部电影之外，欲望无限制片公司拥有阿莫多瓦所有电影的母带和版权。

但是这种艺术上掌控权就会对财务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佩德罗每部电影的投资通常在1000万欧元左右。

“我总是一手拿钱一手拿鞭子，对我来说钱就好像是一头需要驯服的野兽，”奥古斯丁向我诉苦。

如果《人类的呼声》亏得太多，那么这头野兽就可能给他们造成重创，就会对欲望无限制片公司后续影片的投拍造成影响。

早在1970年代，当奥古斯丁还是一名在读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从旁协助佩德罗拍片了。

而作为一名前数学教授，奥古斯丁又总是最早几个能够读到佩德罗剧本的人，并且在佩德罗的所有故事片中担任配角。

从一开始，他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佩德罗对同性恋关系的直白描绘。

“因为是奥古斯丁做我的制片人，所以我在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才能够如此顺利，”佩德罗明确跟我肯定了奥古斯丁的功臣地位。

“不仅仅是在拍摄期间，而是在电影的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甚至在电影完成之后都是他在背后支撑着我。

”所有可能影响佩德罗创作生涯的重要动作都是兄弟俩商量做的决定。

索尼经典电影公司（Sony Pictures Classics）的联合总裁迈克尔•巴克（Michael Barker）清楚记得，某天他突然间意识到1980年代与欲望无限制片公司签订的合同上总是有一个奇怪的特点：“他们兄弟俩签的Almodóvar在字体上简直一模一样，根本没有人能够分得清那是奥古斯丁还是佩德罗签的字。

”2020年春天，是奥古斯丁拯救了《人类的呼声》，他亲自出马与仓库讨价还价终于降低了租金，然后和欲望无限制片公司的工作人员重新制定了新的、可以应对新冠肺炎的安全拍摄方案。

但是另一边厢，佩德罗却在他的公寓里踱过来踱过去，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没办法把精力集中在已经安排好的项目上。

谁知道电影什么时候能够制作出来，或者还能被制作出来吗？

他把自己埋进了电影、书籍、音乐的沙丘中，试图以此屏蔽窗外马德里不断上涨的死亡人数。

“如果停下来看一看现实，我肯定自己也会倒下的，”他在西班牙某在线报纸上这样写道。

“我不想要这样。

”

《人类的呼声》之后的某一天，他的私人助理洛拉·加西亚（Lola García）建议他可以再看一看《平行母亲》的剧本。

阿莫多瓦习惯于把他的故事搁置几年然后再把它们拍成电影。

他的电脑里已经存了几十个未定稿的剧本，但绝大多数只有佩德罗、奥古斯丁和加西亚才能看到。

其实早在21世纪初阿莫多瓦便开始着手编写《平行母亲》了，而且为了研究两个陌生人在同一天分娩的故事他还特意进产科病房做了调研。

在他拍摄于2009年的电影《破碎的拥抱》（Broken Embraces）中已经出现过一幅为这部未来影片虚构的海报。

但后来佩德罗还是放弃了这个剧本，因为他在叙事上碰到了几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在封锁期间重温这个故事，阿莫多瓦突然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在禁闭中注意力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加强，因为没有人来打扰我，自己也去不了任何地方，”他高兴地向我解释。

“我把原来的剧本修改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改完的那一刻发现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

”当西班牙在2020年5月初开始解除封锁的时候，阿莫多瓦也基本上完成了剧本的修改，那个夏天一等到拍完《人类的呼声》，欲望无限制片公司便立刻投入了《平行母亲》的前期制作。

《破碎的拥抱》中的《平行母亲》阿莫多瓦从始至终都知道自己想要在这部电影中尽量兼顾两条故事线：一条线是关于母亲们的，另一条线是关于克鲁兹扮演的角色四处奔走想要挖掘她曾祖父的遗骨，她的曾祖父在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就被佛朗哥带领的叛军以政治之名逮捕然后枪毙了。

就是通过两条故事线的并置，阿莫多瓦在一个2016年的故事和一段肮脏的历史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而这是一段许多西班牙人选择闭目塞听的历史。

这两条故事线的叠加戏剧化地突出了电影的中心主题：真诚的难度。

“这是一个女人的道德困境，她一方面想要挖掘祖先们的历史真相，”阿莫多瓦对此进行了阐释。

“但是在自己的私生活中，真相却被她隐藏了起来。

而这种撕裂又在她的内心激起了难以承受的负罪感，甚至是羞耻感。

”在美国，最早出炉的一批影评纷纷向《平行母亲》递上了赞美的语言。

“这部电影会把人卷进去，然后牢牢地抓住你，”欧文·格莱伯曼（Owen Gleiberman）在《综艺》杂志（Variety）上这样写道。

“这可能会是他自1999年《关于我母亲的一切》（All About My Mother）之后最受欢迎的电影，尽管这两部电影在调性上是如此的不同。

”今年9月，《平行母亲》入围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结束之后观众起立鼓掌长达9分钟，而克鲁兹更是凭此片获得了沃尔皮杯最佳女演员奖。

“我先看一下吧，女演员们什么时候能到？

”星期二下午的晚些时候，阿莫多瓦走在一条土路上，他向旁边的工作人员询问。

站在烈日下，他那身打扮就像是一个准备前往迈阿密玩多米诺骨牌的男人：干净的运动鞋、深色的裤子、佩斯利花纹的瓜亚贝拉衬衫、白色镜框的太阳镜、草编软呢帽、加上一个粉红色的口罩。

最后两天的拍摄地点靠近小镇托雷莫恰·德·哈拉玛，那条乡间土路的两边长满了高高的野草和野花。

目之所及，所有景致都像是在暑气中摇动着微光：紫色的蓟花、红色的罂粟、白色的小雏菊、银草、橄榄林、嫩绿的庄稼田。

“她们在那边，”一名剧组成员指向六个群众演员。

这些穿着棕色或者绿色等深色服装的女人刚好从一辆停在土路尽头的厢式货车上走下来。

而隔着几码的距离，克鲁兹则坐在一辆银色的斯巴鲁汽车上打电话。

等阿莫多瓦跟群众演员打过招呼继续向克鲁兹走过去的时候，她也从车里下来了。

他们两个人单独站在一座残破的石桥边聊了几分钟。

当克鲁兹才16岁的时候，为了能够走进电影院观看阿莫多瓦拍摄于1990年的电影《捆着我！

绑着我！

》（Tie Me Up！

Tie Me Down！

），她竟然向售票员谎报自己已经年满18周岁。

电影散场之后，克鲁兹绕着电影院旁边的广场走了一圈又一圈，她的胸中燃起一股勃勃的雄心。

我必须会一会这个男人！

她暗自下定决心，我要找一个经纪人，我要学习表演，这样有一天我就可以跟他一起拍电影了！

“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他就像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克鲁兹跟我回忆起往事。

每一次听到他的采访，她就会对他在谈论爱情、性、政治和艺术时的真诚感到震惊。

“他所代表的已经远远超出了电影的范畴。

”这两个人早已成为莫逆之交；而《平行母亲》已是他们的第七次合作。

“你今天会不会闹脾气呀？

”阿莫多瓦问这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女孩，他的声音既满怀深情又带着一丝紧张。

阿莫多瓦原本计划用奥里亚的特写镜头结束这部电影——“她的特写会成为一个记忆，代表着对未来的见证，”他后来的解释是这样的——但在奥里亚前一天给他出了难题之后，阿莫多瓦特别担心她可能没办法胜任这份工作了。

“我们走吧，小宝贝，”他一边招呼一边带头向前走去。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镜头：在克鲁兹、斯米特、奥里亚、德·帕尔玛（de Palma）和加西亚的带领下一群人将沿着土路走过来，其中有几个人的胸前还捧着大大的黑白照片。

“不要任何多余的东西，排练的内容就是向前走，”阿莫多瓦向她们发出指令。

“你们当中有血缘关系的相互之间可以讲几句话，但总体上应该保持安静。

”他敦促摄影师劳尔·曼查多（Raúl Manchado）向人群再靠近一点。

虽然风景相当壮美，但阿莫多瓦还是希望用人物填满整个画面。

“劳尔，再紧凑一点，”他大声喊道。

沿着土路走了几码之后，曼查多胸前挂着斯坦尼康调整了自己的位置。

“就是那里。

就是那个角度。

就那样拍完这个镜头吧。

”因为机位特别靠近，所以摄影机可以捕捉到照片中的一张张脸：每张脸都代表着一个在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时就被杀害并埋葬在乱葬岗中的男人。

《平行母亲》的女人们阿莫多瓦经常将他的电影分为两个世界：一个“女性世界”，一个“男性世界”。

在女性向的电影中，男人们不仅仅被发配到配角的位置，他们甚至是电影次要的关注点。

即使他们确实可能是被女人强烈爱慕着的对象，但对他们的描绘却只有寥寥的几笔。

“从一开始，我就给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包括修女、现代女性、家庭主妇等等——不管是什么身份的女人，我都会给她们最大的道德自主权，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根本的政治诉求，”阿莫多瓦如此宣称。

虽然《平行母亲》也有一个重要的男性角色，就是由著名舞台剧演员伊斯拉尔·埃雷贾德（Israel Elejalde）扮演的法医人类学家。

但影片的重心却始终是女性：是她们的友谊、她们的激情、她们的女儿和她们的死亡。

“阿莫多瓦电影最让我欣赏的一个点就是，这里完全没有那种笼罩在西班牙万事万物头上的犹太-基督教负罪感，”星期二，德·帕尔玛在化妆间里这样向我坦白。

然后她一边大笑着一边假装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背部。

“他的所有角色都会遭遇最混乱的状况，会经历各种伤心事，但最后又总是会有什么东西帮助他们振作起来。

他们会说：‘好吧，我们还可以用剩下的东西让自己尽量快乐起来。

’”阿莫多瓦从不会因为女性角色犯下的罪行而惩罚她们；相反，他会赞美她们的韧性。

维多利亚·阿夫里尔（Victoria Abril）在《捆着我！

绑着我！

》中扮演一个正在戒毒的瘾君子兼前色情明星，她在最后坠入爱河并且得到了婚约。

而克鲁兹在《回归》中为了维护女儿既毁尸又灭迹——但她却又幸运地开启了一桩欣欣向荣的生意。

阿莫多瓦创造的大部分女性角色都是以他的母亲和1970年代与他同居了三年的那个女朋友作为蓝本。

（“我是一个同性恋，”他对此做了解释。

“但在那些年里，我对男女两性都抱有性趣。

”）有时即使是表达他自己的个人情感，阿莫多瓦也习惯于借用女性角色进行抒发，就像他在1995年的《我的秘密之花》（the Flower of My Secret）和2016年的《胡丽叶塔》（Julieta）中所做的移花接木。

他之所以能够与女性产生如此深刻的共鸣，当然也离不开许许多多杰出女演员的贡献——胡丽叶塔·塞拉诺（Julieta Serrano）、塞西莉亚·罗特（Cecilia Roth）、丘斯·兰普雷亚维（Chus Lampreave）、玛丽莎·帕雷德斯（Marisa Paredes）、卡门·毛拉（Carmen Maura）、德·帕尔玛、阿夫里尔、克鲁兹，以及最近的斯文顿——她们都将自己的最佳表演奉献给了阿莫多瓦。

塞拉诺曾经告诉我是阿莫多瓦改变了她的艺术生涯，因为是他向她发出了参演《黑暗的习惯》（Dark Habits）的邀请。

当时，她已经是一位卓有声誉的悲剧演员；她完全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喜剧演出。

“我会毁了你的电影，”她想把他往外推。

但他却用一句话顶了回来：“别那么像个受虐狂。

”克鲁兹在《平行母亲》中扮演一个名叫雅妮丝（Janis）的时尚摄影师，她和一个已婚男人擦枪走火燃起了一段地下情。

一幅长长的白色窗帘从敞开的窗户鼓出来，那挂在风中飘飘荡荡的动作就像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的碰撞有多激情有多快乐。

然后镜头直接切到结果：雅妮丝在产科病房里爱抚着自己的肚子，那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大肚子，而孩子的父亲却不见了踪影。

与雅妮丝相反，住在同一个病房里的17岁女孩安娜（Ana，斯米特扮演）却十分抗拒自己即将降生的孩子。

《平行母亲》的白色窗帘雅妮丝乍一看很像克鲁兹之前在阿莫多瓦影片中扮演过的那一类女性角色，既坦率又宽厚。

但是到了本片的中间部分，等她发现了一个让人左右为难的真相，一个可能威胁到她幸福基础的真相时，很明显地她开始变得顾虑重重了。

简而言之，她确实考虑过要向那些受她这个发现影响最大的人坦白实情。

但她很快就压下了瞬间的冲动，相反，她选择了换掉自己的电话号码，决定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欺骗所带来的压力扭曲了雅妮丝：她的微笑开始变得僵硬，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她看起来成了一个四处逃串的罪犯。

为了表演的准确性，在正式开拍之前的几个月，阿莫多瓦每周都会和克鲁兹、斯米特进行没有技术支持的排练。

“她们一直哭，”这给阿莫多瓦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但他并不想要一部泡在泪水中的电影。

在他的想象中，女人们即使柔肠寸断也能克制住自己，情感只有到了没办法再控制的程度才会化成眼泪。

所以他跟她们排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到了正式拍摄期间，阿莫多瓦每天都会与剪辑师特蕾莎·方特（Teresa Font）碰头，他们经常要剪掉很多镜头，只留下眼泪落下之前和落下之后的瞬间。

当克鲁兹看到最后的成片时，她意识到阿莫多瓦倾向于把电影中的情感悬置起来，从而将这个原本表现母性的戏剧变成了一部惊悚片。

比如影片接近尾声的一场戏，当斯米特扣上婴儿背带，那一声咔哒就像是昭告了世界末日的降临。

《平行母亲》的咔哒声群众演员们笑着爬进那个巨大的十字形土坑，把那无以言表的悲痛化成了玩笑。

他们大多数都是专业的考古学家或者志愿的掘墓人，他们也是法医人类学家雷内·帕切科·维拉（René Pacheco Vila）的朋友。

2016年，帕切科曾经打开过一个墓穴，发现在一块普普通通的墓碑下却埋葬着20多具尸体，在那个墓园里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乱葬岗，都被有意地做了障眼法。

由欲望无限制片公司投拍的《沉默正义》（The Silence of Others）抓拍到了那个发掘的时刻，影片最后获得了艾美奖最佳纪录片。

现在，帕切科和他的伙伴们躺在《平行母亲》的那座假墓穴里，假装他们自己就是那些逝者。

“我已经习惯了从另一边来体验这一边的生活，真的，”帕切科后来告诉我。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阿莫多瓦的第一副导演马努·卡尔沃（Manu Calvo）站在土坑边上，他要负责把群众演员和德·帕尔玛安放在准确的位置上，所以他在演员和自己手机上那10具遗骨的排列图像之间来回比照。

他请一个男人靠着另一个男人躺下。

“你到底想要怎样？

”那人表示抗议。

“难道要我们69式吗？

”一阵爆笑。

卡尔沃没有搭理这个笑话。

“再靠近一点啊。

”几分钟之后，阿莫多瓦上前检查安放的成果，一名助手为他撑起了一把黑色雨伞，以防他被太阳晒伤。

而斯米特看着卡尔沃在土坑里安放群众演员陷入了沉思，脸色不自觉地开始凝重起来。

“到最后大家都有些动情了，尤其是最后这几天，”她诉说着。

“在现场你会紧张得膝盖发软。

而且紧张又把这个过程拉得特别漫长。

”那天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高涨的情绪，因为部分剧组成员家里就有在战争期间失踪的亲人。

比如克鲁兹自己的曾祖父就是被逮捕然后杀害的，但是她的祖母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才向后辈们提起这件往事，因为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所有战场外的逮捕和政治清洗都属于禁忌话题。

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西班牙大屠杀》（the Spanish Holocaust）中写道：“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大后方有近20万男女被法外处决，或者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就被处决了。

”虽然这些屠杀是由民族主义者（他们以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变引发了战争）与共和党人（他们的立场是捍卫西班牙民选政府）一起犯下的罪行，但屠杀首先是由民族主义者策划并实施的，而且这些犯下更多罪行的人坚持自己必须对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实施恐怖政策，从而“净化”国家，同时铲除任何可能的抵抗力量。

事实上，即使在佛朗哥和民族主义者赢得了战争之后——在法西斯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帮助下——他们也没有停止对其对手的围捕和公开审判。

而许多受害者在仅仅几分钟的“审判”之后就被处决了。

然后这些尸体通常会被草草地掩埋在乱葬岗中。

摄影师华金·曼查多（Joaquín Manchado）准备俯拍躺在土坑中的演员，他将用一台45英尺长的天蝎座伸缩炮那超长的摇臂快速地摇过这个场景。

远处，阿莫多瓦坐在一个靠近草丛和罂粟花的木箱子上，他盯着现场监视器指导这幕戏的拍摄。

摄影机一次又一次俯冲过墓穴。

最后阿莫多瓦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镜头。

但是一名剧组成员却坚持自己在监视器上看到了有些异样的东西，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金线。

卡尔沃爬到土坑里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原来是因为群众演员们一动不动躺得太久了，已经有一只蜘蛛在他们身上吐了丝开始结网。

而一条细细的蛛丝刚好抓住了一缕阳光。

“让我想一想，”阿莫多瓦默想了一会。

“好吧，我们重新拍一个。

”

《平行母亲》的十字形土坑2007年，在社会党执政期间，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批准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为志愿者发起的挖掘乱葬岗行动提供一定的政府补贴。

也就是说，西班牙没有按照国际法的规定由国家承担起挖掘坟墓的责任。

一年之后，西班牙调查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Baltasar Garzón）提交申请请求对佛朗哥政权在内战期间和战后所犯下的反人类罪展开调查，他试图以此推动对西班牙的历史进行清算。

但是加尔松的调查申请被检察官们否决了，他们认为这项调查违反了1977年、也就是佛朗哥去世两年之后西班牙通过的一项大赦法。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阿莫多瓦开始构思《平行母亲》的故事。

“我隐隐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有责任拍一部电影去应对这个问题，”他回忆起当时的创作初衷。

“首先，是我对受害者家属的同情；其次，是因为我也坚信必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彻底地结束内战。

因为这是整个西班牙社会所欠下的历史债务，直到这些债务被偿还，直到这些逝者被纪念，才能真正结束西班牙的战争。

”让我震惊的是，他、佩德罗·阿莫多瓦竟然会去触碰这个题材。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阿莫多瓦之所以能够暴得大名是因为他对喜剧的颠覆性创作。

他总是将镜头对准那些已经被固化为刻板印象的人物——性工作者、男同性恋、瘾君子、家庭主妇、跨性别女性，等等——他想要唤起观众的同情心，从内心去关注这些人的悲欢离合。

他在意大利发现自己的电影推广语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丑闻还在继续”，这可把他给逗乐了，因为他自认从来没有存心要去震惊任何人。

“我并不是想要打破什么，我只是想要很真诚地表达自己，”他向我强调。

“当我采用L.G.B.T.Q.或者集所有性向于一身者这个群体的元素时，我并不是想要表现身为同性恋或变性人所带来的问题。

不，不，不，他们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他们就是某种身份而已。

也就是说，他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生活中，他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故事中。

”比如拍摄于1987年的《欲望法则》（Law of Desire），阿莫多瓦描绘了许多其乐融融的家庭场面，而那是一个由某男同性恋导演、他的变性妹妹、被妹妹前女友抛弃的小女孩所组成的家庭——而当时的西班牙法律还不允许同性恋伴侣收养孩子。

“那就像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我对他说。

他摇着头纠正我说：“正常化，请让我们用这个词。

”

《欲望法则》的三口家庭阿莫多瓦还以同样的创作态度去忽略佛朗哥的独裁统治。

他在1980年代曾经自豪地宣称，在他的电影中“甚至找不到一丝一毫佛朗哥投下的阴影”。

“我对待佛朗哥的态度就是当他从未存在过一样，”他跟我这样解释。

“因为那就是我作为一个西班牙年轻公民的复仇时刻。

” 其实，这种对历史的拒绝是佛朗哥死后十年里流行于整个马德里艺术界的一个典型创作特征，整整一代年轻的西班牙人在当时第一次品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这种体验掀起了整个社会的迷狂，情形有点类似于美国咆哮的20年代（the Roaring’20s），只是他们用毒品、性和朋克摇滚取代了美国的酒精、舞蹈和爵士乐。

“这是一场绝对享乐主义的运动，”阿莫多瓦跟我指出了这一点。

在马德里，这一幕被称为“拉莫维达运动”（La Movida，大致上相当于“偶发艺术”［the Happening］），阿莫多瓦早期的电影便以异于常人的语言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精神。

但是“拉莫维达运动”对历史有意的忽略却在无意中助长了佛朗哥支持者的气焰。

就像其他独裁政权一样，佛朗哥的政府也是通过恐吓、逮捕和拷打其政治对手来维持统治的。

在他统治西班牙期间，这个国家只允许一个合法的政党存在：一个由君主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极端天主教徒组成的联盟——长枪党。

佛朗哥计划在他的独裁统治结束之后建立君主制——而且他已经钦定了西班牙最后一位国王的孙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但是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一登上王位，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带着西班牙转向了君主立宪制，并且组织了一个民主选举的议会。

1977年他批准通过的大赦法释放了佛朗哥的反对者，但是同时也赦免了佛朗哥在独裁统治期间犯下的所有政治罪行。

这项法律后来成为被称为“遗忘公约”（the pact of forgetting）的核心要素，所以很多西班牙人猜测这其实是一项交易，是让长枪党交出政权的必要条件。

“至少它让西班牙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阿莫多瓦为此进行了辩护。

“我本人的存在就是民主真实存在的一个证据。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那么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去拍摄自己已经拍出的任何一部电影。

”这纸公约后来成为许多拉美国家的范本，比如智利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同样在探索如何以非暴力的途径摆脱独裁统治。

但是，当一些拉美国家最终撤回它们的大赦法，允许对反人类罪提起申诉的时候，西班牙的大赦法却仍然有效。

而这反过来又在许多西班牙年轻人中造成了一种奇怪的误解：他们可能会认为拉美国家的独裁政权比他们自己国家的内战和独裁政权更加恶劣，虽然阿根廷的独裁统治仅仅持续了7年时间、在此期间仅有3万人消失，而西班牙的内战和独裁统治加起来长达39年时间、根据普雷斯顿的统计大约有20万名平民在此期间被处决。

“这是一种有预谋的遗忘，”帕切科推断，在为“恢复历史记忆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工作的九年间，他一共挖掘了大约45座乱葬岗。

“所有学校，整个西班牙的教育，奉行的宗旨就是让我们在信息缺失的环境中长大，”他对此十分肯定。

“他们就是要制造对自己历史一无所知的公民。

”比如斯米特，在拿到《平行母亲》的剧本之前，她的知识储备中就没有关于乱葬岗的基本概念。

她上的那些历史课完全略过了西班牙内战，删去了其中最黑暗的细节。

“我认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她的语气中充满了对阿莫多瓦的敬佩之情。

“他让自己扛起了一个责任，他要让其他世代的人，比如我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都能够了解那些历史犯下的不义。

”但她扮演的角色对此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在《平行母亲》走向高潮的时候，安娜埋怨雅妮丝太过于执着，为什么一定要打开长枪党埋葬她曾祖父的那座乱葬岗呢？

“你要向前看，”安娜指责雅妮丝。

“不然你只能揭开旧伤疤。

”雅妮丝第一次对安娜怒目相向，斥责这个年轻女人对西班牙的真实历史竟然可以如此无知。

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一股电流串过我的背脊；这幕戏太有力量了，可以把意识形态扭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

“就这还能说‘实际上只是稍稍触碰了一下佛朗哥投下的阴影’吗？

根本就是相反啊！

”我向阿莫多瓦提出抗议。

“是的，是完全相反，”他颔首认同。

但他继续澄清，在1980年代故意忽略佛朗哥也绝不能等同于真的忘记佛朗哥在执政期间所犯下的罪行。

“我认为这在西班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还记得独裁统治是什么样子，”阿莫多瓦继续解释。

“因为我们还记得，所以在面对极右翼的原教旨主义时才可以保持自我清醒。

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种清醒在年轻一代中并不存在，而且我认为对于Vox这样的政党出现在西班牙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警惕。

”他所说的Vox是一个在西班牙新近崛起的极右翼政党，2019年该党在国民议会中首次获得了席位：其党员在参议院获得了一个席位，而在下议院则赢得了52个席位。

国民议会目前正在考虑扩展2007年的法律，以迫使西班牙在国家层面上查找并挖掘乱葬岗。

这项名为《民主记忆法》(the Law of Democratic Memory)的新法案也将首次对1936年的军事政变和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提出谴责。

但是Vox党和保守的人民党党员都宣称要以投票形式反对这项法案的通过，两党的部分领导人也继续否认西班牙内战是由军方企图推翻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府所引起的结果。

今年10月纽约电影节的闭幕之夜，在林肯中心爱丽丝·杜莉厅放映了两场《平行母亲》，放映结束之后，我看到有数百名观众起立为影片鼓掌。

9点场的观众要比6点场的观众更年轻，他们的掌声也更加响亮。

“我们爱你，佩德罗！

”甚至有几个观众激动地用西班牙语向他大声告白。

“谢谢！

”在楼座上，佩德罗响亮地回应观众的欢呼和致敬，而且他很应景地穿了一身明亮的紫色西装和粉色高领毛衣。

随后，他与克鲁兹、斯米特一起登台接受了现场采访。

当两位女演员因为时差而萎靡不振的时候——此时的西班牙刚好接近早上6点——阿莫多瓦却是一派精神抖擞的模样。

从前一天晚上在马德里登机开始，他的肾上腺素就一直在飙升，并且支撑着他度过了一个需要到处抛头露面的周五。

两天后，我赶到惠特比酒店准备与他做最后一次采访，这时候阿莫多瓦那股高昂的兴奋劲早已经偃旗息鼓了。

对此我当然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

在媒体的报道中，阿莫多瓦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浮夸、爱炫耀的家伙。

“舞台不仅不会让我怯场，相反，这个地方只会让我兴奋起来，”他对此很有自知之明。

但恰恰是他的疲乏才能制造出刺激性的效果。

在整个电影节期间，为了宣传影片，作为导演的阿莫多瓦必须马不停蹄地出场，要不断地与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握手言欢。

等到疲乏之后再把他扔到观众的面前，他的面具才会自动脱落。

“只有在那些时刻，我才会在舞台上说出以前从未说过的话，”他对此也十分坦诚。

“人的耐力已经到了极限。

就好像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力，但表达出来的东西却可能是最真诚的，同时也可能是最没有羞耻感的。

”但是在台下与陌生人的闲聊确实让他疲惫不堪。

阿莫多瓦承认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也伤害了自己特别在乎的人。

他不擅长争论，也不习惯说“不”。

对于自己的情感，他总是把它们藏得很深。

在纽约的那个周末，他和克鲁兹坐在一起观看了一段视频，是西班牙杂志《摄影》（Fotogramas）献给他们俩的礼物，以庆祝两人长长久久的合作关系。

视频提到了拍摄于1997年的《活色生香》（Live Flesh），克鲁兹在该片中短暂出镜，与她一起出场的碧拉尔·巴登（Pilar Bardem）后来成了她的婆婆，令人遗憾的是婆婆刚刚在今年夏天去世。

“我忍不住了，我开始流眼泪，”克鲁兹跟我透露。

“好吧，我没有看他，但从这里，从我的眼角，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假装没有注意到我在哭一样。

”但是他却站起身来，不发出一点声音地离开了房间，好让她单独呆一会儿。

“他有点害羞，”克鲁兹自有她的理解。

“这源于一种脆弱的敏感性，我觉得那是非常可爱的，而且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人，有没有这种敏感性都非常重要。

”

《活色生香》的克鲁兹和碧拉尔·巴登确实，阿莫多瓦电影的情感力量，或者他那持续惊人的创造力，秘密就在于他的移情能力。

要在美国找一个可以与他对应的电影人，你可能需要想象这个导演先是拍了《美国派》（American Pie），接着拍了《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然后再去拍了一部触及美国南北战争最丑陋一面的电影。

“他将荒诞打造成一件前所未见的武器，用以对抗恶意。

”2019年，阿莫多瓦被授予金狮奖终身成就奖，这是阿根廷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Lucrecia Martel）在威尼斯电影节颁奖礼上献给阿莫多瓦的礼赞。

其实阿莫多瓦在最近三部电影中已经降低了荒诞的程度，而这恰好可以帮助我们更方便地去探究他的创作方法，他是如何在对于人物充满感情的描绘和一种极度复杂的正义感之间保持平衡的？

“只有等人们开始注意到某些难以忍受的事情时，他们才会明白阿莫多瓦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去描绘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困境，”电影研究教授、阿莫多瓦电影长期的英语翻译卡拉·马尔坎托尼奥（Carla Marcantonio）跟我在Zoom上交流，然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她提到阿莫多瓦拍摄于2002年的电影《对她说》（Talk to Her）就是一个绝佳案例。

和阿莫多瓦电影中许多奇奇怪怪的情节一样，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一篇新闻报道的启发，这篇报道讲的是一名男子在停尸间强奸一具尸体，尸体却突然间活了过来。

阿莫多瓦清楚记得强奸犯因此进了监狱，但受害者的家人却去探了监，衷心感谢他犯下的罪行让他们的女儿捡回了一条生命。

在阿莫多瓦的版本中，强奸行为发生在影片的后半部，但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唤起了观众对这个罪犯足够多的同情心。

结果，这部电影把我的各种情感搅成了一锅粥：既有对这个男人的同情，又有对他所犯罪行的震惊，还有看到那个女人醒来的惊叹。

在我们的访谈中阿莫多瓦曾经提到这个男人其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影片并没有对他做出明确的评判。

“他总是赋予自己的角色以某种人性，”马尔坎托尼奥一锤定音。

“只有那些最古板的家长才不能明白这一点。

”

《对她说》的强奸犯贝尼诺阿莫多瓦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去碰《平行母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角色们还不够合情合理。

在早期的几个草稿中，安娜与一个天主事工会的成员住在一起，那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天主教组织。

“这会给故事增添一种我不喜欢的摩尼教色彩，因为大家一眼就会看出他们是反面人物。

” 虽然阿莫多瓦希望观众能够与那些试图寻找失踪者的女性站在一起，但他也不想激起仇恨。

他的初衷就是拍一部有关于乱葬岗的电影，“以一种平静而人性的态度去拍摄，也就是说，即使作为一个左派我也不想抱着复仇的情绪去清算历史。

”然后就在封城期间，他突然福至心灵，把与安娜住在一起的母亲设计成了一个女演员，这个女演员在事业和女儿之间选择了自己的事业，从而解决了整个故事在叙事上的难题。

在阿莫多瓦的理解中，这是一个有着各种缺点和难处的角色，她的困境可以与雅妮丝的困境形成对照，雅妮丝一边寻找曾祖父死亡的真相，一边却陷入了自己私生活中难以兑现的真诚。

在《平行母亲》的拍摄现场，我逮着了与阿莫多瓦合作过几部最优秀电影的摄影师何塞·路易斯·阿尔凯内（José Luis Alcaine），问他在那么多艺术家开始走下坡路的年纪，为什么阿莫多瓦却能够拍出他一生中最好的几部电影呢？

阿尔凯内自己也已经82岁高龄，一生中拍了将近200部电影，他一脸宽厚地对着我笑了笑：“我们可以不断地成长，还可以再一次飞跃，飞得更远。

”他继续向我解释，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本性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那种不断进取、总是想要尝新的人。

确实，阿莫多瓦也曾经跟我说过，每当他完成一部电影之后就会想要在下一部中做出新的花样。

“尽管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夸张，但我还是想说，我需要那种将自己的生活与电影融为一体的感觉，”他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更确切地说，如果我没有把那部电影拍出来，我就没办法活下去。

其实这是在为难我自己，因为，当然啦，一般来说都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人的创造力自然都会衰竭。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能想象的故事越来越少。

你的点子越来越少。

我真的好害怕再也找不到任何新点子的那一天啊。

”但是那一天还很遥远。

就在我们做采访的前一刻，佩德罗还在和奥古斯丁开会讨论他的下一个项目。

实际上，他手上同时有三个项目在推进：一个是他还没准备公开谈论的剧本，一个是根据露西亚·柏林（Lucia Berlin）的小说集《清洁女工手册》（A Manual for Cleaning Women）改编的电影（这将是他的第一部英语长片），还有一个就是他希望在新年能够开拍的西部片短片。

即使在到处路演的奔波中，阿尔莫多瓦也没有停下撰写剧本的脚步。

“这其实和谈恋爱是一个道理，”他笑着说。

“如果你和某个人分手了，那么最好的疗伤方法就是开启下一段新的恋情。

”但拍摄仍然是阿莫多瓦最喜欢的部分，我看到他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拍摄《平行母亲》的最后一天。

因为他和奥古斯丁控制着自己电影的制作，所以佩德罗是少数几个能够按照情节顺序拍摄电影的大导演之一。

等到最后一个镜头结束，群众演员都从墓穴中爬出来的时候，拍摄现场的气氛立刻变得喜忧参半。

他们在疫情期间成功完成了一部电影的拍摄。

但是现在，为了预防新冠肺炎，还有他们下一个项目实际需要的人员配置，这群人可能会有几年的时间都不能再见面了。

他们都哭了。

他们开始合影。

他们相互开着玩笑。

他们不顾风险拥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将不会有杀青宴。

他们仅有的就是在这田间地头充满爱意的告别。

克鲁兹眼含泪水，她从一个朋友转向另一个朋友。

她全身颤抖着，看上去既脆弱又疲惫。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没有铃铛的母牛，’”她跟阿莫多瓦哭着抱怨，并且借用了一句他最著名的电影台词。

而他看上去却是一副容光焕发的模样。

他稳稳地站在那里跟一个又一个伙伴合影，他既不去追索也不拒绝别人的崇拜。

“有些合影就像地狱，”他脸上带着笑容。

“但这是祝福的合影。

”过了一会儿，他看见奥里亚准备跟她父亲离开了。

当他向他们走过去的时候，难免不去想象小女孩对这场庆祝活动会有什么想法呢？

“卢娜什么都不想知道吧，”他一边说一边看着这个小女孩，她穿着牛仔连身裤坐在土路上，手里捧着一个吸管杯，一脸的严肃。

“拍摄结束了，她做得很棒！

”阿莫多瓦看着她的父亲，伸出手说：“非常感谢！

”

《平行母亲》剧组2021年12月13日发表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22年1月20日译于杭州

跟奥尔罕一样开始凝视国家历史与记忆，但是为啥要跟伦理连在一起讲，这两件事屁关系没有，就硬连在一起，要讲伦理干脆在安娜要把小孩抱走的时候把她杀了那就是神作，伦理就讲一半，国家历史与战争也是顺故事到要展开的时候才展开，实在不如以前的作品。

阿莫多瓦越到后面越冷静，欲望逐渐冷却下来，更坚定的做政治性和反思性的作品，同时和自己的风格结合，只是方式需要再聪明一点。

服饰和配饰依然一流水准，依然偏爱香奈儿，肯定有合作，配乐也很合适，跟现代结合的很好，一直在往前走，希望后面的故事能写好一点，依旧喜欢阿莫多瓦啊。

佩内洛普演技真的很好，作为母亲她的嘴能在自己孩子的脸上亲两秒真的是很正常，后面孩子被抱走的憔悴，知道孩子报错了时的紧张，演的真是太好了，不信劳模姐能比她好，这奥斯卡真太不行了现在。

安娜剪头发之后变成t就发现剧情开始不对劲起来，而她们之间的暧昧给了太多铺垫，所以对她们的结合也不会太惊讶，不过其实不用那么多铺垫的，暧昧一夜就够了。

现在还能看到萝西这个艺术的女神真是电影的赏赐。

男主能找班德拉斯来就好了哈哈哈。

20年疫情正凶的时候，阿莫多瓦发了条视频动态，老爷子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的锻炼，因为只能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当时就发现阿莫多瓦的家里很多红色。

《平行母亲》的海报主色调就是红色，电影里也大量的出现了红色，连医院这种红色很少的地方，来看产妇的人还拿着一个红色的包。

特别突兀的颜色，尤其是导演还特意在红色出现的画面里用了大量的冷色调来突出，看不到红色这种危险的符号反倒很难。

但除了红色，《平行母亲》并不突兀，故事极为流畅。

一些情节剪辑的很快，于是有足够的篇幅来展示故事反转后人物的反应状态。

至于两位母亲相爱又因为孩子分开，因为反应状态的篇幅足够，狗血的剧情看起来也合情合理。

其实电影里狗血反转挺多的，包括结尾，都怀疑阿莫多瓦是不是情绪推的太高下不来了做的技术处理。

但前面的确是情绪上去了，狗血也觉得顺理成章了。